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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宇
雷宇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曾任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兼任中共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我是1988年3月兼管开发区工作的。我不是开发区的元老，许多重大决策我说不清楚。我兼管开发区工作的时候，上面也没有给开发区增加新的政策，但有一条政策是我争取回来的，这对后来开发区实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至关重要。
那时，全国开发区都是1984年成立的，国家为了照顾开发区，给了一个政策：五年内开发区创造的财政收入全部留给开发区。这条政策到1989年刚好到期。经过五年的建区，开发区开始有了财政收入，但那时整个广州市的财政收入也很困难。我是1988年1月15日回广州任副市长，6月任市委常委兼常务副市长，分管广州市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当年广州市的财政收入才38亿多，1989年财政仍然很困难，还不到40亿，1991年才43亿。广州预算外的收入也很少，到我走的时候才1亿多。
当时市财政局长温健辉再三对我说，现在开发区五年期限已到，应该考虑重新核定开发区财政收入的基数。我说，你忙什么？你把开发区的财政收上去，把市的财政搞得很大，有什么好处！倒不如把开发区的钱留给开发区，让他们实现自我积累，让他们滚动发展，如果广州市真的有什么困难，需要开发区拿钱，那还不是一句话吗？办什么事让开发区出钱就是了。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我汇报了这件事，我坚持开发区财政收入全留的政策不要取消，我说，把开发区的钱拿过来，广州市也办不了多少事，解决不了多少问题。那时市委书记是朱森林，他主持的会议，最后常委决定维持原有的政策不变。
保留开发区财政全留政策是我先提出来的，但如果常委不通过就办不成，这表明了当时市委对开发区的工作是很支持的，市委常委整个班子思想都很解放，这个功劳应记在市委上。
据了解，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2005年，才做出一些变动，以2005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基数，把全留改为增收按比例分成，但基数部分保持全留。事实上，这对开发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撑。
在开发区设立工商局，也是我那个时候争取过来的，企业登记、注册、年审都能在开发区办理，对改善投资环境很有好处；南沙经济区许多政策都是借鉴广州开发区的。南沙的“十五条政策”是我主持制定的，基本上，广州有什么权广州开发区和南沙经济区就有什么权，但有些权不在开发区，也不属于广州的权力范围，例如土地审批，是国家给市里的权，我们无权下放，但有的权用“委托”办理是可以的。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就采取了灵活变通的办法，开发区的工商局也属于这种“委托”做法。这样做，既没有违反上级规定，又提高了办事效率。
在引进项目和外商企业管理工作中，我们注意做好硬环境和软环境方面的工作，保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让他们能在依法经营的正常的情况下尽量赚钱。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外商对继续在华投资产生动摇，广州开发区也受到波及与影响。省委书记林若同志十分重视这件事。我们决定召开一次外商座谈会，同时请林若同志参加。对外商的顾虑和提出的问题，我都根据政策明确地给了回答，对消除他们的顾虑，坚定他们继续扩大投资的信心起到很好的作用。此外，我们一个季度组织一次外商座谈会，听听他们在投资生产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能现场解决就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就回去后给予答复。
宝洁公司当时创造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是全国最高的企业。宝洁的新产品“飘柔二合一”是由两个产品合成的，其中一个产品税率高，一个产品税率低，税务部门要求按高的产品税率收税，外商则要求按低税率来收，税务部门和企业的意见不一致，对企业有所影响。我听了以后，提出了一个方案：如果这两个产品一个税率是60%，另一个是40%，就按两种产品在新产品中的比重分别乘以60%和40%的税率，然后加权平均。这个方案企业不用吃亏，国家也没有少收税。我这样一说，大家都认为合理，就都接受了。
安利是搞直销的。当时我国搞直销有许多漏洞，国家不赞成也不允许直销，工商局也不敢同意，如果不同意，安利就走。这事反映到管委会来，我说，安利的经营方式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行得通，为什么我们这里就不能做，就会有那么多问题？我认为这不是直销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管理体制问题，开发区作为一个改革开发试点的地方，进行一些探索都不行吗？我对国家工商总局的同志说，让我们试一试，看是不是会出问题，行不通我们再回来。后来，让黄瑞源他们在花园酒店把工商局等有关部门请来，明确说咱们作为试点先搞，才把事情定下来。结果，安利上马后，也没有出什么事。安利公司和宝洁公司成为开发区的利税大户。安利公司主席史提夫·温安洛是美国商会副主席，美国商会后来在中国加入WTO中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每年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很多时间对美国国会进行大规模的游说工作，力推国会通过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
珠江钢厂的引进也是一个例子。为了这个项目能上马，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该项目是当时乃至当今冶金系统世界最先进的高技术项目，符合“高、新、精、专、大”的要求，因此，我们下定决心要上，并留下一块地。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利用外资落实不了、资金不到位、报批审定等问题，耽误了不少时间，这块地空置了七八年之久，当时有不少人对此有意见，但我们坚定地把这地保留了下来，宁愿牺牲眼前利益也要这样干。实践证明我们当时想法是对的。1993年，珠钢公司开始了引进我国第一条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的主要设备谈判，后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了合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出席了签字仪式，李鹏总理接见了参加签约的中外代表。广州开发区为我国重点冶金项目建设做出了贡献。从现在的观点看，怎样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问题也是一个科学发展观的问题。
开发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渐进到跨越的过程。开发区前期我们提出以大型企业为骨干，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指导思想。高新技术是我们追求的，但不能盲目地追求高新技术，尤其在创业阶段不能排除适用技术，不受什么技术第一的束缚，最重要的是市场效益，这个指导思想从建区开始到我接手时都十分明确。开发区引进企业的效益是不错的，正因为有效益，开发区才能完成自我积累。
开发区原来是9.6平方公里，但扣除大蚝洲岛和海关等地方，实际可用于开发的只有4.6平方公里，我们向国家提出扩大开发区规模，把开发范围扩大到永和、东区和云埔工业区等，这是开发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举措，它不仅促进了开发区的规模发展，而且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当时云埔工业区的名字是我起的。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两个文明建设是同等重视的。我们经常强调，作为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重要阵地，我们可以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但是外部世界一些不好的风气也可能带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拒腐蚀永不沾，在思想上筑起反腐倡廉的防线尤其重要。我们强调领导要带好头，尤其第一把手要带好头，因此，那个时候各级领导包括国有公司的领导，都比较清廉，有的公司主要领导也受过审查，但最后还是没有出什么大事。
处在改革开放前沿情况下，我们对开发区纪检的工作是有很高要求的。我们强调开发区纪检工作要立足于防，教育在先，预防为主，惩治为辅。其实一个干部犯错误也是逐步演变的。如果能及早发现，及时提醒，就可以防微杜渐，消除于萌芽状态。就算有的干部犯了错误，也要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一出问题就打倒。我经常找干部谈心，有一次，一个干部出了问题，纪检部门的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怎么处理，我说能不能交给我，我先找他谈谈，纪委很尊重我的意见。于是，我找到那位干部，问他有没有干不正当的事，如果没有就更好，如果有，就要彻底交代，承认错误。我还建议他要主动同多个领导谈心，把事情原原本本地、不要躲躲闪闪地说出来，并主动加以改正。后来，这个干部按我的意思去做，不但主动交代、深刻检查了自己的问题，而且得到了宽大处理。事实证明，我们爱护干部的做法是对的，使这些干部反而会珍惜自己的前途，不但没有再出现什么问题，而且继续为参与和领导开发区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主为思想解放提供了环境。在开发区民主集中制应该是执行得比较好的。这是让人能讲真话、让人能施展才能的环境。我不怕负责任，但又不能乱负责任，由于我的事情比较多，开发区的日常工作我放手交给黄瑞源干，我对他说，你放手工作，只要不是经济贪占和生活作风问题，工作方面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平常定期研究工作，把把关就行了，关键是大家要齐心合力。讨论问题很民主，不同意见是正常的，重大问题统一不了就下次再来。
解放思想不能有私心。管委会领导出国都是干干净净的，有一次黄瑞源陪同领导到美国参观，有个外商请黄瑞源吃饭，并送了一个红包，约有八万到十万港元和几条烟，他马上把钱退了回去，烟也没有要。类似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我强调涉外人员要遵守纪律，要求干部要正确对待权力，明确为谁掌权、怎样用权，有权乱用，最终还是要下去。我在大会上经常讲：“自身正，不令而行；自身不正，属令不从”，这句话我在不同场合讲过多次。身教重于言教。干部不把自己搞干净是很难工作的。我知道，在我离开开发区之前，没有一个领导介绍过自己的亲戚在开发区当官，也没有一个领导受过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