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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恩禄
缪恩禄 ：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中共广州开发区党委书记兼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1984年中央召开的沿海开放城市座谈会后产生的，会后形成的《会议纪要》中，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广州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
1984年春，在中央召开沿海开放城市座谈会前，小平同志到深圳视察，他说，办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指导思想要明确，不是“收”而是“放”。他还说，除了现在几个特区以外，还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那时候谷牧同志是具体负责特区工作的。回去后，中央召开座谈会，研究小平同志这个指示应该如何落实。
当时我们得到消息，中央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初没有考虑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同志很焦急，说不把广州考虑进去，我们很难理解。他说一定要想办法争取，否则，不好向广州人民交代。后来，士杰同志找到我，那时候我在市委研究室当主任，他要我找几个人，赶快代市委向中央草拟一个电报，要申诉我们的理由，意思要表达得恳切、尖锐一点，要有非争取到办开发区不可的劲头。
后来我找了郭晓东同志，他当时是市委研究室综合处处长。我说，咱们研究一下这件事，代市委向中央起草一个电报，说明广州作为港口城市的论据。从古至今，广州是对外开放最早的地方，是个通商口岸，电报还要提出广州办开发区的优势在哪里，文字要非常精练，道理要讲透。
起草完毕之后，我们将电报初稿给士杰同志审阅，他看完之后略加修改就上报了。后来，从北京传来消息，中央把广州作为举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14个城市之一。
我们得到国务院同意设立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消息后，就抓紧开展开发区的选址与规划工作。1984年4月，我们组织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对开发区的规划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当时，我们也查阅了国内外一些工业园区的资料。我看到的第一份材料就是台湾新竹科技园。不久，在朱森林同志的带领下，我与过沛南、黄瑞源、董明训、胡大任及郭晓东等同志到深圳考察了一番，梁湘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当时国内值得借鉴的，而且比较靠近广州的就是深圳了。
开发区的选点论证了好多次，曾经有人提出选在增城县的新塘，也有人提出在黄埔选一片地方。现在选定的点，是石化厂筹建时曾考虑过的地址。这里靠近黄埔港，交通便利，但因为地势较低，石化厂后来迁到靠近山边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去。
国务院对开发区选址有一条重要原则：一定要有一个明显的地域界线。因此也曾考虑开发区像深圳那样围起来。当时选定开发区的地域范围，北面靠广深公路，以横滘河为界，南面是珠江和东江的汇合点，地址界线非常明显。后来谷牧同志来了，我们就带他去看地形，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也来了，大家蹲在横滘河的桥上看，都觉得这个地方比较符合国务院对开发区选址的指示精神。
广州市委经过反复讨论，曾想把面积报大一点。我们初时规划9.6平方公里的地方，后来考虑58平方公里，把文冲船厂、石化厂、黄埔电厂等国有大厂这一带区域都圈进来。主要是考虑让这3个国有大厂都享受特区的政策，争取一次获批大一点的面积，减少以后扩大规模再上报的麻烦。于是，我们把9.6平方公里和58平方公里两个方案同时上报。国务院特区办最终批准在谷牧同志看过的9.6平方公里的地方建开发区，并告诫我们不要贪大，不要背包袱，要集中全力先搞开发；如果要管很多老工厂，就分散了领导精力；在这个小地方先搞起来，然后慢慢再扩大。
9.6平方公里包括大蚝洲岛。那时很多外商来看过，想搞旅游项目。考察了半天，否定了这个设想。主要是因为这里有黄埔电厂的烟囱；来往的船只很多，晚上噪声大；另外，江水不洁。当时的可行性报告写了厚厚的一叠，但结果没有成功。
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是经广州市委决定成立的。领导小组成员共7人，朱森林任领导小组组长，石安海和我任副组长，成员有过沛南、黄瑞源、董明训、胡大任。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森林同志办公室召开，朱秉衡同志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会议。当时有一种说法，抽调到开发区工作的领导，要选明白人，思想要比较解放，能贯彻执行党的开放政策，平庸之辈不要到开发区工作。我调到开发区来工作，刚五十出头，也不年轻了，但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同部委办一级的都是接近60岁的领导相比，算比较年轻了。
我一方面感到市委对我很信任，另一方面，自己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开发区应该怎样搞，心中没数。我就只能兢兢业业地对待这件事。如何打开开发区建设的局面，特别是开局要搞对头、搞顺，这是很重要的。
当时市委对开发区的建设十分重视，把工业、外经委、建委、商委的有关领导都调到筹备小组工作，开始“搭架子”，调兵遣将，成立工业、建设、商业3大总公司和办公室、人事处、条例法规处（以下简称“条法处”）、经济综合处等等。同时举行论证会，修订规划上报省政府审定再报国务院。与此同时，组织人员草拟有关法规和条例等等。
同年6月中旬，市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把筹备小组改为建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领导成员由原领导小组7位同志担任。当时，森林（时任市委副书记）、安海（时任市政府副市长）同志是兼任的，便于统筹协调各方关系。开发区日常工作由我担负更多的责任。在筹备初期，不少人对开发区不那么理解。比如说征地，当时黄埔区委一位领导同志就有一些想法。朱森林同志和我们一起去登门拜访，同他讨论，还是不大通。但是中央批准了，市委决定了，不通也得通。后来，我们把梁根祥同志调进来（他是原黄埔区的区长），他很会与当地农民打交道。在很短时间里，比较顺利把几千亩地征下来。
我们首先做宣传工作，按照经济语言来说，就是把开发区推销出去，让外界了解开发区。先是请了各国驻广州领事馆代表、商务参赞和外国驻穗机构人员来开会，向他们介绍开发区的情况。
美国领事馆一位商务参赞问我们在哪里办公，我们说在越秀宾馆。她就问，越秀宾馆在哪？那里有没有电传？外商找你们方便吗？就那么一个简单问题，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没有忘记。开发区是个涉外单位，是与市场经济打交道的地方，如何应对这个局面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当时只想到越秀宾馆是市委的招待所，在那里办公可以省点钱，但没有想到越秀宾馆对外没有名气，外商不知道它在哪里。后来我们才体会到，对外开放还得讲门面，你不摆开架势，外商就瞧不起你。后来就在东方宾馆找了两个大房间，挂上了牌子，逐步开展对外工作，接待外商、介绍情况、洽谈项目都在东方宾馆进行。那里的位置最好，靠近交易会，外商来也很方便。就这样，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工作就逐步展开了。
万事开头难。在开发区建设初期，压力在于14个城市的开发区都在竞争，看谁搞得快些、好些。市委也要求我们快速推进。但是，当时那里是一片蕉林，首要任务是开发一大片可供建设的用地。根据专家论证，这里地势比较低，要能抵挡百年一遇的洪水，必须把蕉地填高两米。我们在附近推平了8个小山丘，从东江河吹沙填土，这项工程足足用了9个月时间，还有，我们是偷步前进的。那时候国务院的文件还没有正式批下来，我们就已经开始吹沙填土了。
搞建设要开路，有些路段今天被挖掉淤泥，第二天淤泥又涌上来了，因为这里淤泥有10多米深，对于搞市政建设的同志来说，真是“老市政遇到新问题”。而且，吹沙填土之后，要过一段自然下沉时间，才能提供用地。由于对外谈判进展较好，出现了项目等厂房的局面，于是我们不失时机，先建一批通用的单层厂房。第一个建专业厂房的是美特容器公司，3层楼要打桩。所以，开发成本比其他地方要高，耗用基建时间长。
资金不足、人才缺乏也是难点。我们从各方面筹集资金（包括省市支持、黄埔海关代征工商税收入，主要靠银行贷款）约1亿元，光是征地和吹沙填土就花了9000多万元，还有开路、通水、通电、通电话等市政工程都要花不少钱。至于人才不足，我们在社会上招聘一些工作了几年的大学生，集中进行培训，请香港和暨大的教授来上课，大学生马上可以派上用场。
另外，还要处理好与当地农民的关系。征了农民的地后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他们安置好，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出路。我们提出两项工作可以由当地农民参与，一是填土工程，二是服务行业，如餐饮、服务业可以由他们来经营。如果与当地农民的关系搞不好，你会坐卧不安，因为农民对土地是很有感情的。
最大的难点是新老体制、新老观念碰撞所产生的问题。中央提出办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机构设置不强求上下对口。开发区是涉外机构，一开始就按市场经济来运作。可以说，它就像一台新的机器，要与当时市里有关部门对接，如果按老体制来搞，新的机器就没有动力，运作不了。但有许多问题又要与市里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支持。这有一个在两种不同体制运作中寻找出可以接受的基点。我向市委汇报工作时提出，开发区工作要“依托母城”，“服务母城”。因为，我们只是广州的一小块。但“依托母城”并不是“依赖母城”。另外，我们察觉到有些干部只强调开发区有什么特殊政策，对市里联系工作有点不谦虚。于是我跟区内干部说，开发区现在什么都没有，要谦虚一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算将来发展起来了，也不能翘尾巴。许士杰同志和副市长王玄等听了以后就说，这个思路很对！当时我们与市里各委办做了许多沟通工作，主动汇报情况。我们的有利条件很多，比如，过沛南同志原来是外经委的干部，外经工作就由他协调；董明训同志是建委的，协调不了的，请石安海同志出面；工业系统的事情，就由黄瑞源同志协调解决。市委对开发区很支持，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可以自行审批，人事方面正局级由市委任命，副局以下开发区可以自行审批，我们按照人事制度经过审查后调进一批干部。财政收入是全留的。市里各部委对开发区的工作总体上是支持的，但也遇到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发脾气，不能埋怨，因为这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而是体制上的障碍，认识上的差异，只能多做工作。对待工作问题，认定是正确的，要据理力争，不能妥协，顶多把我搬开就是了，要下定决心才能冲破障碍。
但是，对于处理部分问题，我们很谨慎。有一次市委的同志来开发区听取汇报工作，之前，许士杰同志问我，午餐吃盒饭好不好？后来我们商量不开围餐，只吃盒饭。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补贴，顶多就是按财政规定给予远程补贴。我们发了一点饮料，就有告状信到省纪委去了。后来，这个告状信转到士杰同志手里。可见，当时不少人在关心开发区的发展，都盯着你有什么动作，我们不能不谨慎从事。
开发区创始阶段的有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外部，主要是外商对中国不了解，对开发区不了解。我们到香港去开招商会，就感到心里不好受，外商老是讲我们国内不行，例如交通不行、路太差劲，盖多少公章还解决不了问题，办事效率太低等等。他们当时瞧不起我们，面对这种形势，一方面我们向他们解释，国内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不能跟香港比；另一方面，我们下决心要把开发区搞起来。实践证明，我们发展起来了，外商就蜂拥而至。
任何的经验都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开发区之所以开局较好，最根本一条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现在看来就是科学发展观。
思路之一——处理好经济开发与技术开发的关系
当时搞开发区，调子比较高。美国有一个未来学家叫托福勒，写了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在国内影响很大，书里讲世界新的技术革命高潮将要到来。受这种思想启发，我们把开发区初期“经济开发区”的提法改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多加“技术”两个字。为迎接新的技术革命高潮的到来，开发区开始时特别强调要先进技术、新技术，一般的大路货不要进开发区，但那时我们资金不足，人才缺乏，一下子哪里来那么多的新技术进开发区呢？技术是外商的命根子，有技术就有市场，要外商把技术给了我们，就意味着让出部分市场，哪有这么容易呢？一下子要求过高是不切合实际的想法。
经济开发与技术开发两者并不矛盾，但有差异，两者互动，互相补充。开发区有资金积累过程，只有养活自己，壮大自己，才能集中精力搞技术开发；外商投资首先考虑市场、效益和回报率。当时中央一位领导来开发区视察，说技术引进要分档次，不能把人家一个大西瓜都啃了。经过研究我们明确了“引进技术分档次”，以经济开发养技术开发的思路。当时我们提出分四个档次：一是能够达到发达国家80年代的技术水平，那是最好的，但不容易做到；二是在国际上不算先进，但在国内还是先进技术，也应该引进；三是有利于广州市老企业改造的技术；四是技术不算先进，但效益很好，即通常讲的吃饭项目，要积极引进。开发区必须经过资金原始积累这个阶段。有一次我遇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时候，向他讲了这个看法，他说，这个思路是对的。这就更加坚定我们的做法。
思路之二——外引内联
全国开发区提出的“三为主”，是以引进外资为主，出口为主，工业为主。但是有一个矛盾，当时要求引进的项目，产品必须大部分出口，外商愿意那样吗？把资金、技术都给你，但是不占领你的市场，大部分出口。当时项目谈判最坚持的就是外销比例，后来慢慢就不太坚持了。现在外销比例已经取消了，由企业自主确定。有的人认为开发区要坚持“三为主”方针就不应搞内联（对国内企业联合），我们主张外引内联，就是以对外引进为主，但并不排斥对内联合，有主有从。我们这样想，也这样实践。
实践证明，“三结合”的方式比较成功，即我们一方、外商一方、内联一方。比如，广州美特容器厂，是广州市轻工局、开发区工业发展总公司，还有外商（美特）合作的。我们的本钱是有一块地，可以向银行贷款；市里的各个局，原来有一些和外商联系的项目，有一定的基础，有一批企业管理的干部愿意进来，也可以享受开发区的政策待遇，但他们所在地区就不那么高兴了，因为税收到开发区来了。所以，我们就研究把一部分税收与项目原来所在地区分成，这为内联减少了一点阻力。我们欢迎广州市、省内外等有实力的企业来开发区，主要是想借助他们的实力，增加与外商谈判的筹码。他们愿意到开发区来发展，这就形成双赢的局面。
太平洋人造心脏瓣膜项目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项目是原省人民医院院长罗征祥同志引进来的，他是国内心脏病专家，另一方是澳大利亚的华裔心脏医学专家，我们三方联合做这个技术相当尖端的项目。人民医院这一方有技术力量和质量鉴定的手段和力量，他们也了解全国每年有多少人需要换瓣膜的市场情况。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项目兴办几年后就没有坚持下去了。
思路之三——蚂蚁策略
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了“蚂蚁策略”。这个策略的提出是针对当时有的同志犯的“红眼病”，看到外商发财就想不通。“蚂蚁”政策是在权衡利弊之后，采取适当的让利，以便更有利吸引外资。第一只“蚂蚁”来了，尝到甜头，其他“蚂蚁”就会随之而来了。美特容器厂是开发区第一个较大的项目，共投入2600多万美元，有一定规模。在开始谈判的过程中，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他们认为我们土地开发价太高，难以接受；二是要求单独建一幢专业厂房。有的同志提出，土地开发价已是成本价，降低就亏了；要在其他专业厂房上加盖几层通用厂房，以节约用地。最终，为了吸引这个厂落户在开发区，我们同意他们单独盖专业厂房，并让利给他们，土地开发价略低于成本价给他。表面看起来我们是亏了一点，但是最后赚回来了，因为企业在开发区，税收归我们管。更重要的是，1985年有这样一个较大企业落户在开发区，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盖好厂房，设备安装调试正常，在1986年就投产，这种示范效应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外商在引进设备、买原材料的时候，就已经赚了我们钱了。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不管怎样，人家不进来你就什么都没有。在第一线做项目谈判的同志很辛苦的，在谈判过程中，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一方面我们要撑负责谈判同志的腰，不断总结经验，争取主动权；另一方面，也要学会做出适当的妥协，谈判的成功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双方的一种妥协。
思路之四——开发一片、成效一片、收益一片
土地开发有一个思想就是要快。特区办的同志建议我们到汕头去看看。他们开发一片，成效一片，起步比较快。我们考察回来后，就决定集中精力搞好港前工业区，约1平方公里，先搞出一点名堂来，以后再慢慢铺开。这既符合以工业为主的原则，也符合开发一片、成效一片、收益一片的思路，这样滚动发展，比贪大求全、到处开花、到处冒烟要好得多。开发区前20年的发展正是这样，由原来的1平方公里的港前工业区起步，扩大到9.6平方公里，再逐步顺利地发展到之后的38.6平方公里。
投资环境大体包括硬环境、软环境两个方面。搞好投资环境建设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在没有政策倾斜的情况下，更显得突出。谁的环境越好，就越能吸引外商来投资。硬环境建设只要有钱、有人力，搞好规划、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等。相比之下，软环境比硬环境的建设要艰巨得多、复杂得多。因为这涉及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办事效率、思想作风、人的素质等方面，这些问题不可能马上解决，要长期坚持才行。在建设软环境方面，我们一开始就提出“开拓、求实、效率、文明”的八字区风，后来又加了“廉洁”。提出了4个观念：
一是服务观念。即为基层服务，为投资者服务。对投资者不能产生上下级关系，我来指挥你，你要听我说。要为他们服务，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那时，开发区很多人是从机关出来，有衙门作风。这条是针对他们讲的。
二是时效观念。办事效率要高，要注意时间，要注意效率。管委会设立了一站式投资服务中心，就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
三是竞争观念。国际国内、区内区外竞争很激烈，不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四是信誉观念。这是一个礼貌问题、诚信问题。在对外交往中要做到有问必答，如果你对外商提出的问题不懂，也可以先告知，过后再作回答，一定要有个回音。当时我们请了邹至庄教授来座谈，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教授讲了一个例子，他曾经去一个城市，给市长提了一些问题，要求市长回答，后来一直没有回音。他说，这样的官员，不但对我不尊重，而且不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这个例子对我们启发很大。
软环境建设强调办事效率要高，运作要畅顺。那时我们办项目，就是规划办、企管办、条法处、办公室等几个单位“几堂会审”，由黄瑞源主持，项目资料包括环保问题、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等。一个礼拜开一次会，审定通过就确定办理，不行的就告知需要补充哪些材料。这样做减少程序，减少公文往来，提高效率。
起初外商有反映，是挖苦我们的，说中国搞经济像搞阶级斗争一样，“捂盖子”，让人觉得到你那里投资，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一个要找谁？有什么事情要找什么部门？外商都不清楚。我们在这方面经验确实不多，我们也作过介绍，但不具体，人家不满足。后来逐步懂得，要讲清楚，使对方明白，例如电价多少钱一度，办事流程、项目收费标准怎样，从开发区到机场的运费及水陆路运输的情况如何等等。这些情况不是秘密，可以向外商公开，不光是口头的介绍，而且要印详细的资料送给客商。另外，我们不太懂得怎样做可行性报告，就那么两三页纸；别人的可行性报告一本书那么厚，我们看了之后就知道，原来可行性报告的内容需要非常详细的。经济工作不细致不行，因为它要计算成本，要讲究投入产出。
依法建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强调做好法制工作，李冬云同志主持条法处工作，为建区初期建立法制软环境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开发区的条例是经过省人大讨论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这对我们与外商打交道更为有利。
针对开发区的特点，我认为做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调动大家的创业激情。我和管委会的其他领导者一样，把激发大家的创业激情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不但在重大会议中注意宣传这个内容，而且把它融入宣传工作、文化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工作中。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遇到问题，不光自己想，还会跟领导班子的同志一起讨论，也喜欢找一些青年干部探讨一下。我告诉他们，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你们对这个有什么想法，你们有什么好建议，大家谈谈。好的建议，我就吸取；不对的，我可以解释，让大家知道原来事情是这样的。这样的沟通很重要，不仅能调整干群关系，而且能在发扬民主精神，促进思想解放上调动大家的创业激情。
我始终强调，思想工作大家都要做，强调的是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而不是居高临下，你是被教育者，我讲你听，我教你学，我打你通，这样的思想工作，往往是单向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关心人，把思想工作“做活”。当时管委会有一名干部喜欢画画，很想展示他的才能，我们就让他把作品展览出来，搞了一个个人展览，当时有的人说，他是一个小青年，无名之辈，怎能让他搞展览？我认为，展示了他的才能，他会非常高兴，会更加努力工作，这也是做思想工作。
我们还有一个做法，就是请干部家属每年来一次开发区，让他们看看开发区，并给他们讲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是同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在这里付出了辛勤劳动有关的。这个做法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有一次我下工地，跟一位工程师聊天，他说，我在这里工作，很早就要上班，很晚才回去，到家里已7点多了，孩子都是妻子照顾。妻子的支持非常重要，有妻子的支持才能安下心来工作。我就想，怎样把思想工作做到家里去？每家每户去拜访那是不可能的，不如找一个时间，分批召集干部家属进来，举行午餐聚会或者茶话会。家属来了以后，看到了开发区建设一年一个模样，他们也很高兴，就很支持自己丈夫或者妻子安心在这里工作。
解决实际困难是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说这仅仅是行政部门的事情。每个干部都会有一些实际困难，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能解决，但是能解决的都要尽量解决。干部会感到党的关怀和温暖，会更加努力工作。
要有凝聚力，领导要作表率，办事要公正。如果领导本身不正，要其他人做好，那是不可能的。要点燃干部的激情，要经常和干部沟通，把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股精神力量绝不能小看。建区初期，中纪委一个领导来开发区检查工作，我向他汇报情况后，他就提醒我们：越开放的地方，政治工作越要加强，廉政建设也越要加强。那时建总有位副老总对我说，有位商人要送件毛衣给我，我说我不能收，谢谢他的好意了。有一次我到泰国去，当地有位很有名望的华侨企业家，在交谈中对我暗示，如果孩子想出国读书，他可以帮忙。我仍然是那句老话：谢谢好意了。我觉得，这种事做不得，否则，后面的事情就说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