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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玉岭
任玉岭 ：国务院参事，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时任北海市副市长，兼中国星火总公司总工程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北海市作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它既是最小、最西边的，也是唯一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论城市规模、经济总量，无法与其并列的天津、上海、广州等相提并论。1984年，北海GDP只有5.16亿元，是一个典型的边城小镇。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经过30年的对外开放后，俨然崛起为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并以其天蓝地绿、山清海秀、路阔街整而成为北部湾畔的一颗璀璨明珠。
北海的30年变迁是我们国家30年变迁的一个例证。我作为北海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不仅从这个过程中感受到改革开放对我国发展的巨大推力，同时由此认识到一个地方的发展既需要地方同志的努力拼搏，也需要上级政府的支持和关怀，需要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在改革的过程中各方面的作用相互交织，才有了30年后的北海。
我是1986年第一次走进北海的。这年春天，我作为国家科委副主任杨浚同志的临时秘书，跟随他到北海进行考察。那时北海虽然对外开放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依然冷冷清清，主要的工业产业是烟花爆竹，新修的马路上晒着渔民捕捞上来的鱼和虾。北海的沙性土壤十分瘠薄，除部分种植木薯外，很多地都被撂荒。唯独北部湾路上的大榕树，遮天蔽日，给人留下亚热带的感触和印象。
一般来说，国家科委的同志，特别是国家科委主任一级的领导，在对一个地方考察后，总被不少地方同志紧紧跟随，旨在推出一些项目寻求国家科委的支持和拨款。尤其去山东、江苏、广东之后，来京跟踪要项目的往往是应接不暇。而这次我和杨浚副主任北海之行后，北海市一点后续行动都没有。后来，我做了北海副市长才知道，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这里的人们思想还相当保守，对接触和联系国家机关人员还有些怯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里很穷，没有钱做路费到北京进行联系和勾通。
我第二次走进北海，是初识北海后的第三年，即1989年。这次走进北海和第一次不同的是，我已不是一个上级部门的考察者，而是成了北海的副市长，成了北海的建设者、领导者。此次到北海的时间正值1989年的中秋节。当时南宁因机场整修，飞机停运，我乘火车由北京出发，第三天中午到达南宁。到南宁接我的是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陈业辉，在他的陪同下，我们乘一辆白色的微型面包车，翻山越岭走了8个小时才到北海市。给我的感觉是这里离北京比离伦敦、纽约还要远。
1989年的北海依然比较冷清，全市走下来，很少见到一个脚手架。为了在马路边拍一张可见到汽车的个人照，我竟然等了7分钟。本来我去北海之前，中国著名民营企业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当年的创始人宗泽厚，决定带上他创业后赚来的全部资金38万元跟我到北海发展，当我看到北海如此冷清的场面后，我拒绝了他，并希望他留在杭州发展。那时北海的GDP才13.81亿元，财政收入6000万元。到北海后我很想把北海的珍珠产品和贝雕拿到北京进行展览和宣传，结果在北京找好了免费展厅后，却因为北海拿不出运产品的路费和工作人员的出差费而被搁浅。
我作为北京派到北海的副市长，住在迎宾馆的客房里，房子是免费的，但每个月要拿出我月工资的近一半即120元交纳伙食费。上班没有汽车，给我配了一辆自行车，还是旧的。我到北海时，没有转行政关系。据说因为开放城市工资较高，北京方面让我把工资关系带到了北海。没想到我在北京享受的副厅级工资270元，到北海后比书记、市长两个正厅级一把手都高出30元。为此，我的工资迟迟发不下，直等到我到北海的第七个月，才按原工资标准一次性把我的工资发下了。
在宾馆，除了早晨有百姓进宾馆喝早茶外，其他时间很少有客人。那时，每当我用餐，总有七八个服务员围着我。当时，北海的市长是张发强（后来做了国家体委副主任），他很关心我的工作，一方面让秘书长刘玉灏同志给我找来中央给北海的开放文件和北海地方志让我了解市情，另一方面陪着我到合浦县各乡镇进行全面考察，使我了解和认识北海的港口、北海的乡镇以及北海的风土人情、资源和特产。
改革开放后，北海很快建了一个机场，但直至1989年，机场每周只有两架次的航班飞往广州。民航局看没有生意做，几次提出要停飞。1989年除夕，市里让我到北京国家计委跑蓄电池厂这一引进项目。时间紧急，本想坐飞机飞广州再转北京，但因为这时候机场的飞机全部停飞了，我只好坐汽车去广州。那天因为道路不好，走了14个小时才到广州。在飞机上，由北京到广州走穴的歌星李玲玉已经演出结束，抱着一束鲜花坐到了我的邻座上。到达北京时，已是凌晨2点多钟，连出租车都没有了，我只好同李玲玉高价合租一辆黑车回到城里。
北海虽然是海洋性气候，但夏天仍是南方的夏天，那时我住的迎宾馆房间还没有空调，晚上睡觉要靠电扇不停地扇。北海的特产是珍珠，有人告诉我成语字典上的“合浦珠还”和“珠还合浦”，都是出自北海珍珠的典故。大文学家田汉还为北海珍珠写过一首诗，并有“东珠（日本珍珠）不如西珠（意大利珍珠），西珠不如南珠（北海珍珠）”之说。由此可见北海珍珠在世界的地位了。我刚到北海时，北海的珍珠十分便宜，尤其是天然的黑珍珠不到现在价格的1%。我爱人的舅妈携其女儿从台湾到北海看我时，买了两串黑珍珠，她们说，要是将其在台湾卖出，两人的路费就全回来了。正因为交通不便，那时北海的珍珠市场还很狭小，产量也很低，无法与今天同日而语。
那些年，因为经费困难，北海出差费都很紧张，更不要说出国了。我在北京国家机关每年至少出国三次，去北海之前我已走了东欧、西欧、北欧及美洲、亚洲的18个国家。但到北海后的一年一次出国机会也没有。外面很多朋友听说我当了北海副市长，都希望我到香港去会面。为此，我请香港一位朋友出经费，为我安排16天的时间，并预订了半岛大酒店，拟到香港与来自港澳台和日本、加拿大的朋友在那里见面。但没想到广西外事管理过严，不许我一人出国。只因出国经费是让香港的朋友支付的，我不可能再带人外出，于是我就据理力争。当我把在北京曾多次一人出国的事实和证明向自治区外事办公室提供后，他们才同意我一人外出，但是这时邀请函的时间已经过期，于是只好再让为我出费用的香港公司重新邀请。最后自治区外办终于批示同意了，但把我去香港的时间砍掉一半，由16天变成8天。结果弄得我十分被动，已经安排的从几个国家和地区到香港会面的朋友，有的被我婉拒了，有的只好说对不起，安排不下了。
也许是观念问题，那时在北海在广西，人们不愿讲“四小龙”的经验，更不愿让人进行横向比较。我出于习惯，为了推动北海的发展，总免不了讲一讲“四小龙”的经验，特别是他们怎样重视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怎么重视科技创新等。横向比较，有时候是为了增强信心。譬如，我经常说，北海开放时，GDP比深圳开放起步时高一倍还要多，深圳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已经高楼林立了，北海还没有信心吗？没想到这样的讲话却不符合地方领导的要求。一次自治区宣传文件指出，“讲‘四小龙’，就是自由化”；还有自治区一位领导在大会上讲，“我们不能横向比较，横向比较不利于安定团结”。
一次黑龙江药业集团带了2000万元来北海投资，到工商局注册时，因没资金来源证明而被搁浅，几经努力，仍无可奈何。经协委李素坤科长是黑龙江人，很想让老乡投资北海，于是她告诉投资方让他在北海等候我。我当时在外出差，应李素坤要求我提前赶回，把此事告诉了市长帅立国，并提出不要资金来源证明的建议。当晚在帅市长家中，他就给分管工商注册的张九先副市长打了电话，在张副市长努力下，从此提出了工商注册的“四不问”。
我去北海之前，两个女儿已去日本留学。一次电话中，二女儿告诉我，她打工的日本水月会是做慈善工作的，做了不少向第三世界国家捐资助学的事。我听到这消息后，立即告诉我的女儿，动员水月会到中国北海捐资助学。不久，日本水月会带着700万日元，支持北海咸田中学建起了一幢12间教室的教学大楼，并决定向该校提供10万日元奖学金。为了感谢水月会，我与市里主管领导商定，将这个学校改为北海中日友谊中学。没想到的是，很快有人把我告到北京外交部和教育部，说我卖国。市委宣传部部长宁铿同志告诉我，北京派人到北海调查后说：“像这样的‘卖国’越多越好。”这才使我得到了解脱。
离北海最近的国家是越南，但由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影响，我国当时还没有同越南恢复正常外交关系。1990年初，我以北海边贸公司董事长身份带几位同志去越南进行私下考察时，从东兴到下龙湾的300多公里路程，12个人挤在一辆五座的破旧北京军用吉普上，这恐怕是常人不可想象的。那次我们从海防、河内到西贡，一路上越方接待我们的有科委主任、省长和省委书记等，有四位是缺臂、少腿的，他们有些人虽然曾经在中国留过学，但仍暗示彼此间要实现真正勾通和友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说，越南那时的经济仍十分落后，年人均收入也就30元人民币左右。因此，这样的周边环境，也很难为北海的发展提供市场和机遇，北海发展的道路是充满艰辛的。
北海在1992年之后迎来了发展大潮。1994年，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李绪鄂，曾经在北海召开的全国海洋科技工作会议上拍着我的肩膀说：“为什么朱镕基总理要刹车、整顿，就是你们北海走得太快了。”那时候北海的发展如火如荼，风起云涌，成了中国当时投资发展的最热点。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1992年下半年开始，北海每天就有6家企业在工商局登记注册，到北海投资的地区涵盖了中国内地所有的省份及港、澳、台。北海不仅建起了乡镇企业城、港澳开发区、华侨投资区、高科技开发区、四川开发区，还建起了航天产业城及农业扶贫开发区等。当时北海仅建筑设计院就有125家，北海的火车站，实际是河北省驻北海的一家设计院设计的。北海的房地产公司最多时达到1400多家，占到了当时中国2800多家房地产公司的50%。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一次就准备建两个五星级宾馆。后因经济泡沫破裂，香格里拉大酒店落成后，另一个未能再建。当时申请报批的高楼，有很多是38层的，还有46层的、62层的。此外，还有多个别墅区、住宅区同时崛起，仅外商杨恒利在海边开发的一个小区就有365幢形状各异的别墅。1994年，北海人均GDP跳到了中国城市的第12位。北海新建的马路宽度有120米的，有100米的，北海大道、西南大道、新世纪大道其长度都在20公里以上，北海至铁山港的大道长达40公里。与此同时，北海机场进行扩建、跑道按2800米设计，可全天候起降最大的飞机。
北海当时有全国各地设置的办事处300多家，连云南省政府驻广西办事处都建在北海。一时间各方人才同聚北海，在饭桌上，经常是一个桌上坐着来自八九个省的人，而且常常是大学毕业生、硕士生、博士生、留学生同聚一桌。今天回想起来，那种场面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我离开北海15年至今，跑过上千个地市州县，都没能再看到那种现象。北海当时还有多张报纸，如《沿海时报》、《北海乡情报》、《大西南报》等都在北海出版，多种杂志如《沿海科技与经济》、《金三角》在北海编辑发行。中新社、光明日报等大社、大报在北海设的记者站有十几家之多。
北海不仅人才流、技术流、信息流迅速膨胀了，而且资金流、文化流也快速增加了。我记的很清楚，北海银河科技公司上市时，几天的时间北海就聚到了超过上百亿元的资金。我是河南人，喜欢吃面条，刚到北海时走遍所有饭馆都不见有面条吃。但后来，四川担担面、山西刀削面、兰州拉面、北京炸酱面、河南打卤面，甚至上海的阳春面，都在北海挂牌经营了。那时间北海轿车之多难以想象，经常造成马路堵车，一天我同夫人去机场接一位客人，因入城方向堵车，只好向合浦方向绕道，没想到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回到家。
北海发展之快，在当时是十分有名的，不仅在北京影响很大，而且在世界产生了影响。北海天天有新闻，很多报纸、杂志对北海经常有报道。一次中新社驻北海分社社长谢小麟采访我，一次就写出了六篇文章，向外发出后，大多都有反馈。1993年3月初我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北门，有好几位记者在门口喊：北海的任副市长来没有，后来我便被他们围了起来。那次政协会仅我收集到的报道我的报纸就有17份。1993年，湛江市市长庄礼祥打电话给我说：“老朋友，你们北海怎么会有120多家建筑设计院？我们湛江迄今只有4家，湛江比北海大得多，而且是开放城市，怎么会同你们有这么大的差别呀！”
北海那一段时间的大发展，虽然出现了泡沫，影响了后来的发展，但北海还是从中取得了经验，得到了实惠。2014年我去北海，王小东书记和周家斌市长请我吃饭时，都很客气地说，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发展为北海后来直至今天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那么，北海1992年的开发大潮究竟是怎么起的呢？对此有很多的说法。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既是这次大潮的见证者，也是这次大潮的推动者。我认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大环境上对北海崛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少在转变观念，解放思想方面，对北海这个地方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邓小平南方谈话就“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用“三个有利于”做出了评判。特别是他讲到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并且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同志这些话不仅对我个人触动很大，我认为这对全国人民和北海的干部与群众都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推动。北海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全国人民都在寻找发展机遇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正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所讲，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提供的。同样是邓小平南方视察，而且他并没有走到北海，为什么北海就被推到了时代潮的浪尖上，成了当年投资的最热点呢？这是需要实事求是总结的。我认为这是与北海市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前的铺垫和准备密不可分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北海的邻居也是沿海开放城市，而且其港口也大，城市也大，为什么没热起来，没有站在时代的潮头，而偏偏北海走在了前面，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北海的准备和北海的内因。
我刚到北海时，有人说这里是盲肠地角，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为了消除观念上带给发展的阻力，我在全面调查了北海的情况后，根据张发强市长的安排，在1990年1月份召开的北海两会上做了个报告。报告中，我认为北海原先发展困难的原因与“三进、三出、三上、三下”直接相关，但进入90年代，北海前进路上的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我向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说，北海不是盲肠地角，而是“一城系五南，一口通六西”、“一个面向、两个背靠、三个临近”。北海作为大西南和中南最近出海口，而且面向东南亚，临近大特区海南、经济发达的广东和“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北海大有希望。在谈到怎样发展北海时，我提出了“五个三”，即确立三种观念（开放观念、商品经济观念、科技兴市观念）；树立三个观点（发展工业为重的观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观点、从北海实际出发的观点）；搞好“三引进”（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引进三种人（戴眼镜的、说普通话的、讲外国话的）；开发“三S”（海水、阳光、沙子的英文是以S开头的，是当代旅游三要素）。我这个报告之后，北海市人大要我汇报工作，我又概要地讲述了这些观点。此后市人大出了个会议纪要报给了中共北海市委。接着市委书记找到我，要为我配两个秘书。此前是韩江初同志兼任我的秘书，这次市委书记还给我推荐了由加拿大留学回来的庞永秀做我的外语秘书。过了几天，北海市委常委会又决定并下了文件，成立任玉岭副市长办公室，并配备了10个秘书人员编制。对于北海市委的这一决定，很多人都为之感到惊奇，这在中国的城市中都是空前的。
因为工作需要，在北京我曾两次到日本大分县学习和了解那里开展“一村一品”运动的情况，大分的知县平松守彦，两次对我谈到大分的发展是靠了一个重要的口号，那就是一定要当地人热爱大分、建设大分。到北海后，为了动员北海人更好地建设北海，我第一个提出了“热爱北海”的口号。当我走进北海不到两个月时，就有记者访问我说：“任副市长，你能否用一句话讲一讲对北海的印象？”我用了四个字回答这位记者说“我爱北海”。没想到，在座的军分区阎春田政委听到了，他马上找到我，请我为军分区指战员做一场“我爱北海”的报告。接着海军知道了，海军某师政委杨应林也请我向海军指战员做“我爱北海”的报告。以后银海区书记、北海师范学校校长，以及设在合浦的钦州地区合浦师范学校校长都来请我向干部和师生做报告。这些报告让更多的人拓展了眼界，了解到外边的世界，进一步认识了北海的发展优势，对北海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我的办公室成立后，就着手策划怎么把这个城市搞起来。因我在北京时，听到过温州陈定模在苍南建农民城的故事，于是就一直在琢磨如何让农民进城投资发展乡镇企业问题。正值此时，我的办公室主任杨建平从北京带给我一份原中央改革研究室马晓琳写的关于云南红河在近越南处的开发方案，使我很受启发。当时我想北海城区275平方公里土地全享受开发区政策，外来投资能免二减三，但中央给此政策已经五年了，北海还没有一个开发区，于是就决定让杨建平请马晓琳到北海进行指点。后来马晓琳来了，给我出主意搞保税区。我们没钱搞，就“引鸟筑巢”。那天下午又巧遇中央改革协会的王飞欣，他又提出了搞乡镇企业城，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为了借助他两人的力量在北京招商和推动，我连夜赶出了两个开发区建设的方案与协议，因为马晓琳、王飞欣第二天上午要离开，我就借吃早饭的时间，未经请示与他们签了协议书。这个协议书报到政府后，有工作人员说，没请示就签约，怕有风险。但到市委书记那里，却给出了“此事事关重大，一定要抓住不放，争取能够办成”的指示。这件事对北海震动极大，回头看一下，可以说这是北海大开发的信号弹，也是北海各类开发区建设的导火索，它不仅引发了北海的经济大潮，而且把北海带到了中国大潮的浪尖上。
为了转变人们的观念，开阔人们的眼界，我一直主张要有更多的人到沿海、到珠三角走一走。我刚走进北海就带了山口镇的领导和北海的企业家及北海日报记者等32人到珠江三角洲走访18天。考虑到北海当时经费困难，通过个人关系，我请广东省科委出面，对我们一行32人实行了全免费招待。这次考察中，有的人住五星宾馆找不到棉被，就不脱衣睡觉，其实棉被就铺在宾馆的席梦思上。这说明当时的北海人还十分缺乏对外面世界的认识和了解。这次出行虽然遇到一些尴尬，但是，还是使这些人长了见识、开了眼界，提升了发展的决心和信念。
我们在北海的发展中，十分重视不同地域资金和人才的大融合。我作为内联外引的负责人，在大发展中十分关注到来的企业所隶属的省份。当有28个省市的投资者都聚合到北海时，我发现缺了河南和新疆，于是我就很快联系了我的一个老校友——河南省胡梯云副省长。胡副省长答复我，下午开常委会就讲这件事，结果河南很多地市都走进了北海，包括洛阳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也在北海建起了培训中心。关于新疆，我是同石河子的老熟人兵团政委联系的，没几天他们就带了500万元支票进入北海注册了发展公司。这些工作，为我们后来推行的“1＋1”的招商行动铺垫了辐射全国的基础，搭好了平台。
当时北海的对外开放度，不仅涉及国内，也涉及国外和港澳台。台湾《世界论坛报》总编段宏俊先生在台湾竞选“总统”落选后到了海南，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热情接待。他转到北海考察后，特地约了马晓岚让其对我进行报道。他回台湾不久，便在《世界论坛报》上用两个整版报道了北海副市长任玉岭，实际也报道了北海市。北海大发展的前夕，我们不仅在美国召开了北海新闻发布会，而且还感动了洛杉矶富商熊德龙。熊德龙先生是印尼人，因被中国人收养，为了报恩，他在中国做了很多慈善捐助。熊德龙到北海时，根据我的请求，答应出资给北海在美国培训100人。只是这个计划当时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知道后，把大部分名额留给了自治区。北海则由副市长蒋天辰带团26人，由熊德龙出费用接受了在美国东西部的培训。
北海本来是不容易见到外国人的。为了使北海的城市建设在一个较高的台阶上起步，从1990年起，我们向联合国发展署申请了STAR经费，从加拿大请来了温哥华市城建顾问，在北海对所有与城建、规划有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长达15天的培训。以后又请来日本协力团的人员到北海讲授日语，后来北海又同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国的一些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与此同时也同国内一大批城市确立了友好城市关系。所有这些对外开放的举措都是把北海推向发展大潮的重要力量和动因。
为了扩大对外开放，1994年在帅立国市长大力支持下，我起草了北海的绿卡户口条款。政府将此条款出台后，得到了外来投资者的称赞，海内外数十家报纸报道了这一举措。这比国内其他城市出台蓝皮户口早五年还要多。
1989年我到北海后了解到，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曾经两次到过北海，为北海的对外开放和进入首批沿海开放城市行列做了大量调研。受北海市委、市政府的委托，我曾专程到中南海胡耀邦生前居住的宅子里看望了胡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同志。在同李昭大姐的谈话中，深知两位老人是深爱北海的，她十分认可北海的重要区位优势，并希望北海能够快速发展。
我去北海时已经51岁了，在此之前，1984年深圳曾有人到我中关村家里招募我，希望我到深圳去工作；1986年广东科委缺一位计划处长，也曾有人同我商量，希望我调到广东，把这个事挑起来；1987年在珠海，当时的副市长林宝万带我去看一幢房子，说我如果调至珠海，就可把这幢房送给我。但这三次去南方的机会我都放弃了、拒绝了，原因是我怕热，南方的气候我承受不了。但我为什么年过半百时却在级别不升的情况下平调北海担任这个副市长呢？后来我才知道，此事与诸多北海上级部门和上级领导努力有关系，此中饱含着诸多上级领导和上级部门对北海的重视和关怀。
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赵延年曾经告诉我：“你到北海工作，是我多方努力的结果。”如前所述，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只有北海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民委要管辖和指导的沿海开放城市只有这一个。但怎么把这个城市搞上去？国家民委决定要找个大学问家进行咨询和指导，这就找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于是，1988年，赵延年主任陪宋健到北海考察，考察过程中，宋健提出了吸引人才的重要性，赵延年主任就顺水推舟要宋主任向北海推荐人才来。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辉光曾对我说：“玉岭同志，你从北京来北海，是我向宋健主任要来的。”也就在宋健这次考察期间，陈辉光书记郑重地向宋健提出要求，请他从北京选派人才到北海来工作。
据我所知，宋健在1988年考察北海后，曾安排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蒋民宽带队，组织一批国家科委的局长、处长对北海做了考察和调研。这次调研中，广西领导再次要求蒋民宽同志督促宋健同志落实向北海派人事宜。蒋民宽作为中央委员和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十分重视广西的意见，1989年初考察完北海后，回京即向宋健同志汇报了广西关于向北海派送副市长的恳切要求。这时宋健同志就请蒋民宽同志尽快物色人选，而我就成了遴选对象。所有这些经过，都是蒋民宽主任在动员我去北海时讲给我听的。
我因考虑到要我去北海工作是宋健同志同意的，是蒋民宽同志推荐的，我开始并未拒绝，只是提出考虑一下。而当我向在广西工作的老同学征求意见时，对方却说，北海“一是远，二是热，三是穷，四是帮派严重”，并建议我千万不要去。接着我找蒋民宽主任进行了汇报，拒绝到北海工作。而蒋民宽主任告诉我说：“党组研究决定了，还是去吧！宋主任的意见是，去北海后不定时间，可长可短，实在不行干三个月就可以回京，干得好、愿意干，就多干几年。”我之所以在北海干了近十年的时光，就是依据这一次的谈话。当时国家科委的党组成员一是宋健，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二是蒋民宽，中央委员、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三是阮从吾，中央委员、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我想这三位领导决定的事其分量是很重的，为了对国家负责，我决定离开我十分熟悉并工作得心应手的首都北京，走向了我一直不愿前往的南方，而且是既远又热，既穷又帮派严重的地方。与此同时，我也成了国家科委第一个派出的科技副市长。在无任何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实际上我这个副职与后来其他科技副职在做法上有很多不同，待遇也不完善。
我到北海做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后，第一次回北京我就在北海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陪同下走访了67个单位，跑了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农业部、轻工部、商业部、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国信托、中农信托、中科信托等大部委、大公司。在我的热心邀请下，1990年就开始有诸多部委、诸多企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走进北海。根据北海接待办统计，1990年走进北海的部级领导就超过98人。同年年底，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北海，指出北海是后起之秀，前途无量。江泽民总书记得知我是从北京到北海工作的时候，握着我的手说：“北海是个好地方，要为北海多出力。”
因为我去北海前看到过中国由大连到北海的几乎所有的沿海知名海滩，海南岛的亚龙湾、鹿回头我也都多次前往考察。在北海见到白虎头的海滩后，那种沙细白、滩长平、浪柔软、水温净的场面，使我立刻感到它有着重要开发前景。我在第二次回北京的时候，就跑到了国家旅游局进行汇报。当时的旅游局局长刘毅因中南海有会议，委托程国栋副局长带三个司的负责人接见了我。当我讲北海的海滩值得重视、值得开发时，他们都半信半疑地说，那为什么广西没来汇报过？我说，这是司空见惯的天然资源，人们尚未生成开发观念。后来程国栋副局长带团对北海考察后，在原定的十个国家旅游度假区基础上，又加上了北海，使北海成了最早的国家十一个旅游度假区之一。
我去北海不久，当时的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姚克鲁告诉我，台湾想在合浦投资建一个企业，但找不到大陆合股企业，已经搁置很久，几乎要黄掉了，问我能否想点办法找一个投资单位将其起死回生。没想到，在我用电话联系中国高科技公司董事长魏永和时，他却说：“宋健主任讲了，北海的事一定要支持。”为此，在魏永和董事长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建成了合浦科红制革厂，而该厂也成了北海当时最大的出口企业。据我所知，一直到2003年，该厂的出口额还占到北海总出口量的40%，为北海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我联络由奥地利引进北海电池厂和由德国引进北海造纸厂的时候，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以及国家经贸委都给予了很大关心和支持。为了发展北海的空运，增加航班和航线，我代表北海政府拜访中国民航、南方航空和西南航空时，都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给周恩来总理开了一辈子飞机的中国航空总经理徐柏龄，听了北海的汇报后，很快组织力量，于1993年就开通了北京到北海直航班机。国航首航式时，我去王光英副委员长家请他夫妇出席，当即得到他们的应允。而且王老不顾疲劳，当天乘飞机到北海作了考察后，下午返回了北京。为开通西南航空由成都到北海的飞机，我找到时任成都市长的黄寅逵，通过他牵线，西南航空总经理到北海考察后，很快开通了成都到北海的航班，1993年这条航线每周有五次往返。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杨汝岱，为北海的发展曾多次走进北海，并在成都动员四川的企业到北海发展、到北海投资。有一次他本来是坐飞机由成都去海南的，但为了推进四川开发区的建设，他先来到北海，而后由北海去海南。当时的飞机只有沙坡机，仅能乘坐19人，杨副主席也不顾风险，就搭乘这样的小飞机去了海南。
还有像全国人大万里委员长、程思远副委员长、孙起孟副委员长、费孝通副委员长、王炳乾副委员长以及全国政协杨静仁副主席、马文瑞副主席、钱伟长副主席、何鲁丽副主席、万国权副主席及吴学谦副总理、宋健国务委员等，为北海的发展我曾多次到他们办公室或家中汇报和拜访，每一次他们都大开绿灯。一次请万国权副主席参加北海的活动，他头天晚上从福建赶回北京，第二天又乘4个多小时飞机来到北海。还有北海市要在公园内建碑林，根据市人大林宝光主任的建议，我到北京去找这些领导题字时，他们也多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关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北海考察时，给我们提出了要注意房地产泡沫和经济泡沫问题。有一次我在北京参加开发区工作会，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岚清在会上问：“北海的同志来没有？”我站起来后，他说，国外的朋友告诉他北海银滩仅次于古巴哈瓦那附近的一个海滩。可见这些领导人对北海的信任、对北海的关心，所有这些都对北海的发展起到了鼓舞鞭策和推动作用。
2006年，获悉东盟国家与我们建立合作关系后，我就萌生了在北海建东盟开发区的念头。为求得外交部的支持，我跟外交部联系后，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健同志携三位司长听了我的汇报，尽管这件事没有落实，但外交部对北海的关心和支持依然让人感激。
后来，为了提升北海的位置，扩大北海的开放，我建议政府率先开通北海到越南下龙湾的旅游船。这个举措需要外交部、公安部等多部门的支持，在我离开后，经过北海政府多方努力，终于获得了批准，这为北海的旅游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1994年，有人总结了北海的发展经验说：“宣传也出生产力，知名度也是生产力，接待工作也创造生产力。”这三句话不仅道出了北海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成了今天全国很多城市学习的口号。北海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发展和快速崛起，主要原因是通过对北海的大宣传，通过宣传提高了知名度。这就像是一个产品一样，因为广告宣传，铸就了品牌，从而成了市场上长盛不衰的热门货。对于城市来说，实际上也是有品牌的，北海的品牌就是在大崛起的前前后后形成的，直至今天，北海的品牌仍然在各方面对北海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到北海一个多月就回北京联络各方面的关系了。那时，有人问我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在北海时，他们总要接着问一句“在北海公园干什么”。两次这样的问答后，给我刺激很大。我认为北海的知名度太低了。于是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大对北海的宣传。
为了推进对北海的宣传，我第一次回北京走访了67个单位，每到一个单位我都要介绍北海。当时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总工程师于晏同志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你作为一个战略家，这样认识北海是十分对头的，相信北海一定会发展起来。”回到北海后，我汇集了一些资料后，写下了“古老而新兴的北海市”一文，送给《北京民建》杂志对外发表。后来，我又以签名信的方式，向国内国外发出了一大批介绍北海的信函。然后，我跑到南宁车辆段找他们的谢段长，后来得知他是河南老乡后，我求他给我提供火车上的播音，能让我坐火车往返北京时宣传北海。得到他的支持后，火车上除很好地安排我的食宿外，只要我提出用广播介绍北海，他们都给我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进入1990年后，因为到北海考察的人迅速增多，一些国家会议也走进了北海，我就让秘书给各个会议负责人联系，由我代表北海向代表们介绍北海。记得1990年秋有一天上午有四个会，分别在四个宾馆举行，秘书长刘玉灏在与会议负责人联系后，我四个小时走了四个会场，每个会场讲50分钟。讲话完我就直奔南宁回北京了，没想到回北京时，一句话都讲不出了，因为喉咙用力过度发炎了。
1990年1月，《人民日报》社29个记者到北海休假。为了宣传北海，我马上把北海的区位优势及其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写成了建议，送给休假团，请《人民日报》关心和报道。后来，我又把这个建议送给去北京开人代会的北海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果刚和到北京开政协会的广西政协副主席卢燕南，请他们在会上做提案，他们都很努力并做得非常好。
1990年，在贵阳召开了西南五省七方会，在成都召开了西南56市市长会，我利用机会在分组会和大会上介绍了北海，并争取让56市市长会在第二年到北海召开。第二年在北海召开西南56市市长会议时，副总理邹家华还到会发表演讲。这就进一步让人们了解了北海，提高了北海的知名度。
1992年3月，我参加中国市长考察团到美国接受培训和考察，这个团有28个市长，集中北京出发。就在第二天出发前，北京广播电台请我到他们台去介绍北海，为了不影响10点钟乘飞机，北京广播电台特意把我在电台的访谈时间提到了早上6点半，这次介绍北海的访谈给了我一个小时，最后还回答了一些听众的问题。
中国市长代表团在美国走了很多地方，突然有一天，“美国之音”记者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那时候国内还没端正对“美国之音”的认识，面对记者举着话筒，多数人都在后退。这时候我第一个站出来接过话筒，全面地向美国听众介绍了中国北海。随后，烟台市长、洛阳市长也都接受了采访。那次考察回国后，好多人见到我都说我在“美国之音”介绍北海了，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使我感到宣传的目的达到了。
同我去美国之前一样，我刚下飞机回到北京的家中，国际广播电台就来采访了，然后是中央广播电台来我家做了40分钟录音。由此可见，各宣传部门是多么重视北海的发展和多么热衷于对北海的宣传。在全国政协工作那些年，每年我都被大会列为重点采访对象，使我有机会向大会传递北海情况。
一次我通过中国科学院张云岗秘书长联系，向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汇报了北海的开发情况，本来约定20分钟，结果我们谈了一个小时。最后周光召院长告诉张云岗秘书长，要我到正在友谊宾馆召开的产学研合作大会上介绍北海，我去讲了一个小时。第二天，《中国科学报》头版以“任玉岭讲话极富煽动性”的文章为题，对我所做报告进行了报道。
当时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九州方圆》，是专门介绍各地情况的。我看到之后，在北京找到了央视的节目主持人康平同志，请他到北海进行采访。原来是准备做一集的，经过我的介绍和提议，共搞了四个专访，对北海做了全方位宣传。央视著名播音员李瑞英、王小丫都分别在北海和北京对我进行了采访。
为了提高北海的知名度，1991年我在大连参加了槐花节，回北海后由我的秘书庞永秀提出了举办珍珠节的建议，得到多方面的支持。1993年举办第二届珍珠节时，市里分配我负责展览及展馆建设。由我指挥，从找地方、找钱到找承建单位和承办部门。由于当时北海投资企业多、开发区多，大的工程公司多，所以仅用了88天，就建成了连配套设施在内的4万平方米展馆建筑。我记得中建八局、中铁十二局、中冶十六局都参与了展馆施工，并立下汗马功劳。为布展，在时间紧、招展困难的情况下，我召开了各地驻北海的办事处主任会，在大家的帮助下，很快招来26个省的760家展出单位，布置摊位888个。时任《光明日报》总编的徐光春（后来做了河南省省委书记）听了我们的介绍，并看了展馆的规模后说了句“比深圳速度还要快”。他回北京后，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介绍了北海的建设速度。
为了提高北海的知名度，我不仅用了火车上的广播站，首航机上的扩音器，而且用了“美国之音”的喇叭筒。很多城市、很多大学、很多开发区、很多企业的讲坛都成了我们宣传北海的重要阵地。而我用得最多的还有一些年会和媒体，如海岛开发会、全国政协会、城郊经济会、少数民族首府市长会、沿海开放城市科技会、西南56市市长会等。秘书曾经统计过，几年中我在国内、国外，在会议、媒体所做的访谈和讲话达500场以上。
当然对北海的宣传是多方面进行的，多途径推动的。例如中央外宣办金晖主任到北海考察，听了我对他的介绍后决定给北海拨款260万元，在北海建起了宣传制作中心。中新社社长张帆到北海考察后，在北海建起了广西分社，《光明日报》社徐光春在北海考察后在北海建起了《光明日报》记者站。还有经国家批准在北海成立的《沿海时报》、《沿海科技与经济》以及《人民日报》社、《经济日报》社驻北海工作站等，都成了宣传北海的喉舌，为北海的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在北海召开的很多会议，不仅对北海起到了宣传作用，而且还有着招商之功。例如1991年年初在北海召开的西南56市市长会议，那天本来就要散会了，而西南最大的成都市在会上还没有任何表示。我得知后，马上跑到宾馆找到成都市副市长黄寅逵，恳请成都与北海进行合作，并提出可否签个东西。黄市长非常痛快说：“可以，你来起草，我来给你签。”晚上我亲自起草了两城合作开发的八条意向。他看以后，做了一条修改，那就是我觉得北海小、级别低，在协议中写的是北海与成都武侯区建友好区市，黄市长则说成都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应由成都市同北海结成姐妹城市。除此外，其他七条包括企业家组团到北海考察、投资，各部委组团到北海考察参观等条款，均被肯定，而且他回成都后都一一进行了落实。由此可见，北海的宣传是与招商引资紧密相连的。后来数千家投资商走进北海，实际都是宣传开路的结果。宣传铸就了北海的知名度，形成了北海招商引资的吸铁石，成了北海大发展的凝聚剂。这也就是在我离开北京到北海工作时国务委员宋健同志向我讲的那段话，“到北海做副市长，可不能就项目论项目，一定要从宏观上、总体上去规划去推动”。后来大量投资商涌进北海，实际就是通过大宣传进行宏观和总体推进的结果。
（写于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