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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委屈和疑惑，我进入了大二。大二的医学基础课程让我知道，大一那些课程顶多算“热身”的难度，大二学习的难度直接“升维”了，尤其是生物化学，各种嘌呤、嘧啶什么的，背起来简直生不如死。

好在大学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一直喜欢足球的我，终于在大二组织起了法医学系的足球队，还取得过不错的比赛成绩。

高强度的学业和丰富的业余生活，让我渐渐地淡忘暑假中所经历的种种委屈和沮丧。

在考生物化学之前的备考阶段，我端着一盆衣服去水房洗。洗着洗着，身边来了个人。这人是比我高两届的师兄，姓闫，因为同样喜爱运动，所以和我志趣相投，关系不错。

闫师兄整天挺着肚子走路，不紧不慢的，说话也是这样，活像个老教授（后来他真成了学校的法医学教授）。他一边洗着衣服，一边老气横秋地说：“师弟啊，明天考什么啊？”

“生化。”

“哟，这门课不好考啊，我当年就没过。”

“是啊，背得我头晕。”我一边说着，一边心想：你这不是给我泄气吗？

闫师兄的一番话，让我从考试前就开始有种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期末我的生物化学就挂科了。

暑假回到家里，父亲又张罗着让我去公安局实习，可是这次我拒绝了。我要在家里复习生物化学，以应付下学期开学时的补考。毕竟，在毕业前但凡有任何一门课程没通过，我将面临拿不到学位证书的尴尬。

但只有自己知道，这些都是表面的理由。

那次婚宴给我带来的伤害是无形的，这种感受就像扎在心底的一根刺，怎么都挥之不去，如影随形了我一年。学业的事情，再难也只是脑力的疲劳，而偏见却让我心灰意冷。我对法医这个职业都产生了怀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圣兵哥。

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但他也没有点破。

整个暑假，我常常会在家里发呆，一边复习备考，一边试图捋清楚自己对法医职业的感受——我究竟是更在意找出真相的那种成就感，还是更在意被人歧视的那种落寞感呢？毕竟还不到20岁的年纪，我捋来捋去也没有捋明白，甚至看到法医学的课本就很烦躁，也无法专心地投入复习。

在大三上学期的生物化学补考中，我再次以59.5分的成绩，没能通过。那段时间我感到十分失魂落魄，生化老师居然这么不通人情，0.5分都要如此计较。

好在，在我人生如此低谷的时候，我遇见了铃铛。

人家说“防火防盗防师兄”，这个是有道理的。

铃铛比我小两届，也是学法医的，算是我的小师妹。

我和她相遇，是在学校举办的“同一首歌”大型合唱比赛中。我们都在法医系的合唱团里，她一头乌黑的秀发，很快就吸引了我的视线。

当时我对她的印象就是，鼻梁高高的，人很漂亮。虽然她的话不多，看起来有点儿憨憨的，但她人缘很好，男生们都喜欢捉弄她，因为她在他们班里年纪最大，还被称为大姐大。

都说女孩比男孩心智成熟得早，铃铛虽然是我的师妹，在她面前，我却是那个更幼稚的人。无论遇见什么事情，她都比较理智，除非——除非是我故意吓唬她。

我当时很好奇，铃铛为什么会想学法医。

铃铛告诉我，她的偶像是聂宝言。

那是1999年，香港电视剧《鉴证实录》在内地播放，剧中的女法医聂宝言英姿飒爽。在此之前，即便影视剧中有法医的戏份，法医也不过就是个递尸检报告的路人甲。但从聂宝言开始，法医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受她的影响，很多女生在高考结束后，都选择了法医学专业，希望自己也能成为那样帅气的女法医。

铃铛说了这个理由后，我才发现：前几届的法医班，班里30个人，女生就只有三四个；我们这一届，班里40个人，女生6个；到了铃铛这一届，班里50个人，女生12个。我不由得感叹，一部电视剧居然有这么大的影响！

在那个时候，我就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或许有一天，我也能影响别人对法医的看法。

我忘不掉同学父亲那种嫌弃的眼神，如果有一天，当我们说到自己是法医，这种嫌弃的眼神变成了崇敬的眼神，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那个时代没有手机，年轻人之间互相留的都是呼机号码。

虽然宿舍也安装了电话，但电话费是一分钟4毛钱，呼机则是一条1毛钱。打电话实在有些奢侈，用呼机还能省一些生活费。

现在的孩子们可能都没听说过“呼机”这个古老的名词了。用呼机交流，不像现在用微信那么方便，什么文字、语音、表情包都可以随便发。当时大部分呼机，只能显示来电号码和数字信息，一般都是有什么急事，打呼机给传呼台，传呼台再把信息发到对方的呼机上。这样如果有急事，对方就能找个有座机的地方，再回电话了。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麻烦？

但恋爱让人头脑发热，我没事就给铃铛打呼机。为了在朴素的数字信息中表达出我的意思，我用尽了当时能想到的各种数字谐音。什么“520（我爱你）”啊，“530（我想你）”啊，“02825（你爱不爱我）”啊，“045692（你是我的最爱）”啊，怎么肉麻怎么来，反正外人看上去也就是一串数字。说句题外话，现在网络上还在使用的很多数字谐音，其实就是在呼机时代传下来的。

尴尬的是，我发了两个月的数字“暗号”，才发现铃铛的呼机居然是摩托罗拉大汉显，那家伙，价格是普通呼机的好几倍，而且重要的是，它是能够显示汉字的……我这费心费力地“编码”，都白费力气了。

当然，这种小小的尴尬，在我和铃铛的大学时代比比皆是。

年轻的男孩女孩谈恋爱，男孩总会想各种办法表现自己，我也不例外。只是在和铃铛的交往过程中，我越想要表现自己，事情的发展也就越容易以尴尬而告终。

比如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买好了花和礼物，准备冒充圣诞老人把礼物扔去铃铛的阳台。结果因为数学不好，数错了阳台，扔去了别人的寝室，还砸碎了别人的玻璃。

又如因为铃铛喜欢听歌，所以我硬着头皮去参加了校园歌手大奖赛，结果唱到一半，麦克风坏了，一个歌手比赛硬是被我演成了哑剧。

最后实在没办法，只有拿出我的“撒手锏”——我唯一的文体特长——足球了。从小学开始一路踢到大学，虽然没经过什么正规训练，但我在同龄人中也算是佼佼者。于是我利用学生会副主席的职务之便，组织了第一届“法医系vs麻醉系足球比赛”，要求法医系所有女生都到现场加油助威。

比赛是如火如荼地举行了，看台上全都是来加油助威的同学。作为影子前锋，我本来想斩获全场第一粒进球，结果在开场没多久争抢头球的时候，和对方的后卫撞在了一起。我的头顶被撞得裂开了一道口子，血染球衣，对方后卫也没好到哪里去，眉骨骨折。这事儿就比较尴尬了，不仅体现了我的脆弱，更是讽刺了我的身高。

好在铃铛并不在意这些，哪怕我的表现再尴尬，也不影响我们愉快地交往。我们一起挑灯夜读，迎接考试，一起带着从超市买来的打折食材去打火锅。我的大学生活又充满了梦幻的色彩。

到了大三的下学期，我才知道法医系的课程安排变了，原本大二才上的生物化学改到了大一。所以我和铃铛刚交往不久，她就要挑战生物化学这门高难度的科目了。不过我也是爱莫能助，一来我大二就没通过这门考试（这一点我并没有告诉铃铛），二来大三的功课负担也很重，比如人体寄生虫这门课程就很难啃，我总是背不下来。

该来的还是会来的，很快就到了大三的期末考试。

考人体寄生虫前一晚，我又端着一盆衣服去水房洗衣服。

可没想到的是，正洗着，闫师兄居然又来了。

我低着头洗衣服，假装没有看到他，预备开溜。

“师弟啊，明天考什么啊？”

可是闫师兄还是看到我了，而且主动挑起了话头。

“寄生虫。”我小声说道，说完就后悔了，一直默念着祈祷师兄别再接话。

“哟，这门课不好考啊，我当年就没过。”

几乎和一年前一模一样的台词。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不会这么玄乎吧？你老闫这是干什么？在诅咒吗？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那天晚上，我约了铃铛通宵自习，想临时抱抱佛脚，争取把人体寄生虫一次过了。铃铛一口答应了，因为她第二天考的是生物化学。

医学院的期末考复习氛围，是别的专业的学生无法想象的。为了通过考试，医学生们不得不通宵背题，学校还专门开设了深夜供电的“通宵教室”。我和铃铛找遍了所有的“通宵教室”，居然没能找到一个座位。甚至那些不供电的“非通宵教室”，也有很多人点着蜡烛在背书。

我当然不会用点蜡烛这种土办法。我知道，我们学校的解剖实验室也是通宵供电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去那里背书，可谁让我是“秦大胆儿”呢。

“我不敢。”铃铛直接甩着头拒绝我。

“别人不敢，咱们得敢啊。”我拍了拍胸脯，说道，“我们是学法医的，如果连尸体都怕，那你还怎么当聂宝言？”

铃铛似乎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盯着我看了半天，说：“那先说好了，你不能中途丢下我去上厕所。”

解剖实验室的大门是上锁的，毕竟用作医学生实验的尸体标本都是很珍贵的。不过，我是局部解剖课的课代表，所以有实验室的大门钥匙。

打开大门后，就是一条曲折的走廊，黑洞洞的。只要穿过这条走廊，就能走到后面那个灯火通明的小教室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敢在晚上穿过这条走廊的。因为走廊的两侧，数十张运尸床一字排开，而每张运尸床上，都有一具尸体标本。尸体标本不能直接暴露在外，所以每具尸体都被一条绿色花纹的毯子包裹着，放在床上。

我们学校开学时会给学生发被褥，每个人都会领到一条绿色花纹的化纤毯子，用作春秋季的保暖用品。这毯子质量是不错，就是看上去有些廉价，所以毕业生很少会把毯子带走。于是，解剖教研室的工作人员，就会在每年的毕业季，去已经腾空了的宿舍里回收那些被遗弃的毯子，作为裹尸的用具。

对于这一点，大家还是颇有微词的，毕竟学校每年发的毯子款式都一模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毯子和裹尸的毯子毫无区别时，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劲。

我和铃铛牵着手，走在两排被绿毯子裹着的尸体之间，她瑟瑟发抖，手掌心全是汗。而我觉得她胆小的样子特别好笑，尸体有什么好怕的？

快要走到走廊的尽头时，我感觉到铃铛似乎松了一口气，紧绷的上臂肌肉也放松了下来。但仅仅放松了两秒，她突然尖叫起来：“啊，诈尸！”

我被她吓了一跳，扭头看见左边的“尸体”好像真的扭动了几下。可能是因为铃铛的高分贝音量，这个“尸体”居然裹着毯子坐了起来。

我当时没有思考的时间，下意识地挥了一拳过去，正好打在“尸体”的鼻梁上，“尸体”居然疼得哇哇叫了起来。

“秦大胆儿，你发什么神经？！”

毛毯从“尸体”的身上滑落，我一看，这不就是麻醉班的解剖课课代表，夏程嘛。

“你看到没？这世上没有鬼，鬼都是人装的！”我赶紧转头安抚脸色惨白的铃铛。

“谁装鬼了？我就是背书背困了，找个床睡一下。”夏程“哇啦哇啦”地喊着鼻子疼。

“没听说过人困了要找运尸床睡觉的。”我说，“而且还裹着这毯子。”

“这解剖教室不开风扇就热，开了就冷。”夏程从运尸床上跳下来说，“为了防止考试期间感冒，只能自带毯子了。”

于是，我们三个人占据了一间宽敞的解剖教室，背了一夜的书。

可是，没用。

闫师兄的诅咒挥之不去，我的人体寄生虫以59分的“高分”未能及格，而铃铛也意料之中地挂掉了生物化学，唉，这下真有难兄难妹的感觉了。

“啧啧啧，生化你怎么能挂呢？这可是主课！生化学不好，后面的课程都学不好的。最关键的是，有一门课不过，都拿不到学位证书啊！”

我钦佩自己的演技，这就叫“先发制人”。

“那怎么办？”铃铛吓得脸都变色了。

“还能怎么办？暑假在家好好学生化，开学了你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我说，“抓住这次机会，不然拿不到学位证书，你怎么找工作？”

送走了忧心忡忡的铃铛，我也打点行装返回了老家。

虽然这学期也有一门要补考，但是人体寄生虫实在是比生物化学简单多了。所以我准备在开学前一周再来个突击背书，就不信差的那1分补不回来。当然，也是因为间隔了两年没有实习，我又开始跃跃欲试了。

回到了法医门诊，我发现什么都没有变。

法医门诊的陈设一丝未变，大家的工作还是那样繁忙，圣兵哥还是那样絮絮叨叨。

“去年咋没来呢？嘿，去年暑期案件可不少呢。”圣兵哥说，“什么凶杀啊，巨人观啊，都出现了，你要是去年暑期来实习两个月，肯定能学到很多知识呢。”

听圣兵哥这么一说，我甚至有些后悔了。

“你还别怀疑我吹牛，去年这时候还发生了一起枪案呢！”圣兵哥说，“我们国家全面禁枪，枪案，那可还真是比较少见。我参加工作快10年了，也从来没见过枪案。这可是第一次。”

“真的吗？用什么枪打的？”

“微冲。”

“还有微冲？”我惊讶道，“那人的死状惨吗？是凶杀吗？”

“打到头了。”圣兵哥耸耸肩膀，说，“不过人没死。”

“微冲打到头，人没死？”

“是啊，一个人擅自闯进了我们公安局的打靶训练场，被特警的一颗跳弹打进了头颅里。”圣兵哥说，“我们去验伤的时候，他还活蹦乱跳的。后来子弹取出来了，就没事了。”

“那怎么可能？”我简直难以置信。

“这个就要从枪弹伤的机理上来说了。”圣兵哥继续开启唐僧念经模式，“子弹伤人啊，不仅仅是因为弹头贯穿身体形成的损伤，更重要的是因为子弹的高速旋转而导致的弹后空腔效应。而跳弹呢，是子弹打到石头上，发生了折射，这时候子弹已经不旋转了，所以仅仅能造成弹道的贯穿伤。这案子，弹道贯穿的部位没有经过小脑和脑干，没有破坏重要的部位和血管，就有救。你知道什么是弹后空腔效应吗？”

“丁零零……”桌上的指令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我终于从圣兵哥的“魔咒”里逃脱出来了。

“法医门诊。”我拿起电话听筒，说道。

“我是石城路派出所，我们这边的新绿小区，有一起猝死事件，你们过来看一下吧。”对方说道。

“猝死？”我脑袋转了一下。

“是啊，就是病死的。”对方打了个哈哈，说，“我们大致看了现场，封闭的，不可能有外人进入，估计不是案件。”

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为什么我不在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命案和奇怪的尸体；等我一来，就是各种猝死这样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我这人，究竟算是运气好呢，还是运气差呢？ tBzdLg8nLR+ojmIYl03WepQa1/uohQ3MkTfN2/HVRyi6YYxyYMK9ooVqX0MWN4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