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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道光二十年（1840）到北京做官，咸丰二年（1852）离开北京。在十多年里，曾国藩不光在修身立志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在仕途上的升迁也非常迅速。
道光二十年（1840），他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升为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七年（1847），升为内阁学士；道光二十九年（1849），升为礼部右侍郎。清朝的官制一共是“九品十八阶”，每一品级有从品和正品之分。从官阶上看，他从翰林院检讨的从七品，升迁到礼部侍郎的正二品，用他自己在家书中的一句话说，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个升官速度，创造了道光朝的纪录。清代巡抚也是正二品，也就是说，曾国藩工作不过十年，就做到了“省部级”
。
用今人的观点看，曾国藩在官场上本来是没什么优势的。他出身非常普通，既非官二代，也非富二代，在官场上毫无根基。他为人笨拙，不善机变，土里土气，不像别人那样八面玲珑。那么他为什么能在官场上如此春风得意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就得益于他的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
曾国藩“点了翰林”，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官运亨通。翰林之间，也要激烈竞争。成功者，叫“红翰林”，可能很快升迁，入值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失败者，叫“黑翰林”，可能几十年还窝在翰林院里走不了，或者随便外放一个地方官了事。
翰林官员升不升官，是黑还是红，主要靠什么呢？说来有意思，和学生升学一样，也靠考试。作为一个类似研究机构的衙门，翰林院有一种叫翰林大考的考试，每隔几年考一次，“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
。所以翰林生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准备大考。
为了考查翰林们的真实水平，翰林大考是不定时的，每次都是突然袭击，临时通知。所以关于大考，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叫“金顶朝珠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就是说翰林们戴着金顶，挂着朝珠，穿着紫貂，成天不用上班，过得非常逍遥，但是“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
，就是说突然听到要大考，吓得魂飞魄散。之所以吓成这样，是因为考试成绩直接决定命运，不是说你不想升官就行了，考得不好的，可能被降级、罚俸，甚至被罢官。
所以翰林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学习。曾国藩刚到北京的时候，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散漫无恒，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但是立志“学做圣人”之后，他自我管理能力迅速提高。在日记当中，他给自己立下了十二条做人的规矩：
（1）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4）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
（5）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6）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十月二十二日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11）作字。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凡事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这十二条规矩，翻译成现代汉语，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早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绝不赖床。
二是静坐。每天静坐半个时辰，也就是一个小时，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要天天处于浮躁状态，被事务牵着走。
三是读书不二。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不论遇到任何问题，绝不改变。而且不读完这本书，绝不摸下一本。
四是谨言。就是时时警惕不乱说话，说每句话都要慎重。
五是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节欲，就是节制欲望，说白了，就是节制房事。节饮食，就是吃饭也要有节制。这是养生的办法。
六是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就是记笔记，找一个笔记本，起个名，叫《茶余偶谈》，专门记朋友们聊天时谈到的各种有启发的事情。聊天也不能白聊。
七是每个月要作几篇文章，写几首诗，有固定任务。
八是练字。每天早饭之后，要写半小时的字。
九是夜不出门。天黑了就不要出门找朋友瞎聊天。
这十二条规矩，很多都与翰林大考有关。规矩第十一条要求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写半个时辰的字，这是因为书法好坏是翰林大考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曾国藩留下来的小楷作品，功夫非常深。第十条要求自己每个月要按翰林大考的标准作数首诗文，以为常课。至于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也都是为大考做准备。因为翰林大考和科举考试不同，考的不再是八股，而是考查一个人的学养和见识，所以必须知识广博，对天理心性之学确有所得。通过这十二条规矩，曾国藩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对考试的准备比很多人要充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即曾国藩到京后两年，赶上了第一次翰林大考。一般翰林大考都是六年左右一次，这次却只隔上次四年。消息突然来临，曾国藩和别人一样，都感觉有点儿惊慌。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皇……恐进场难完卷也。”
考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进行。参加考试的一共127人，有三个人托病，不敢进考场。到了考场，有一个人打小抄，被清除出场，直接交刑部治罪。气氛非常紧张。曾国藩也是提心吊胆地完成了考试。
出了场，曾国藩把试卷草稿拿给朋友们看，让他们评判一下自己答得怎么样。不看不要紧，一看出事了，原来自己作文里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有一个典用错了。
曾国藩大惊失色，后悔不已，说自己“粗心至此，何以忝厕词垣哉”，不配当这个翰林。当天晚上，他和妻子欧阳氏二人默默对坐，不交一语，“患得患失，憧憧靡已”，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当天晚上彻夜未眠。他在日记当中批评自己说：“平日所谓知命者，至是何有，真可羞也。”就是说，平时的修养都不管用了。
三天后，大榜公布。完全出乎意料，曾国藩的成绩竟然特别之好，名列二等第一。一等是五个人，也就是说，曾国藩在一百多人中，考了第六名。原来，因为考试状态保持得好，他的作文文气贯通，说理透彻，很得主考官的欣赏。至于文中的那个错误，主考官和皇帝居然都没有看出来。
第二天，道光皇帝亲自召见，召见之后，升他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一下子升了四级，曾国藩一方面说自己“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抱愧殊极”
，另一方面，不免大喜过望，赶紧给家里写信，汇报这一好消息。曾国藩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军机大臣）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
就是说，整个清代，湖南省官员中，通过大考升官的，他和乾隆朝的大学士陈大受速度最快，陈大受是从编修升为侍读，他是从检讨升侍讲，升的品级一样。但是陈大受是考了第一名，升了这个官。他考了第六，也升了同样品级的官，所以这说明他受到了皇帝特别的知遇之恩。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读出曾国藩升官之后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又逢一次翰林大考，曾国藩名次仍然不错，名列二等第四名。六月，曾国藩即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享受“侍郎”级别待遇。这是一次罕见的跃升，由从四品跃升至二品，从此“跻身卿贰”，步入高级京官行列。曾国藩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也就是说，他刷新了湖南人在清朝的升官纪录。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除了考试成绩好外，曾国藩升迁迅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交友广阔，在士林中名声很好。
中国古人有一个观点值得借鉴，就是特重交友。清代名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就是说，交友，是人生第一大事。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没广播没电视没大学。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在外想获得帮助，全要靠朋友。所以朋友的多少、朋友的质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
在闭塞的湖南乡下，曾国藩最大的遗憾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所以后来他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谈及自己当年的感受：“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
可见他对自己当年那些庸鄙的同学是十分看不上眼的。
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迅速结交了一大批好朋友。曾国藩在家书中常介绍他的交友情况。他说：“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慧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广西主事。”
曾国藩为人特别爱交往。入京之初，他为人处世不够周到，经常得罪朋友。而在立志“学做圣人”之后，曾国藩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与人相处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朋友越来越多。他和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切磋学问。他也经常请客吃饭，邀人听戏下棋。我们看他的日记，几乎没有一天不社交的，经常交往的朋友有一百多人。最多的一天，接待或者拜访朋友几十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他升为翰林院侍讲那次，因为朋友多，人缘好，所以大家都来祝贺，以至于他二十二日那一天，跑了五六十家去回拜。
曾国藩朋友之所以多，还在于他效法祖父，急公好义，特别爱助人。“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佽助，办事则竭力经营。”
挚友刘传莹病死，曾国藩搜集其遗文，为他刻印出版了遗著；同乡举人邹兴愚（柳溪）会试不售，在北京贫病而死，曾国藩为他料理了后事，撰写了墓志铭，并出钱为他制作石碑；新宁人邓铁松在北京患病吐血，情况危重，已不可挽回，曾国藩筹钱将他送回湖南……
特别是与陈源兖的友谊，尤为深厚。陈源兖，字岱云，是湖南茶陵县人。他和曾国藩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还一起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所以他们两个人往来尤密，“不啻一家骨肉”
。陈源兖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大病一场，曾国藩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日全未离身。夜住陈寓。观其症险，极惶急无计，一夜不寐。”
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也日日到陈家，“代为经理一切”
。陈岱云的儿子那时刚满月，无人照管，曾国藩将这个孩子带回自己家，雇乳母喂养。
同年中另一个好友是梅霖生。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梅霖生患病咯血，曾国藩忙前忙后，多次请吴廷栋等人前往诊治。梅霖生的病情不见好转，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他“病势沉重，深为可虑”，经常前去探望。但是梅霖生病情恶化得非常迅速，二十五日病逝。曾国藩悲痛不已。他在家书中说：“梅霖生身后一切事宜，系陈岱云、黎月乔与孙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赙仪共五百两。吴甄甫夫子（戊戌总裁）进京，赙赠百两。将来一概共可张罗千余金，计京中用费及灵枢回南途费不过用四百金，其余尚可周恤遗孤。”
七月十五日，梅霖生的灵柩出城，曾国藩坐车送至东便门。
因为曾国藩广泛结交，肯于付出，名望日高，急公好义，越来越受同乡的推重，所以自从道光二十六年（1846）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折，都由曾氏领衔。可见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开始负一乡之望，成为在京湖南官员的领袖，这对他在仕途上发展当然有好的影响。
曾国藩升官迅速的第三个原因，是中枢有人在背后帮他的忙。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道光年间最重要的大臣——穆彰阿。穆彰阿在道光年间是最得宠的大臣，任军机大臣达二十年之久。当然关于这个人，历史上争议很多。有人说，他在鸦片战争中是投降派；有人说，这个人没什么建树，只会对皇帝溜须拍马，说他“以顺承旨意为工，阿附之外，无他语也”
。
对这个人，有这样一段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说他“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
。也就是说，他当了二十年军机大臣，其实是一个挺爱才的人，也不怎么贪财。唯一的问题是，喜欢吹捧皇上、糊弄皇上。
确实，穆彰阿不管有多少缺点，毕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爱才，喜欢延揽人才。曾国藩考进士那次，穆彰阿正好是主考，所以按惯例，曾国藩应该称他为座师，两个人从此就算有了师生之谊。
在那之后，道光二十三年（1843）那次翰林大考，就是曾国藩用典用错了那次，穆彰阿也是总考官。那一次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处分，成绩还非常好。而且交卷后，穆彰阿做出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他主动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就是说把你考试时写的诗给我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对曾国藩表示关心，表示我以后会提携你。所以曾国藩当天立刻誊清诗赋，亲自送往穆宅。说来也巧，这次拜访成了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从此之后，升官速度越来越快。
正是因为穆彰阿和曾国藩之间的这种特殊渊源，所以野史中有一些编造的传说。比如《清稗类钞》里记载了一件事，说是穆彰阿不断向道光帝推荐曾国藩，于是道光帝感兴趣了，打算召见曾国藩，面试一下。曾国藩一听，非常高兴。那一天，曾国藩进了皇宫，被太监带到了一座大殿里，说你在这儿等着吧。可是一直等到下朝，太监才跑过来通知，称皇上今天有事，不见了，改日吧。曾国藩莫名其妙，回去后连忙去问穆彰阿这是怎么回事。穆彰阿一听，沉思片刻，就明白了道光帝的用意，就问曾国藩：“你是否留意了你待的那间大殿墙上都写了些什么？”曾国藩说：“没有，我只等着皇上召见，哪有心思去注意那些啊。”穆彰阿一听，一拍大腿，说：“哎呀，机缘可惜！”怎么办呢？穆彰阿对自己的仆人说：“你去拿四百两银子，交给宫中的某个太监，然后求他把宫中那间大殿墙上字画的内容抄下来给我。”仆人托太监把内容抄回来，穆彰阿给了曾国藩，让他背熟了。第二天，道光皇帝召见曾国藩，果然问到那间房里的墙上都写了些什么字，曾国藩准备充分，对答如流，道光皇帝大喜，认为曾国藩这个人心思缜密，留心细节，可以大用。曾国藩从此便交了好运，“骎骎然向用矣”
。
这个传说听起来挺好玩，可惜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因为按照清代朝廷的成例，曾国藩那时仅是一个普通七品翰林官员，皇帝是不可能单独召见的。晚清戊戌变法前，光绪皇帝想召见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但是廷臣举出“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大员不得召见”
的理由，光绪皇帝也没法反驳。而且皇帝见谁，事先都有明确的计划，不可能临时更改。道光皇帝又是一个特别遵守成例的皇帝，因此不可能破这个例。
不过这个传说也反映出，穆彰阿确实是曾国藩升官路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对曾国藩的飞黄腾达起到了助力的作用。所以曾国藩对穆彰阿是感念终生的。二十年后，曾国藩又一次回到北京，还专门到穆彰阿家里去探望。当然那时候穆彰阿早已去世了，他探望的是穆彰阿的家人。
当然，在与穆彰阿的交往中，虽然穆彰阿欣赏曾国藩，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就大喜过望，扑上去抱住穆彰阿的大腿不松手。看曾国藩的一生，与上级交往，是很注重分寸的，从不失态。他和穆彰阿交往，完全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走动并不是特别勤，所以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也没有受到牵连。
这是曾国藩一生的一个重要原则。
后来曾国藩在统率湘军时，在朝中又遇到过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权臣肃顺。正是在肃顺的建议下，曾国藩才当上了两江总督。但是曾国藩跟他，也没有建立私交，后来慈禧发动政变，肃顺被杀，在他家里查到很多私人书信，但是里面没有曾国藩写的。慈禧因此十分信任曾国藩。
到了更晚的时候，曾国藩晚年，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醇郡王奕譞，好多次想跟曾国藩交往，托人给曾国藩带了封信，对曾国藩大加恭维。醇郡王奕譞是当时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更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和哥哥恭亲王奕䜣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想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亲贵，主动攀附还来不及，曾国藩却连他的信都没回。曾国藩只给带信的人回了封信，说：“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
也就是说，我一向不怎么跟别人通信，也不便因为醇郡王就改了我的老习惯、老作风。
醇郡王还不放弃，过了几年又写诗寄给曾国藩，让曾国藩点评，还说希望曾国藩也写首诗应和一下。曾国藩仍然没有给他回信，而是给捎信的人写了封信说：
醇邸于敝处折节下交，拳拳挚爱，极为心感。……缘弟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未便于醇邸特致私爱，致启他嫌。
也就是说，醇郡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的原则是，对朝廷上那些亲贵人物，一贯不和他们建立私人交往，所以这次也不打算破例。
这就又一次给了奕譞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是因为历朝历代，都严禁朝中的亲王与外面的臣子之间私下交往，因为这样容易形成朋党。曾国藩遵守朝廷的原则。另外一点，曾国藩从来不改他不攀附私人的原则。清朝官场讲究“跟人”，跟人有跟人的好处，跟对了，升迁确实可能很快。但是官场风波重重，如果所跟着的人倒了，自己也会受牵连。曾国藩做事的作风是从不取巧，踏踏实实，不搞任何歪门邪道，不走捷径。事后证明他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
穆彰阿虽然对曾国藩的命运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他并不能决定曾国藩的命运。所谓“关键”在于，他在道光皇帝面前能够适当地推荐一下曾国藩。但是用与不用，还要看道光皇帝。
曾国藩升官迅速的第四个原因，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道光皇帝对他的欣赏。
道光皇帝是清代一位比较有特点的皇帝。第一，他比较平庸，能力比较差，也没有什么魄力。第二，正是因为如此，他特别注重防范权臣，所有大权都要自己把着，生怕落到别人手里。他之所以重用穆彰阿这样听话顺从的人，主要是因为“虑大权旁落，必择谨畏之士，使之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
。就是说，因为怕大权被别人抢去，所以他故意用穆彰阿这样没什么能耐的人，生怕太有能耐的人，自己治不住。这就如俗话所说，是武大郎开店，用的都是不如自己高的人。
所以，道光朝用人的大权是皇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绝不会轻易受别人左右。曾国藩之所以不断升官，归根结底是因为皇帝特别欣赏他。
道光皇帝为什么这么欣赏他呢？有三点。第一，曾国藩这个人性格和道光皇帝相投。曾国藩从性格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比较踏实的人，他是一个湖南乡下来的年轻人，没见过大世面，憨头憨脑，说话很直。道光皇帝就喜欢这样的老实人，不喜欢那些油腔滑调的人。曾国藩有过多次与道光交谈的机会。他在家书中提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二十日，他“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见，天语垂问及男奏对，约共六七十句”
。这是曾国藩首次与皇帝深入交流。可惜曾国藩没有录下具体词句。但是道光年间，曾国藩“每有奏对，恒称上意”
。皇帝对曾国藩的了解日渐加深，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曾国藩工作认真，做官尽职尽责。翰林虽然没有多少事，但是偶尔也有任务派下来。比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他派充国史馆协修官。
一旦有任务，曾国藩就会全力以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他不会像那些眼高手低、有名士气文人气的翰林官员一样，看不起俗务。
在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后，他经常需要值班。别人以此为苦，他却从不辞劳。他诗文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夜值苦寒》：
白虎西流朱鸟高，五更风利䴙䴘
刀。劲寒战栗通心曲，轖气冰霜上口毛。旷荡青天如可对，折旋丹地敢辞劳。频闻交战呵金马，蓦入灯庐炙冻毫。
诗中说，五更风寒，胡须染成白霜，毛笔也已经冻住了。他仍然像战士守卫岗哨一样，不敢稍有差池。
后来职位高了，有了更多具体事务以后，曾国藩更是勤奋。年谱记载，“公勤于供职，署中办事无虚日”“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员，咸服其条理精密”
。就是说，他天天上班，从不缺勤，还经常主动加班。他的下级，都佩服他办事有条理。
第三，道光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理学的皇帝。道光虽然是一个能力平庸的皇帝，但是喜欢读书，对理学有一定心得。
曾国藩在做翰林期间，在理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由朱熹开始，上溯张载、周敦颐等人的著作，并对它们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同时，他还究心汉学，在学术上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每次翰林考试道光皇帝都要亲自看试卷，曾国藩的成绩很好，就是因为有理学修养做基础。
在曾国藩所处的晚清，虽然今天提起来，总说那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时代，但实际上和后来的某些历史时段比起来，是非尚有一定公论，黑白尚未完全颠倒。曾国藩结交师友，潜心治学，提高了他在士林中的声望。
黎庶昌说：“始公（指曾国藩）居京师……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重于京师。”
他自己也说“昔在京颇著清望”。因此当时李鸿章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就慕名投帖拜师在他的门下，向他学习。李鸿章在家书中汇报说：“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慕曾涤笙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
一个人的声望是晋升的重要基础。曾国藩潜心学术，热心公益，在皇帝心目中形象比较清新端正，这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