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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二年（1832）春天的一个清晨，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一对父子从一座普通农家宅院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儿子叫曾子城，这一年二十二岁
。在这本书里为了方便，我们就统一用他后来改的名字“曾国藩”来称呼他。父亲叫曾麟书，这一年四十三岁。
两个人这么早出门，是去“赶考”。
考什么呢？科举考试的第一关——秀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分三步：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
这不是他们俩第一次并肩赶考，事实上，这对父子在湘乡科场已经是一对“名人”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双双屡考不第。
曾麟书从十几岁开始入考场，结果考了十六次，年过四十，头发都花白了，连个秀才都中不了。未中秀才的读书人，不管年纪多大，在当时都只能被称作“童生”。老“童生”历来是社会上嘲笑的对象。有好事者曾经编过一副对子：“行年八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真是书生。”
意思是说：都八十岁了，还是个“童生”，可见你将来能活个几百岁；都到老了五本经书还没背熟，你真可谓“书生”。
读书人当中当然也有很多脑袋不灵光的，不过大多数都有自知之明，三五次不能取中就不再入场丢人。只有这位曾麟书，四十多岁了，仍然场场不落，只要有考试，必然早早赶到，最先一个进场，最后一个出场，然而每次都是名落孙山。所以，每次考试出榜时，曾麟书去看榜，也常有一帮闲人来看曾麟书，对他指指点点。
而最近几科，众人关注的对象，又从曾麟书一人扩大到了他们父子。原来曾国藩才十四岁时，曾麟书就心急火燎地带着这个长子一起来考，而这个孩子也居然克肖乃父，连考了五次，也是场场落第。父子两人一起连续落第，这新闻效应就不止增加一倍了。
这就是曾国藩后来给他父亲写的墓志中说的：“府君（父亲）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
人们提起这对父子，最爱说的一句话是，祖坟没冒青烟，再怎么折腾也没用。荷叶塘的泥腿子曾玉屏梦想成为官宦人家，本来就是痴心妄想。
中国人修家谱最重官爵，大部分人家的家谱中都能找到几个当官或者有功名的人。然而翻开《大界曾氏族谱》，往前一直翻到宋朝，不但找不到做过官的人，连读书人都没有一个。曾国藩后来在文章中说，“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
。就是说，我们老曾家，从宋朝末年到清朝，五六百年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见这个家族是多么普通。
偏偏到了曾玉屏这一辈，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发誓非要供自己的孩子读书当官。
曾玉屏也是荷叶塘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是个普通农民，年轻时没读过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买了一匹好马，穿着光鲜的衣服，成天跑到城里，和一群浮浪子弟混在一起。
有一天，他正在湘潭城的一个酒楼里和一群纨绔子弟纵酒高歌，忽然见一个老头领着小孙子从窗外走过。只听老头远远指着他，教育自己的孙子说：“你可别跟这个人学。他是荷叶塘白杨坪老曾家的儿子，你看他家里没什么钱，却总跑到城里来装有钱大爷。这个家早晚都要败在他手里！”
那老头这番话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孙子，没想到全被曾玉屏听到了。曾玉屏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本以为自己活得人五人六，没想到背后大家是这么看自己！他大受刺激，来到市场上，当场把自己的这匹骏马卖了，然后徒步走了几十里路，回到家里。
这就是曾玉屏后来自述的“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
。
从那天开始，曾玉屏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自是终身未明而起”。每日早睡早起，天天下地干活，发誓要兴家立业。他后来对曾国藩说：“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菜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
也就是说，他三十五岁才开始务农，每天带着长工，日夜苦干，把自己家的梯田扩大，连成一片，这样用牛耕作起来就方便了，产量大大提高。他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凭虫鸣鸟叫就知道节气变化。家里种地、喂猪、养鱼，多种经营。家里种了半畦菜，每天早上他亲自锄草，傍晚则监督长工上粪。他告诉曾国藩，自己亲手种的菜，吃起来才香。辛苦挣来的钱，花着才心安。
曾玉屏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置了百十来亩地，使曾家从普通的中农变成了家境殷实的小地主。他就这样在地方上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为人有主见、有魄力，脾气火暴刚直，所以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大家总是来找他排解说和。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
。就是说，他厉声责问，说的话都在理上，最后那些地方上的恶霸也不得不低下头来。
勤苦发家之后，曾玉屏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那就是把自己的长子曾麟书送去读书。在传统时代，一个家族要真正发达，不是看你有多少亩地，而是看你家中有没有人读书当官。有了功名，一个家族的地位才能稳固。所以曾玉屏不惜重金，请来当地最有名的老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一定要把自己的儿子供出来。可惜曾麟书实在是太笨了，怎么也中不了秀才。
眼看着儿子没希望了，倔强的曾玉屏又把希望寄托在长孙身上。老头对长孙的希望之殷切，从小国藩的学业进度中就可以看出来。曾国藩虚岁才五岁，曾玉屏就命曾麟书给他开了蒙。才八岁，就读完了五经，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难懂经书。才九岁，就开始学作八股文。刚刚十四岁，就让曾麟书带着他到县衙的礼房报了名，填写了三代履历表，办好了保结手续，开始了科场生涯。
可惜这个长孙读书似乎也是不灵，每次带回来的也都是落第的消息。曾玉屏辛苦了几十年，花了无数钱财，最后只落得一乡人的笑话。
曾玉屏却不管别人笑话不笑话。他定下来的事，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传统时代人们大多迷信，经常有人劝他找人算一算，看看家里到底有没有科考之运，不要再这样白花钱了。曾玉屏却不信邪，曾国藩后来总结说，老头一生有“三不信”，不信看风水的地仙、不信医生、不信和尚道士，只信人定胜天。
凭什么别人家能供出举人进士，我们曾家就供不出来？儿子供不出来，我还有孙子，孙子供不出来，我还有重孙子，我就不信曾家没有翻身的一天！
道光十二年的这个早上，老头又一次早早起来，亲手替儿子和孙子整理好考篮考具，把他们送出大门，默默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望了很久。
▲ 曾国藩
每一次考试，对曾国藩父子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首先是辛苦。别的不说，“徒步橐笔，以干有司”
，提着沉重的考篮，徒步到考场，就非常辛苦。考篮的上一层，是笔墨纸砚，还有书籍。下一层则是食物和水果，加起来有二三十斤重。秀才考试分为三关：县试、府试和院试（也就是省一级考试），需要从白杨坪走一百二三十里到湘乡县城，再从湘乡县城跋涉二百多里地到长沙府。这一次是父子俩第六次并肩去考秀才，对曾麟书来说，则是第十七次踏入考场。如果以单程三百五十里计算，曾麟书为了考一个秀才，已经足足走了一万一千九百里路，而曾国藩也走了近五千里。
其次是屈辱。科举虽然是“抡才大典”
，其实对读书人毫不尊重。天色尚浓黑时，就要来到考场接受点名。点完名，发了卷子，就要接受搜检。不但考篮里的东西得一一拿出打开，连馒头都要一掰两半，甚至还要脱掉鞋子，解开衣服，让吏役们遍体摸索。搜检完，钻进狭窄低矮的号舍，个子高点儿的站里面连腰都伸不直。正如《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那样：“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
当然，最痛苦的莫过于看榜时名落孙山的打击以及他人的嘲笑讥讽。曾国藩打小自尊心很强。头两次失利，他并没有感到特别难堪，一两次不中也很常见。然而第四次、第五次还是落第
，这让他意外地在众多“童生”中“脱颖而出”，大有取代父亲，成为湘乡县科场新焦点之势。使他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因此这一次，曾麟书父子都拼了命。要是再考不中，两人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压力带来动力，县试和府试，父子俩居然都顺利通过了。院试，父子俩也都感觉发挥得不错。因此出场以后，人虽然极为疲倦，但是精神都非常振奋。
院试发榜这天一大早，父子俩就满怀期待地赶去看榜。
这一次，曾麟书的大名赫然写在榜上！
曾麟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比范进中举还高兴。这一年，曾麟书已经四十三岁了。老曾家破天荒地，五六百年，终于出了一个秀才！“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
可是，曾国藩在榜上找来找去，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了。
不过，曾国藩在榜单边上的另一张告示牌上，倒是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曾国藩不仅落了榜，还被学台“悬牌批责”
。
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典型，曾国藩这次的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学使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鉴。
“文理欠通”是很严重的批评。大清顺治九年（1652），给考试定了“六等黜陟法”。“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文理亦通者列为二等，文理略通者列为三等，文理有疵者列为四等，文理荒谬者列为五等，文理不通者列为六等。”
所以被“悬牌批责”为“文理欠通”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相当于被全省示众。这一下，曾国藩不光在湘乡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
当然，考官认为，曾国藩的文章虽然文理欠通，但是通过文字能看出来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为了安慰曾国藩，主考官让他“发充佾生”
。佾生是祭孔时的乐舞生，本来也算是一种荣誉，而且下次考试可以免考县试和府试，所以黎庶昌后来给曾国藩编年谱时，干脆就不提主考批语，只说：“公从应试备取，以佾生注册。”
这次“悬牌批责”对曾国藩刺激极大，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家当众批评。
曾国藩后来回忆自己的生平，说这是自己平生第一大挫折：“余生平吃数大堑……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回家之后，他听由全家操办庆祝父亲入学的宴席，自己则一头钻进书房里，再也不出来了。
他坐在书房里，反思自己这么多年读书考试的经历，要找出失败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自己太笨了。
曾国藩成名之后，湖南乡下流传着一个关于他小时候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刻苦，每天不背下一篇文章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坐在书桌前背《岳阳楼记》，有一个小偷，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这家人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怎么也背不下来这篇文章。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听来听去，连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还读什么书？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说着，从头背到尾。然后，小偷一甩门，扬长而去，留下曾国藩在屋里目瞪口呆。
这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笨。
确实，曾氏家族的遗传基因非常一般。事实上，不仅是曾麟书、曾国藩科考如此费力，就连曾国藩的叔叔曾骥云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老童生。后来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也一个个很早就开始读书，结果也没有一个能考中举人。
连续六次考秀才失利，让曾国藩确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自己有着极强的进取心，但是上天没有给自己一个与雄心相匹配的聪明的大脑。后来他在日记当中说自己是“受质本薄……志亢而力，不副识远而行不逮”
“资质之陋，众所指视”
。天赋太差，志向远大但能力不副，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到。
但是曾国藩和爷爷一样，身上也有一股天生的倔劲。
曾国藩对自己的祖父从小就有一种崇拜心理。他后来在家书中经常谈到祖父的一些言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和爷爷一样，倔强到底，绝不放弃。后来他说：“‘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
要弥补自己雄心与头脑之间的差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超人的努力。去年，曾国藩曾为自己取了个号，叫“涤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换句话说，他要把失败的过去彻底扫去，发奋努力，重新做人。这次被“悬牌批责”的耻辱，如同当众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更激起了他的斗志。他要破釜沉舟，再一次发奋，挽回自己的颜面。
当然，用力不能用蛮力。再重复走老路不行了，他一定要从过去的学习思路中突破出来，寻求改变。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试卷放在一起反复对比，看看自己到底差在哪里。
其实曾国藩之所以屡次失败，主要是曾麟书的教学方法有问题。曾国藩开蒙后，很长时间内是由父亲曾麟书亲自教授的。曾麟书读书很笨，教育方法也十分落后，就是四个字，死记硬背。
这样教的结果，虽然基础打得扎实，却把曾国藩的灵性拘泥住了，怎么学也没有长进，写出的文章虽然四平八稳，但是笔力孱弱，缺乏打动人的地方。
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同题作文逐股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的主要问题在于写东西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那么，接下来，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文章的大局观和整体气势上下功夫。
道光十三年（1833），又是科试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高嵋山下那个农家院落，踏上了科举之路。经过一年的苦学，他的脚步似乎比以前更加坚定自信了些。
院试当天凌晨，曾国藩就起了床，来到考场。天还未明，学台大人就开始亲自点名。贡院中灯烛辉煌，学台大人端坐在正中，各县知县、教谕等排列两旁，都全副顶戴补服，气氛异常威严庄重。
这次入场，曾国藩自信已经找到了作文的门径。通过苦苦反思，以前学了十几年没有学通的他，感觉打通了关节。曾国藩悟到了怎么写文章才能表达自己的真见解、真感觉，把道理讲通讲透。看过考题后，曾国藩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急于下笔，而是先默坐思考了半个时辰，在胸中构思好了整体脉络，然后才一股一股地展开，最后在文笔上细细打磨。几场下来，他自己感觉发挥得比以前都好。
放榜的那一天，他又是起了个大早，立在人群中举目搜索，结果这一次，他的名字果然赫然在列！虽然位于榜单的尾部，但是他毕竟成了“秀才”！
消息传来，曾家上下喜气洋洋，在大门口搭起一座高大的用彩绸扎成的龙门。曾玉屏不惜花费，办了二十多桌酒席。老曾家终于扬眉吐气了！确实，曾国藩成为秀才和曾麟书入学不同。曾麟书中秀才只相当于获得了一个荣誉性的结尾，因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不可能在科场上继续奋斗了。而曾国藩比父亲早中了二十年，还有大把的时间去考举人、考进士。
从这一年开始，老曾家的气运似乎彻底转过来了。中了秀才之后第二年，恰是乡试之年，这年秋天，曾国藩又到长沙参加了举人考试。
考举人的难度比考秀才高多了，每次乡试，湖南全省不过能中四五十人。应试与录取之比，大约为八十比一。所以和曾国藩第一次去考秀才一样，曾家人本来是没抱太大希望的，哪知道，曾国藩居然一考即中，在这一科取中了湖南省第三十六名举人。中秀才之后马上中举人，这就是所谓“联捷”。
为什么秀才考得这样艰难，而考举人却如此顺利呢？这是因为曾国藩已经掌握了考试的诀窍，写应试文章越来越得心应手。事实证明，被学台“悬牌批责”，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中了举人这年十一月，曾国藩离开湖南，兴冲冲地赴京赶考，看看能不能来一个三联捷。
考进士比考举人多了些周折，因为考进士的难度与考举人不可同日而语。大清朝全国的读书人有几百万，进士一般每三年考一次，一次录取三四百人。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每年不过才出一百多个进士。根据学者何炳棣的研究，在清代，进士占总人口的比例是0.000048%。请注意，小数点后有四个零，就是说，百万分之零点四八，比我们说的“万一”这个概率还小。考进士不光靠实力，也要靠运气。很多人才华横溢，文章很好，但是缺乏考运，终生打不通科举之路，比如后来的另一位湘军将领左宗棠就是这样。
所以第二年的春闱和第三年的恩科曾国藩未中，并不奇怪。道光十八年（1838），又逢会试之期，曾国藩再一次进京拼搏，背水一战，终于高中了进士。
这一年，他二十八虚岁。这个年纪在今天看起来虽然已经不小，但是在当时算得上“早售”。因为明、清两代，进士的平均年龄为三十八岁。就是说，曾国藩比全国中进士者平均年龄小了整整十岁。在考试后，曾国藩正式改了名字。据说由于“其师某病其鄙俗，始为改之”
。“中式后，更名国藩。”
就是说座师认为“子城”这个名字太俗气，给他改名为“国藩”，寄以“国之藩篱”之意。
中了进士之后，曾国藩满怀兴奋地又参加了一次考试，叫作“朝考”。这次考试是为了从进士当中选拔翰林。
清代最重翰林，“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
，“卜相（选宰辅、大学士）非翰林不与”
，大学士一定要翰林出身。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翰林出身，你就没有机会做到“位极人臣”。此外翰林升官一般较快，“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
。甚至“大臣饰终必翰林乃得谥文”
，就是说，你要不是翰林出身，死后谥号中不能有“文”字。因此，进不进翰林院，一个人的仕途可能大不一样。
按理曾国藩是没什么机会中翰林的。因为他进士中的是三甲
。按当时惯例，一甲进士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翰林院，二、三甲则均需参加朝考。朝考中三甲中选的比例很低。结果曾国藩在这次考试中发挥得异常出色，居然取得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亲自阅卷审核时，读了曾国藩的文章，非常喜欢，改为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
这样，曾国藩就在仕途上获得了一个绝佳的起点。
消息传来，整个湘乡都为之沸腾了。出了一个翰林，是全县甚至全省的大事。年轻的翰林公，将来最不济也能当个知府道员，混得好，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湘乡曾氏从此就由社会底层的普通农家上升到了金字塔接近顶端的官宦人家。如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章的描写一样，前来攀附者络绎不绝，许多人前来送钱送物，嘘寒问暖，湘乡县令也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的弟弟们称兄道弟，把手言欢，又把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称为“老太爷”，把曾玉屏称为“老老太爷”。曾氏一家人激动得夜不能寐。平时严肃少言的曾玉屏夜里一次次起来，去看那张捷报，总感觉自己是在梦中。
曾玉屏当初送孩子读书的决定，现在看来不再荒唐，而是无比英明。
漫长的九年秀才考试生涯，是曾国藩生命中的痛苦记忆。曾国藩后来回忆道：“余……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
然而接下来的春风得意又是曾国藩一生中凯歌行进的华彩乐章。而相比之下，曾国藩的那些同学，有的人早早成了秀才，然后就站在边上看曾国藩父子的笑话，结果这些人中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一个。
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虽然自己比较笨，但是也能走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走不通的科举路，可见只要努力，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历程中，越遇到挫折，越能燃起斗志。和曾国藩比起来，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就“同途殊归”了。洪秀全比曾国藩小三岁，算是同龄人。和曾国藩一样，他也是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全家人也是全力以赴供他读书，要他走通科举之路，但是他的抗打击能力显然不如曾国藩。他考秀才三次落榜之后，就受到严重刺激，晕倒在榜前，做了那个著名的升天的梦，梦到了“上帝”。第四次失利，就彻底放弃了科举，转而创立“拜上帝教”，走上了与曾国藩完全不同的另一条人生道路。
艰难的科举过程还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那就是“尚拙”：崇尚笨拙。
今人尚巧。办事越巧妙，越少费力气，越走捷径，当然就越好。很多人办事，都追求高效率，甚至不择手段。然而曾国藩不这样。曾国藩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就是说，笨拙胜过机巧。办事笨拙，才靠得住。
这种独特的人生哲学，得自曾国藩的自身经历。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功夫”。父亲的教学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曾国藩回忆说：“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
就是说，八岁起，我父亲就亲自教我。他从早到晚，教导不停，我记不住，他就反反复复教，听不懂，他就一遍一遍讲。走在路上，他也在讲，晚上睡觉躺在床上，他也在讲，一定要我学会了才罢休。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曾国藩身上培养出了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和踏实精神，也让他打下了非常扎实的知识基础。
作为一个笨人，曾国藩发现下笨功夫有下笨功夫的好处。
第一，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更肯付出。第二，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总是失败，因此“逆商”也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第三，笨拙的人不懂取巧，不走捷径，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做事不留死角。
他考秀才考了七次，举人和进士却考得顺利，就是因为他基础打得牢，开了窍后，就能一顺百顺。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笨功夫，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结果就走不远。所以，“笨拙”的人看起来开始走得慢，其实越到后来就走得越快，就好比盖房子，因为基础打得牢，房子就盖得比别人高。
所以，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尚拙”。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人讲究“拙诚”，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不玩心眼。他带兵讲究“结硬寨、打呆仗”
，从不凭奇谋诡计，只凭坚忍踏实，死磕到底。这种方式正如“重剑无锋”，表面上看起来滞钝，实际上锋利；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
他在《送郭筠仙南归序》中这样说：“君子……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难错迕，迟久而后进。铢而积，寸而累，既其纯熟，则圣人之徒。”
那意思就是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曾国藩在同时代大人物当中是最笨的一个。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自古以来的名人，在科举第一步上如曾国藩般蹭蹬的人不多。左宗棠虽然后来没能中进士，但当初十四岁第一次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胡林翼因为家里不让他过早科考，二十二岁才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当年就中了秀才，接下来举人和进士也都是一考即中。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时代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曾国藩自己常说“吾生平短于才”
“秉质愚柔”
。他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这不完全是谦辞，事实也一定程度上确是如此。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后来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于兵机每苦钝滞”
。学生李鸿章后来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日记：“（少荃）论及余之短处，总是儒缓。”
）。
但是，在同时代的这些人当中，曾国藩取得的成就最大，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这“三不朽”境界，左宗棠、李鸿章则远不如他。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曾国藩的“笨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