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本《曾国藩传》的诞生，可以说是一个瓜熟蒂落的过程。

1997年，我开始业余写作不久，就写了一篇散文《解剖曾国藩》，后来收入我2000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论文写的都是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后来在中华书局出版时改名为《给曾国藩算算账》。此外，我还写了《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二）：〈曾国藩家书〉与曾氏家风文化》和《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三）：曾国藩的领导力》。现在回头一看，在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我写得最多的一个人物是曾国藩。不知不觉，已经写下了一百多万字，有五本关于曾国藩的书出版。

伴随着这些写作，二十年间，岳麓书社版三十册的《曾国藩全集》一直摆在我书架上最方便取用的位置，其中的家书和日记更是常年置于我枕边的书。我收集了大量关于曾国藩、湘军及晚清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完成了对曾国藩多个侧面的分块式解读。这些都是这本《曾国藩传》的写作基础。

之所以对曾国藩如此感兴趣，第一个原因，正如我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的序中所说，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在清代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来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任何建设都需要寻找坚实的地基，我们既然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就必须寻找接口。

第二个原因，从个人精神成长角度看，曾国藩也能给我们提供力量。曾国藩这个人的一生，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很高。曾国藩的智商平常，一个秀才考了七次。身体禀赋很差，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出身也很平常，祖上几百年间都是平头百姓。年轻的时候，性格中还有很多毛病，比如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完成了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变化，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这个过程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因此，曾国藩是一个钻之弥坚、仰之弥高的人物。从曾国藩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史，了解晚清政治史和社会史。从这个角度看，为读者提供一本关于曾国藩的简明传记作为了解曾国藩的入门书也是必要的。

所以在阅读、写作有关曾国藩的资料和图书将近二十年之后，我将以前关于曾国藩的拼图式写作和研究整合起来，补足其中的空白部分，形成一本简明、全面的《曾国藩传》，目的是使读者花不太长的时间，就能完成对曾国藩一生功名事业和心路历程的了解。

当然，因为这样的写作过程，这本《曾国藩传》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部分内容和以前的作品有重复。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想避免这种重复，却发现无法避免。因为关于同一个事件，材料并没有新的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仅仅换一种写法，也就是说，仅仅做一些语言的重新组合，意义并不是很大。

因此，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与《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有重复，尚祈读者谅解。我希望我的作品能以这样的方式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以《曾国藩传》为骨，可以迅速全面地了解曾国藩的一生；以《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为肉，可以深入细致地研读曾国藩的多个侧面。

这本《曾国藩传》，和以前出版的众多曾国藩传、大传及评传有所不同。一是侧重呈现曾国藩个人心路历程，而不是对其生平和事件的研究式复原。二是对曾国藩的一生突出重点，而不是均衡叙述。比如关于“剿”捻一笔带过，而关于曾国藩对外观念的转变及天津教案，则花了比较多的笔墨，以试图深入解读曾国藩主动选择做“卖国贼”的原因。

这本书吸纳了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在曾国藩研究领域，有朱东安先生的《曾国藩传》、林乾先生的《曾国藩大传》、董蔡时先生的《曾国藩评传》，以及萧一山、梁绍辉、董丛林、刘忆江、宫玉振等先生的著作，还有唐浩明先生的系列作品。此外，翁飞先生关于曾国藩和李鸿章关系的研究，董丛林先生关于胡林翼的研究，都令我受益匪浅。还有一些参考过的论文无法在这里一一列及。在成书的过程中，我的东财学长、书法家王家新通读了书稿，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在此均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