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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我多次参与了维吉尼亚·萨提亚的工作坊，并且与她并肩工作，同时还有很多非正式的私人接触，因此，我慢慢地萌生了与她合作写这本书的想法。该书的第一部分相对容易处理。然而，在写第二部分的时候情况相当不同。我经常在想，为何沉溺于这种自我折磨。我发现其他责任、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和利害关系干扰了我的创造性，也影响了我组织构建我的想法的能力。情况似乎是，只有我完全将自己淹没在素材中，我才能写作，数小时之后才会有一些相对低创造性的想法。
最初，我心存幻想，只要严格要求，工作更长时间，我就可以继续整合我的写作并将进程导入正轨。但结果没有奏效，我忍受了几个月的内疚和低自尊。这些感受增加了我写作的难度，不久之后我已经不再知道我的低创造性和那些感受孰因孰果。
幸运的是，Bob和Becky Spitzer邀请我去他们Palo Alto的家度过了一周，在此期间，我唯一的责任就是写作。没有更多的借口。在最初两天，我感到特别困难，几乎没有写出什么。然后终于创造性地突破僵局，当我回到家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这种状态。整整两个月，我断绝与家庭、朋友的联系，无时无刻不花在我的工作上。奇怪的事发生了：整个过程变得令人愉悦，想法开始层出不穷，写作进程不再受阻。我经常会陷入一种着迷状态，完全专注于工作，体验到强烈的快感和满足。我可以理解一些作家具有怎样强烈的创作愿望。我又开始喜欢自己了。
在创作过程中，我学会了几件事情。首先，我可以逃避内心批评的声音，保持与无意识中创作联想源泉的联系。我在纸上写下一些想法，毫不考虑这种想法的结果，让它们保留几小时或者几天，然后我再回过头来进一步改善它们的结构和形式。我也认识到，当我把艰难的任务置于最重要的优先位置时，我就能够处理它。当还有其他琐事的时候，我就不太能够进行创造性活动。最后，我了解到艰难、孤独的工作也可以有乐趣，当这种感觉出现的时候，我感到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控制了自己的命运。
通过与许多优秀的人的交流，我才有可能写就这本书。我的父母、老师（远的可以追溯到高中时代）、朋友和同事。我不可能在这里列举他们所有人，但是生活在这个可以和其他人产生共鸣的世界，我的心里充满感恩之情。
在写就这本书的最后两年，我从Avanta网络组织的许多成员那里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和鼓励。我要在这里感谢以下这些成员的建议：John Barmen，Fred和Bunny Duhl，Maria Gomori，Jane Levenberg-Gerber，Bill和Karen Kelly，Johanna Schwab，Jackie Schwartz，和Brenda WadeHazelwoodo。Ken Block除了给予我支持之外，还同意为这本书的手稿提出意见，我根据他的意见对本书做了一些修正。
我要感谢Spencer Johnson，我在很早的时候就获得了他的鼓励，并且他改变了我的态度，从“我不得不写”到“我要开始写”；感谢Beverly Rowley给予了很多实用的建议，也许她都已经不记得了；感谢Grant Miller和Linda Peterson在我情绪不好时给我的关爱；感谢Mary Clare Sweeney愿意帮我输入和重新输入草稿，有时只得到很短时间的提前通知。
最后，还要感谢一些人，如果没有这些人，这本书就不会存在：
感谢Bob和Becky Spitzer，他们给予我指导，在我状态最差时，向我敞开了他们的家门，并且从不怀疑我可以完成该书。
感谢Rain Blockley，他在编辑方面的建议促使我将想法表达得更为准确，他的积极反应和鼓励使我对自己保持良好的感觉。
感谢Bud Baldwin，感谢他总是激发出我的想法和梦想，在关键的时刻，他是我最具支持性的亲爱的朋友。他不得不在我处于低谷的时候忍受痛苦，大部分时间以某种方法独自忍受他自己的沮丧。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女儿们，Lisa和Mireille。他们给了我有关家庭生活复杂性和益处的最直接的体验。
最后感谢我的老师、朋友、同事——萨提亚。在这些年，经历了起起伏伏，我对她的欣赏和爱变得更深更广。合作写这本书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我们共同完成了这一任务，这项任务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单独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