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治疗模式都是由对人类的基本假设构成的。然而这些模式对于人类本身往往持有一种狭隘的看法：人要么是错的，要么是对的。由于我们处于一个建立在以支配—服从力量为基石的社会体系当中，不同的人遭受着不同的不公平待遇。这也导致大部分早期的治疗师持有这样一种基本看法：人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或者说要么是健康的，要么是病态的。这无疑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划分方式，但不管怎样，治疗师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决定了他们如何进行治疗干预。

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维吉尼亚·萨提亚将大量的时间用于观察病人、验证自己的理论假设和创建干预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她独有的家庭治疗模式。萨提亚的方法反映出她对于整个世界的观察，即人们具有内部资源和选择，也拥有改变的可能。

在1951年，萨提亚采用联合治疗方法（治疗师在同一个疗程中会见所有的成员）治疗她的第一个家庭个案。事情起源于她对一个已经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青年女子的治疗。经过了大约六个月的疗程之后，这位病人的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在这之后萨提亚却接到了来自病人母亲的一个电话，她的母亲声称自己将要控告萨提亚离间她们母女之间的感情。

萨提亚并没有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这位母亲的话，而是听出了她声音中隐含的请求。于是，萨提亚邀请这位女士与她的女儿一起来参加下一个疗程的治疗。当治疗开始之后，女儿与萨提亚之间的关系开始瓦解，这位年轻的女性似乎回到了她治疗过程中的起点。

而当萨提亚继续与她们两个开展治疗的时候，一种崭新的治疗关系渐渐在母亲、女儿以及治疗师之间形成。由此，萨提亚想到邀请这个家庭中的父亲加入进来。但是当他真的成为治疗的一部分时，刚刚建立起来的治疗关系再一次土崩瓦解。

此时此刻，萨提亚意识到她开始接近事情的核心。

她询问在这个家庭中是否还有其他成员存在。余下的这个成员被家人描述为“黄金宝贝”，他是家庭中的儿子。当他进入治疗室，并展现出他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时，萨提亚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女儿所扮演的毫无地位可言的家庭角色，以及她为了在家庭系统当中生存下去而做出的痛苦挣扎。

这些早期的经验以及接下来许多相似的案例让萨提亚意识到在家庭体系中存在的动力和力量。萨提亚开始更明显地选择多个家庭成员的参与，而不仅仅对被认定为病人的个体进行工作。萨提亚不断发展和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以达到干预整个系统的目的。这意味着她可以通过改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方式，将改变带入整个家庭（或体系）中。

上述这一切无疑将帮助每一个家庭成员以及整个家庭系统从一种功能不良和紊乱的状态步入一种更加开放、灵活，并且充满令人满意的内部关系的状态。

雕塑技术的运用同样给了萨提亚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在这项技术中，她要求来访者摆出一些姿势，通过身体语言来强调他们正在沟通的信息。雕塑技术外化了我们内心世界的应对过程。这些身体姿势将那些通常超出来访者意识范围的隐蔽信息重新带入他们的意识觉察之中。来访者因此可以获得一种对于自己感知觉的身体意识，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展示出来，他们很可能否认或投射这些感知觉。

举例来说，萨提亚想象着“黄金宝贝”站在一把椅子上，他的父母摆出一种对他顶礼膜拜的姿势，而不给自己的女儿留出一点空间。通过让整个家庭将这个场景表演出来，萨提亚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常常试图否认或是投射的感受。这种认识同样使得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改变彼此之间的互动和沟通。

萨提亚将上述这些观点和其他想法一并写进了她的第一本著作——《联合家庭治疗》（1964）之中。随着这一著作的出版，心理治疗界掀起了一股从系统的角度来帮助来访者解决家庭问题的风潮。由于精神分析更加提倡分开会见家庭成员，并且不与其他咨询师相互讨论病人的情况，因此萨提亚的著作无疑是与那个时代的精神分析主流观点背道而驰的。

作为一个创新的、独立的思想家和科学工作者，萨提亚深入了当时存在的治疗惯例之外的领域，并帮助人们发展出有助于人们成长并变得健康的两个新概念。第一个概念抛弃了亚里士多德那线性的、单一因果论的看法，而是提倡阿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路德维希·贝塔朗菲以及葛瑞利·贝特生等人的系统性的思考方式。第二个概念建立在克尔凯戈尔、马丁·布伯以及海德格尔等人的积极存在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它认为人类能够展示出积极的生命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将人们功能不良的应对方式转化为高自尊情境下的高水平自我关怀。

萨提亚在《联合家庭治疗》中合并了一些其他元素，这些元素是她在当时已有的包括精神病学、社会工作、心理学在内的治疗性职业中所没有发现的。萨提亚分别讨论了爱在治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人们的意愿和他们所表现的行动和言语之间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存在。她也强调了每个个体都需要自己的个人空间，不论这种空间是大还是小，强调他们也需要一些可以证明自己价值的东西。综上所述，萨提亚发现人们需要具备高水平的自尊，从而让自己很好地生活下去，并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

在探索如何帮助人们的道路上，萨提亚无意中发现很多独特的解决方法，正是这些方法构成了她联合家庭治疗模式的基础。最终，她将之发展成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成长模式。

在萨提亚早期的实践过程中，她常常会治疗一些没有人愿意治疗的病人。她还会去治疗那些接受了其他治疗方法仍然无法走出困境的来访者。在州立医院工作的时候，她会去处理那些——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属于“不可救药”的个体。总而言之，对她来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治疗那些从任何角度看上去都不存在希望的病人。

若干年后回顾往昔，萨提亚仍然坚信，女性和非精神病学家的身份给予了她一个机会，即在最低程度的职业干扰下去发展她自己的理论。即便在治疗自己的病人方面已经卓有成效，萨提亚仍然坚持在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之后，才将她所做的工作整理成著作。她说自己在那个时候还无法将她工作的理论内容加以清晰地表述。那些对她的理论方法感兴趣的人，每次花上一个月的时间，通过观察和参与到她的改变过程中来学习。

她所做的一切就是帮助人们找到她称为智慧盒的东西——价值感、希望、对自我的接纳，赋予自己力量以及担负责任和抉择的能力。她同样关注每个来访者所具有的独特性。她建议大家在每个早晨站在镜子前，对自己说三遍：“这个世界因为我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她帮助人们寻找自身的资源，并培养他们在高自尊水平上做出决策的能力。通过不断地向来访者展示接纳和理解，而不是评判，萨提亚鼓励他们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内心的每一个角落，并利用这些内在部分来帮助自己成长，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人。

当萨提亚接待了数千名来自西方世界的来访者，治疗了越来越多的家庭之后，她提出了一些普遍的沟通和应对模式（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将详细描述）。与此同时，她还发现了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渴望，可以帮助人们向着更高的自尊和完整性迈进。

随着继续深入定义自己的治疗体系，萨提亚越来越深信，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不论他（她）拥有怎样的外部条件和环境，都可以在内部加以改变。人们因为拒绝改变而付出的代价通常包括疾病，内疚，亲密感、生产力以及快乐的丧失。她认为人们完全可以更好地生活，而不是忍受痛苦或是勉强生存。她相信人类可以完成他们打算完成的一切，也可以更多选择、更加有效地利用他们自己的资源。与马斯洛和罗杰斯的观点相似，维吉尼亚·萨提亚倡导这种关于人类的信念，相信他们可以从内在的力量、动机和真实感中发展出自我成长和管理的能力。

我们怎样才能看到自己所拥有的全部可能性和选择呢？要想洞察整幅画面，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可以看到全部风景的地方。这就好像身处飞机场的控制塔中一样。我们要能够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仍旧身在地面并卷入与他们的互动。

获得这样的视角就意味着对上下之间、内外之间的距离有清楚的了解。机场交通管理员的工作就是给予信息，以确保不同航班的飞机可以安全地飞行。管理员告诉飞行员他们的班机与其他飞机之间的相对位置。与之类似，一个处理家庭问题的治疗师能够意识到一些家庭成员无法意识到的自身问题。比如说，当你看到某个人眼里正闪烁着泪花时，你可以问道：“你们中有谁注意到了那颗欲滴的眼泪？”然后你可以继续说：“我很想知道你们对此有什么感受。”正是对于这类信息和关注的表达，标志着你正处于控制塔管理员的位置上。

完整的自我总是比人们所能看到的自己更多。它包括所有存在的东西，不论它们是否明显。通常，在一位局外人——咨询师的帮助下，那些并不明显的方面可以被带入意识觉察的范围。这种有意识的觉察有益于我们采取应对方式。举例来说，我们虽然看不到自身手指中的骨骼，但是当我们移动手指时，却能够产生对于这些骨骼的认识和知觉。自我完整性是我们自己对存在于我们自身内部的事物的调查结果，而不论这些事物能否被我们看到。

对于治疗师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各种角度来看待来访者和问题：从底部、从顶端、从所有的侧面、从近处、从远处。正是这种多角度的观察帮助我们看清了事情的全貌。我们也许可以更改观察的顺序，却必须将它们全部囊括其中。 nRuZrtpjmCv1c+BX3tKj6TB8kr3KwFQktRuKQ5zfLJTgFLhaDqGMLT1/AnwSTLj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