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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姿态如何保护我们
我们的大部分沟通都是在努力保护我们自己。在学龄前，我们就通过人际互动和阐释学会了这些沟通方式，尽管没有人有意让这些互动和阐释发生。这些具有生存意义的沟通方式是在不了解任何其他生存方式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很多人会告诉我们，袒露感受会使自己陷入被攻击的危险。不幸的是，不能表现自己的任何感觉，同样暴露了他们可能存在的健康问题。
人类的身体总是力图维持某种平衡。问题在于，在这一过程中是否有某种事物一直在承受痛苦。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同样可以在跷板上维持平衡，只要胖子移向中点，而瘦子移向尾端。这样，当他们一上一下地进行游戏时，胖子的上下位移较小，而瘦子则产生巨大的起伏。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的交易。
处于自我表达和自我压抑之间的生存姿态，也像是一种不安全的平衡。自我表达指向完善的健康目标。我们的准则和信念——那些“应该”和“不应该”却通过限制自己的感觉和言语起着反作用。
这些限制之一，就是我们必须去看和听那些“应该”存在，而不是实际上存在的事物。我们也约束自己不去争取我们想要得到的，不要代表自己去冒险，不要说我们想到和感受到的，而是说我们认为自己应该说的。体验我们所体验到的，是一种自由，而体验我们“应该”体验到的，则变成了一种强迫。
“我不能感受我所感受到的”同样是一个基本的限制，它是对我们感受并表达自己的所有限制和规则的基础。我们从这里开始了自我谴责。这种限制可能起源于我们还处于襁褓之中的时候。之后，它以四种生存姿态的形式出现，所有这些姿态都传达了另一条自我诅咒的预言：“我无法成为自己的决策者。”
萨提亚的“五种自由”表达了积极利用我们自身的资源、创造性地进行选择的机会和可能性：
自由地去看和听存在于这里的一切，
而不是那些应该存在、过去存在或是将要存在的；
自由地去表达你的感受和想法，
而不是表达那些你应该表达的；
自由地去感受你所感受到的，
而不是感受那些你应该感受的；
自由地去要求你想要的，
而不是永远等待许可；
自由地代表自己去冒险，
而不是仅仅选择“安全”和不捣乱。
沟通方式只是我们过去生活经验的冰山一角，而这是一个充满了可怕认定、自动化和习惯化的过去。我们需要帮助人们意识到有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从很久以前，人们就将自我放在了自动驾驶的位置上。如果我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尝试冒险，也许可以重新获得自由。但是我们常常会乐于在不自由的状态下，让他人来为我们做出决策和指出方向。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稳定性和安全感。这种压力使大多数的人禁锢在他们的生存姿态当中，而不再对此进行思考。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许愿意通过其他方式来让自己感到舒适。毒品、酒精、疾病以及循规蹈矩都属于功能不良的应对方式。它们是为了寻求某种解脱和关注而做出的努力。我们当中很多人转而寻求上述这些方式或是类似的外部满足，以此来迎合我们未实现的需求和企盼。
不可思议的想法和逃避式的幻想，就是我们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其他方式。我们设想如果离开我们的家庭、工作或社会，事情就会变得美好了：“如果我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生活就会变好了”“如果我可以进入另一个环境，生活就会改善”“绝对有一个地方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
出走的青少年已经不只限于幻想了。他们中的很多人离家去寻求那些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很多丈夫和妻子也彼此逃离：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在工作上，并尽可能减少待在一起的时间。他们将工作变成了另一种逃避的方式。
那些应对方式存在问题的人，常常会因为缺乏自我价值感而遇到困难。他们认为是不幸的根源的问题通常并不是关键所在。相反，如何应对才是最困难的地方。
萨提亚将家庭成员的症状看作成长的努力和一种警示信号：“我活不下去了。”表达这种生存呼声的另一方式是：“我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拥有爱的人。”
循着这些线索，治疗师常常可以看到愤怒、惩罚性的父亲与他们处于青春期的儿子一同走进治疗室。儿子同样具有惩罚性和报复心。我们将着重关注这些人各自的失望、疏远、脆弱以及不被爱的感受。相对于处理那些有关报复的话题，我们更应该探讨如何帮助他们了解彼此的感受，并在此基础上搭建相互沟通的桥梁。尽管不能很快构建起来访者的自尊，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将注意重点放在有助于他们构建自尊的方面。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真审视每一个人的真实意图，而不是他们所表现出的反应性行为。
第四章将探讨上述这一点，以及将我们的生存姿态转变为表里一致的沟通模式的其他方面，同时详尽地讨论表里一致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