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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若人心简单，那么正义也将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样的话，社会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主义就足够令人满足了。他曾这样描绘过心中的理想国：
首先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是要为自己生产粮食、酿酒，制作衣服、鞋子，建造房屋吗？安顿下来之后，他们便开始在地里干活，夏天恨不得赤身裸体，光着脚板，冬天则裹得严严实实，穿上厚鞋。他们以大麦、小麦为主食，将麦粉烘干并揉成面团，然后做出美味可口的布丁和面包，并将这些食物摆在由芦苇或是干净叶子编成的席子上，自己则斜靠在由紫杉或香桃木树枝做成的床上。然后他们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些美食，喝着他们自己酿造的葡萄酒，头上戴着花环，口中念颂着诸神之辞，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为了预防灾荒或战争，他们还考虑着为家庭量入为出……当然，他们也讲究一些调味品，如盐、橄榄、奶酪、洋葱、卷心菜或其他可以放进锅里煮的香草。无花果、大豆、豌豆、香桃木浆果、山毛榉坚果也被拿来在火上烧烤后制成甜点，就着酒吃。他们喝起酒来很有节制。凭借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他们将平安地活到高龄之岁，并将之传给他们的下一代。（第273节）
请注意我在这里一带而过的几个概念：人口控制（可能以杀死婴儿为手段）、素食主义、“回归自然”、回归到如希伯来传说所描绘的伊甸园般原始和淳朴。这一切都带着“犬儒派”第欧根尼
的语气，正如“犬儒派”所言，我们应该“回去跟动物们生活在一起，它们是如此平静与自制”；我们曾一度倾向于将柏拉图与圣西门、傅立叶、威廉·莫里斯
及托尔斯泰归为一类。但在这些拥有仁善信念的人当中，柏拉图的批判精神还要更胜一筹。他悄然提出问题：为什么他所描述的简朴天堂从未实现过呢？——为什么这些乌托邦从未在地图上出现过呢？
他的回答是，因为贪婪和奢侈。人不会满足于简朴的生活：他们渴望拥有并野心勃勃，争强好胜并心怀嫉妒，他们很快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感到厌烦，继而迫切渴望得到自己没有的东西，因为那些属于别人的东西具有诱惑力。结果便是一族人侵犯另一族的领地，相互争夺土地资源，接着爆发战争。随着贸易和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分化。“任何一个城市事实上都是两个城市的结合体，穷人之城和富人之城，他们相互憎恨、相互对抗；同时，每一个城中城又包含若干个更小的城——你若将他们视为统一的城邦，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第423节）商业资产阶级出现以后，其成员借助财富和炫耀来寻求社会地位。“他们在老婆身上花掉大量的钱。”（第548节）财富分配的变化导致政治格局的改变：随着商人阶级的财富逐渐超过土地所有者的财富，贵族政体便让位于富人操控的寡头政体——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接着，政治家治国安邦的才能，即协调各种社会势力和调整各项社会政策以促使国家富强，也被政治手段替代，即党派策略和对官职的贪恋、掠夺。
任何体制的政府都会因滥用原则而消亡。贵族政体因为极其狭窄的权力圈将自己摧毁；寡头们因为毫无节制地争夺眼前利益将自己击垮。无论何种情况，革命总是最后的手段。革命爆发，其原因看似微不足道，或许发端于某些不显眼的状况，但其实，革命是严重错误经长年累月积压后突然爆发的结果；譬如一个人长期忽略小毛病，身体就会变得孱弱，这时哪怕再小的创伤都可能引发严重的疾病。（第556节）“接着民主政治来了：穷人取得了胜利，他们屠杀了部分敌人，又将剩余的放逐；他们赋予人民以平等的自由和权利”。（第557节）
然而，民主制度也没能幸免，它因过度使用民主原则而走上了自毁之路。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全体人民拥有平等执政和平等决策权利。乍一看这是个不错的安排，但实际上，由于人民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不知道如何选择最优秀的执政者、最明智的发展道路，于是，这一原则变得极其可怕。“至于人民，他们没有丝毫的想法，只会重复统治者乐于告诉他们的那点东西”（《普罗泰戈拉篇》，第317节）；要使一种学说被接受或否定，只需要在当下受欢迎的戏剧中对其进行一番赞扬或嘲讽即可（毫无疑问，这对阿里斯托芬来说是一种抨击，因为他喜欢在自己的喜剧中对每一个新的观点进行攻击）。对国家这艘大船而言，人民共治是个风大浪急的海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汹涌波涛，甚至使这艘大船偏离航向。这种民主的最终结果不是暴政便是独裁；民众如此热爱阿谀奉承，如此“渴望听到赞美”，以至某个最无廉耻、极擅溜须拍马之人以自诩的“人民护卫者”身份登上了最高权力的宝座。（第565节，大家可以对照下古罗马的历史）
将选举政治官员的重任交给毫无主见、轻信他人的群众该是多么愚蠢啊，柏拉图越想越觉得震惊——更别提信任那些躲藏在民主舞台幕后、追逐财富的寡头决策者了。他不禁抱怨，在一些简单如制鞋的小事上，我们往往觉得只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但面对政治我们却假设：只要他懂得如何赢得选票，那么他一定能管理好一座城市或一个城邦。生病了，我们要找有行医执照的大夫，因为那是他受过正统教育和相关技术培训的证明——我们不要相貌俊美或能说会道的大夫。那么，假若整个国家生了病，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找寻最具智慧、最优秀的人来服务和领导吗？设法阻止没能力和不诚实的人靠近公共权力，挑选并培养最优秀的统治者来服务公共利益——这就是政治哲学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