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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一种西方的学说和实践体系，其依赖的信念是：大多数的社会罪恶要归咎于不公正或极不公正的物质资源的分配；并且只有通过财产所有权和生产、交换、分配方式从私有向公有的转移——渐进的或即时的，全部的或部分的——这些罪恶才得以治愈。
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到二十世纪为止这两个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换）从许多思想潮流里汲取了营养。因而这样一个观点，即权力和财富在一个共同体的少数人手里的集中导致对大多数人的剥削和不公正，几乎与有关社会的思想本身一样古老。《旧约》和其他古代信仰与文化的宗教和世俗著作里都包含有对有权势的富人的邪恶和贪婪的斥责，以及反对财富过度不平等的增长的实用条文。这样一个主题，即对财富的追求破坏了人的正确目的并且扭曲了人对于自身状况和目的的看法，经常重现。因此，罗马时期犹太人中艾赛尼教派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世俗物品所有权进行总体的或部分的谴责，在《新约》某些章节里一些早期基督教教士以及修道条规的建立者对此所作的谴责，把清贫和物品共有变成了神圣生活的必要条件。类似地，柏拉图也支持在他的理想国的保卫者阶层里消除私有财产，因为私有财产的拥有，或者对私有财产的渴望，倾向于腐蚀一个人，削弱他的道德和智力观念，让他丧失追求真理和社会理性结构的能力。柏拉图主义者、犬儒派、斯多葛派和基督教的作者们都一致坚持私有财产必须被控制或者废除，不是因为对私有财产的拥有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是因为与社会的或精神的价值相比——私有财产的存在或积累倾向于妨碍这些价值——它并不重要。于是斯多葛派的奠基人芝诺支持无政府主义，因为政治权威和财产权利有悖于理性的生活。而对立的观点——赋予财产权极端的重要性——刺激了那些抨击对财富无节制的攫取的人，因为无节制的财富攫取给社会共同体中的劳动阶层带来了贫穷、压迫和不幸。像古代世界的奴隶反抗（以及不同时代与此相关的社会思潮）和中世纪农民起义这样的爆发，迫使欧洲社会的其余部分把注意力集中到它们的大多数成员被迫生活于其中的不公正和堕落的社会状况。
随着封建主义让位于私人创新精神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思想家们开始谴责不加制约的竞争所具有的邪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竞争同精神生活是不相容的，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认定财产关系决定社会中其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要素，并且顺理成章地，任何旨在带来社会公正和幸福、消除对人类不合理区分的激进改革，都不得不从改变国家中财产使用和交换的状况入手。因此在莫尔的《乌托邦》里，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在哈林顿的《大洋国》里，公共所有权的创立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因为现存社会中的财产关系被看作要对弥漫于社会中的不公正负主要责任，而且人类幸福的物质条件同精神因素相比不再被认为是可以忽略的，而被认为是决定性的。这种趋向日益增长，伴随着哲学和社会学说的兴起，这些学说寻求通过物质的和真实可感的方法来解释自然的法则和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用明显神秘的或精神的原因。
在十七世纪的宗教、社会和政治冲突的狂热里，在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对全部业已建立的制度的批判里，财产权利的基础必然要受到质疑。财产权利是一个人不可剥离的“自然权利”吗？还是国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财产权利来自于经典的权威，还是自然法，抑或是来自皇室主权或其他人类或超人类的机构？而且这如何与基督教的教条，即上帝把地球赐给所有人而不是一部分人，协调一致？财产权是个人之间自由协商的结果，抑或仅仅是野蛮暴力的结果？洛克提出了人对“附有他们的劳动”的东西拥有财产权，以及商品的价值是由制造时加诸其上的劳动所创造的理论。他得出的推论有利于财富的所有者。但是在他之前，处于温斯坦莱领导下的掘土派已经在克伦威尔统治期间要求对国家财产有共同开发的权利，理由是整个社会共同体而不是特殊的个人被赋予了“自由使用土地，以及土地的出产”的权利。德国和其他地方的新教派别的领袖们也大声宣布了类似的观点。部分地，这仍然是在每个时代可以听到的对于达官富豪之邪恶的社会抗议，但它也源自一个日益清楚的学说，即私有财产权利既非出自上帝，也不是内在的、“自然的”，而是人类的创造，并且进一步的看法是：通向幸福和公正的惟一道路在于私有财产权的废除和公共所有权及公共控制。
这些学说在十八世纪得到明确表述：在马布利神父的著作里，私有财产权作为人类加诸同类的邪恶的主要来源受到了谴责，而且，有了大量来自半共产主义的古代斯巴达制度的例子，以及出自柏拉图及其追随者著作的例子为佐证，这个论题得到了发展：只有通过物质资料生产工具的公共所有权，正义才会得到保障，少数的强者才不会压制和阻挠弱势的多数人的充分发展和自由。类似地，摩莱里在他的《自然法典》里发挥了这样一种学说，即非正义和不幸的惟一来源是财产的不公平分配。据此别人很快可以得到一个必然推论，即那些伟大的十八世纪的激进者们——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及百科全书派——以极大的热情和雄辩为之奋斗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社会特权的废止，将毫无益处，除非有反对财产在私人手里不公正积累的保证。摩莱里宣称这一点只有通过建立公有权才可以得到保障。如同马布利，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泛泛的原则上。像所有的乌托邦发明者一样，他深入到了理想国家的微小细节，描述了不同阶层公民的独特功能，阐述了严厉的刑法法典，并且推荐了几种不同的转型方法，通过这些方法，现存社会向一个严格的组织化共同体的合乎意愿的转型可以非常容易和无痛苦地得以实现。
这些想法都是决定性地受到了振聋发聩且——尽管有混乱——发人深省的卢梭思想的影响。卢梭没有提出一个连贯的、统一的社会和经济学说，但是他却宣布最大的罪犯是那个首先在土地上划出边界并宣称该地属于他的人。卢梭没有支持私有财产权的废除，但是他谴责了竞争、露骨的不公正、财富和权力的无限制积累，以及引发这一点的、作为政治和道德邪恶的中心来源的贪得无厌本能。从这里到财富应该公有的主题只是一小步。
法国大革命并不鼓励共产主义：在每一个人和公民的神圣权利之中有财产权；而且虽然罗伯斯庇尔通过了一部似乎要对个人获得和享有资源加以国家控制的法律，共产主义几乎遭到了所有主要革命派别的反对。然而，至少有一个革命者的小团体——他们受到马布利和卢梭的深刻影响，处在“保民官”巴贝夫的领导下——相信本来试图解放个人和在社会各个部分间建立平等的大革命，已经在实现目的方面无力地失败了，就像对弥漫于法国执政府期间的腐败和专制最不经意的一瞥所展现的那样。对他们而言，大革命已经明显地被背叛了，而且是被那些把他们自己的财富和权力摆在人民的利益之前的人背叛的。那些原本属于被放逐阶级、贵族、教会以及大革命的敌人的财富的大转移，明显地填满了新富的腰包；既没有什么自由也没有什么平等；因为前者在没有后者的情况下无法存在。罗伯斯庇尔的任务必须执行到底，而且确保政治自由的惟一方法是确保经济平等。从这一点出发巴贝夫及其心地纯洁而狂热的朋友们推导出了他们当前的任务——废除财产私有和把全法国的资源（毫无疑问最终是全人类的资源）整体地转入共同体，并根据平等和正义的法律由民主地任命的代表们处置。1796年他们卷入了一个推翻执政府的阴谋并宣布建立共产主义共和国。他们被其中的一个成员出卖并立即被捕，主要领导者被处死。但是“平等派的密谋”是具有不寻常重要性的事件。它是把共产主义学说——当时这种学说仅仅是广泛的激进思潮里的一个因素——转化为实际行动的首次尝试。它对公众舆论的冲击是相当可观的，而且从此共产主义学说开始被严肃对待，而不是仅仅被看作不实际的理想主义或对现存秩序的纯粹理论上的威胁。巴贝夫的追随者没有全部被处决，他们其中的一个，邦纳罗蒂，活到了复辟王朝并且用巴贝夫的简单的和暴力的观念孕育了一大批十九世纪的革命者和改革者。
源于这样一种学说——无论怎样看待它的价值，该学说在早期几乎被普遍地认为过于不现实，充其量只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的社会主义，在十九世纪作为一个革命的，并且在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眼里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达到的目的，而开始了新的历程。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极大刺激来自于由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征服与改革带来的欧洲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普遍松弛。波旁王朝的复辟让如此多的新获解放的法国中产阶级感到受挫，以至于在法国人中间引起了不同于一般革命情绪的强烈的思想躁动。对最有想像力和最激进的关于社会的新观念的一种阐释——这些观念由大革命产生，而复辟王朝则极力抗拒——存在于圣西门的著作里。
圣西门不是私人财富积累的敌对者，因而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提出了许多为日后的社会主义者继承的学说，而且作为展望新欧洲（和美洲）前景的先驱，他在当时的影响无人可出其右。他是一个生活混乱，思想也同样混乱和无序、缀满灵感火花的人。他既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与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不同，他不相信在百科全书派的理想模式里达到顶点的人类启蒙的稳定进步。作为最早的拥有敏锐历史进化观念的思想家之一，他相信进步和衰败周期的交替；就“进步”而言他指的是制度的发展，这些制度适应和刺激了由技术发明和发现导致的种种趋向的增长。他是完全意义上的十八世纪的产儿，相信理性万能。但是就“理性”而言，他指的是社会的理性组织，以及通过理性组织获得的对社会秩序的设计，这样的设计是由那些武装了良好的技术知识，可以理解他们时代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及可能性的人做出的。在圣西门看来，历史的最基本的要素在于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更确切地说是在于社会阶级的相互作用和冲突，每一个阶级都代表了一种在该时代的社会里区别于他者的经济、社会和精神需求。如果说在中世纪，国王、战士、教士和律师代表了作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力量的阶级，并且装配着能够得到的最先进的技术资源，那么现代工业和科学的发展早就让这些阶级过时了。当代社会的自然领袖——他们代表着由工业革命释放出的新的和决定性的社会力量——是工业家、银行家、科学家、技术专家、艺术家、国际贸易商，他们，也只有他们，才理解并且实际上促成了正在上演的新力量；他们，也只有他们，才可委以对新社会有意识地加以组织的任务。不幸和不公正源于愚蠢和无知，及其副产品，无效率。土崩瓦解的封建主义的遗老遗少们根本不足以服务于这样一个社会——作为无可匹敌的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该社会加上它发展所需的资源，比以往任何阶段的社会都有能力生产无限之多的财富。政治形式只不过是人类之间的社会和经济联系的外在形态，而且具有组织才华的人被要求把这些政治形式加以转化，以适应新的社会和经济现实。除非有组织策划和理性设计，否则就会有浪费、冲突和不幸。决定以往历史的经济阶级间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处在物质商品、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生产及分配的理性设计下，所有个人的利益可以得到妥善安排。愚蠢是所有罪过里最致命的。惟一重要的公民是那些生产者，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思想上的：其他人都是懒汉和寄生虫、过时的苟延残喘者，或者是傻瓜、无赖和不合时宜者，他们无法让自己适应由新的生产力量创造的新世界。
因此圣西门在他一生的不同阶段里支持各色各样的有整体规划的社会模式，它们由工业或金融大亨以及科学专家们指导，受到艺术家的想像力的帮助。艺术家是人类惟一的行善者，他们通过共同努力可以创造一个世界，在其中人类各种迄今为严峻环境所挫伤的能力起码可以获得一种丰富和完整的实现。这种“技术统治论”是可以建立的，不是建立在非历史的并因而常常是不可实践的功利主义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对某些因素，主要是技术的因素的深刻理解之上。这些因素决定社会变化，铸造人的需要和特性。相应地，技术统治论也要建立在对人类业已达到的特殊历史阶段的深刻理解上。它可以规划人类的未来，使之与物质发展巨大的新的可能性相符，这种物质发展本身就可以提供所有人从中取之不尽的无限丰富的资源。稀缺的消失将导致一种完全的经济满足状态，没有它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就是空口号。
圣西门与巴贝夫不同，不赞成私有财产权的废除甚或限制，更不赞成人类的平等。恰恰相反，他相信个人企业无限扩张的价值，相信科学家、银行家、工业家和天才的艺术家们相对于大多数人的巨大优越性。但是他赞成一种完全被计划好的生产和经济资源的分配。他断言，个人如果任其行事的话，倾向于彼此妨碍并使效率最小化。而且他否认个人拥有反对一个中央计划实体的自然权利。他认为人类道德、宗教、艺术和智力的发展直接依赖于摆脱了浪费能量的阶级斗争的新工业体系的进步，并且他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天才的人们对该体系的理性控制上。
这些论点，尽管常常在模糊和疯狂的想像中得以表达——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却深刻地影响了所有后世集体主义的思潮。他的追随者昂方坦和巴萨德重复了他们导师对于平等和不变的、普世的人类“权利”的谴责，赞成根据工作和能力对个人的奖赏，要求有联合和等级性组织——事实上，这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由科学地训练出来的专家严格地控制——并且最主要地，他们呼吁废除继承权，这样现存的非理性的私有财产权的结构就会寿终正寝。圣西门的观点是一种半神秘、半科学的乌托邦，其中理性战胜了迷信和偏见，而且物质资源在一种世界托拉斯或卡特尔的指导下发展到了极至，这种托拉斯或卡特尔由一个万能的、睿智的、仁慈的中央计划委员会调控，该委员会控制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如果是科学的和权威的，这个实体将改变人性；将使人类自由地发挥和实现其全部的天性、知觉、感情和智力；并且通过恢复身体的前基督权利——通过“肉体的重建”——将结束所有自欺欺人的禁欲主义、虚假的精神主义和其他的世俗性（Worldliness）。这是一个注定要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验产生深刻影响的梦想，但是它与十九世纪晚期的自由思潮、个人主义和民主思潮是水火不容的。这些思潮倾向于把它看作过于无人性的专制主义，因而无法实践，例如J.S.穆勒就是这样看待圣西门的信徒奥古斯特·孔德对该梦想所做的阐发的。恩格斯把圣西门的原则称为“对物的管理”而不是对人的管理，并非没有道理。
另一个比圣西门更加古怪和不现实的体系建造者的影响在重要性上丝毫不逊，他就是傅立叶。圣西门是一个贵族，一个拥有广阔深邃眼光的人，他从一个新的、科学的工业寡头制度的角度构想了一个社会，其中银行家和科学家代替了士兵和教士；而傅立叶出身于中下阶层，永远生活在经济窘迫中，并且对他那个时代社会体系的不幸与邪恶有更深切的了解。
困扰傅立叶的主要难题，和困扰其他十九世纪早期思想家的一样，是法国大革命未能实现那些它曾经慷慨许诺的好处。但是圣西门反对平民政府，在他看来这不比非理性的暴民统治好多少，而傅立叶则有更多的民主倾向。他的批判思想和乌托邦观点主要源于他对正义之渴望的猛烈爆发，以及他天生的慈悲心肠。这种心肠是由人类的剥削和野蛮、劳力和资源的愚蠢浪费、极度的挫折沮丧以及与瘟疫横行的健康情况相伴的绝望的贫穷引起的，而这正是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在以后的发展阶段描绘的图景。
傅立叶拥有一种暴力的、无约束的和古怪的想像力；他的宇宙论、心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观点不可思议到了疯狂的地步。在一项富有洞察力和现实性的社会学研究中，他探讨了月亮的坠落对人的饮食的影响，发明了以两万年为周期的宇宙进步或反动的上升或下降秩序的循环模式，预言了对人类有用的新物种的出现：友善的“反狮子”辛劳地为它们的主人做着奴仆的工作，“反鲸鱼”在一天内就可以牵引船只横渡大西洋（海水同时也被魔幻般地变成了柠檬汽水）。尽管如此，傅立叶对工业社会基本的批判还是充满了令人难忘的真知灼见的火花，而且它们的影响被证明是特别有力的。
傅立叶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社会中的根本邪恶在于竞争：就在人类生产出数量空前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不幸和贫穷也在突飞猛进；科学和技术的发明越有生产效率，强者对弱者、少数对多数的剥削就越重；一个社会越是原始和资源匮乏，个人和阶级间的关系就越是温和和充满关爱；人类知道和生产得越多，就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冷酷、痛苦和不道德。对此只有一个解释。因为人类互相竞争和打斗而不是协同工作，他们就创造了这样一个体系：一个人的成功只有通过其他人的失败才是可能的。一个人的美味佳肴无法使他餍足，除非对别人来说是毒药。企业主是怎样致富的？尽可能多、尽可能贵地销售商品。市场上越是稀缺，他就可以榨取到越高的价格。因此他乐于建立垄断，甚至乐于销毁部分货物以提高其余货物的价格。更有甚者，他会在某种驱策下在商品里掺假，从而它们可以尽可能快地被用坏，并进而刺激更多的需求。制鞋者乐于见到他卖出的鞋尽可能快地被穿破；建筑者希望他的建筑早些“合理地”坍塌。医生会希望疾病尽可能广地传播，他会避免任何太快或彻底治愈病人的东西；律师和法官会希望最大量的混乱、犯罪和诉讼。竞争的方法就是割断喉咙。只要社会的目标不是福利而是索取，每个个人使自己富裕的企图就必然导致混乱的最大化，并进一步导致浪费、冲突和不幸。中产阶级、官僚、军官、士兵、记者们生产不出有用的东西。他们只能像寄生虫那样存在，靠着人类破坏性的本能、罪恶和愚蠢来养肥自己。在无用的骚动和混乱中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利益。
对这种情况的补救只能是引导人类建立一个互惠互利的共同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优势都可以为社会整体的幸福做出贡献。人类变得彼此充满敌意和互相掠夺，变得贪婪、肆无忌惮、无情、谄媚和不诚实，这仅仅是因为坏的教育和坏的制度束缚了他们，使他们无法达到利益的自然和谐状态。人之初，性本善。这就是说，只要提供他们渴望的环境和目标，人类所有的本能、欲望、感觉和倾向都可以得到和谐的实现。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类的自然需要，而不是通过强迫他们遵循某些非自然的方向来使他们残废。我们不赞成偷盗，但是偷盗只能归咎于稀缺。哪里充满富足，真诚的天赋和当前滑向偷窃的想像力就会被转入建设性的轨道，这将使这些天赋的拥有者感到愉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给他们套上恐惧的枷锁。我们绞尽脑汁去发现让工厂里的工人花如此多的时间从事单调工作的方法；疲劳扼杀了创造性的冲动，单调意味着想像力和生产本能的死亡。人类本应该获得更多，如果他们的工作更富有变化，如果每个人被仔细地挑选出来去做那些他最有天赋的工作。资本家的专制，被野蛮化了的工人的阴郁仇恨和犯罪的倾向，都只能归罪于才能的错误分配，归罪于人类生产体系的坏的组织。通过一个充分、仔细的教育养成的体系，没有什么特性是不能被成功地改造进有益于社会的活动中的。
为了结束工业标准化带来的灾难，傅立叶倡导人们生活在一些大约有八百个家庭的共同体里——这样的合作组织被称为“法郎吉”——在这些“法郎吉”颇有吸引力的建筑周围环绕着花园、田地和树林，在其中大部分的重劳动由机器承担，轻一些的劳动由经过专门训练的成员完成，每天工作绝不超过几个小时，并且提供给成员一个正常发育的人用以满足物质、心灵、精神和智力需求所应有的全部必需品和奢侈品。法郎吉公社通过运用合作的方法，将引入科学的理性化；无限富裕的结果将通过中央化，但不是过度中央化来得到；生产通过机器而不是个人的手工劳动和不平衡的资源的混乱分散状态来进行。每一样东西都变得有条理了。竞争原则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幸福、自由和自愿的联合体。法郎吉公社被组织成越来越广泛的整体，国家疆界被超越，人类形成了一个由自由共同体组成的自由联合体，这些自由共同体是由自给自足和互相合作的生产者和分配者组成的。人类因而生活在健康的环境里和仁慈的教育者的富有启发性的指导下，这些教育者抓住了一条原则，即要想有效率，人类必须享受自己的工作，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必须要做的工作没有人或者无法训练人来享受它。
傅立叶的实际上的乌托邦在很多细节上是荒诞的；但是最基本的主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卢梭）——即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用大部分的能量来跟自己的目的作对的社会；无节制的竞争不是最有效的产生财富或者幸福的方法；大部分人是人为制度的牺牲品，他们不理解或者忘记了这些制度的目的；当人从事最喜爱的工作时，他们工作得最好并最成其为人；人最幸福的时候是他们最有创造性的时候，而且有利于人们发挥创造性的共同体在许多情况下要比自由放任社会的凶险竞争更有效率——所有这些既对社会主义也对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傅立叶的学说——它们导致了理想化地构思但短命的殖民地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激进思潮；罗斯福于1932年实行的新政充满了圣西门和傅立叶的观念。傅立叶在俄国也有影响，在那里，一个和谐平等的生产者共同体的理想，即工作者和计划者生活在一个既没有官僚体系和警察的专制也没有竞争性资本主义的专制的社会里，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深深扎下了根，并且既滋养了浪漫的“民粹派”对政府的反对，也滋养了“科学”社会主义者对政府的反对。（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因为被指控属于一个传播傅立叶学说的团体而被判处死刑的。）在法国傅立叶促成了蒲鲁东的思想，并且通过他的著作塑造了反政治的工团主义和合作运动的奠基者们的观点，他们的影响仅次于政治社会主义本身。对共同体、职业训练和分配、工业心理学的价值的强调，对自给自足的、小型的、半农村的合作社——不是圣西门那种大型的、城市中心化的工业单位——里的经济生活的中心化和理性化的价值的强调；纯粹私有企业的终结和通过对人类具有创造性的灵与肉的解放而达到的道德再造：所有这些观念都是社会主义的种子。但是傅立叶厌恶共产主义和革命的方法；他相信道德教化和基于共同理想之上的敌对阶级间的社会和平；他捍卫私有财产并且希望大量地创造它而不是废除它。他的后继者孔西德朗强调阶级斗争的因素；资本主义的发展把越来越多的身无分文的无产者扔进毫无权利和希望的赤贫工人的大贮藏池里：在每一个共同体里都有“两个民族”的斗争，而且他们的利益在每一点上都针锋相对；但是这场战争可以和平地结束，如果有国家的干预，有维持劳动力最低生活资料的保证，和对所有公民的宗教与结社、思想与言论自由的保证；通过把社会重组为互相合作的生产者的共同体，永恒的和平和富足将得到保障。
在皮埃尔·勒鲁的著作里可以发现一种相似的、但更强调集体主义的学说。他怀着着魔般的狂热相信国家控制和社会制约的艺术。国家必须调节经济生活，根据每个人的能力从他身上获取并根据他的需要给予。三千四百万法国人被十几万他们的同胞剥削，并且收入的不平等在逐年扩大，这都是违背神圣律法的。勒鲁的观点对乔治·桑的社会小说有决定性的影响。
与傅立叶持相似观点的（但没有他荒诞）是威尔士的制造商罗伯特·欧文。与傅立叶不同，他成功地证明了这些观点在实践中的有效性。通过改善他在新兰纳克的棉纺工人的条件，通过设立最低工资，在工业革命的最冷酷的阶段创立一种独特而大胆的社会服务体系，通过以最慷慨和有效的慈父般的控制来创造健康、诚实和自信的环境，欧文创立了一个模范工业社区。它的生活标准高于以往任何时候的英格兰或欧洲，而且因为给它的拥有者所带来的可见的益处，它吸引了世界范围的注意。欧文并不满足于在实践中证明这些理性的和人道的计划的原则，他试图把他的经验普遍化，并且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除非私有财产——以及与之相伴的非理性和反社会的制度，诸如婚姻和有组织的宗教——全部废除，否则，人类就注定面临无知和竞争所散布的不幸。像上一个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一样，他相信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环境，特别是取决于教育，而且真理传播本身就可以抑制全部邪恶。如同圣西门，欧文的漫长的、全心投入的利他主义生活道路在经济上毁了他，他把钱花在了宣扬无神论、自由联合的集体主义以及挣脱婚姻枷锁的爱情上，他是把这些作为一个新的模范世界必须倚为根基的原则来宣扬的。他的“平行四边形”——这么称呼是因为他所提倡的建筑的外形——就是在不列颠的傅立叶的法郎吉。跟傅立叶一样，欧文学说里那些荒诞的因素被时间遗忘了。那些富有益处的因素——合作的福祉，以健康、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等方式出现的物质、道德和智力标准的提高所带来的生产率和效率的提高——是许多世纪里工人合作运动的基础，也是更加人道和科学的工业立法及管理的原则和方法的基础。实际上“社会主义”一词本身就是作为一个反对私人获利的社会共同体的模糊名称首先在欧文那里提出来的。
十九世纪欧洲的思想中心在巴黎，在那里路易·布朗迈出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下一步。他的主要创新体现在这样的主题里，即任何寻求以工业的或其他形式的合作来取代国家行为的改革或革命都必然是不实际的，因为国家在时间长河中积聚了控制和压迫的力量，诸如军队、警察、财政机器，所以任何为了其他某种制度的建立而通过说服或者暴力的手段来推翻它的努力都必然是徒劳的。但是，尽管反对革命，布朗还是承认社会根本改变其混乱和不公状态的必要性。他描绘了一幅几乎与傅立叶的最恐怖叙述同样骇人的关于无限制竞争的场景，在其中战争不仅在雇员和雇主间进行，而且也在挣扎在失业线上的城镇工人和离开乡村与他们争夺少得可怜的工作的贫穷农民之间、在不同工人团体之间、在每一行当和职业里的每一个人之间进行。当前社会的秩序就是丛林的秩序：吃掉别人或被吃掉，打击别人或被打击，人人都与自己的邻居斗争。
改变这种情况的药方只有一个。既然国家过于强大以致无法推翻，它就必须被转变成自由和进步的辅助者。国家必须自己控制商业和工业：通过创建模范工厂、模范银行和每一类型的模范企业，它将进入——借助欧文展示的诚实、效率和科学管理的益处——与私有企业的竞争，并且凭借其优越的效率和资源在竞争中胜出。没有实行全面国有化的必要，这么做只能带来暴力和流血。有限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布朗可能拒绝使用这个字眼——将会自动地逐渐消灭和控制效率必然较低的私有企业，向国家资本主义无痛苦的转变也必然会发生。资本家们将和平地停止抵抗，一个理性的体系将取代现在的混乱。农业将会按照傅立叶主义者们的联合合作体的方式来组织。
更加野心勃勃的是康斯坦丁·佩克尔的思想。像布朗一样，他认为国家应该控制社会和工业组织；同时像傅立叶一样，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从事他最有天赋的工作。在他的体系里，国家调节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自由放任被谴责为仅仅是掠夺和破坏的权利。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完整版本开始出现了。根据佩克尔的说法，国家的疆界是对所有人类充分自由的联合体的人为阻碍。当所有人都从事他最适合的工作时，源于对竞争的盲目渴求的、引发战争的经济因素将被消除。在一个基于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世袭制、特权、宗教的和社会的偏见将消亡。由国家调控的经济联合体将克服阶级斗争。爱国主义将被世界主义取代。劳动和生产的分工将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人类生活在只有一个社会的世界里。
埃蒂安·卡贝的共产主义是这一主题的一个变项，但是更加激进和集权化。国家拥有全部的主要财富资源和生产手段，并且给每一个公民指派任务。所有人的报酬相等，对富人征收重税。暴力应该谴责，但是完全的国家控制在卡贝的理想国中受到青睐，这个理想国被称为伊卡里亚。那里有对公共事务的严格的控制和苛刻的国家出版审查制度。所有公民平等，他们的财产不得被暴力剥夺。向这个完美国家的转变应该随着税收的增多和军事预算的废除而发生。卡贝在田纳西建立这样一个殖民地的企图失败了，但是关于一个严格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观点很可能对马克思有所影响。
当布朗、勒鲁、卡贝和他们的追随者把自己限制在理论活动和社会试验并且摒弃暴力的时候，奥古斯特·布朗基组织了武装起义。他看到不公、压迫和剥削包围着他，不信任暂时的缓和与说服的力量，坚信通过有组织的革命暴力推翻邪恶的秩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完善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学习革命的技巧，召集追随者并且在他漫长的监狱生涯的间歇里对他们进行起义斗争的技巧训练。他是巴贝夫追随者的信徒，一个战斗的无神论者，提倡经由职业训练出的革命精英。他坚信废除私有财产，但更进一步坚信废除资本主义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的一切，或有意或无意，都只对有产阶级有利。他的主要目标是摧毁现存秩序及其全部制度。不经过战斗资产阶级是不会屈服的：通常来说必须用暴力来攻击它；这是一种民主程序，因为被压迫者——自由主义者常常假其名而行事——在人数上大大超过统治阶级。
他似乎没有明确地构想在革命成功后应该怎样组织社会；他模糊地认为应该站在被解放的农业和工业奴隶的立场，直接运用民主的方法。虽然他对于社会主义学说没有做出过什么有意义的贡献，他对无效果的改良主义的批判、他作为一个鼓动者和政治煽动家的工作，还是给战斗着的社会主义的每一个分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巴黎1839年的起义，1848年6月的革命，甚至1871年的巴黎公社，都留有他作为组织者和军事活动家的技巧的痕迹，这首先就是把分散的不满汇集成集中的革命暴力。
与法国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平行，并且不同于国际知名的欧文，在不列颠存在着本土的社会主义传统。在这些最杰出的名字里有一个是托马斯·斯宾塞，他谴责地主们对日益消亡的自耕农财产的过度侵食带来的罪恶，并且作为补救，他提出恢复被废弃的教区的古老权利，恢复对土地的公共所有权。他关于政府的看法是某种教区议会的联邦，并且要经常消除中央集权的控制和国家官僚体系的形式。威廉·奥吉尔维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他谴责越来越多的土地集中到越来越少人手中的趋势，主要是集中到那些白痴富人的手里，他称他们为“海盗”，并用激烈的言辞加以抨击。他的方案很难说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他所构思的社会是一种改良了的封建主义，在其中每个人拥有四十公顷土地，并附带有地租和对领主的规定义务。尽管如此，这种对不正当获取土地财富的谴责滋养了社会主义思想。
更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五位英国作家，有时候他们被一起当做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查尔斯·霍尔指出生产劳动的果实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比例是八比一。生产所得的八分之七要给雇主——这些似乎并不是他们该得的——这样一个事实要归咎于富人对国家的控制，财富就是强迫其他人放弃理应属于他们的东西的力量。这种力量的运用势必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拉大他们的差距。掌握在有产者手里的教育倾向于让不平等变得永恒。战争起源于贪婪的动机并且扩大了现存的不平等的鸿沟。霍尔的补救方案和奥吉尔维的类似，是在土地上建立小的自耕农，并且改革一种主要是出口穷人的必需品以便为富人进口奢侈品的贸易体系。
威廉·汤普森深刻地揭示了工人对其全部“劳动产品”的自然权利和经济自由的要求之间的冲突，根据后者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合法地用任何东西换取其他东西，这就使资本主义合法化了。他声称资本家强迫工人消费得尽可能少，而自己却消费全部剩余。汤普森对此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法，但他首先使用了这个因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著名的词汇：“剩余价值”，尽管在这里它的意思是指由机器创造的生产的增加，雇主占有其全部，并同其他雇主一起在自己的国家里和国际间使用它们，其结果是迫使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更低。
这样的一个主题在托马斯·霍奇斯金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位前海军军官的观点混合了对各种国家控制和干涉的厌恶，以及对控制而不是废除私有财产的渴望。他认为控制私有财产要通过消灭整个不事生产的有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他们从生产者那里窃取不劳而获的收入；他们必须被“主人”，即企业的管理者和天才的商人取代，后两个阶级都应该获得报酬，但是要远远少于在现存秩序下他们所获得的。
在1839年出版的小册子《劳动的不公和劳动的补救》里，J.F.布雷在为作为所有生命——动物、植物——的自然功能的劳动大唱赞歌，然后指出有产者阶级以社会其他成员为代价逃避了这个责任。资本家没有任何目的地获取：他甚至没有扩张资本，因为他的财富总是在增加。这样的结果比合法的掠夺好不了多少。改良的方法是变更继承法和实行某种谨慎的共产主义，借此每个人可以进入一个大的、普遍的利益分享组织，即某种整个世界的合伙公司。这是欧文学说和后来的费边主义的某些因素的一种模糊混合。
约翰·格雷构思了一种关于报酬的“铁律”，据此每个人最后都一无所有，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竞争中进行，所有的产品都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给社会使用：劳动者被给予尽可能低的工资；资本家们在与其他资本家的激烈竞争中只获得最少可能的利润；劳动力变成了一手以某种价格买进，一手以另一种价格卖出的商品；而所有这些都导致了那些不事生产的白痴们对大部分社会劳动成果的不正当占有，而他们本应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这些观念——诸如人对人的剥削，剩余价值，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分配、教育和伦理观念取决于它的经济结构而不是相反，社会不幸归咎于无限制的自由放任——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里表现得很清楚，有时甚至很激烈。这其中还必须提到无政府主义之父威廉·戈德温的名字，他认为理性的原则使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合理的需求去获取应得的东西，而可以不管在实际社会秩序的不公正和非理性的分配体系中谁会碰巧占有这些东西。他的根据理性原则分配资源的看法可以回溯到马布利和柏拉图，并且与哲学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联系。
这些社会反抗的观念生长在肥沃的土壤上。拿破仑战争后欧洲经济不稳定和政治不稳定相结合，加剧了现存政权内部的不满，而这种情况几乎与某一特定国家内部的政治压迫程度成正比，由此就刺激了阴谋反叛的产生。一般而言，它们以温和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的目标开始，但是逐渐地，随着一方施压的增大和另一方经济、社会和政治痛苦与失望的加剧，开始采取越来越不妥协的形式。在法国，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政治压迫相对缓和，因此社会主义的论点受到激进的作家和记者们的公开谴责，甚至包括某些教士例如拉梅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以及贡斯当神父；革命的密谋因此也相应地较少和不重要。现在这些观点进入了德语国家，在那里，由于梅特涅和普鲁士政府的高压措施，它们被赶入地下。
最早在1836年，一个具有纯粹共产主义目标的秘密团体就由德国流亡者在巴黎建立了。激进知识分子，例如赫斯和格伦在德国中等阶层特别是在学术圈子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思想甚至影响了当时在反抗俄国压迫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在半封建的俄国内部，模糊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也开始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知识分子中变得清晰。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反对威权政府的斗争仍然采取了以前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形式。在英格兰，大宪章运动提出明确的纲领，工业革命的受害者们满怀着对上层的堕落和自己的不幸的愤恨，热切地欢迎这个运动。这些不幸都是冷酷无情的快速工业发展带给那些日益增多的在政治上无助的工厂工人和工业劳动者的。从单独几个思想家提出纯抽象的学说开始，社会主义开始与日益增多的感到危险而不满的工人的实际要求联系在了一起，而且社会主义者开始把自己视为即将到来的最终革命性社会转型的天然政治领袖。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如上文提到的，这一对词在当时并无明确区分——同样影响了大学知识分子（特别在德国）和不满的工人及手工业者团体。半合法或非法的小圈子建立了起来，小册子和秘密传单在互相传阅：激进记者海因岑和受到天启的狂热裁缝魏特林就是这类社会团体的典型代表。但是到此时为止，这种态势的最为雄辩和最有影响力的发言人是法国的蒲鲁东和德国的卡尔·马克思及费迪南德·拉萨尔。
蒲鲁东强调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一边是所有者，掌握着公共生活、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思想的机器；另一边是大多数人，被所有者无情而又愚蠢地剥削着。他把所有的国家都视为单纯的压迫机器并且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没有真正的经济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当国家被废除并且社会生产要素转入有着共同目的的自由联合体中时，真正的自由才是可以实现的。在充满悖论的语言中，在对黑格尔的肤浅模仿中，蒲鲁东坚持认为历史和其他自然进程一样，并非平滑地前行，而是沿着一条由对立力量的冲突所决定的——实际是包含这些冲突的——道路前进；这些持续的、时隐时现的小冲突聚集成革命的跳跃——对这些危机彻底的解决构成了进步。
对于作为社会内在特征的冲突，蒲鲁东在一本提出其著名悖论“贫穷即偷窃”的书里阐释了资本主义自我摧毁的本性——出于增加其财富的天性，肆无忌惮的少数人导致了对大多数人创造本能的压制，并且最终也毁灭了他们自己。为了改良这种情况而代之以一种威权性丝毫不差的集体共产主义体制，凭此国家依然严格控制着它的公民，这样做，纵令如路易·布朗所赞成的那样是出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也是在传播疾病，因为国家共产主义在毁灭个人方面不比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好多少。国家总体上是邪恶的，完全是压迫性的，因此甚至作为反对它自己的武器都没有什么用处。蒲鲁东的思想与布朗和其后的俄国革命流亡者彼得·特卡契夫的观点截然对立，后者坚持反对自愿的合作组织，因为国家如此强大以至于无法忽视或抵抗它，并且如果可以成功的话，必须通过革命把国家转向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蒲鲁东坚持拥有有限私有财产的权利，并坚持保留家庭不可侵犯的权利，对于后者他与卢梭没有什么不同，也采取了坚持妇女从属地位的父系社会观点：这些制度被设计出来，以保证个人不受国家和贪婪的资本主义的野蛮与过度的侵食。为了重建个人和阶级的自尊，为了给人类的创造能量以充分的空间，所有的中央压迫性权威必须被摧毁，并代之以和平的经济合作组织。对蒲鲁东而言，这种侵食或剥削意味着任何施加于被剥削者的不正当权力，无论是租金、利息或者其他形式的巧取豪夺，由此弱势一方，即无产阶级或穷人，就不得不无谓地放弃一些东西，以便避免饥饿或者失去人身自由。这种邪恶无法通过圣西门或共产主义者所说的强制性的联合体来治愈，因为这样将赋予组织者太大的权力并因此让工人丧失了人性——毁灭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这与蒲鲁东的价值理论有关系，按照这个理论物品应该依据生产中花费的时间比例进行交换，信贷应该以尽可能低的利率广为发展，如果可能的话，通过生产者自己自由的合作集资，信贷可以是无息的。
任何能够提高个人品质，发展其自由、创造性人格的事情，甚至战争，都是好的；毁坏个人和摧毁他们抵抗的工业剥削，是终极的邪恶。这种暴力的、自我肯定的个人主义以一种无法预见的方式把蒲鲁东和尼采、法西斯的非理性主义和中世纪的怀旧情结联系在了一起，由此他在罗马天主教的那些世纪里有着不逊于巴枯宁的影响。蒲鲁东的说教没有构成一套融贯的学说，但是他那与卢梭和傅立叶遥相呼应的对无限制的财产所有权的摒弃，对政治中央集权化的反对，以及他对建立在工人合作之上的非中央化的经济体系的雄辩的呼吁，对社会思想和行动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在拉丁美洲国家，并且形成了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的基础。此二者成了中央集权化的政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统反对者。
毫无疑问，当代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是卡尔·马克思。他创立了最持久而融贯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有着革命目标的国际组织。他的观点最吸引人的解释在《共产党宣言》里，这本书是他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应一些由流亡的德国工人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要求，在1847年底完成的，随即传遍西欧。作为一个大胆的新的观念综合体系——这些观念以前以一种松散的、不连贯的形式陆续积累起来，例如，卢梭、圣西门、傅立叶以及霍奇斯金的观点——它是独一无二的论战的杰作。它的主要观点如下：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经济决定的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揭示出来了，但是他们没有指出今天这样的斗争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的，而且后者注定要获胜。这样的战争采取了政治的形式，因为一个阶级要凭借政治权力来打败另一个阶级，而且现代国家仅仅是执行统治阶级意志的机器。现代工业资源的大规模发展已经摧毁了经济生活的传统封建和田园特色，并且创建了一个世界市场来满足已经建立的巨大的世界性工业结构；而这些反过来，并非有意识地，必然把不同国家、民族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工人组织成一支赤贫的劳动力大军。
决定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当代社会惟一正确的科学分析是对参与生产过程的各方之间历史关系的分析——生产者，消费者，工人，雇主，中产阶级。如同列宁后来所说的，马克思最根本的问题是谁剥削谁；其他问题都是这个问题的副产品。个人或社会的智力、道德、宗教和艺术活动是“上层建筑”，即不是生产中物质因素的原因而是结果，上层建筑依赖于这些因素，并且倾向于阻碍人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位置，即发现最终——虽然并不总是很明显——决定他们生活经历和性格的物质原因。黑格尔提到的永恒的冲突实际上是物质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利益之间的斗争；当这些斗争达到周期性的危机时，就会有革命性的爆发，这意味着构成一个社会的那些社会的、工业的、政治的、思想的，首先是经济结构的外部关系不再适合于其内部生产力的发展了。革命于是发生，新的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开始形成。
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充满内在冲突的过渡现象：每一个资本家只有在致命的竞争中击败别人才可以发展，这样的竞争把政府和各大洲都卷入了血腥的争斗里。为了追求自己的工业目标，资本主义训练了一支庞大的工人大军，恰恰是工人的组织结构使他们越来越远离他们表面上是其成员的那个社会的真正目标和价值，而且与此同时，工人不断改进组织结构，从而成为对他们的雇主更有威胁性的力量。
资本的积累依靠对工人的系统掠夺和贬低。在世界市场中交换的物质商品的价值由在其生产中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本身变成了商品，即他的价值依据他得以生存并保持适当效率所需要的劳动来估量；但是他所生产的要多于他维持自身生活的消耗。他创造的大于他消费的那部分价值就是资本家从他身上攫取的“剩余价值”。与古典经济或中世纪经济中的工人不同，他被剥夺了生产工具和他自己劳动的产品，最终也被剥夺了他自己对于产品的权力，所有这些都由别人拥有和交换，而这些人的目的忽视了或野蛮地摧毁了他作为人的最低的需要。人类被当成有用的商品，他们的才能被买卖以换取金钱。这为一门资产阶级称为“经济学”的社会科学所证明，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历史交换关系看作永恒的、不变的法则，该法则控制了称为货物、商品、金钱、供给、需求等的数量或过程。
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本主义的企业越来越集中形成垄断，为了降低成本，卡特尔就注定要出现。资本家的数量必须越来越少，同时其力量越来越强大，工人的数量则越来越多，越来越赤贫化，越来越集中，组织得比工业体系本身还完善。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资本主义在走向自己的宿命，创造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注定在时间的流逝中获取这样的权力、中央化、组织、国际联合和高度的革命自觉意识，以至于它会发现，通过把日益减少的资本家从集中控制的地位上消灭来控制整个经济体系是必然的和相对容易的，从而最终获得其劳动的全部果实以用于自己的目的。由此，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的那样，“剥夺剥夺者”。
由于无产阶级处于经济领域的最底层，阶级斗争随着他们的最终胜利而结束。因为随着资产阶级的消失将不存在别的让他们反对的阶级。当这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其余阶级工具的国家将变成多余的；人类的能量将从阶级斗争（以往全部历史变化的动力）中解放出来，同时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也从为经济权力甚至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解放出来。没有人剥削人，农业、工业和商业以及人类艺术和科学的产品将更加丰富，人类最终将享有完全的自由，在其中他可以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不再因为卷入人反对人的非自然的战争而被扭曲，远离作为人的一般目的）：史前时期将结束，人类历史将开始。
马克思通过一系列的著作发展了这些观点，一开始就攻击法国和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攻击左派黑格尔分子，攻击赫斯和蒲鲁东以及形形色色的半自由主义的同情者。对马克思而言，他们最主要的错误就在于对他们身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本质的错误地理解，因而也就错误地理解了历史变化的原因，这就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设想现存的国家可以为革命所利用；或者换个说法，认为阶级间的妥协和解是可能的。马克思宣称这个想法是个愚蠢的错误，必然使持有它的人遭受挫败，并且会导致错误的扩散，这必然混淆视听并背叛工人阶级。现代国家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不可能为工人们利用而又不扭曲他们的目的。至于改革的企图，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都同样是无效的，因为它们预设了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与敌对阶级共享的价值，存在一些普遍的善，为了这些善可以形成合作：但这是主人用来迷惑奴隶的致命的假象。改革者们出于相似的错误也假定现存体系可以改变而无需毁灭，但是每一个现存制度自身都含有毁灭自己的种子，如同黑格尔指出的那样；直到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来的阶级斗争的最终消亡，所有的制度都只不过是具有过渡性的历史价值。因此通过改革带来改进的企图，例如所有通过和平的劝说和教育来改变人的习惯的努力，都是建立在火山上的；历史将席卷这些盲目的企图并从废墟中重建大厦。
马克思一直坚持反对任何对道德情感的诉求，并且（除了因斗争策略的考虑）反对阶级间暂时的共同利益。道德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是由生产系统的状况决定的。惟一理性的诉求是对被赋予自身适当道德体系的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诉求，这是历史——在下一步，即在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它决定的各种人类关系的发展中——必然会带来的。通过用所有的努力来引导工人懂得这些真理（尤其是让他们正确地意识到阶级斗争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通过把他们组织进武装革命军队，可以加速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新社会的诞生也会少些阵痛。这些最初在1848年以前的文章里得到阐述的观点——有些文章在其死后才出版（例如《关于犹太人的问题》、《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在马克思以后的著作里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中，以及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更为流行的阐释作品中。
如野火燎原般烧遍意大利、法国和德语国家的1848年革命很快提供了一个对马克思的分析的检验。他们通常以自由主义者、激进的民族主义民主分子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的联盟开始。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分裂都日益加深，而革命通常是以对社会主义者的暴力镇压而结束的，镇压通常来自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里的温和分子同更反动的力量的联盟。在紧随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而来的幻灭时期里，社会主义似乎消失了并被许多人永远放弃了。
就是在这段时期里费迪南德·拉萨尔建立了他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他的观点与马克思的类似。他的最值得铭记的思想是他受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启发得来的，即“工资铁律”总是驱使资本家在无情的竞争里，在经济上可能的情况下降低生产的成本，以及工人的工资。这就意味着所有对他们的人性或自利心理的指望都注定要落空，工人们只能依靠自己。他接受了路易·布朗的观点，认为只有政治方法才是有效的，因此一个工人政党的正确目的必须是重新控制国家机器。拉萨尔也受到罗德贝图斯提出的“铁律”观点的很大影响，这位波美拉尼亚的土地所有者认为无限制的自由放任必然导致所有者对于社会产品——物品和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这种需求借助于一种体系的运作，在该体系下工人们只得到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而他们生产出来的价值却在不断增长。同时它也会导致间接税收，这些税收更多地落在工人头上而不是有产者头上，因而引起消费不足和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只有对经济生活的理性计划才可以挽救这种局面，而只有国家才可以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工人不应该要求“他们劳动的全部果实”，因为有劳动以外的因素进入的生产的社会过程是无法被分解成各个成分的；因此除非作为整体的这一社会过程被理性地组织，劳动本身是无法指望获得适当的报酬的。但是只有通过可能持续几个世纪的和平方法才可以实现这一切。为度过这个过渡时期罗德贝图斯提出了许多暂时性的建议，这些成了欧洲所有非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的共同主张。
马克思坚持认为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压迫工具，即使被胜利的工人们掌握也无法为其服务，因而必须被转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一个过渡时期，在此时期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将防止失败了的敌人的反攻以捍卫胜利了的革命，直到最终敌人变得彻底无力时对这种专政的需要才会消失。拉萨尔沿袭了罗德贝图斯的想法，寻求直接的国家干预以抵制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按照社会主义的方法设计工人集体福利，并站在蒲鲁东及其追随者思想的对立面，后者和巴枯宁及无政府主义者们一样，把国家看做所有邪恶的体现和来源，并且支持单纯的非政治的经济组织和对政府施加压力。拉萨尔是一个热忱的鼓动者和出色的组织者。他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成了第一个建立在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上的正式的政党，追求通过公民投票获得议会议席。在他于1864年死于决斗后该政党继续增强了力量。
除此之外，1848年之后的十年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低潮期。在1848年6月的毫无结果的起义失败后，无组织的法国社会主义者遭到迫害、流放或保持了沉默。在法国以外，除了五十年代后期拉萨尔的追随者，情况都是如此。在六十年代，1848年的幸存者们又显示了生命的迹象，并且1864年在伦敦马克思帮助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由此开始。该协会由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的行业联盟和其他工人组织的代表组成，不仅要求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也要求政治状况的改变。它由马克思支配，他的最有力的对手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
在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控制或压迫方面，巴枯宁比蒲鲁东走得更远。他认为既然有组织暴力的使用是正义和自由的主要障碍，任何可能导致人们反抗其主人的东西都应该得到鼓励（包括人们对破坏的天然热爱，或者强盗和掠夺者的活动，他们是强加的政治秩序的天敌），直到在一次最终的革命行动中所有的权威都被毁灭——之后人的天赋理性、善良和对自由的热爱将得到自我肯定，人们将永远生活在自由和快乐的相互合作、非政治的联合体里。这些观点在创造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作为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持续冲突的一个后果，第一国际大约经历了十年的活跃存在后最终于1876年解散，在此期间它实现了国际劳动者的某种程度的联合，但仅此而已。而同时马克思的追随者在德国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该政党反对拉萨尔领导的国家主义的工人。最终拉萨尔的追随者和马克思的追随者之间实现了联合（1875年的哥达会议和1891年的埃尔富特会议），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出现了，同样有决定意义的是俾斯麦在1878年感到惧怕并通过了反社会主义的立法。
在法国，社会主义作为工人革命政党的发展因为1871年的巴黎公社而被赋予了新的方向。它在1870年法国对德国的战争失败后兴起，是激进政党在巴黎对梯也尔的自由主义政府的反叛。马克思的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在这次起义里扮演了相对不怎么重要的角色。它主要由新雅各宾左翼激进分子、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的追随者组织而成，这些人相信随时随地皆有可能的恐怖主义和革命，同时还有一些不太好确定的革命因素的参与。在短暂而激烈的抵抗后公社被摧毁了，其成员被处死和遭到大规模流放。尽管马克思不赞成公社委员会的策略和理论错误，他还是把公社看做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原则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府，并且在两本小册子里歌颂了它的殉难者。
巴黎公社的暴力是如此地震撼了欧洲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甚至是社会主义者的观念，以至于马克思主义者中公开支持它的人，以及勉强赞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不那么明显地同情的人们在其后的几年里，都倾向于把社会主义限制在进步分子的圈子里。当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合（第二国际）在1889年重建的时候，一种非常不同的思潮占了上风。大部分欧洲国家中的大部分工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马克思已经逝世，许多好战分子也或者死去或者最大程度地被遗忘了。欧洲各国——只有其中很少的一些受到本世纪早期曾相当普遍的专制主义的某种程度的控制，这种专制主义仍然在俄国或西班牙存在——工人的主要目的在于他们的经济地位、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普遍改善。彼此独立而又起源于相同的状况，出现了一大批民族“改革派”社会主义运动。
在从来没有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英国，由马克思的追随者如辛德曼和准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如威廉·莫里斯、贝尔弗德·巴克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联盟，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者联盟，在影响上很快就小于由西德尼·韦伯、比特丽斯·韦伯、西德尼·奥利维尔、萧伯纳等激进知识分子建立的费边社，并且更坚定地支持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而不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费边主义者不相信革命——在英国的环境里，革命似乎是不可能的——而是相信国家和城市对个人企业控制的逐步增长和对现存社会控制形式的采用，例如在内政服务方面，他们希望出现由理性的专家操纵的、可以不断加强对整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集体控制的地方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费边主义者有时候谈起来就好像是所有这样的国家控制都将导致社会主义；他们赞成股份公司，因为它们远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就代表了一种集体组织的形式，他们也与路易·布朗的观点相呼应，认为私有企业不会因为特别的社会主义立法或剥夺而消亡，而是因为公共组织、市政机构和国家议会的更有效的工作而消亡，后三者将在旧式的资本主义的游戏里用它自己的武器击败它。这种对政府部门、地方和城市机构逐步渗透的社会主义学说否认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及其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的强调，而且在逐步的社会主义化和国有化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尽管成立于1893年的独立工党对武装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比对费边主义所相信的“渐进的必然性”更加同情，它在实际中并没有从事革命活动。人们认为，主要关心其成员生活水准改善的英国工会，只有在某个政党不通过公开反对政府的阴谋而威胁到这一目标的情况下，才可能获胜，而且工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英国的联盟受到延续至今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互相妥协的影响，同时也被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为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偶尔也同意革命在其发生的时候并不必然是暴力的——这点是马克思自己在谈到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和荷兰的时候表明的——但这与相信教化和启蒙的缓慢过程相去甚远，费边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正是持有后一种想法，这两种人对1900年劳动代表委员会的成立起了很大作用，从该委员会发展出了后来的英国工党。
英国的一个有趣但短命的运动是行会社会主义运动，它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信条和所有生产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化的必然性，并试图回归到某种植根于中世纪经济组织并在工团主义者和合作运动中仍然存在的早期传统；即不是让选举产生的全体公民的代表控制经济生活，而是把对经济生活的控制交到按照职业或手艺而组织起来的生产者（某种程度上也是消费者）手里。按此理论，一个人在其不同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有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因为既然他属于不止一种关系，分别是生产者、消费者、中立的专家或业余爱好者，他就可以投票选举出那些能够代表其生活的所有这些不同功能的人。为了预防一个单调的、统一的官僚体系的中央集权化，以及防止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对个人价值的破坏，人类的需求和利益将在丰富的多样性里获得自我实现的更广范围和更多手段——通过某种合理程度的地方和功能自治，最大程度的实际上的非中央化，对个人自我表达和个人及团体自由的最充分的和最有想像力的鼓励。行会社会主义接受了工党通过和平的议会手段获得对英国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方式的公共控制的纲领。
在法国一个更为革命的传统继续存在着：1871年的挫败之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被儒勒·盖德和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重新组织起来，并且继续进行反对由保罗·布鲁斯领导的在意识形态上更灵活的那些团体的政治斗争，后者倾向于对工人阶级的角色做出蒲鲁东主义的和非政治的解释。1890年法国存在着多达六个社会主义政党派系，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阿勒曼主义者、布鲁斯主义者（有时也称为“机会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受到谴责的与非社会主义激进分子的机会主义联盟的趋向），以及这些派系的一些分支。他们在作为无神论者、共和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方面是一致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共产主义或集体主义原则。然而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是严格地革命的，尽管那些继续着蒲鲁东和巴枯宁的反政治传统的工团主义团体也这么宣称；他们从乔治·索列尔的暴力反议会统治的学说中汲取灵感，后者警告工人要小心自由主义民主的有害影响，并敦促他们在工厂和车间里通过联合行动——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反抗——来把自己限制在无情的经济斗争里，这将保持他们的道德纯洁性和英雄主义，并在这个腐败和堕落的世界里给他们提供一个避难所。像工团主义者拉加戴尔一样，索列尔给他们设立了“总罢工”的目标；这如同早期的基督“再度降临”一样，起到了神话、旗帜和信念的作用，可以激励起各种感情和行动，即使它从来没有实现过；索列尔接受了马克思的天启式的观点和他的武装革命思想，但是反对马克思的理性主义。
在他们的英国兄弟成功地把一位社会主义者选进议会之前几年，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就开始往议会里选举代表；1899年，当米勒兰这位杰出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没有经其所属政党批准的情况下同意进入内阁时，法国社会主义阵营里发生了最激烈的分歧。它使法国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为由盖德领导的拒绝妥协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兰西社会主义党和由让·饶勒斯领导的法国社会主义党，后者承认与非社会主义的进步政党暂时联盟的可能性。然而当1904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谴责所有这种类型的妥协时，饶勒斯接受了他的失败并帮助将其政党重新结合为单独一个组织。从那时起，法国社会党作为一个合法政党持续存在，历经了种种磨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社会主义者加入了共产党。法国社会主义中的保守因素逐渐减弱，极大程度地融入了激进社会主义者的全然非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在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由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代表的，他们正式皈依阶级斗争的原则，并且投身革命。德国改良派的异端学说主要是由“修正分子”E.伯恩斯坦来阐释的，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比他的前人更为清楚地指出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明显没有实现。他坚持认为事实就是事实，尽管马克思提供了对历史变化的正确分析，并且预见了大工业的普遍兴起，他和恩格斯还是误解了许多东西。于是，当对金融和工业的控制实际上逐渐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里时，股份公司里的小股东和其他企业家的数量似乎也在同时增长；工人的生活标准在稳步提高，而不是迫于“工资铁律”的压力而下降；农业里中等面积的个人份地，远没有被集中的大地产所吞并，其数量实际上在西欧以各种比例增长；中产阶级远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被劳动者和大企业家的钳形攻势挤垮，相反，他们正在吸纳那些变得富裕的工人，并且倾向于变成这些资本主义企业的股份持有者。阶级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扩大，而是被各色各样的岛屿和桥梁弥合在了一起，使得它本来的属性无法辨认了。
伯恩斯坦认为没有什么理由相信历史进程像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宣称的那样具有必然性，他在自由国家里也没有找到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恰恰相反，他甚至对工会也抱有怀疑的态度，认为它在变得自私和反对社会整体利益方面并不比个人资本家好多少；同时他也宣扬普选权的好处，敦促真正的社会民主的兴起，这些将使工人们能够通过简单地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而满足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伯恩斯坦攻击了行会社会主义，因为它提出了诸如工厂管理者应该由工人选出这样的原则，而这就让社会的一部分掌握了过多的任意控制权，使得生产者反对消费者并导致无效率。他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者的“无产阶级无国家”的口号。他指出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在涉及国际行动时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联合，一国内部民主的增长缓和了它的阶级冲突并且在其公民之间创造了某种内部的联合，必然在长时期里使工人成为与其他人一样的自由、活跃和有影响的社会共同体成员。
这个过程可能要花些时间，只有通过民主的传播才可以缩短该过程，而不是通过痛苦的阶级斗争的狭隘策略。社会主义政党在国民议会里可以施加的政治压力看上去在满足工人阶级的个别要求方面颇为有效。资本主义远不是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造成越来越宽的鸿沟，它本身也在不断让步，如果工人运动沿着渐进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前进，那么它和酝酿革命氛围相比，就有更好的机会来按照自己的理念改造社会。伯恩斯坦的公式“结局什么也不是，过程才是一切”代表了这一信念。据此，资本主义世界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企业的增多，以及其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相应增长，将消除对暴力剥夺财产的需要。一般社会主义者的某些理想——自由、政治和司法平等，经济保障和机会平等，国际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平——与一般左翼自由派的理想也并无很大不同。因此与其他同情工人目的的政党合作很吸引人，实际上在英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已经这么做了。自然地，这种观点使伯恩斯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者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他的观点对于德国社会民主运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同时是该运动的优势和弱点的原因与症状。
即使是在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某些方面仍处于中世纪的俄国，渐进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有所发展。俄国第一个正式的社会主义政党是由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列奥·多伊奇和维拉·查苏里奇在1898年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该政党继承了无组织的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早期的革命（某种程度上是农民的）恐怖主义的传统。最初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认为要想把俄国从专制和剥削中解救出来，就只有通过俄国不断增长的工业带来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而不能通过被解放的农民公社向现代农业公有产权结构的发展，持这种观点的有早期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从渐进主义者如赫尔岑、拉夫洛夫到“活动分子”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那些人。在俄国，渐进的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中也有拥护者，如斯特鲁夫、普罗科波维奇、库斯柯娃，他们维护“经济的”和合法的工会行动，反对来自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强烈进攻。早期诉诸道德情感的传统，以及认为通过把农民公社直接转化为有组织的农业社会主义就可以避免工业化的恶果的信念，为社会革命党所继承，该政党不接受关于阶级斗争必然性的马克思学说，并且相信通过民主的即议会斗争的方式可以把俄国变成工农业的民主国家，而反对无法忍受的沙皇专制压迫的个人恐怖主义可以实际地帮助达到此目的。奇怪的是，无政府主义，除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所起的作用外，从来没有在俄罗斯帝国里站稳脚跟。
在拉丁国家里巴枯宁和蒲鲁东的影响要比马克思更大：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有社会民主党派，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主体却属于各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团体，他们受到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无产阶级自助信念的激励，偶尔采取怠工和罢工的方式来作为比公开的政治斗争更有效的社会压力形式。在美国，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成员偶尔采取恐怖行动，也代表了一种工团主义活动的方式。
这些新趋向同时也导致了自身的失败。社会和经济理论家如J.A.霍布森，V.I.列宁，鲁道夫·希尔费尔丁和罗莎·卢森堡为马克思的理论加入了关于帝国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及其对阶级斗争的影响的学说。因为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是由金融和工业资本对投资领域的追求所导致的，而且也因为在这场竞赛里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早地攫取了土地、劳动力和自然财富，不同国家资产阶级间的冲突的可能性——新兴的“饥饿者”反对老牌的“餍食者”——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了。更有甚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发生了决定性的分裂。领导左翼的列宁要求在党的执行权上实现更大程度的权威中央化，并要求在领导核心里只保留职业革命者，这些人将制定合法公开的工会和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遵循的政策。普列汉诺夫（党的首席理论家）和马尔托夫（党的最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之一）则相信一种更少等级制色彩、民主气氛更浓的组织形式。党分裂为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由马尔托夫（后来由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孟什维克。在终极目标上——革命之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后由马克思主义者毫不留情地转化为完全的社会主义——这两派看起来是一致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社会主义阵营里制造了一起危机：就在敌意爆发前不久，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还互相保证要通过对各自的政府显示他们的团结来避免战争。这种保证被证明是无效的。在1914年几乎所有的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代表都赞成战争债券，尽管随着战争的拖延在德国显示出了难以驾驭的迹象。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谴责战争为帝国主义的冲突，既无关也不利于工人的利益，并分别于1915年和1916年在瑞士城市齐默瓦尔德和肯塔尔召开了两次会议。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追随者们以及“左翼孟什维克”出席了会议，而普列汉诺夫和正统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则支持盖德领导的法国同志们，并且保证支持协约国，因为它正站在自由和国际理想的一边，与普鲁士军国主义和奥匈帝国对反抗民族的专制与镇压做着斗争。
当俄国民主革命在1917年推翻了沙皇专制时，孟什维克坚持认为根据马克思对历史的分析，俄国必须首先经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在此阶段里它的工业和农业可以沿着西欧的道路发展，因而可以壮大和教育无产阶级队伍，直到其成为多数并且技术的进步使它准备好去控制一切。他们坚持认为社会主义预设了远比俄国现实情况要发达的工业发展；马克思警告过突然的革命成功有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大，导致仅仅是国家对劳动者的剥削代替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无产阶级过于缺乏组织、没有受过教育、软弱，以至于无力进行民主统治。这种情况潜在地也包括了人数更多的农民，即使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他们也几乎没有能力扮演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在孟什维克看来，获取权力而没有适当的民众支持，只不过是布朗基式的或波拿巴式的机会主义，并且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基础相抵牾。
与上述观点相反，列宁和他现在最亲近的合作者托洛茨基坚持认为，除非社会主义政党在对它们而言的革命氛围里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它将丧失信誉和士气低落。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确必须发生，但是它不能在受到工人组织压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向前发展，而是必须置于无产阶级的直接控制下；除非苏维埃像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立即获得政权，否则革命就会像1905年那样失败。
全俄工农兵苏维埃像在1905年革命中一样，被选举出来并赋予几乎无限的功能，它现在在临时自由主义政府一旁扮演着一个替代的权威来源的角色；布尔什维克在社会革命党左翼的支持下，宣称只有它才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因此也是将在普遍混乱中建立的惟一真正的民主实体。而且，马克思自己不是同意如果俄国革命将点燃世界大火的话，它将在无需作为过渡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吗？列宁在1917年到1918年之间很自信地认为，根本没必要去听那些来自西欧正统社会主义政党的警告声音；因为他们，其中也包括正统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列宁看来早在1914年就背叛了这一事业。
列宁在1917年10月对政权的成功夺取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为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由于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并没有抵制，而且在一些情况下还支持了大战，由于它的主要理论家、德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卡尔·考茨基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一小撮极端社会民主分子的背叛行为，也由于列宁指责考茨基的说法为倒退，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现在的名称是共产党，决定与第二国际及同第二国际联系在一起的国际工会联盟决裂，并且创立了他们自己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和自己的世界工会组织（“Profintern”）。
在巴伐利亚和匈牙利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同样失败的尝试也发生在普鲁士。1919年德国左翼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柏林被暗杀，他们的同志库特·埃斯纳和欧仁·列维涅在巴伐利亚遭暗杀，那里的共产主义共和国被镇压。在匈牙利，继红色恐怖而来的是更加无情和野蛮的白色恐怖。在俄国，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对者的系统清除采取了大清洗和大量监禁的方式。在每一个国家劳动者的运动都分裂为几部分，一部分人宣称支持列宁的共产党的威权专政，赞成武力并反对西方的民主程序，反对圣西门分子由上而下的路线；一部分人则把这些当作专制而加以抵制；还有一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这个或那个极端。
在几年的形势不明朗后，其间另一个国际兴起了——所谓的“两个半国际”，其中心在维也纳——这样一种“结晶”最终演变为两部分，一边是社会民主党和与它们相连的工会组织，他们继续相信民主的、非暴力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与和平的鼓动；另一边是致力于推翻现行非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党——如果需要将使用暴力——对所有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充满敌意，认为它们是妥协者和叛徒。1928年托洛茨基被逐出俄国，这导致了另一个组织，即第四国际的出现，它宣称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真正继承者，反对由斯大林领导的，被它描述为官僚体系腐败、充满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俄国共产党。
一些小的独立团体——不同时期在大不列颠、美国以及拉丁国家里就有这样的团体——虽处在社会主义运动之外，但是仍然对其有意识形态上的同情，此外还存在着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政党，他们或者继续了蒲鲁东主义的、非革命的、和平的和互助的传统，或者继续了巴枯宁主义的阴谋、恐怖主义和反对一切权威的传统。为了对付某些特殊的危机，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间会形成暂时的联盟。1935年至1938年的西欧人民阵线运动就试图把所有的反法西斯力量，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者，团结为一个反对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中可能与之妥协的那些力量的政治联盟。相似地，在西班牙革命和1935年到1939年内战期间，西班牙的左翼政党结成了暂时的联盟，最后在他们的竞争者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以及由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法西斯的胜利中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的社会党和劳动党都包含不同的派别，或者说包含对与共产党合作——合作的基础多少要有些限制——持不同程度同情态度的派别。这些倾向在东欧自然要强些，那里苏联的影响处于支配地位；在西欧就弱些，那里人们惧怕苏联。但是有一种情况仍然是真实的，即把共产主义者，包括南斯拉夫的独立民族共产主义政权，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分开的鸿沟比任何时候都要宽阔了。正统的社会主义有自己的民主组织，有在同一框架内对不同观点的宽容，相信通过合法的和议会斗争的方式获取权力，相信逐步的社会主义化，总之对个人的公民自由采取稳健的观点。它所追循的道路与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后者有着严格的等级制的中央集权，对任何程度的与非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妥协怀有深深的憎恨，有着苛严的纪律，有着对其党徒中所有持不同意见者或政策分歧者进行肉体消灭的机制，总之它相信它的终极目的——推翻所有形式的资本主义——使它可以合法使用任何通往这一目的的手段。至于学说方面的基础，自1919年以来在任何形式的社会民主党（非共产党）的信念里都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变化，那是最后一次它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进攻面前不得不表述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