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权利本质上是什么”或“人们如何获得、拥有或失去权利”等问题之外，或许还可以问：为什么哲学家就该有表达自己的特权？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艺术家、史学家、科学家或普通人？言论自由——或通过言辞以外的方式表达的自由——可以是一个独立目的，无需以任何其他目的来为之正名，它本身就值得为之斗争，有人还会说值得为之献出生命，而这并不取决于它在让人们变得幸福、智慧或强大等方面有多大价值。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这种观点在人类现实事务中却很少站得住脚。更为常见的是，人们倾向于信仰惟一的理想——社会的、政治的或宗教的——一切都要为之牺牲，首先就要牺牲个人表达自己的自由，因为它相当准确地被视为对达到一种社会一致性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一致性是不加批判地为实现惟一的最终理想服务所必需的。但即使是那样——无论个人自由是不是一个值得捍卫的目标，以反对哪怕是最高尚的人类惟一最终目标的不容异己和惟我独尊的要求——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哲学家需要受到特别保护以免遭社会压制？难道在政治自由与哲学才能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联？如果苏格拉底所在的社会并不那么害怕雅典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他能否取得更大的成就？亚里士多德在共和政体下是否会做得更好？或者笛卡尔在宗教自由的条件下，斯宾诺莎在一个无人会因信仰而被开除出教的社会里，又是否会做得更好？毕竟，一些有史以来最大胆、最具独创性和颠覆性的话，是在十九世纪的巴黎说出来的，而当时那里有国家及教会在实行着肆无忌惮的言论管制。伊曼纽尔·康德引起了我们时代最大的哲学革命，而他却是一个丝毫不鼓励表达自由的国家的公民，这点他自己知道得再清楚不过；反之，自由表达的现实条件——十九世纪许多欧洲国家普遍都具有——在英国、法兰西共和国、瑞士或意大利王国并没有像那些把自由的扩大与哲学的进步直接联系起来的乐观理性主义者想必会盼望的那样，引起哲学精神的百花齐放。

我肯定，除了那最基本的一种，自由和哲学之间并无其他真实的关联可以建立，似乎也没有必要举出统计上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这种最基本的关联就是：毫无疑问，过分的强制会使太多的人不能畅所欲言，使他们理解与表达的能力日渐萎缩；其结果无非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如果你不让人们思考，愚钝他们的想像力，他们就会永远诚惶诚恐，处于愚蠢或幼稚的状态，在任何领域都做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事情。但反过来说并不见得就对，我们从历史里得出的结论好像只能是：一般说来，艺术、科学和人类思想在自由的年代与在断断续续或低效的强制年代一样繁荣；特别是当一个专制政权已经失去自信，明显走向没落的时候——比如十七世纪在英国、十八世纪在法国和十九世纪在俄国。但甚至也不都是这样：罗马帝国衰落时期并非如此；而且据我所知，中华帝国、土耳其帝国和西班牙君主制的末年也并非如此。试图从这些经验数据——估计它们是为了说明自由和哲学之间不知何故就是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概括出历史结论，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人类生活以及社会类型是无限多样的，每种情况都必须根据其本身特点来考察，那些寻求建立这类规模庞大的统一社会学的人，迄今为止犯下的错误要多于他们为人类发现的真理和提供的快乐。

不过，哲学家的活动与社会自由和国家控制之间确实有联系，而且联系非常深刻。在我看来，这种联系来自哲学的本质，而不是关于社会是什么，历史模式是什么，以及哲学是怎样或应该怎样配合它们等等的人为模式。因此，我想暂且不讨论什么是自由，哲学是否需要自由、是否有助于自由，自由是否是好东西、对社会稳定是否有威胁等问题；我想先谈谈哲学的本质，并打算由此得出在我看来重要的、关于哲学活动和任何形式的国家控制之间联系的一些结论。

人们已经作了很多尝试，企图定义和描述哲学活动，再多一次尝试大概没什么害处，也不会让读者的耐心经受太大的考验。在我看来，哲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确定的技术——没有各门实证的、形式的科学所拥有的那类方法和操作规则；这些方法和规则能够传授给学生，如果学生足够聪明、记忆力足够强，就可以开始独立地运用它们。而且这里的原因也不难找：一旦一门学科获得了这类规则，它就为哲学所抛弃，落入哲学两边的两个容器中的一个里去，一边是经验科学的领域，一边是形式的先验科学的领域。

显然，无论哲学讨论什么，它并不关心那类可以通过经验观察解答的问题；它并不寻求确证事实，一旦清楚某个具体问题的答案只能通过某种观察找到——无论是那种常规的、常识的观察，我借以判断是否在下雨、是否能记住《利西达斯》 或已经把它忘了的；或者是更精密一点的技术，我借以发现某个国家是穷是富、一个特定的分子是否由这些或那些更小的粒子组成，或者发现地球或宇宙的年龄、两种音乐风格之间的关联、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或某人头脑里某种未被注意的心理特性的作用，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形当中，为了确证事实，我必须怎么一步步地进行是非常清楚的——即通过一类经验研究——而且一旦如此，显然这些问题就不是哲学问题（不管它们到底有什么哲学涵义），而是利用适当技术确证事实的问题；于是，懂得问题是什么，这本身就是确定答案的相关技术知识的一部分。

同样地，有一类形式学科——演绎的而非归纳的或类比的，也并非建立在直接观察基础之上的——也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只要是在以形式上的技术确定答案的地方，比如在算术、逻辑、纹章学以及任何其他演绎的领域（例如国际象棋或任何其他遵守规则的游戏）当中——就是说，在这些地方，解决问题是通过在已经确定了公理和理性思维方法的领域当中应用具体的变化规则来进行的——也没有哲学的位置。

各门科学的历史，无论是演绎的还是归纳的，即便不是全部也主要是在于这样一个过程：原来答案不甚明了的各组相关的问题，突然发现可以很清楚地通过经验的或者形式的方法得到解答；一旦认识了这点，这些学科便离开由哲学统治的、未分化的人类知识探究的综合领域，各自建立起独立的科学，各自拥有特殊的技术、特殊的规则和可以传授的程序方法。剩下的仍旧是丰富的但使人困惑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领域，它处理所有那一类问题，它们的解决方法不清楚，表述问题时也没有给出解决方法。

如果有人要我回答一个行星的物理组成如何，地球上将来的生活如何，或火星上否有生命，我可能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或者有人知道——怎么去找答案，要回答这些问题有什么具体的障碍，目前还缺什么数据资料，如果这些数据资料具备了我们又会怎么着手，等等；困难只在于获得答案的手段的实际可行性、缺少资料或没有所需工具，而不在于问题本身模糊不清，也不在于无法确定采取什么方法或该去哪里找答案。类似地，如果有人问如何解决某些逻辑或数学问题，我准确地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找答案、该采用什么技术手段，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那也是在于我不够足智多谋。我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它们需要什么样的心智能力。但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存在绝对的善、物质世界是否实在、什么是无限、我为什么不能回到过去、为什么不能同时身处两地；你不是我，那你是否能够像我了解这些事物那样充分了解我的所感所想；自由是否比幸福或正义要好，正义又是什么；等等——问这类问题的时候，困难不在于缺少解答它们的物质手段，不管是缺少物理上的能力（例如，飞往别的行星做相关的观察后返回的能力）、记忆力、理性分析能力，还是金钱（可以用来制造足够的工具，等等）：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怎么知道究竟去哪里找答案；怎么知道究竟如何着手找寻答案。连怎么才算是一个满意的答案都拿不准，更谈不上考虑什么是正确的答案了。只有当我们陷入这种内心困惑，当问题显然不管在多复杂的层次上都无法完全依靠经验解决，当问题也不能通过仅仅运用演绎的技术手段（理论上可以由一台电子装置执行）解决时——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遇到的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

或许，对一个问题的缜密思考和认真阐述会将其归到中间堤道两边两条大路中的一条上去——会指出它或者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应该由现有科学中的一个部门或尚待建立的一门新科学来适当解决；它或者是一个逻辑的、数学的或其他种类的演绎问题。哲学就是这样逐渐地抛弃了曾在不同时期困扰它的大量问题。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是其中最新近的，而且很快逻辑本身无疑也将像数学一样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分离出来，远走高飞，只把它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无法以纯逻辑方式来分析——留给一切问题的伟大源泉：被哲学问题困扰的头脑。

只要真正哲学问题的首要标志是它本身之中没有解答自身的技术手段——因此首要的困难就是确定我们问的是什么、困扰我们的是什么、究竟哪种答案我们才会认为是对问题的正确解决而不是与解决问题毫不相干的（且不考虑它们的真伪）——这些问题就不可能通过组建一支专家队伍来回答，即使他们相当聪明、勤奋、投入，有能力着手进行必需的半机械性的工作，正如按部就班的科学家或史学家无需最高等的灵感、天才或独创性就能干工作，甚至也能教别人在不需要这些非凡品质的情况下从事有用的劳动。

哲学的主要成功之处不在于发现新技术，为以前提出而没有得到充分回答的问题提供答案——就像牛顿回答了他以前时代提出的、但前人回答得不够巧妙或根本就没有回答的问题。哲学的主要胜利，是由做到了下列两件事之一的思想家们取得的：或者是（1）重新阐述了问题。他们自己拥有同时也使别人确立了对整个世界或其中某一部分的新眼光，它本身就能将心智从类乎思维钳制的状态——这是最初问题之所在——中解放出来，并容许一种我们称为新综合的方法，以及对相关实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新洞见，它自动地、自然而然地解决或消解了最初的问题；或者是（2）做得刚好相反，即当发现某种情形下对问题的某些武断回答被人们信以为真时，他们就以某种强烈震撼的手段颠覆了以前存在的“综合”，迫使别人注意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观念，它在人们原先感到满足的地方引起了使人痛苦的问题，在人们原先盲目和无动于衷的地方使他们困惑不安。

这两种过程既完全不同于依赖经验的科学家的程序，他们增加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也完全不同于逻辑学家或数学家的程序，他们增加了如何安排我们实际知识的知识或技能——但人类当然没有哪一种活动是完全不同于其他活动的，哲学家们已掌握的那些综合的或分析的、联结的或分解的非凡能力在别的每一人类思想甚至情感领域都起着作用。然而，在哲学与别的研究之间的确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并不想暗示，在科学或史学中，认真的观察、耐心地积累事实、巧妙熟练地运用过去已证明是成功的技术，再加上经验或想像所启发的改进，依靠这些进行研究就已经足够；简而言之，我并不是说，技艺、专心、诚实、精力和目标的固定等等已经足够，不需要出自灵感的猜想和天才的突然洞见。但在这些领域中取得进步，仍然可能不需要灵感、不需要天才想像力不可预知的飞跃。一旦一门科学被置于理性的、不变的基础之上，一种观察、研究、提出假说和进行试验的技术成功地得到精心完善，伟大的先驱者们便能够向天赋较低的、进取心较弱的其他人传授正确的程序。稍低于最高等级的道德和智力上的天赋的结合常常能产生有益的结果，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推动知识的进步、传播理性的光明。一个并不富有想像力的史学家，编写了一部用力极勤的，比如说关于某一特定地区某种工业的发展史，或中世纪晚期地中海某一地区战争艺术的发展史，他或许并没有做什么独创的或可观的事情，但他为知识的积累做了贡献，他的东西别人可以用来组织更雄心勃勃的模式，因为他所做的事不仅不是浪费，而且以它特有的卑微方式体现了正面价值。但在哲学里却不是这样。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中，不存在被人认可的技术，如果没有灵感就不可能取得进展；与他人携手，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把已证明是可行的方法机械地或类乎机械地应用到新的课题上去（比如一些自然科学的情况），或仅仅是为某个更强有力、更富于想像的头脑准备材料，就像史学的情况——所有这些对哲学来说，都是毫无价值的。

哲学并不像科学那样涉及发现事实、整理事实、从事实中推断另一些事实，也不像形式学科那样涉及符号模式的组织。哲学从事的是系统阐释真正的问题——之所以是真正的问题，仅仅是因为觉得它们是真正的问题，而且是通过由问题本身的性质、由它提出的那类要求、由它造成的那类困惑所决定的专门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最杰出的哲学家们对问题的阐述和解决，是通过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是通过转移重点、通过置换、通过转换被迷惑者的视角，使他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差别，或者认识到他们曾十分强调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存在，或是出自混乱或缺乏洞见。

现代哲学最伟大的革命者——笛卡尔——对哲学史的改变，不是通过耐心地积累事实，或试验、观察，或不断的尝试、犯错，而是通过一次翻天覆地的反抗行动。他的新方法——且不论他是怎么发现它的——使那些把它作为知识之源接受下来的人发现，经院哲学那些恼人的问题与其说是被解决了，不如说是被变为不相关或毫无意义的了，或者被证明是一派胡言，它们依据的所谓事物的不同属性本身就源自对词语或概念的机械运用，并没有分析它们应用的对象，以及它们在其中有用或有意义的具体环境。牛顿引起近代物理学革命，是通过将以前互不连贯的结论整合成一组极其重要的基本定律，后人由此作了极为丰富的推演，使其成为我们时代推动人类知识增长的一个最有力的工具。而笛卡尔并没有进行什么整合，没有简单地把一定数目的相互隔离的真理换成了一个或一些基本的、一体化的定理，别的东西都由此推演而来；相反，笛卡尔改变了一直以来看待哲学、形而上学和神学问题的角度，并由此产生了一批新问题，其中一些注定会以他本人所使用过的方法被替代和消除。

哲学难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概念、词语、思想以及系统阐述和论证世界与自身的方式之间发生了某种特殊的冲突。之所以产生这类冲突，是因为在这些或那些思想或符号的某些早期的不完全有意识的阐述或使用中本来就存在某种矛盾；或因为关键词已经陈旧过时——当与它们密不可分的具体环境不再存在时，还继续被使用；或因为它们已经成了形而上学或神学这类行当的研究对象，这类学问容易发展出那种概念或词语，却并不注意它们产生、应用同时也参与作用的具体情况，因此容易造出自成一派的、包括了那种概念的神话，因为这类神话与那个它们只有置身其中才算真正有意义的世界不再相关，所以它们迟早要变成困惑的来源——常常是莫名其妙的噩梦，为什么会有这东西谁都记不清也道不明。这是中世纪许多时候经院哲学的情况，但将近十六世纪末，这种情况尤甚，当时一些经院哲学家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失去了兴趣，主要是因为不再理解为什么要殚精竭虑地摆弄那些空洞的神圣符号，他们的活动这时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费劲而无意义的行为。

把自己从整套符号系统的梦魇中解放出来，迈出这么大的一步——何况几乎不可能区分符号和思想——使自己摆脱一个如此使人着迷的思维框架，需要最高的天才、最强的智力和最大的独立性。新的建构，如果是从一个同时具有创造和破坏天才的人手里产生的，对他同时代的人会有巨大的解放作用，因为它从他们身上移去了一些重负：一个再也无法理解的过去；语言的一种用法，这种用法束缚了头脑，并造成了一种令人沮丧的困惑，非常不同于那些在自身表述中就包含了解答的种子的真正问题。新的体系产生自一次反抗行动，然后自己也变为一种新的正统，四面而起的信徒们跃跃欲试，要将新技术用于最初的天才开拓者大概没有想过要应用它们的领域。这有时是成功的，有时却导致同样了无生气、让人糊涂的经院哲学。新的正统一旦获得胜利，又反过来通过使观念僵化，通过造出一个不能再灵活回应当初曾引起反抗的情况的僵死符号体系，制造了新的阻碍、新的无法解决的难题、新的哲学困惑。

有人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认为哲学是一门可以和当代最成功的研究——典型的如某一门特定的科学——相比拟的学科，比如认为哲学和物理学、生物或史学差不多。旧的被推翻的哲学被当然地视为一堆迷信和谬误；新哲学却当成“科学的”——仿效当时最成功的学科——被充满希望地接受了，然后有人就认为，就像科学中有可以传授给伟大先驱的信徒们的技术，在哲学中同样有可能训练出用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专家队伍，以他们一致同意的方式运用他们的技术，目的是为了做出一项集体发现，传播最后真理。

但这种信念本身，就像它那些具体化的过程，虽然如此经常地在科学上、史学上以及演绎学科如数学或逻辑中取得辉煌的成功，由于它所依赖的那种稳健明智，它在哲学上却无异于一场灾难。因为从本质上说，哲学问题（如果我是对的）恰恰是那些不能通过运用现成技术解决的问题，恰恰是那些在科学中或在别处那么成功的技术所不能解决，或者干脆什么技术都解决不了，因此让人困惑和压抑的问题；这么看来，哲学问题更像艺术“问题”而非科学问题。认为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最终的方法可以解决本身就产生自生活、思想、情感、词语、概念、观点、习惯和态度不断变化的性质的那些难题——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导致思想僵化的原因，造成了正确使用哲学术语的过分教条主义，本身就是导致哲学问题在其最尖锐的时候本质上的那种心灵痛苦的原因。接着就是一次新的反抗，旧的哲学负担被抛弃，早先曾获胜、成功、具有解放作用的方法被十分恰当地指为“僵死的经院式的玩弄词藻”，然后天才人物突破旧的独断的正统，使心灵的“筋骨”为之一振，创造一种新的语言，由此消解了老问题，新的问题应运而生。在这一运作过程中，一些问题被看作要么是经验的要么是形式的，可以说分别被抛到一边，从此不再成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但尽管有这样系统的叛逆，很多东西还是保留了下来，虽然已经被重新阐述，以新的伪装重新出现，借此它能够以更适应那些尽力去解决它们的思想家之当代经验的方式得到思考。

但哲学史的模式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有太多的问题变得过于传统、无法解决，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沉迷于一些琐碎的、二流的工作，而且有一种窒息感，因为那些主要问题似乎毫无解决的希望，并由此导致了智力的低迷而不是激发了心智的力量，那么就会有伟大的革命者奋起突破现状。比如莱布尼兹就是这样一位革命者，而且这一具体过程的下一阶段更是再典型不过了：他的忠实信徒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开始向人们许诺，通过在他所能做到的最远最广的范围内应用莱布尼兹的原理，就能建立一个新的理性主义人间天国。他为理性神学和理性美学、理性伦理学、理性史学、理性物理学等等都拟订了计划。在旧的主题上的任何巨变都会引起一些思想上的激动不安、一些觉悟、一些自由；无疑地，十八世纪初欧洲大陆的确经历了一次智力活动的大高潮，当时思想家们纷纷对一个和谐新综合的允诺做出回应。很快地，沃尔夫运动变成了一种没有生气的正统学说，和它自己当初那样轻蔑地、那样无可非议地摧毁的经院哲学一样枯燥无味、一样呆板、一样墨守成规、一样没有能力揭示真理或在智力上让人振奋。然后，康德对它动了与莱布尼兹及十七世纪理性主义者当年一样大胆彻底的手术。

这些解放运动是这一领域中伟大的进步；但这里没有累积的技术、没有循序渐进、没有向着某个统一的理性目标的进展，如十七和十八世纪人们天真地希望的那样。不能因为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在摧毁前人工作方面显示了天才，就推断圣托马斯、阿尔伯图斯、邓斯·斯各脱、奥卡姆等人在他们当时就不曾进行过类似的解放工作。洛克和贝克莱肯定曾击败过十七世纪正统的理性主义；但接着康德——甚至可能还有部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摧毁了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家所构建的理论的很大一部分。轮到罗素的时候，他推翻了传统形而上学气象恢宏的大厦的大部，而一代语言分析学家已经作了许多工作来摧毁罗素那么自信地打下的基础——至少是哲学基础。

这是一类容易使哲学名誉扫地的事情。人们觉得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具有相当高智力天赋的人，但人们也注意到哲学并没有沿着统一的路线发展，哲学上的分歧从来都是那么尖锐和深刻；对于不断增长的知识，也并没有公认的总集合；哲学讨论常常显得只是一些文字花样；而且哲学中存在着永恒的“倒退”：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回十八世纪同行那里去找武器反对十九世纪的同行；过去的思想家死而复生，几个世纪之后的人与之结盟去反对别的时代、别的地区的新老异端。由此人们得出结论，在这里人们的精神有些失常，根本不是在构建什么严肃可靠的东西，发生的一切不过是空洞无物的文字讨论和清谈，没有一种严格的技术来保证取得的结果肯定正确，牢固地成为宏伟的人类知识大厦的一部分。由此人们又得出下面两个结论之一。一个结论是，哲学是有趣的，有时出自灵感的谈话，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只是一种个人自白，是那些更喜欢用玄学散文而不是韵体诗表达自己的人（例如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的某种个人诗作。另一方面确实也有一些人在要求严谨、规范和可靠的成果，并因此寻求最终要将哲学建立在科学的坚实基础上，如果不能让它变得像化学或至少像生物学那样受人尊敬，无论如何也要让它向着那些科学的可靠性和确实性努力。

这两种态度都停留在对哲学是什么和哲学能做什么的一种误解之上。哲学是一种尝试，从来都是一种尝试，其目的是找到思考和谈论的方法，这些方法通过揭示以前未被注意的相似点和未被发现的差异之处（有时通过与以前未予考虑的模式进行新的比较，或者在人们一直使用的模式同被认为与它们相似的对象之间，以新的重点指出被人忽略或低估的差异），引起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其程度足以彻底改变思考和说话的态度及方式，这样来解决或消解问题、重新分派研究领域、重新阐述、重新区分对象之间的关系、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正像艺术中类似的情况，这些只能是在各自的时代，为同一代人做的事情，因为一代人的观念，如果用语言系统地阐述出来，肯定总是会固化为技术、确立为一种正统，并束缚下一代或更下一代人；由此别指望会有严格意义上的“稳步前进”；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整骨手术”、自己的新洞见、自己的自我解放、自己的强有力的天才人物来改变他们的观念，确立新的关系和新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三流史学家、四流化学家，甚至五流艺术家、画家、作曲家、建筑师多少都有些价值的原因；因为所有这些领域都有专门技术，运作在自己固有的水准上，也许不高，但终归是一种水准。而“三流或四流的反抗”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的，以微不足道的努力掀起一场大动乱这样的事情也是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三四流的哲学家们碌碌于应用已经死了好久的前人的技术，就好像在从事科学研究，仿佛自己是化学家或工程师，与其说他们不成功、不重要、多余、过剩，不如说他们实在起了阻碍作用，正是他们这些人的活动常常造成那些困惑、无知和难题，造成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迷信的、教条的，常常似是而非、机械僵化，他们这些人仅有的价值是刺激和促进新的反抗，激发天才人物在一个本质上应该是解放者而不是压制者的学科里奋起突破教条主义的窒息。

这与政府控制之间有着一种可能还未被注意的特有牵连。控制的任务是保持现状——确保某种既定状况，保护在当时环境下被认为是所能达到的最好、最和谐的利益关系和各种因素的结合。控制的目的是稳定、和平、满足。而哲学在最好的时候的主要作用是突破、解放、颠覆。哲学用以颠覆的方法显得抽象、理智，常常与当时急迫的现实问题无关——仅仅这一事实并不足以确保哲学最终不会产生影响。因为很难保证在一个领域里革命的、不守规矩的人在别处就会一直老老实实、循规蹈矩。康德尽量不在政治领域作惊人之语。但他毫不妥协的伦理学结论，一定程度上还有他的形而上学立场，在他身后很快引起了极具颠覆性和革命性的后果。黑格尔肯定曾尽可能地平稳行驶，正像有人说的 ，为了在美学和形而上学平静的内陆湖上顺畅地沿着航道前进，也为了他革命性的学说在政治领域尽量不受到注意。某些主义运用黑格尔某些原理（不管遭到了多大的扭曲）的结果却是明白无误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必然是反动的。而其他人在规规矩矩的同时又能成大事。毫无疑问，画家、建筑师，甚至物理学家、地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传记作家和作曲家们都可以待在某种大家都接受的传统所规定的界限内平安无事，并在这种严格的框架内创造出不朽的杰作，或者，如果不是杰作的话，也是一些赏心悦目的作品，至少有一时的价值，属于三四流，这些作品无论如何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因为这个世界不能只靠天才的大作活着。

这种对周围环境平静的遵从，这种在大家都接受的传统框架内本分行事，可惜对哲学家根本就行不通。如果他想沉溺于这类活动——它们也许很值得，也不乏灵感——他就得退出哲学，转而从事别的工作。因为作为哲学家，他必定要致力于颠覆、突破、破坏、解放、打破封闭局面。即使活着的时候他可能显得柔顺、迂腐、不关心外面世界的事情，但他对世界的影响很可能会比许许多多显得更有声势的人更具破坏性、革命性，更加深远。这不仅仅是思想本身的一般影响力的一个例子。毫无疑问，思想是强有力的，尤其当它们体现了——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在改变社会和个人的强大物质或者精神趋势，作为其中一部分推动这些趋势而不是阻碍它们或者置身事外的时候。但我想强调的是哲学思想特有的破坏力。

或许海因里希·海涅最生动地表达了这点。在他对德国哲学流派的记述中，他描绘了即将到来的大毁灭的末日景象，其中大神托尔 举锤击碎了西方文明，费希特、谢林及黑格尔的武装起来的追随者们奋起反抗文明的拉丁西方世界，使其古老文化成为一片废墟。他将康德比作罗伯斯庇尔，警告法国人不要轻视书房里谦卑的哲学家，他在平静和沉默中思考着看来无害的抽象概念，但接着就会像卢梭和康德一样，点燃导致国王人头落地和世界性大动乱的导火索。托尔斯泰曾通俗地说过，在鞋匠看来，什么东西都比不上皮革好；同样，大学教授倾向于夸大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只是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搞思想。虽然这句话无疑是正当地反对夸大理论和学说的价值，反对忽略其他因素——社会的、精神的、经济的、心理的——以及因为太细小、太众多、实在无法分析，所以无法加以命名和分类的各种因素组成的网络，但它还是忽视了哲学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因为——我再重复一次——哲学家们研究的问题并非是技术性的：就是说，它们不是那类通过正确使用探索方法就一定能解决的问题，或者说，那类探索方法是可以被发明、传授和随时间逐渐改进的，就像自然科学、数学甚至史学和语文学的方法那样得到改进和完善。因为这些学科研究的问题或者是经验性的——关于发生了什么，如何、何时、在什么情况下和什么一起发生的——或者是形式的，即关于连贯性、合理性、论证的可能性、最方便的表达方法，等等。但哲学问题根本就不以这种方式产生。哲学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出现了某种思想进路的交错——某种碰撞，有时规模宏大、令人惊愕。哲学问题具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味道，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情感压力，对某个性质不甚明朗的问题的一种解答渴望，一种既迫切又无法解决的感受——它表明哲学追求的不是事实、不是关于世界或人类自身的知识，也不是完成某种形式上的模式和符号排序使其形成所需的相互关系，等等，而是说明存在冲突：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某种内部冲突，或学科里的次要观念、内部现行的符号体系之间的小碰撞；或者在发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出现一次迎头相撞，各个观念体系、各种看待和描述世界的方法之间的一次混合和互动，会引起所谓“永恒的”难题，如自由意志对决定论、有神论与无神论、唯物主义与非物质论、自由与秩序、权威与平等、幸福与正义、自我牺牲与追求幸福，等等。

比起科学或数学问题，这些问题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取决于在特定国家具体时期的特定文化或语言中占主流地位的具体思考方式、具体的概念和范畴组合。一切问题都或多或少取决于人们思考和行为的方式；而外部世界以及人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虽然毫无疑问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了改变，但不如思想和语言的方式的变化来得大。思想和语言方式的内部历史，部分地就是那些可以严格地称为“哲学的”问题的历史。因为这些问题不追求知识和归纳、演绎技术的更高水平，所以有时采用艺术、宗教或玄学体验的方式来“解决”，将那些被哲学问题所困的人从一种特殊的心理压力下解放出来，哲学问题或多或少肯定都会造成这种压力。摆脱这种缠人的焦虑的办法有很多，其中一种不是通过找到问题的答案，而是通过想办法忘掉问题本身——这种方法如此频繁地被独裁性质的政府采用，这些政府对臣民中的骚动和不满有着与生俱来的紧张不安，它们不许人提出难以预料的解决方案，通过教育治下百姓忽视或忘却他们烦人的难题，通过抹掉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以达到维护政权安全与稳定的目的。这无疑是一种手段，国家能够以此来使人们变得没有好奇心、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和睦相处，但同时也剥夺了他们选择、创造、追求个人目标的能力：所有我们称为个人自由的东西——助长了一切自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者都正确地认识到是愚昧和暴虐的东西，无论是在欧洲的中世纪、亚洲的暴政、我们时代的法西斯和苏维埃政权，还是在小规模的暴政和对独创性及严肃的真理追求的迫害中，他们都有发现；那种迫害甚至在今天的民主国家，尤其是在最大的民主国家中，都是一种很大的威胁。

另一条路则是人类伟大的思想家们所走的，即突破思想障碍、清理混乱、修正发展历程，其手段是革命性的思想转化，源自那些头脑有足够想像力和活力，能够反思自身立场，以某种全新方式看待形势的人。他们从某种全新的角度，以“一种不同的眼光”审视一切，因此原来看来无法解决的难题，现在看来不过是已经不存在的实体投下的暗影，一旦人变换到新的有利位置，就再也看不到它们了。

因为哲学在它最有效的时候就是在进行这类根本性的变换——而且用这种方式变换的范畴或观念越根本，也就是说越不容易遭到常规自我检省的压抑，我们就认为一种哲学越深刻——它必然是朝着更广泛的自由、推翻现存价值观和习惯、打破界限、改变人们熟悉的特征等方向发挥作用，这令人既兴奋又不安。当然，这也发生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领域以外，在艺术、科学和其他人类活动的领域。我想说的是，虽然这种根本转换可能发生在那些地方，但不是必然发生；一门艺术可能是强大的、有创造力的、能产生伟大的天才人物，却不一定是革命的。贝多芬无疑是一位有高度革命性和颠覆性的作曲家，通过树立新的理想，将人们领向新的立场、一种新的浪漫主义、新形式的英雄崇拜，以及关于艺术与个人自由、诚实、艺术家的自我牺牲的新观念等等，他不仅改变了交响乐的性质，还改变了当时的思想——审美、道德和政治思想——的性质。但这一现象对于音乐来说并非必不可少。巴赫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伟大天才的作曲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巩固现状的人——一个保守主义者、一个建立秩序的人，是增强传统而不是革命性巨变的力量来源。类似地，兰克，这位历史学家中的巴赫，保留的比破坏的多。天才人物可能是创造性的，也可能是毁灭性的，可以解放人，也可以奴役人，或集两者于一身；只有哲学家中的真正天才人物才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对过去的传统具有摧毁作用。大哲学家们总是在改变、颠覆和破坏。只有那些小的哲学家们才维护既得利益、循规蹈矩、削足适履、强求一致，拼命把大量互不相容、彼此矛盾的观念塞进某种形式上的、概略的正统学说中去，而后者是对当初某种革命性观念的滥用。我说“滥用”，意思是利用这类革命性观念建立正统学说的努力本身必然是滥用。

我觉得这是有关一切哲学活动最重要的一点——哲学中不能有正统、不能有可以无限改进的方法，否则我们就可以说每一代人都是和平地从上几代人没有完成伟大工作的地方开始接手的，就可以说哲学是连续不断地进步的：十七世纪的哲学家是在十六世纪哲学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则使十九世纪同行没有完成的任务最终结出了硕果。如果我是对的，这些说法在原则上不可能是正确的。这就像说丁尼生继续了——改进了——埃斯库罗斯或维吉尔的诗作，或者说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是文艺复兴画家、中世纪或贝宁雕塑家的一种“进步”或“倒退”一样地无稽。

这构成了哲学的独特之处：它的全部工作是，而且从来都是，针对每一代人的具体问题的，这些问题是当时具体的知识、政治、社会或心理环境产生的；哲学的独创性总是在于将人们从正统学说的压抑和困扰中解放出来。正统本身就是某个过去时代僵死的遗物，已经无法解决或倾向于扭曲新出现的问题，也许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的无能、教条、晦涩、无力回应当时一些问题等的刺激而产生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优秀品质在哲学中却没有什么用处：耐心、勤奋、吃苦耐劳、博闻强记、组织材料的技巧等等，所有这些历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需要的优秀品质，有时容易变成哲学真理的敌人。因为确切地说，哲学领域并无“研究”可言。研究只适用于观念史及观念起源与传播的历史，不适用于原创的哲学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在哲学上有用的只能是第一流的，只能是那些无畏的、非凡的头脑，拥有罗素曾称为“分离观念”的能力——分解传统上结成一体传播的观念——能质疑极其常见的、完全被视为当然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仅仅是暗示它们能够被质疑、能够被分析、其成分能够被分解，就足以让一般常识和传统哲学思想受到巨大震动。

也只有在哲学领域中，那些埋头苦干、称职、严格遵循大家公认的方法、有意无意地试图保持熟悉的路标、在一个沿袭的观念和范畴体系内工作的劳动者，才实实在在形成了一种障碍和威胁——所有对进步的阻碍中最可怕的一种。人们喜欢认为，这个世界是按照某个特定目的创造的，其中的每一样事物都扮演着某种必然的角色。如果你问，二三四流的甚至更不堪的哲学家们是被创造出来扮演什么必然角色的，答案或许是：如果他们不存在，那些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创造性反抗就没有出现的可能。因为，打破正统学说的大哲学家们的任务就是夷平他们可敬但有局限的前人辛苦营造的思想大厦，后者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倾向于将思想禁锢在他们壮观的但从构思之日起就注定要毁灭的建筑中。

如果确实如此，如果真的只有在哲学中真正的创造力才永远等同于一次背叛行动、一种对于统而言之总是颠覆性的变化或变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在哲学与自由、哲学与不服从、哲学与不受压制的需要——不管是政府或任何其他镇压部门的压制——之间就有一种别的学科相对缺少的、事实上独一无二的特殊联系。因为事情似乎很清楚，伟大的创造性艺术不仅能在暴政下繁荣，而且能调整自身适应暴政，甚至像历史学这样明察秋毫、需要在事实之间建立并不合当权者口味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却能够在一个专制政权下，即使不繁荣，至少也可以创作出就算不可观也至少是有用的作品。自然科学是肯定能在暴政统治下从事研究的——只有那些最极端的思想压制，使一切原创性活动、各种方式的自我表达都变得危险或不可能的那种专制，才能在毁灭这些人类活动时也得逞。

因此，指责奴隶制给艺术或科学造成了灾难，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伪善。我不认为能够建立一种足够严格的历史联系，证明奴隶制给这些活动带来了灭顶之灾。如果我们要谴责奴隶制，那是因为我们相信，给予人类在一定限制内选择思考什么及如何生活的权利，这作为一个神圣的目标本身是有价值的。奴役、残忍、压迫，政府和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斯大林曾十分意味深长地这样称呼他们）对人的侮辱、贬低和活生生的解剖，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消灭不和谐与冲突，为了以一致性替代多样性、以放之四海皆准的统一戒律替代个体差异——所有这一切之所以可恨，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可恨之处，因为它们与我们的信念水火不容，违反了我们的价值标准，违背了我们为之活着、我们中间一些人还不惜为之付出生命的那些目标。一旦压制了那些目标，生活简直就没有活下去的价值了。这才是原因，而不是因为阻碍了艺术发展或科学进步——后者在我看来是虚弱、虚伪的论据，是从遥远的十八世纪继承下来的，在那个年代有人认为所有的美德不仅相容而且彼此需要，认为自由是可取的，因为少了它人们就无法得到正义、美德、幸福或知识；知识是可取的，因为少了它其他这些美德就都不可取了。后来我们逐渐懂得，并不是所有好的东西都是相容的；如果我们追求它们，也只是为了它们本身的缘故，而不是因为它们是某些盲目乐观主义者让我们向往的那种虚幻的“大同”的组成部分；实现这种“大同”的尝试已经让世界付出了那么多无谓的痛苦和失败。

哲学的情况不一样。没有自由简直是致命的。人动不动就给自己提问题——关于世界是怎样创生的、人应该如何生活，关于真理的本质、人的思想与世界的关系，关于科学和艺术的基础，关于人思考和言谈所依据的概念及范畴，等等。只要还在问这些问题，人们就会要求一种让这些问题得到回答的自然权利。这一自然权利和一切自然权利一样源自这一事实：人类的精神本性如此，而且这类好奇心的满足——对这一领域真理的追求——只是人类为自身的好处而追求的、使生活值得过下去的那类目标之一。任何努力，如果妄图阻止这种活动——阻止人们颠覆已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阻止人们尽可能自由地讨论终极问题，不管用什么方法，以什么观点来阻止，不管那些方法和观点显得多么有成功的希望、多么有启发性，显得多么有能力给碰壁的哲学问题提供出路，带领人们走出死胡同，因为那么多真正的哲学问题最后其实都是死胡同——任何这样的企图，不管名义上是为了社会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既定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还是为了那些已经无数次地让人们牺牲生命的空洞的抽象概念——民族、种族、命定论、历史、进步、教会、无产阶级、法律、秩序等各种貌似实在的时髦口号，揭穿和摧毁它们历来是批判哲学大可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之一——这种企图真正地是对人类的一种基本兴趣、需要和渴望的压制。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万马齐喑的时期，那些人们只是反复运用着不再适合研究对象的方法和范畴——一个尽管无比谨慎、虔诚，经过了单调的重复也必然逐渐僵化，最终变得毫无意义的过程——的时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空白的片段。欧洲中世纪就是这样一个时期，那时的审查制度最严厉，循规蹈矩得到了最有力的推崇和遵从。当时有很多东西流传了下来，至今一直受到应有的赞赏。它的艺术、雕塑和建筑，它的社会制度、诗歌，某种程度上还有它的散文，甚至音乐，都具有一定的永恒价值。但比起之前和之后的时代，那时的思想界却是一片广袤的不毛之地。在这个意义上，对历史的自由主义解释，即认为那些时代是愚昧的而文艺复兴逐渐扫除了蒙昧，这种见解并没有歪曲事实。愿埃里金纳 、阿奎那、邓斯·斯各脱、圣安塞姆等人原谅我——但除了专家们，谁对这些人中的哪一个真正感兴趣呢？也许有人对奥卡姆感兴趣，但那是因为他的叛逆。尽管中世纪可能有许多可引以自豪之处，也可能在许多方面胜过今天混乱无序的世界，但它在思想领域的记录却不能与之前和之后的年代相比。原因是：一切哲学，正因为它们的解放者角色，肩负着使人类摆脱因陷入思维困境（因为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词语意思的不断发展）而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困惑的任务，所以必然要打破各种禁锢。那些相信可以获得终极真理、可以实现地球上生活的某种理想秩序，需要做的只是用尽一切手段，不管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来建立它——所有那些相信生活、思想和情感上的这种最终局面原则上能够实现的人，不管他们的愿望多好、心地多纯洁、理想多么高贵无私，在他们向理想中的乐土进军的途中最后总是以压迫和毁灭人类告终。

对于这类狂热者——不管是世俗的乌托邦主义者还是神权的盲从者，都是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哲学是最可靠的武器和预防药。因为哲学在它的全部发展历程中，自始至终都在告诫人们不要认为存在不变的问题和最终的解决。在每一个时代，哲学都起着它那不可或缺的作用：打破正统思想，即对已经或正在过时的问题的僵化回答的坚壳；而且哲学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提供了它特有的革命性的新解决方案，它们在当时作为天才的启示，受到了应有的欢迎。但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吧，它们像别的解决方案一样，必然要在全盛时期过后变成暴政工具，又轮到它们要被推翻了。要求解决方案不仅一时一地一次性地发挥作用，而且要永远能满足需要，这样未免有些狂妄和不切实际。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企图压制哲学家——企图以“最终解决”代替他们的实验性回答，使他们沉默，或以某种永恒价值或事物不变格局的名义将他们的思想导入预先安排的渠道——任何这种举动都确定地预兆着很快就有大批人将在为某种教条和对最终救赎的某种虚假信仰而立起来的祭坛上被残杀。这就是为什么哲学活动——它在新情况下永远地追求着新答案，承认那些人类情况永远处于变化当中，认为绝不能为了过去或将来而牺牲现在——与个人能在其中如自己希望的那样思考和从事他所喜欢的事情的、起码的公民自由领域的存在如此息息相关。

假如真的存在某种最终解决方案、最终模式，能够据以安排社会，那么自由就将成为一种罪过——因为它是终极救赎，所以反抗它就是有罪。通过驳斥这一不祥的看法，通过不断举出例子证明其谬误，哲学更加忠实地服务于自由的事业，至少在最伟大的哲学家的作品里是如此，因为这是哲学根本性质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其副产品；这是哲学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与人类思想的其他领域形成了对照。它不需要证明，它对人类不可或缺，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证明的概念本身、以证据来证明这种或那种活动的价值等等，这些观念本身就是哲学的创造。但对一些人来说，没有什么活动的价值是可以不证自明的，他们要在所做的每样事情里找到某种社会价值之后，才能让它通过他们的道德评判。哲学活动与一个社会要被称为自由社会所需要的最起码的自由之间的特殊联系，或许将为他们解惑。当然，如果哲学家完全不受控制，没有一个社会将是百分之百安全的、稳如磐石的。但压制哲学家同样也会毁掉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自由之敌都像法西斯分子等极权主义分子一样习惯性地对知识分子发动突然袭击，使其沦为他们最初的牺牲品；确实，知识分子是通常由伟大的哲学家们首先系统阐述的批判性思想的伟大传播者。其他所有人都可能在新的专制下屈服。只有他们，无论愿意与否，原则上都不能被专制主义同化。这对一切人类活动来说都足堪自豪。 k6gclgsBptu5oq35VSAJpPpCP4UbA2Y/uFEy1v05sel2eGDa1gr6jTScbjnBeS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