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活动中，怎么算是有好的判断力？怎么才算有政治智慧，或者说有天赋、是个政治天才，哪怕只是具备足够的政治能力、会办事？或许找到答案的一个方法，就是想一想我们在谴责或怜悯政治家们缺乏这些才能时都说了什么。我们不时抱怨偏见或激情使政治家盲目，但对于什么盲目呢？我们说他们不了解所处的时代，与“事实的逻辑”背道而驰，或者“企图回到过去”、“违背历史潮流”；说他们不是无知，就是愚不可教，或者就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空想家和乌托邦主义者，沉醉在神话般的过去或者某些无法实现的未来的迷梦之中。所有这些说法和比方都似乎预设存在某种知识（批评者自己多少了解一些），这些不幸的人们不知何故就是没有掌握，而人要避免挫折，就必须首先懂得它们：无论是人力无法改变的某个宇宙大钟的不变运动，还是时空——或某些更神秘的媒介，譬如“精神王国”或“终极现实”——当中事物的某种模式。

但这是什么知识呢？是一门科学知识吗？确实存在有待发现的规律、有待学习的规则吗？能不能教给政治家一些称作“政治科学”的东西，即有关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所处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像别的科学一样，包含根据法则组织的成体系的已证明的假设，让人利用进一步实验和观察，去发现别的事实和证明新的假设？

毫无疑问，霍布斯、斯宾诺莎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或公开或隐蔽，以各自的方式，都持有以上观念——一种在十八、十九世纪蓬勃兴起的思想，当时正值自然科学声望日盛、不能归入某一自然科学门类便不配称为“知识”的主张甚嚣尘上之际。较有野心和更走极端的科学决定论者——霍尔巴赫、爱尔维修、拉美特利——当时认为，只要具备关于普遍人性和社会行为规律的足够知识，再加上关于特定时间里人的状态的足够知识，就能科学地推算出这些人，或者不管多大一群人——整个社会、整个阶层——在另一组特定条件下的行为。有人持这样的论点，在当时听来相当合理：正如力学知识对于工程师、建筑师或发明家不可或缺，社会力学的知识对于任何想要驱动大群人干这干那的人——譬如政治家——也是必需的。不然，除了偶然的印象、模糊不定的记忆、靠臆测判断、凭经验行事和不科学的假设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可依靠呢？手头没有适当的科学方法可用，那也只好将就用这些了；但我们应该明白，这比原始民族或者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欧洲居民对自然的胡思乱想——这样荒诞落后的认识工具早就被真正的科学最初的进步淘汰了——强不到哪儿去。直到今天（在高等学府中）还有持以上观点的人，并仍然坚持这样的想法。

野心较小的思想家们，受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生命科学开山者的影响，将社会科学看作更像是一种社会解剖学。做个好医生，懂得解剖学理论是必须的，但又是不够的。因为还要懂得如何将其应用于具体病例——罹患具体种类具体疾病的具体病人。这不能全都从教授那里或书本上学到，它要求有相当的个人经验和天资。然而，无论经验或天资从来都不能完全替代一门发达的科学知识——比如病理学或解剖学。只知理论或许不足以救死扶伤，但不懂理论却是致命的。相比之下，没有政治眼光、缺乏现实性、乌托邦主义、妄图阻碍进步等毛病会被认为是由于不懂或蔑视社会发展规律，即社会生物学（它将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一部机械装置）规律，或相应的政治科学的规律。

十八世纪倾向于科学的那些哲学家们热情信仰的就是这些规律；他们还试图完全以可以确认的教育和自然环境对人的作用、可以计算的情欲对人的影响等等，来解释人类行为。然而，这一方法在似乎最需要它提供解释的时候——雅各宾恐怖时期当中和之后——却最终只能解释人类实际行为中极小的一部分，很显然没有能预见或分析诸如民族主义的膨胀和暴虐、各个文化的独特性及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战争与革命的事件等等重大现象。它对广义上的精神或情感生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各民族的）以及非理性因素难以捉摸的作用的了解显得那样贫乏，于是新的假说合情合理地乘虚而入，占领阵地，每一种都声称推翻了所有别的假说，是这一问题上最终的、决定性的说法。

以救世主自居的布道者（先知）们，如圣西门、傅立叶、孔德，教条主义的思想家如黑格尔、马克思、斯宾格勒，有历史头脑的神学思想家从波舒哀到汤因比，达尔文学说的推广者，社会学或心理学这个或那个权威学派的信奉者——所有这些人都试图补救十八世纪哲学家的那些失败，建立一种名副其实的、成功的社会科学。这些十九世纪新的布道者们每个人差不多都宣称独占了真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相信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并且有一种独到方法可以把握它，关于这一方法的知识会让政治家少犯很多错误，使人类避免许多可怕的悲剧。

人们并未否认，像柯尔贝、黎塞留、华盛顿、皮特或俾斯麦这样的政治家似乎没有这种知识也干得相当不错，就像发现机械原理之前显然已经有人造桥，看起来不懂解剖学的人也曾治愈疾病。人们承认，天才个人灵感乍现的推测和他们的天生技能可以做——而且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特别是在临近十九世纪末，有人认为知识的来源不能再如此不稳定。一些乐观的社会学家认为，这些伟大人物行动时所依据的原理，即使他们自己不知道，也是可以抽象并简化为一门精确科学的，很像当初确立生物学或力学原理时的情况。

根据这一观点，政治判断力不必再是直觉、天赋、灵感乍现和无法分析的天才的神来之举。相反，它从此应该建立在确实的知识基础之上。至于这一新知识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其根据是来自自然科学还是来自形而上学，意见大概会有分歧。但它的这两种形式分别相当于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运用它的人即是“社会工程师”。神秘的统治艺术将不再神秘，它可以传授、学习和应用。这只是职业能力和专业化的问题。

这一论点本来可以让人觉得更可信，假如新发现的规律不是无一例外地最后或者成了老生常谈——比如“革命之后大多是倒退”（实际上等于重复“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些老话）——或者被事实不断地、毫不留情地推翻，剩下的只有理论体系的废墟。大概没有人能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大独裁者们那样彻底地动摇了对一门可靠的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的信心。如果说对历史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的确帮了列宁或斯大林，与其说它是作为一种知识帮了他们，不如说它像被狂热信仰的其他任何教条一样，几乎只能为这些铁石心肠的人助纣为虐，即为无情的行为辩护并压制怀疑和良心上的不安。

斯大林和希特勒可以说都彻底摧垮了一度辉煌的历史无情规律的大厦。希特勒几乎成功地达到了他宣称的消灭法国革命成果的目标。俄国革命猛烈地改变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前进方向，使其偏离了到那时为止对大多数观察者还是相当有序的轨道——将它推入了一场无章可循的运动，接着便是戏剧性的崩溃，这是无论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其他“科学的”预言家都丝毫没有料到的。把过去安排得整整齐齐，这相当容易的——伏尔泰有一句讽世名言，大意是历史就是在死人身上玩弄的许多鬼把戏，这话看来肤浅，却自有深意。 但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不仅要能够重构过去，还要能够预测将来。对事实进行分类，把它们码放整齐，还远不是一门科学。

我们知道，十八世纪中叶毁灭里斯本的大地震，动摇了伏尔泰对人类必然进步的信仰。同样，我们所处时代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政治动乱，使人极大地怀疑能否建立切实可行的人类行为科学来指导实干家们——无论是工业家、社会福利官员还是政治家。显然必须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建立一门精确的社会行为科学只是个时间和才智的问题——看来这种设想不再是不证自明的了。这一科学应该寻求什么方法？显然不是演绎式的：没有现成的公理，从中可通过公认的逻辑规则推导出所有人类行为。甚至最教条的神学理论家也不会夸这样的海口。那么是归纳式的吗？以调查收集的大量经验数据为基础得出的规律？或者以不太容易适用人类社会事件复杂性的“假说——演绎”方法为基础？

理论上，这些规律无疑应该是可以发现的，但在实践中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有希望。如果我是一个在紧急关头面临痛苦抉择的政治家，我大概不会觉得做下面这些事情有什么用——即使我花得起那么长时间等待答案：雇用一批政治科学家，为我从过去的历史里搜集各种和我的情况类似的事例，我或他们要概括这些事例的共同点，由此得出人类行为的有关规律。可用来进行这种归纳的——或者为了建立用以系统化历史知识的假说的——事例的数量有限，因为人类经验无比多样；进一步从这些事例中剔除所有那些各自独有的东西，只保留共同的东西，就只会剩下一点非常单薄的、经过概括的残渣，因为实在太不具体，根本无助于解决实际困境。

显然，重要的是全面了解一种具体情况的特殊之处，特定的人物、事件和危险，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起着积极作用的特定的希望和恐惧：1791年在巴黎、1917年在彼得格勒、1956年在布达佩斯、1968年在布拉格或1991年在莫斯科。我们不必系统地考察这些事件同其他事件、其他情形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或许在一些方面相像，但也可能恰恰缺少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造成差别的那点东西。如果我正拼命开车赶路，突然碰到一座摇摇欲坠的桥，必须马上判断它是否能承受我的重量，一些工程原理的知识这时无疑是有用的。但我还是等不及停下来勘察计算。对处于危机中的我有用的知识一定已经激发起了一种半本能的本领——就像在阅读的同时我能够不必知道语言的规则一样。

当然，在工程学中，一些定律毕竟还是可以系统化地表述出来的，即便我们不必一直把它们记在脑子里。而在政治活动的领域，定律实在是少之又少：手段就是一切。政治家——就像汽车驾驶员——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不从总体上考虑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问一种特定情况在什么方面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其他情况相似或相异（而这是历史社会科学家或穿着历史学外衣的神学家，如维柯、汤因比等所热衷的）。他们的长处是能抓住构成这一具体情况的各种特性的独特组合——只是这一情况，而不是别的。他们所谓的能力就是能理解一次特定运动、一个特定人物、一种独特事态、一种独特气氛，以及经济、政治、个人因素的具体结合等等的性质。而且，我们并不太相信这种能力真的可以教会。

比如，当我们说到对某些事情的异乎寻常的敏锐，我们就诉诸比喻。我们说一些人好像长了触角，用来向他们传递某种具体的政治或社会情况的轮廓和结构。我们说有的人具有不错的政治眼光、嗅觉或听觉，有的人具有可以由爱心、野心或仇恨激发的一种政治直觉，有的人有因为危机和险情而变得敏锐（或相反变得迟钝）的感觉，经验对这些来说是关键的，这是一种特别的才能，可能和艺术家或创造性作家的天赋不无相似。我们不是指任何玄妙的或超自然的东西；我们不是指能够洞察平常头脑无法把握的东西的神眼；我们说的是其作用方式再平常不过、完全是经验的和准美学性的一些东西。

我们所说的才干首先需要一种整合大量混淆在一起的、不断变化的、多姿多彩的、转瞬即逝的、始终互有重合的信息的能力，它们数量太大、变化太快、相互混合得太厉害，所以不可能像对付大量蝴蝶那样一只只地捉住、用钉子固定然后加上标签。在这个意义上，整合就是将信息资料（通过科学知识，同样也通过直观感知）视为某种统一模式中的基本要素，彼此牵连，各有涵义；将它们视为过去未来各种可能性的征象；就是实用地看待它们——按照你或别人如何能够处理、将怎么处理这些信息资料，反过来它们又如何能够影响、将怎么来影响你或别人来看待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把握一种情况就需要用眼去看，获得一种和相关信息直接的、几乎是感官的接触，而不只是认识它们的总体特征、对它们进行逻辑推演、作分析、得结论、构建有关它们的理论等等。

能做到这点在我看来是一种天赋能力，类似于一些小说家的禀赋，它使诸如托尔斯泰、普鲁斯特等大作家传达出一种对生活本质直观的敏感；不只是记录混乱经验流的感觉力，而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辨别力，无论从作家本人还是从所描写的人物的观点出发，都能一针见血，分辨出真正重要的东西。首先，这是一种敏锐的感觉，能把握哪些东西彼此适合、哪些东西是有渊源关系的、哪些东西是有因果关系的等等；懂得相同的事情在不同观察者看来如何不同，这又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知道人类和地理、生物、心理等等非个人力量打交道的各种具体情况的大致结果。这是一种对质量上的而非数量上的东西的感觉，是对具体的而非总体的东西的感觉；这是一类直观，不同于描述、计算或推理的能力；人们对它有各种叫法：天生的睿智、想像性理解、洞见、有眼光，甚至是容易让人误会的“直觉”（危险地暗示了某种几近魔法的能力），与它们相对的是一些迥然不同但也很了不起的优点，如理论知识和学养、广闻博学、推理和归纳的能力、智力上的天赋，等等。

我力图描述的才能是成功的政治家——不管他们是邪恶的还是高尚的——对社会生活（或就此而言的个人生活）所具有的特殊理解力。具备这种才能的有俾斯麦（上世纪赋有可观政治判断力的政治家的突出典型）、塔列朗、富兰克林·罗斯福，此外还有加富尔、狄斯累利、格莱斯顿、土耳其之父基马尔等人，伟大的心理小说家们同样具有这种天赋，而它在更具备纯理论天才的人，如牛顿、爱因斯坦、罗素甚至弗洛伊德身上就明显欠缺。甚至列宁的情况也是这样，尽管他给自己压上了沉重的理论负担。

我们把这类能力叫做什么呢？也许叫实践智慧，或者实用理性，反正是一种知道什么“行”、什么“不行”的感觉。首先，这是一种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能力，是获得某类理解的能力，就好像训兽员对动物、父母对孩子、乐队指挥对乐队的那种理解，与化学家对试管里药品的了解，或数学家对数学符号所遵循的规律的了解相反。缺少这种能力的人，无论他们拥有别的什么品质，无论他们多聪明、博学、富于想像、善良、高尚、迷人，无论在别的方面多有才干，要说他们政治上愚蠢，那是不错的——就此而言，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是愚蠢的（比起很多人，比如和他同时代的腓特烈大帝及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他在道德上当然更胜一筹，而那两位在达到自己的目的方面要成功得多，对人类也要亲近得多）；同样地，至少在实现积极目标方面，清教徒、詹姆士二世、罗伯斯庇尔（就此而言，希特勒等人最终也同样）被证明是愚蠢的。

那么，奥古斯都皇帝和俾斯麦明白，而克劳狄皇帝、约瑟夫二世不明白的，是什么东西呢？约瑟夫皇帝很可能智力上比俾斯麦更出色，书也远比他读得多，克劳狄知道的事情也许比奥古斯都要多许多。但俾斯麦（或奥古斯都）具有很强的天赋，能整合或综合拼构成生活各个层次的稍纵即逝、支离破碎的丝丝缕缕和散乱碎片，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不停地整合它们（为了起码的生存），而不去分析自己是怎么做到的，自己的活动是否有理论上的根据。这事每个人都要做，但俾斯麦是在远为广大的领域里做，视野涉及更多可能的行动方针，运用的力量远为巨大——以其手笔之大，气度之恢宏，堪称天才之作。不仅如此，那些需要整合的零星碎片——把它们看成与其他零星碎片中的一些相适合，而与另一些不适合；实际上就是看它们在现实里是否互相适合——那些生活的基本成分，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过于熟悉了，我们与之过于形影不离，它们和我们太紧密无间，它们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半意识和无意识层次，因此无法清楚地加以分类。

当然，凡是能被分离、观看、检视的东西，就应该得到分离、观看和检视。我们不必装作不可知论者。我并不愿意像一些浪漫主义思想家那样说明或暗示：恰恰就在研究、分析和阐明等行为当中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无知具有某种优点，道可道，非常道，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说出来就是亵渎。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完全有害的教条。能够阐明、讲清、并入相应科学部门的，当然就应该这么做。“为了解剖，我们谋杀”（‘We murder to dis-sect’） ，华兹华斯这样写道——有时我们确实这么做；但在别的时候，解剖揭示了真理。现实的大片领域只有科学的方法、假说和定理才能揭示、说明、解释甚至控制。科学所能取得的成就，我们必须欢迎。在历史研究、古典文学艺术研究中，在考古学、语言学、人口学、集体行为研究中，在人类生活和奋斗的许多其他领域中，科学方法能提供不可或缺的信息。

我并不同意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然科学以及基于其上的技术，不知何故竟然扭曲了我们的见识，阻碍我们直接接触现实——“存在”（being）——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人或中世纪的欧洲人所直面的现实。这在我看来是怀旧的自欺欺人，荒诞不经。我的观点只是，并非一切都能——实际上很多不能——在实践中由科学去把握。因为，如托尔斯泰很早就告诫我们的，组成生活的“粒子”实在太微小、种类太不相同、彼此交替得太快、相互结合的情况太复杂，是我们的存在和行动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以至于根本无法得到起码的抽象化和最低的概括及定形——理想化地描述——而这是一切科学所必须的。虽然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在法国和瑞士科学家的帮助下建立了科学院（至今仍举足轻重，享有盛誉），但他们毕竟没有向法国和瑞士的科学家们求教统治之术。虽然社会学之父、杰出的奥古斯特·孔德本人掌握的事实和定律肯定远多于任何政治家，但他的理论今天不过是知识长河中一块奇形怪状、巨大而可怜的化石，博物馆里的一件珍奇而已，而俾斯麦的政治才干——让我再回来谈这位令人生厌的人物吧，因为他或许是十九世纪所有政治家中最能干的一位了——我们仍耳熟能详。政治的“自然科学”就跟伦理的“自然科学”一样荒诞无稽。自然科学不能解答所有问题。

我想否认，或至少怀疑，弗洛伊德一句断言的正确性，即当科学不能解释一切的时候，别的也不能。俾斯麦所深谙的，像达尔文、麦克斯韦尔这样的人就不需要明白。对于自己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俾斯麦就像雕塑家对石头和黏土一样了解，具体而言，即对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俄国人的相关集团可能的反应了如指掌，而他在这方面的理解，据我们所知，并没有经过有意的推导，或小心参考历史规律或任何别的规律，也不求助于其他任何特别的窍门或偏方——不管是迈斯特、黑格尔、尼采、伯格森或一些他们现代的非理性主义继承者，还是他们的冤家对头——科学的支持者们——所推崇的。俾斯麦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有利用经验和观察准确推测事情发展结果的特殊才能。

科学家，至少是有科学家身份的人，并不需要这种才能。甚至他们的专业训练使得他们在这方面特别不适合。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好像经常持有不切实际的政治观点，正是因为他们相信在自己的专门领域里行得通的某些方法或模型可应用于一切人类行为，即便不是这种方法或模型，也会是另一种多少有些类似的方法或模型。如果自然科学家有时在政治上表现幼稚，大概可以归咎于不自觉却很有误导性地把在形式和推演性的学科或实验室中行得通的东西，混同于在人类生活的组织中行之有效的东西。

我再说一遍：如果否认实验室和科学模型为社会组织和政治活动做出了有价值的——有时是价值重大的——贡献，就是不折不扣的不可知论；但如果认为它们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经验能教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则是一种同样盲目的教条主义，曾不时地在追逐千年王国的过程中，导致伪科学的疯狂对无辜人们的迫害。当我们说起1789年的法国人或1917年的俄国人，说他们太教条主义，说他们过于相信理论——无论是十八世纪的，比如卢梭的理论，还是十九世纪的，比如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虽然这些个别的理论确实有缺陷，但更好的理论原则上还是可以发现的，而且这些更好的理论将最终使人类获得幸福、自由和智慧，人们将再也不必那样孤注一掷地依赖于天才领袖的即兴发挥，天才领袖毕竟凤毛麟角，又那么容易患上自大狂的毛病或犯下可怕的错误。

我们的意思刚好相反：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这些情况下一律都行不通。就好像我们要找一种品茶的理论、建筑的科学，其中要考察评价的因素太多，一切都取决于在我上面所说的意义上整合各种因素的技巧，无论我们的信条或者目的如何——不管我们是实用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神秘主义的君权神授论者，或是那些迷失在某片黑暗的海德格尔式森林里的人们。科学和理论有时无疑会有助益，但它们不能哪怕是部分地替代一种感性的天赋，一种把握某种人类活动情况总体模式和事物结合方式的能力——这是一种天生的才能，它越是明察秋毫，越是敏锐得不可思议，抽象和分析力似乎就越与之背道而驰，如果不是越与之针锋相对的话。

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观察者当然总是能分析个别的社会弊端，或提出个别的补救措施，但作为科学家，他无法预料运用一种特定的补救方法、消灭不幸或不公的一个特定来源对我们整个社会系统其他的——特别是鲜有关联的——部分会有什么一般影响。我们从试图改变目所能及者开始，我们的行动引发的震动有时却直达全社会上下；我们从未留意的层次被扰动了，各种意外后果接踵而来。有关社会或个人生活上层表面与其余的、更疏远的层次之间的复杂联系（柏克也许是强调这方面的第一人，大概他的洞察力只是为他的传统主义目的服务）的半本能的知识，是出色的政治判断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们有理由害怕那些太着迷于自己的设想，以致不注意改革的具体环境，忽略各种不可测因素的改革者——莱顿的约翰、清教徒、罗伯斯庇尔、希特勒、斯大林，等等。因为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不明白（也不在乎）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也更有理由信任同样大胆的经验主义者，如法王亨利四世、彼得大帝、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拿破仑、加富尔、林肯、劳合·乔治、马萨里克、富兰克林·罗斯福（如果我们到底还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话），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对手中的材料了如指掌。政治天才不就是这个意思么？人类其他活动领域的天才不就是这个意思么？这不是保守与激进、谨慎与大胆的区别，只是才能类型的不同而已。正如天才有别，愚蠢也不同类。其中的两种直接矛盾，而且方式古怪而荒谬。

悖论就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可靠的定律和原理得到承认，就意味着它们已经通过正确的方法——科学专家们承认为可靠的方法——得到了证实。否定或违抗这些规律和方法的人，比如相信地球是平的或不相信万有引力的人，被当然地看作怪人或疯子。但是，日常生活中，也许还有一些人文学科，诸如历史、哲学、法律等（它们不同于科学，大概只因为它们好像没有——或者干脆不想——为这个世界确立越来越广泛的普遍原则）当中，怪人和疯子就是异想天开的人，他们过于相信从陌生领域，通常是由自然科学而来的定律和方法，并无比自信且有些机械地运用了它们。生活的——也是政治的——艺术，以及一些人文学科中的艺术，毕竟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技巧，有着它们自己的成败标准。乌托邦主义、缺乏现实性、判断力差等毛病不在于没有成功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相反过度地运用了它们。这里，失败源于抗拒各自领域中最行之有效的东西，源于忽视或反对它们而去支持某些自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系统方法或原理——比如关于自然科学的（像孔德那样）、历史神学的或社会发展的方法——否则，就是源于对一切原理和方法一概藐视，源于简单地宣扬相信运气或个人灵感，也就是纯粹的反理性主义。

不管是在什么领域当中，做到有理性、展示出色的判断力，就是运用在这一领域已经证明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在一个科学家那里合理的东西在史学家或政治家那里常常是不切实际的（就是说，它达不到想要的结果，作为一个体系全面失败了），反之亦然。这虽然是实用主义的陈词滥调，但并不是人人都准备接受其必然推论。政治家应该依科学行事吗？科学家们是否应该掌权，就像柏拉图、圣西门和H.G.威尔斯所希望的那样？同样的，我们也可以问，园丁应该具备科学头脑吗，厨师呢？植物学有助于园丁，营养学规律或许有助于厨师，但过于依赖这些科学将使他们——和他们的主顾——遭殃。厨师和园丁的优秀今天依然主要地取决于他们的艺术天赋，以及像政治家那样的临时发挥的能力。对参政知识分子的怀疑大多来自一种并非完全错误的看法：由于怀有以某种简单、齐整的方式看待生活的强烈愿望，他们过于相信把某个理论领域里推演出来的结论直接运用于生活会产生有益的结果。而这种对理论过分依赖的必然结果，唉，也是被经验无数次证实了的必然结果是，如果事实——活生生的人的行为——不顺从这些实验，实验者就会恼火，并试图削足适履，改变事实以符合理论。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社会进行一种活体实验，直到社会变成理论原先宣布实验应该使之成为的样子。当然，理论“得救”了，但代价过高，造成了太多无谓的人类苦难；但因为它至少表面上首先是为了将人们从那些所谓更“任意”的方法会带来的困苦中解救出来，所以它最后是拆了自己的台。只要我们还见不到政治科学，以伪科学代替个人判断的企图不仅会导致失败，有时造成巨大灾难，而且会败坏真科学的名声，动摇对人类理性的信仰。

热情宣扬难以达到的理想，即使它只是空想，也可以冲开盲目传统的樊篱，改变人类的价值观，但鼓吹伪科学的或其他各种经过虚假证明的手段——形而上的或其他各种虚假承诺所宣传的方法——则有百害而无一利。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其真实性如何——一天有人问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根据什么原则决定是否参战，他的回答是，为了决定是否带伞，他抬头看天。这也许过分了。如果存在一门可靠的政治气象预报科学，这无疑会被人指责为一个太过主观的方法。但是，正是因为我一直试图阐明的原因，这样一门科学，即便原则上并非不可能，也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而在行动时把它当作已经存在或者近在咫尺的，则是对一切政治运动可怕的、不必要的阻碍，无论它们的原则怎样，意图如何——从最保守的运动到最激烈的革命——并造成本来可以避免的痛苦。

在不可能做到机械般精确的地方，即使是在原则上要求或鼓吹机械般的精确，都是盲目的，会使别人误入歧途。不仅如此，纯粹的运气总在起一部分作用——神秘得很，具有出色判断力的人似乎比别人更有运气。这点或许也值得深思。 uUVr97wB+ea63gn3kqLhX+diMg0PdUI41xqY3WWhwOm92EM5LF47N+anQum3Ld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