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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在前言中说的，斯坦利·罗森在这本书中写下了他对《理想国》“大约五十年反思的结果”，这极大地造福了柏拉图的研究者。他的书所展现出来的极大丰富性和对精微之处的关注，与如此长时间的思考完全相称。它读起来像是一部注疏，与奥洛夫·吉贡（Olof Gigon）的《当下性与乌托邦》（Gegenwärtigkeit und Utopie）相似，随着罗森的著作逐段展开，《理想国》的每一页都得到了有条不紊的概括和分析。这本书理想的读者是那些重读理想国的人，他们可以将罗森的著作放在手边，让它提出新鲜的问题，向你指出之前从未生疑的细节。但是作者也会不时强调，明确告诉我们在他看来《理想国》整体想要表达什么。这本书以“导论”开场，以“后记”作结，它们使得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变得非常清晰。
罗森笔下的柏拉图相信人类罹患癌症，唯一有效的药物就是哲学家的统治，但是这个治疗方法太过强大，会将病人连同癌细胞一起毁掉。这是一种灵魂中的癌症，是个人利益与城邦利益之间，也就是幸福与正义之间的根本冲突所导致的内在的分裂。如果哲学家不能统治，人们就不会做正确的事；而哲学家却在改进城邦的欲求和关注来世、反对城邦的思想之间被撕裂，柏拉图本人显然就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家为了将正义赋予城邦所采取的“在理论上正确的一步”，由于同样的原因也都是“走向不义的一步”，因为人类本性的可塑性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可以允许一种理论达到“一套真正的原则，可以过一种正义的，并因此幸福的生活”。因此，正是美丽城，这个意在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和幸福的城邦，事实上同时伤害了哲学家和非哲学家的利益。我们可以想见，普通公民会怨恨他们的朴素生活；读者们会厌恶美丽城中的暴力和欺诈——也就是洗脑——而美丽城需要这些措施使公民们可以部分接受现状，但不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哲学家的哲学之翼因为参与政治而被束缚，政治活动既限制了他们可以投入真正热爱的哲学生活的时间，也限制了他们最终被允许从事哲学活动之后，活动的多样性。简而言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不可能的”。
虽然怀疑这样的伟业并不可能，但哲学家还是一直努力尝试，“因为那就是哲学的目标”。柏拉图在西西里僭主那里进行过灾难性的尝试，而罗森认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至少在坚持“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的白日梦”。虽然柏拉图以带着嘲讽的幻灭感写作《理想国》，但那并不意味着哲学家统治的前景（不管有多么遥不可及），已经对他丧失了诱惑。
看着柏拉图笔下的哲学家将他们西西弗斯似的抱负推上山，我们可能认为这个场景充满悲剧性。但这并非罗森的描绘。白日梦，不管多深，都不是悲剧的素材。事实上，有时白日梦甚至会逐渐演变成荒诞剧，比如罗森说，因为美丽城中的哲学家没有被允许在哲学方面得到完全的发展，他们在社会改革方面的想象力也会受到减损，结果“对政治难题的解决方案，是制造出一个缺少了最重要的政治特征的静态社会，这是一个由政治上不胜任的人统治的有缺陷的社会”。罗森在一个地方承认，这显然“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做下去，就好像这种解决方案是可能的，因为那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虽然这种情形显然太过诡异，因此不能被称为悲剧性的；但是它同时也太令人心酸，因而不能算是喜剧性的。罗森的柏拉图最好被描述成（我是带着敬意给出这个描述的），预见到了荒诞派的戏剧。
罗森将这本书献给“真正的利奥·施特劳斯”。在他对《理想国》分析始终，罗森都大量运用了施特劳斯式的主题，同时努力将他的整体解释与施特劳斯的区分开来。罗森与施特劳斯共同的根本观念是，《理想国》的写作动机是我们不可能都拥有正义，因为在私利和公益之间的冲突是无解的。但是罗森不同意施特劳斯的地方在于，如何看待柏拉图在推荐美丽城中的统治方式时的严肃性。在罗森看来，施特劳斯认为柏拉图根本不想推荐它们；它们是以乌托邦的方式企图达到正义不可避免的恶劣后果，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要彻底避免那些尝试，并转而让哲学家的利益适应公众意见。而罗森的柏拉图认为，哲学家统治社会真的是件好事；他的《理想国》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政治宣言。罗森发现的问题是，柏拉图想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结果，同时避免恶劣的实践，避免将有着良好意图的哲学家变成僭主。罗森的施特劳斯主义是手段上的而非目的上的。
施特劳斯认为柏拉图是实践审慎的写作技艺最杰出的大师，也暗示他的哲学家同道们要按照这种技艺谨言慎行。而罗森则强调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冒险的坦率，将哲学性的少数人对专制的渴望向大众揭示出来。他认为柏拉图在写作时大胆地将眼睛盯着未来，并且认为自己所处的文化对哲学的敌意还不至于让这样的冒险显得太过鲁莽。罗森论证说，施特劳斯提出的那种温和的适应，完全可以直接表达出来，就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做的那样。确实有可能如此，那样的话就只剩下施特劳斯在间接的言说方式中发现的复杂性的很少一部分了。
但是罗森也将一种审慎写作的技艺归于柏拉图：当苏格拉底在虚构的世界中试图达到有益的认同时，柏拉图有意归于他一些有缺陷的论证。但是罗森并没有将这解释为来自戏剧场景的论证，给读者提供某种线索，让他们不认为柏拉图真诚地希望看到哲学家统治；因为在罗森看来这个希望是非常真诚的。罗森诉诸更极端的解释方式：柏拉图或许是在说明在他看来所有的哲学论证都是有缺陷的；或者他或许认为自己因为理智上的优越性可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运用修辞上的花招”；或者更普遍地说，“在政治上我们总是会碰到糟糕的论证”。
罗森带着让人忧心的泰然自若抛出这些极端的看法，却没有为它们详细辩护。在我看来，他理解柏拉图的进路其实并不需要这样的诉求。他并不比施特劳斯更少从戏剧情节中构造论证，假如他不是试图在书中将自己与施特劳斯区别开来的话，本可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他的柏拉图想让读者相信某些可欲的东西最终是不可能的，为了实现那个目的，他想要激怒读者（比如将所有超过十岁的人逐出美丽城，p.244），或者提出富有启发性但是逻辑上错误的论证（比如城邦与灵魂的类比，因为它存在逻辑上的缺陷，罗森称之为“诗歌”，p.396），从而故意使他自己对美丽城的拥护显得离经叛道。
我本人关于《理想国》的作品让我有理由欢迎罗森对其中个人优先性的精微论述，以及他对哲学家参与社会特殊性的关注；我也同样有理由反对他放大苏格拉底论证中的每一个拙劣之处、每一个阐释中的困惑，并将它们发展成彻底的矛盾、悖论和困境。在我的《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中（罗森在几个地方提到了这本书），我试图表明城邦与灵魂的类比既正式又诗意地发挥着作用，美丽城是一个幸福的城邦——事实上是最幸福的城邦（我反对p.315的观点）。但是我并不否认，而是强调了，这种幸福减损了哲学家个人可以实现的某些东西，他们会因为这两种幸福联系在一起而感到遗憾。我们是要尝试解决还是要强化柏拉图文本中显见的困难，大体上是个人气质的问题。文本中当然有很多没有明言的东西让这两种倾向可以灵活处置。罗森在柏拉图给他敞开的空间中构建起了对《理想国》具有权威性的、全面的，并且本质上是完全原创性的阐释，因此每个有思想的柏拉图读者都应该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