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有时候会逐渐讨厌起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加分辨地热爱和仰慕一段往昔的岁月。如果他们能够选择，简直可以肯定他们会希望自己活在那时而不是现在——而且，下一步他们就会想办法往自己生活里引入来自那已被理想化了的过去的某些习惯和做法，并批评今不如昔，和过去相比退步了——这时，我们往往指责这些人是怀古的“逃避主义”，患了浪漫的好古癖，缺乏现实态度；我们把他们的那些努力斥为妄图“倒转时钟”、“无视历史的力量”，或“悍然不顾事实”，最多不过是令人同情、幼稚和可怜，往坏里说则是“倒退”、“碍事”、无头脑地“狂热”，而且，虽然最后注定会失败，还是会对当前和将来的进步造成无谓的阻碍。

这类指责来得容易，显然也容易理解。它们伴随着“现实逻辑”、“历史进程”等观念。这些观念就像“自然规律”（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看成一回事），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不可违背”的，不管人类希望或祈求什么，它们都会照常进行，其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必须调整自身以适应它，因为如果违抗就会灭亡，就像塞涅卡所写的命运女神“ducunt volentem……no-lentem trahunt”（“拉着那些愿意的，拖着那些不愿意的”） 。然而这种思路似乎在宇宙中预设了某种即使那些用这些术语思考的人也未必接受的机制，如果他们不是研究形而上学，而是研究历史的，他们甚至可能会设法用自己和别人经验中的反面例子来反驳这种预设的机制。尽管如此，甚至那些试图反驳这种思路的人也发现他们无法完全抛弃所讨论的这些观念，因为它们似乎多少符合他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虽然他们也许并不相信通常被认为是这些观念之基础的决定论。

让我尽量把这点说得再明白一些。每个人无疑都相信存在一些因素，它们多半或完全在人类意识控制之外。当我们形容这个或那个计划不切实际或是空想时，我们的意思常常是，面对这些无法控制的事实或进程，计划不可能实现。这些因素各色各样：我们无法干预的自然领域，譬如太阳系或天文学研究的一般领域；我们既无法改变我们讨论的实体的状态，也无法改变它们所遵循的规律。至于各门自然科学研究的物理世界的其余部分，我们认识到支配它们的规律是我们无法改变的，虽然我们宣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改变遵循这些规律的人和事物的状态。有人认为这种干预本身也遵循规律：我们自己完全由我们的过去决定；从原则上讲，我们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来预测；我们干预自然进程的“自由”因此是虚假的。有的人则完全或部分地否定这点，但这与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无关，因为双方都愿意承认我们宇宙的很大部分，尤其是它无生命的部分，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事实上就是这么存在并自有其因果的。

当研究有知觉的存在者的世界时，我们当然地认为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必需”支配的。首先是人与自然，即人的身体与体外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人们假设人有一定的基本需要：对食物、安全场所等维持生命最起码手段的需要，也许还有对某些形式的娱乐或自我表达、相互交流的需要，等等；这些基本需要受到相对固定的现象的影响，比如气候、地理构造，以及通过经济、社会、宗教制度等形式体现的自然环境的产物，其中每一种都是物理、生物、心理、地理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能在其中发现一定的一致性，其根据是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可见模式——如柏拉图和波利比乌斯论述的那类循环模式，或者非循环模式，就像犹太人、基督徒，也许还有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奥菲斯教派的宗教经典里的那些模式。这些存在的模式和链条在各种东方的宗教和哲学里，在近代思想家维柯、黑格尔、孔德、巴克尔、马克思、帕累托以及许多当代社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哲学家的宇宙论里，都可以发现。这些模式倾向于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习俗不仅来自人类有意识的目的或欲望；在适当承认这些有意识目的——无论是属于制度习俗的奠基者、运用者还是参与者——的作用之后，他们强调的是个人及群体方面不自觉或不完全自觉的原因，尤其强调不同的人未经协调的目的相互碰撞产生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每个人的行为都部分地出于清楚连贯的动机、部分地出于他自己与别人都不甚了解的动机或原因，导致事态发展成了可能谁都不想要的样子，然而它却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性格和行动。

根据这一观点，如果我们考虑究竟有多少东西是独立于人类的有意策划之外的——整个无知觉的自然王国，以它作为对象的科学根本不关心人类问题；还有像心理学、社会学这样的研究人的科学，它们假定，不管在社会还是个人的层面上，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反应和行为规则不大可能被个人意志彻底改变——如果这些都考虑进去，就可以对宇宙作一番描述，它的变化过程从原则上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预测。我们自然容易受这一描述的影响，认为历史是朝着一个不可逆的方向，沿着各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发展的；理想化一点，历史至少可以被描述为体现全部规律的许多实例，这些规律描述和总结那些真实存在的一致性，我们就是根据这些一致性来认识事物和人的。十四世纪的生活之所以是当时那个样子，是因为它是人的因素和非人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所达到的一个“阶段”——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习俗是一半有意、一半相当无意地因为人的需要而产生或者存留下来的。而且，因为十四世纪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是当时那个样子，所以十五和十六世纪的生活也只能是它们各自当时的状况，而不可能和别的时候，比如三世纪、九世纪或者十三世纪一样，因为十四世纪的存在已经使得那很“不可能”了。我们或许不知道社会进化遵循的是什么规律，也不知道在个人生活及其所属的社会“蚁丘”的群体生活之间起作用的确切因素是什么，但是我们能肯定确实存在那样的规律和因素。要证实这种认识，只要问问自己，是否认为历史能够解释一些东西——就是说，发生在十四世纪的事对理解十五世纪是否有影响，亦即是否承认如果我们把握了历史联系，就会理解是什么使得十五世纪成为当时那个样子。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十五世纪里的一切大概都是十三世纪的完全翻版”——似乎十四世纪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这样一种说法显得可笑。我们一开始讨论的那组概念似乎就是从这儿推出来的。存在一个模式，它是有方向的；未必是“进步”的方向，即我们不一定要相信我们正逐渐接近某个“理想的”的目标，且不论我们怎么定义“理想的”；但我们确实正朝着一个确定的、不可逆转的方向前进；留恋以前的某个阶段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好像在要求颠倒因果。我们可以羡慕过去，试图重现过去却是无视因果律。橡树不能变回橡子；一个老人大概也不能回到过去，拥有年轻人的体魄、心灵和头脑，实在地再年轻一次，就好像这么多年都没有活过一样。对过去岁月的浪漫渴望，实质上是一种取消事件“无情的”逻辑性的欲望。一旦可能重现过去的情形，历史的因果关系就会被打破；而我们又不可能不用因果律来思考，所以这不仅在心理上令人难以接受，而且是非理性的和可笑的。

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像“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本身即足以体现这一事实了：将某人或某事形容成不合时宜就是说他或者它并不具备当时的一般特征。如果某个史学家认为黎塞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能取得当年的成就，或者认为莎士比亚即使生活在古罗马或者外蒙古，也能写出他的那些剧作，毋需多论，我们相信这个史学家肯定大有问题。这种是什么就属于什么地方、不能发生的就不会发生的感觉，据说蕴含了不可逆转的进程的观念，在此进程中，每样东西都属于它该属于的阶段，一旦被错误地置于错误的环境，就会“不合适”或者“不合拍”。

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还不错。我们不过承认了一些现实的标准的存在——我们有一些方法来分辨虚实、区分真正的山峰与状如山峰的云、真正的棕榈清泉与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一个时代或文化真实的特点与想像的重构、可以在特定时期内实现的实际方案与也许能在别的而不是在所讨论的社会或时代里实现的方案。正是根据某条类似的原则，形形色色的历史理论家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对于莎翁为何不可能在古罗马时代创作《哈姆雷特》，黑格尔主义者会说莎翁的思想、情感和语言与希腊——罗马精神不符。马克思主义者大概会归之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在罗马的发展情况“必然”造成某种文化上层建筑，维吉尔可以在其中活动自如，而莎翁就不能。孟德斯鸠会谈到地理、气候、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主导精神”；夏多布里昂会说是基督教造成的不同；戈宾诺讲种族；赫尔德讲民族精神；泰纳讲种族、环境和契机；斯宾格勒讲相互排斥的各个文化与文明自身包含的“形态学”；等等。空想、脱离时代、不现实、当“逃避者”、不懂得历史、生活和世界，就是没有把握每个学派提出的一套特殊的规律和公式，这是理解他们对必须以事实上的方式而不能以别的方式发生的事情的解释的“钥匙”。所有学派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相信存在一套秩序和一把理解它的钥匙，一种事先的设计——事件的一种几何学或地理学。那些理解它的人就是明智的，那些不理解的人则是在蒙昧中迷失了方向。

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里还是有些让人奇怪的东西。在理论上，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次为历史提供这么一把“钥匙”的努力获得了成功。无疑，通过强调以前一直被忽略的因素，过去的情况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说明：在孟德斯鸠和维柯之前，风俗习惯、制度设置、语言、语法、神话、法制系统、环境影响和其他平常无奇、连续不断的偶然因素等等，所有这些在解释人们为何如此行事——而且实际上作为工具，揭示相对遥远的时空中人们的世界观，他们的所感所言，为什么和怎么样，有多长时间，达到什么效果——上的重要性，大多没有被认识。马克思教导我们要更加注意个人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赫尔德和黑格尔要我们重视表面上多样的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制度的生命力；涂尔干使我们更注重非有意形成的社会模式；弗洛伊德让我们重视个人经验中非理性的和无意识的因素的重要性；索列尔和荣格教导我们重视社会行为中非理性的神话和集体情感态度的重要性。我们学到了很多；我们的视角变了；我们从新的角度、基于不同的观点看待人和社会。导致这一切变化的各种发现属于真正的发现，它们改写了历史。

但是“钥匙”我们并没有掌握。我们不能像在天文学甚至地质学中那样，根据给定的初始条件，有信心重建和推算一种文化、一个社会或阶层、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过去或将来——除非是在某些极其罕见的、非正常的、存在极大差别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借助众多特殊假设和附带条件，直接观察比那些科学推导的尝试更经济、能提供更多知识的时候。如果我们自问，哪怕是根据有关其最近的过去和后来的知识，我们对某种文化的某个时代或者某种人类行为模式——比如一场战争、一场革命、一场艺术或科学上的复兴——到底能说出多少，我们肯定只能回答：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没有一位史学家，无论他多么精通社会学、心理学或某些形而上学理论，会尝试用这样一种推理的方式写历史。黑格尔以他反经验主义成见的勇气企图这么做，其结果甚至连他的追随者都觉得有错；斯宾格勒也是这样：他坚持认为，希腊城市的街道都造得笔直，彼此以直角相交，是因为希腊人具有几何学精神；结果他很容易就被证明是在胡扯。历史理论家肯定觉得自己是在给历史学家装上翅膀，使得他们能很快跨越广阔的领域，令靠经验行事、一步一个脚印搜集事实的人望尘莫及；然而，虽然这些翅膀已经提供给我们一百多年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人飞起来过；正如彭加勒在类似情形下所说的，那些想这么干的人，没有好下场。企图用机械化和大规模生产的方法替代文物专家及历史研究者缓慢的手工劳动的努力统统都已经破产；我们仍然靠这些人耗费毕生精力从实际的证据碎片中不辞辛劳地拼凑知识，无论证据把他们领向何方，无论他们觉得其模式多么曲折陌生——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模式的意识——他们都服从证据。与此同时，那些翅膀和机械却在博物馆的架子上蒙尘，成了过分野心和无用幻想而不是智力成就的范例。

那些伟大的体系建构者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既表达又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看待各种事件的方式。形而上的、宗教的、科学的体系和态度改变了着重点的分布，也改变了对于什么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或可钦佩的，什么又是遥远的、野蛮的、无关紧要的等等的感觉——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概念和范畴，人们看待或感受和理解世界的眼光、对世界的见解——但并没有如它们宣称的那样完成一门科学的工作、揭示新的事实、增加我们的信息量、揭露无可怀疑的事件真相。我们一如既往地坚信人、事、物出现于何时何地都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对乌托邦和时代错误的感觉仍是那么强烈；但我们对具体历史规律（我们可以用它们构思出一门科学）的信心，并不是那么足，甚至在钻研这类课题的一小部分人中间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作为史学家或实际行动者的行为可以为证的话。因此，在先的不可能起源于在后的；我们不相信能够“回到过去”，不可能是因为害怕违背某条或某些具体的历史规律。因为，对这些规律的存在持相当怀疑的态度的同时，我们对企图重现昔日荣光的罗曼蒂克式的努力的荒谬性却深信不疑。所以，后面这种态度不可能取决于前者。那么，必然的“历史进程”、抗拒所谓不可抗拒者的愚蠢行为——我们这些观念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对人类自由行动的局限性——由自然或人类身心官能当中不可变或几乎不可变的规律性造成的阻碍——的切实考虑影响了（一定程度上也迫使）大多数十八世纪思想家，和后来十九世纪的、一定程度上还有本世纪的受过启蒙的观念，使人们认为建立一门真正的历史经验科学还是可能的，即便永远不能精确到能使我们在具体条件下预言未来或推想过去，至少能通过处理大量数据，依靠丰富的统计信息的比较，指出譬如社会和技术发展的大方向，让我们能够取消一些革命和改革计划，证明它们是脱离时代的，因此也是空想的——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方向。假如十九世纪有人认真考虑要回归前拉斐尔时代的生活方式，无需讨论那是否值得，只消这么说就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实实在在已经发生过了，不可能再夷平工厂、把规模巨大的工业变回小作坊，就好像这些历史造成的发现、发明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从来就不曾发生；知识和文明已经进步了，生产和分配方式已经发展了；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的智慧和力量皆不足以使像自然的伟大统一性那样难以控制的进程转向。关于这个进程真实规律的内容，或许观点各异，但大家都同意确实存在这样的规律；无论试图改变它们还是行事时无视它们的决定性作用，都是荒唐的白日梦，是幼稚地希望以异想天开、无所不能的童话规则代替科学规律。

毋庸讳言，首先为这一新的科学立场赢得胜利的伟大人物——十七世纪晚期和十八世纪反教权的哲学家及科学家们——将事情过于简单化了。他们显然认为人应该是空间里可供分析的物质对象，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从原则上讲是能够从控制他们身体行为的机械规律中推导出来的。这种观念在十九世纪被认为太粗浅。德国形而上学家斥之为“机械”，马克思主义者斥之为“朴素唯物主义”，达尔文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斥之为非进化的、不够“有机”。这类机械规律或许能解释那些贯穿有记录的人类历史而基本未变的东西——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生理学上的因果关系导致的不变结果、功能（或统计）上固定的相互关联等等，换句话说，凡是这类科学的中心范畴，就是基本不变的。但历史并不只有短期的重复：它还有发展；需要有一个原理来解释持续的变化，而不仅仅是“静态的”差异。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太着迷于牛顿的力学模型不能自拔，但后者只是解释了自然界的现象，并没有解释历史。需要一些东西来发现历史规律，但正如生物规律不同于化学规律（不仅应用的对象不同，两者原则上也属不同种类的规律），历史——在黑格尔是精神的演化，在圣西门或马克思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在斯宾格勒或汤因比（他们是十九世纪最后的回响）是不同文化，即多少可以彼此独立的各种生活方式的发展——也遵循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考虑了不同国家、阶级、社会集团以及其中的个人的具体行为，但没有将对象化约（或相信它们应该或能够被化约）成空间物质颗粒的行为来考察；而后一种做法被描述成（也许并不恰当）十八世纪所有解释的——机械论的——完美理想。

不管是在私人的还是公共的生活中，懂得如何生活和行动，就是掌握这些规律并为我所用。黑格尔主义者相信这是通过一种理性直觉获得的；马克思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和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要通过科学研究；谢林及其浪漫主义追随者认为是通过赋有灵感的“活力论”和“神话诗学”悟性，通过艺术天赋的启发；等等。所有各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是沿着可发现的方向发展的，是由规律控制的；科学与空想之间、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效力与无效之间的区别，是能够通过理智和观察发现，并或多或少可以被精确地划分出来的；简而言之，有一只大时钟，它的运动有章可循，不能倒拨。

这些信念被二十世纪的证据毫不留情地动摇了。曾被认为与人类达到的历史进化的特定阶段不可分割，是其“有机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那些观念、思想和生活方式，被希特勒这样一些凶暴的新领袖们或者击得粉碎，或者扭曲得面目全非。确实，这些人以自己的历史或伪历史理论的名义行事；希特勒以种族霸权主义的名义，诸如此类。但毫无疑问，他们都与文明前进的规律背道而驰，做到了以前一直被认为实际上不可能的事——在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我们都已经清楚地看到，具备足够精力和残忍的人可以汇聚起巨大的物质力量，足以改变他们的世界，其翻天覆地的程度远超出从前所有人的意料——假如有人毫不含糊地抛弃那些被认为是自身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中与当时的物质格局同样稳固、同等重要的要素的道德、政治和法律观念，再假如他们不仅如此，而且敢于违背有可为有不可为的公认信念，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毫不手软地杀害数百万人，那么“规律”允许之外的巨变还是能够造成的。人类及其组织的可塑性，其软弱无力，以及规律的弹性，最后竟远比当初的理论家教我们相信的要大得多。有人说这是倒退——故意回归——到野蛮状态，而根据以前的革命性理论，这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几乎不可能。

这曾是一条遭到种种抗拒、不被人接受的真理。因而，当一个政权在俄国公开地、肆无忌惮地毁灭大批西方文明的成果——在艺术上，一定程度也在科学上，肯定在政治和道德上——其理由是这些属于由历史宣判要予以毁灭的少数人的意识形态时，这场浩劫就必须被描述为这个文明在其一直以来的前进方向上一次革命性大跃进的继续，尽管实际上（不同于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事情却代表了几乎完全相反的方向。这点不能公开说破，因为革命借其名义进行的各种主义——十足讽刺的是，正是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揭穿了它们，使它们失信于世人——作为极其根深蒂固的官方革命口号，人们口头上还对它们效忠。希特勒更明白他在干什么，他宣称自己就是要回到某个遥远的过去，设法消除启蒙运动和1789年革命的后果；虽然他的计划被看作疯狂的迷梦、不可能在二十世纪实现的新中世纪虐待狂幻想，从而被自由派、保守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一致地嗤之以鼻，但现在谁又能说他完全失败了呢？他仅仅统治了十几年，所造成的治下人民生活外观和结构的变化之大，就已超出西欧（及东欧）最异想天开的历史和政治思想家的意料之外；如果说他败了，那也是败得如此“侥幸”，无需古怪的想像力就能想到他本来可能会赢，他的胜利带来的后果将使一些学说最后成为一派胡言——根据它们，他的兴起和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

1944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魁北克会议递交一项计划，内容是拆毁德国工业，将整个国家变回田园。这个计划很少会有人把它当回事，尽管罗斯福据说——我不知道有多可靠——曾对它有兴趣。然而，连那些被它吓坏了的反对者们也承认它是可行的。但是，这样的计划能够付诸实施，单单这一想法就足以让十九世纪晚期——比如1914年前的任何一个时候——大多数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才智之士震惊，觉得实在是异想天开。希特勒等人以及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较次要的追随者们，以他们的行动而不是格言，已经在同样程度上证实了这条有人为之恐惧、有人为之欣慰的真理，即人类的可塑性比一直以来所想的要大得多；有了足够的意志力、狂热和决心——无疑还有天时地利——就可以在远超出迄今认为可能的程度上改变几乎任何事物。

十九世纪的体系建构者教我们倚靠的栏杆已经证明不堪重负。现代文明的技术非但远没有保证我们不向过去倒退或朝不可预知的方向盲目猛冲，反而成了那些随心所欲、根据自己某些任意模式对抗文明生活准则的人手中最有效的武器。问题已变成革命者准备在何处住手——更多的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心理问题——因为习惯、传统和“不可抗拒”的技术进步的抵抗在充分和坚决的攻击面前很容易就溃败了。有人试图证明这些攻击本身有章可循，无论来自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它们——极权主义的进犯——也是必然的，就像朝向个人自由的进步曾被宣布为必然的那样。但是这些分析缺少那些认为自己已经最终一劳永逸地破解了历史谜团的十九世纪预言家和先知们所拥有的那种老式的、无比坚定的信仰；很明显，这些不过是三心二意、灰心丧气地想从那么突然地又一次被不确定的迷雾笼罩的水晶球里瞥见未来的举动，而在之前长达两个世纪的清晰的海市蜃楼里，科学之光曾被认为已穿透历史无知的黑夜。现在，历史和未来又一次地只剩下了虚无飘渺的捕风捉影，只能以估算、赋有灵感的猜测和出自局部现象的短期结论来描述，很容易被太多未知和显然不可知的因素推翻。

从正面说，当然就是更相信个人能动性的作用——认为每一种情况都比原来在比较平静的时代所想的要灵活——这使一些人高兴，因为他们觉得科学的和决定论的图景或者黑格尔的目的论太单调乏味、令人窒息、了无生趣、过于狭隘，不容革命力量之进取，新的暴力冲动也无从一试身手；另一些人却被吓坏了，他们寻求秩序、平静、可靠的价值观、道德及物质上的安全，寻求一个这样的世界：在其中能通过计算掌握犯错误的限度，能发现变化的范围，发生巨变也只是因为自然原因——这些从原则上讲随着知识进步都可以预测。社会领域肯定比以前显得更令人不安、有更多未知的危险；但其必然结果就是将有一种更欢迎天才人物的事业，倘若他们足够大胆、强大和无情。

如此情况下，试问，如果我们想做，我们为什么不能重现譬如十四世纪时的环境？的确，推翻二十世纪的格局代之以如此截然不同的东西很不容易；虽然困难，但就一定不可能吗？如果希特勒等能使他们的社会改头换面，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重大地影响了世界；如果德国差点就被“田园化”；如果关于用这样或那样的毁灭性武器如何可以轻易结束人类文明、整个文明如何岌岌可危的警告所言不虚——那么，供创造性能力发挥的天地肯定不会比破坏力肆虐的领域小吧？假如情况不再像过去那样显得一成不变，那么“时代错误”、“现实的逻辑”等类似说法不就开始失去说服力了？

如果有机会，我们能比原来所想的更自由地放开手脚大干，那么乌托邦与现实的规划之间又有什么分别呢？假如我们真的相信十四世纪的生活要比二十世纪的更可取，那么，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决心，有充足的物质资源，有足够多的人，而且毫不犹豫地消灭阻挡我们的一切，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回到过去”？自然法则挡不住我们，因为过去的六个世纪里它们并没有变。那么到底是什么阻止了我们——阻止了譬如新中世纪狂徒实现他们的愿望呢？因为他们无疑还有所顾虑，甚至他们当中最极端者也不大相信真的就能重现过去某些黄金岁月：“快活的英格兰” 、老南方或者绿林世界，而法西斯之类狂徒们偏就相信他们能够使世界发生那样剧烈的转变——或者说至少使它偏离原路，做那么急的拐弯。

让我们试着想像一下要这样回到过去都需要些什么。假设某人突发奇想，要重建他喜欢的时代和地方的环境——尽他所能，尽量逼真地再造一切——他会采取什么步骤？首先，他必须让自己尽可能详细地了解想要重建的过去生活。他必须假设自己在具备一定知识的基础上深深地热爱当时的生活方式。至于他的知识是真是假，暂且不论。我们假设他不只是一个感情用事的热心爱好者，而是一个精通历史和社会科学的饱学之士；那么他就会懂得，为了实现某种生活方式，除了穿某些样式的衣服、吃某些花样的食物、根据某些模式重新组织我们的社会生活，或信奉某些宗教之外，还要做很多事情。我们不会成功地达到目的，而只会像舞台上的演员那样走过场，除非当时生活的经济、社会、语言也许还有地理和生态的基础都合适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具备了可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的那类自然而正常的基础。他无所畏惧地开始了——我们假定他如果不是无所不能的话，怎么说也是控制了非常强大的物质资源，而且他需要应付的人，都是特别具有可塑性的和驯良的——万事俱备，他着手改变所有必要的自然和人为条件了。如果他足够狂热，并将他的社会与外界完全隔离（不然他的试验就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理论上说无论如何他都会取得一些成功。人的生活是能够根本改变的，人是可以再教育、训练和颠倒过来的——这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暴力充斥的时代教给我们的最重要一课。除了拥有巨大物质资源以及利用它们的非凡技巧之外，他还必须对所要重建的时代和造成当时状况的各种原因和要素有着惊人的知识。我们且假定这些他也都具备，比有史以来任何人都要了解譬如十四世纪的伦敦或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他当然比那时的居民对自己的城市知道得要多，因为后者把太多东西视作当然，太多东西让他们习以为常了，因此无论他们之中最有分析和批判头脑的人如何自觉，他们还是无法像身处外部的观察者那样留心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风气潮流以及习惯、思想和情感交织成的网络；而一个“旁观者”能通过与相当不同的现象的比较来突出它的特异之处。然而，无论这项重建工程如何地巧妙、细致周到、全面彻底到了疯狂的地步，其首要目标——原样再造某种过去的文化——显然还是不能达到。而且这完全不是因为最明显的一些原因，比如因为人的知识会有偏差，因为我们是以后世的观点看待过去的黄金时代，与十四世纪伦敦人或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人如何看待自身及他人不同——因为即使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本人难以同时从两个角度看事情，他还是能巧妙地、有意识地用被阿尔都斯·赫胥黎和乔治·奥威尔公开嘲笑的方法，至少造出观点经过了必要改造的人——也不是因为实现一个如此古怪的计划有许多明显的实际困难：所有这些困难至少在理论上都可以排除。不过，无论克服这些困难多成功，结果总会显得别扭——那不过是一项高明的伪造，不得不在当代的基础上嫁接的一件人造古董而已。

显然，在设法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时候——不管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物质的还是心灵的——我们必然只能注意和描述它的某些特征，或者说是那些“公开”的特征，它们之所以被注意是因为我们为了某些特殊兴趣而去研究它们，为了我们的实践需要或理论上的兴趣：我们注意世界的只是它作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根据的那些方面；这些特征可能遭误解或被描述得不正确，但了解它们多少还是要紧的，就是说会影响我们的活动，不管是为实用还是为消遣的活动；它们是行动、思想、情感和研究有心或无心的对象。发现陌生的事实和关系使我们觉得增长了知识，尤其是当它们最后与我们的首要目的、生存及各种生存手段、我们的幸福或者各种各样彼此冲突的需求的满足相关时更是如此——人类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都是为了这些。

这样的研究忽略的是那些太明显、不值一提的东西。如果我们是人类学家，描述人类习俗时，我们认为值得注意和记述的是别的族群与我们不同的地方，或者出乎意料地与我们相像的地方，因为和他们的许多差别也许会让我们想不到彼此之间的相同之处。我们不记录显而易见的东西：例如，波利尼西亚土著的趋暖避寒、不喜饥饿或身体痛苦；记录这些未免太令人厌烦。我们很自然地也情有可原地将此视作当然：只要这些土著是人，肯定就会是这样，对我们，以及所有我们听说过的人也都一样——这是常态的一部分。我们也不会记述这些波利尼西亚人的头颅是立体的，前后皆有空间——这也几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必须视作当然。

当我们细想有多少这样的事实——习俗、信仰——我们在想或说任何一件事时无不以为当然，有多少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个人的观念参与了一个人的观点的形成，不管在什么条件下，无论这个人如何头脑简单、没有思想，这时我们就开始意识到我们的科学所能领会的是总体当中多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不仅以高度抽象的归纳为方法进行研究的自然科学，而且人文的、“印象式”的研究，史学、传记、社会学、内省心理学，还有小说家、回忆录作者以及从各个角度研究人类事务的学者们的方法等等，概不能免。这不是什么令人吃惊或遗憾的事：如果我们知道了原则上可知的一切，我们很快会头脑错乱的。最基本的观察和思考行为需要一些固定的习惯，一整套由想当然的事物、人物、观念、信仰、态度以及未受批判的臆断、未经分析的看法组成的参照系。我们的语言，或者我们用以思考的任何符号系统，本身便充斥着这些基本的看法。甚至原则上我们都不可能列举我们所知道和相信的一切，因为我们用来这么做的词或符号本身包含和表达了据推测已被“囊括”其中、难以用它们来描述的某些看法。我们可以利用一套符号揭示支撑另一套符号的种种假定，仅仅这点就已经是一项极其费力、困难和关键的任务，只有很少数非常敏锐、非常深刻、非常严谨、洞察一切、大胆同时又头脑清晰的天才思想家多少算是做成过。但我们不可能分析我们的整个符号系统，又为此完全不使用任何符号。我们自身以外并无阿基米德支点可供我们立足以获得批判的立场，让我们仅通过外部审视便可以观察和分析我们所思所信的一切，因为我们习以为常所以可以说是视作当然的一切——假设这么一个支点的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专业哲学家或小说家的思想者及其他类型天才人物的深刻，正在于洞悉某种普遍看法所包涵的这些最重要的假定之一，将其分离并加以探究——想知道如果不是这样假定，结果会怎样。正是在这些如此深入人心、早已成为我们所感所想之根据的核心假定中的某一个被触及时，我们有了那种恍然大悟的、被电击中的感觉。仅在这独一无二的、顿悟的、动人心魄的体验到来的一刻，我们才明白这种奇特罕见的天才就在眼前，具备此种天才的人使我们意识到最普遍而又最少受注意的范畴，它们和我们关系最密切，但正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我们怎么调动情感、好奇并勤勉地记录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还是难以描述它们。

大家都会明白我所指的品质。牛顿研究了哲学家和科学家们长期关注的问题，并为一些著名的难题提出了解答，答案既简单明了又内涵丰富，标志着牛顿特有的天才。但如果说他的研究结果有什么令人不安的地方的话，那也只是就专家，即其他物理学家或宇宙学家而言。他无疑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但他的话并未直接触及他们内心隐秘的、最精髓的思想感情。但帕斯卡尔对那些范畴提出了疑问，触及了那些人们只有模糊意识或完全无意识的思想习惯、信仰和态度，这些是他们的内心生活和他们私人世界的基本要素得以向当时的人们呈现的根据。他在数学上做作出了重大发现，但他思想所独具的深邃并不体现在这个方面：在他的《思想录》里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发现，没有解答，甚至没有对问题的清楚陈述并指出如何研究它们。洛克虽然这几点全做到了，而且也是个极富影响的思想家，他却从未被认为是一个特别深刻的思想家，尽管与帕斯卡尔留下的支离破碎的理论相比，他有创意，有普遍性，对哲学和政治学贡献巨大。康德也是这样。他揭示了一类非常普遍、非常基本的范畴——空间、时间、数、客观存在、自由、道德人格——因此，尽管他是一个有体系的而且常常是迂腐的哲学家、一个难懂的作者、一个含混不清的逻辑学家、一个因循守旧的专业形而上学家和道德家，他在生前就得到了实至名归的承认，被认为不仅仅是多个领域里的天才人物，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少数真正深刻从而也是革命性的思想家之一：不仅仅论人之所论，见人之所见，答一般人之所问，而且看穿了语言本身所包含的一层预设与假说，目光直达思想的习惯、我们赖以思想与行动的基本框架，并触动了这些。当有人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用以思想和感觉的最基本的工具的特征时，这样的体验是无与伦比的——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的特征，或者解决问题的方法的特征，而是内心的思想根据，最根深蒂固的范畴；并非思想的内容，而是思想的形式的特征；是我们体验事物的方式的特征，而不是经验本身的特征，无论对后者的分析可能如何地出色、如何地富有教益。

似乎很清楚，我们最容易观察和描述的是外部世界的事物——树木、岩石、房屋、桌子、别人等等。沉思之士或能灵敏准确地描述他们的所感所想；头脑更敏锐、更擅长分析者则颇能分辨和描述我们思想的主要范畴——数学与历史思维的不同，或某人与某物概念的不同，或主体与客体的不同，或行动与感觉的不同，等等。具有相对清晰规则的正规学科，如物理、数学、语法、国际外交语言等，涉及的概念和范畴相对容易研究，而不那么中规中矩的活动，如音乐家的活动、小说或诗歌的写作、绘画、作曲、人类日常交往和对世界的“常识性”描述，所涉及的概念和范畴，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要难办得多。我们能够在预设某些相对不变项的基础上建立自然科学；石头、草、植物或蝴蝶的行为，我们假定自远古至今的变化还不至于大到使化学、地质学、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今天所作的各种假说失效。除非相信不同的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某些基本的、可加以抽象的方面足够类似，我们将没有理由信任那些有意无意地不但进入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明确宣布为科学的学科，而且也进入历史、传记、小说艺术、政治理论和各种形式的社会观察的概括。

这其中的一些概括太接近我们，太不证自明，除了那些大胆的、有独创性的独立不依的天才人物，谁也无法揭示它们。帕斯卡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和圣奥古斯丁都在这些究根问底、观察和记述此类基本的结构性态度和范畴的活动中取得了成功。其中的一些被人类运用的时间相当长，几乎被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另一些则因时代、文化而异，无疑也多少因个人、群体和时空而异。如果忽略细微差别而且处理的总是一些大数目，我们能推演出实际上只适用于理想化实体的法则，它们与实物真人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情，或者在处理问题的专家这方面，则是一个本能的技巧的问题，就好像解剖学的一般规律在单个病例上的应用，或更甚于此。比如，人的“本性难移”——这也是大部分人的人性所在——这一观念，就是一种模糊的努力，试图传达我们对似乎心知肚明但无法精确和科学地加以公式化和计算的、不变的和未经分析的种种人类特性的看法。这类一般词汇——人性、和平、战争、稳定、自由、权力、兴亡——是用以概括和集中我的观察所得的方便说法；但无论科学研究的范围如何深广，我们最出色的历史学家的描述如何细致、周到、确实、一贯，标尺的两端肯定还是会有大量事物被忽略——一端是最深入人心、最普遍的范畴，在我们一切经验中都涉入太深，不易分离出来观察；另一端是那些不停转移、变化的看法、感受、反应、直觉、信念，形成了每个人及其每一行动和想法的独特之处，形成了不同性格、不同习俗制度、不同基调，以及各种艺术风格，乃至整个文化、时代、民族、文明的各自风味和独特的生活模式。

是差异而不是相似之处才构成了一次认知行为、一段历史描述、一个人格的完整性——无论是对一件物体、一个人还是一个文化而言都是如此——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尽管他们有种种过分夸张和含混不清，维柯和赫尔德一劳永逸地让我们认识到，成为一个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或十八世纪的德国人即意味着属于一个独特的社会，而要“属于”的是什么则不能以这些人与其他社会或宇宙中其他实体的共同之处来分析，而只能以他们每个人与其他古希腊人或德国人的共同之处来分析——有一种希腊或德国的谈话、进食、缔约、经商、跳舞、做手势、系鞋带、造船、解释过去、崇拜上帝的方式，渗透着某种共同的性质，而根据“体现普遍规律的实例”或者“可见的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反复出现的一致性”、“允许对共同要素进行抽象（有时是进行试验）的重复”等并不能分析它们。根据某种特有的模式，所有具备德国特点的行为被联系了起来，我们也能将一幅画甚至一行诗或一段俏皮话归于这个而不是那个时代，这个而不是那个作者——但并不存在关于这类模式的科学。我们像认识朋友脸上的表情一样认识那些现象。被看成源自或者构成某种独特特征、风格或历史情境的不同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像是一个艺术整体、一曲交响乐或一幅肖像中的统一性；我们斥为虚假或不合适的东西，更像是一幅画或一首诗里那些被斥为虚假和不合适的东西，而不是在某个推理体系、科学理论或某门自然科学彼此结合的假说中被认为虚假或不合适的东西。我们是如何进行这类识别和定性行为的，简直不可能说清楚。太多因素参与其中；它们稍纵即逝，彼此之间的联系常常太过微妙，难以发觉；认为能把它们变成某项技术的处理对象并系统地传授给别人，这种想法极其荒谬，但它们确实是我们最熟悉的经验的一部分。它们参与我们绝大多数的常识判断、意见以及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它们是我们生活的依靠，是我们最内在的方法，是我们思想和感觉的习惯，它们的变化我们几乎注意不到，它们在别人身上的变化我们可能意识不到，但也许会以一种不完全有意识的方式做出反应。对这类预设的研究，即研究是什么导致了某个时代或个人的独特风貌，明显要比自然科学家更抽象和更严格的活动需要多得多的同情心、兴趣、想像以及生活经验。

因此每个人和每个时代都可以说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上面的、公开的、得到说明的、容易被注意的、能够清楚描述的表层，可以从中卓有成效地抽象出共同点并浓缩为规律；在此之下的一条道路则是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我们能潜入表层以下——这点小说家比受过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构成却是黏稠的物质：我们没有碰到石墙，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每一步都更加艰难，每一次前进的努力都夺去我们继续下去的愿望或能力。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尼采已经比约翰·巴肯、H.G.威尔斯或伯特兰·罗素探索得更深；但在难以清晰表述的习惯、未经分析的假说和思维方式、半本能的反应、被极深地内化所以根本就没有被意识到的生活模式等等这一层次上，我们所知仍然太少，而且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缺少足够的敏锐和洞察力，我们的知识仍将微不足道；所以，在我们至多满足于精致的肖像艺术的地方宣称能建立普遍规律，在每一个独特实体都需要一生的细致、投入的观察和同情与洞见的地方，宣称可能发现科学的万能钥匙，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所作的最可笑的宣称了。

二

一切自然科学的理想都是由这样的命题组成的一个体系，它们极其全面、清晰、综合，以明确、直接的逻辑关系彼此联系，其结果尽可能地接近一个演绎体系，人在其中能够沿着可完全信赖的逻辑线路从体系中的任意一点走到另外任意一点——可完全信赖，因为它们是根据游戏里那种得到保证的规则通过演绎建立的，因为采用了这些规则，因为决定保持不破坏它们。这样一个体系的有用性——与它的力或美相对——当然不取决于它的逻辑的范围和一致性，而取决于它对于现实的可应用性。后者又不仅取决于我们建立体系的技巧，还取决于世界上人和事的实际活动或状态，它们是体系应用的对象，或者体系本身从它们中抽象或理想化而出。因此情况总是，一个体系越全面、逻辑上越令人满意，它在描述宇宙中具体实体的行为过程时就越无用——实体数量越大，体系描述和预测的能力就越精确；实例数量越小，误差和偏离标准的幅度就越大。

历史学家们的任务是告诉我们世界上真的发生过什么，他们因此最终避开了死板的理论模式，因为有时为了适应这些框框，不得不对事实进行削足适履的加工。他们的这一直觉是正确的。科学的固有目标是记录客体活动相似点的数目，并建立最具概括性的命题，由之可逻辑地演绎出最大数目的此类相似点。史学中我们的目的刚好相反。当我们要描述某一场革命时——实际发生了什么——我们最不想做的就是仅关注它与我们能发现的尽量多的其他革命之间的共性，且把各种差异视为与我们研究无关而加以忽略；所以历史学家想揭示的是具体性格、具体的系列事件或历史形势中详细而精确的、独一无二的东西，这样读者读了他的描述，才能在其所谓的“具体性”中把握当时的情境，亦即特定的时间地点，特定前因的后果，它且仅有它发生于其中的具体事件的框架——各方面都不同于以前发生的，也不同于以后将发生的一切。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作一幅传达某种独特经验的肖像，而不是一张能够作为一类相似结构的概括性符号的X光照片。

这一真理被那些浪漫主义运动的思想家们所理解——和夸大，他们抱怨以前的历史学家太抽象或太乏味、太机械，只有王朝和战争的年表及无关题旨、彼此没有联系的编年故事，没能用活生生的事实的血肉包裹起这些枯骨，以生动的方式描画人类性格或社会以给予读者一种实在感，一种他能够想像自己可能遇见或与之有活生生关系的那种社会或人物的感觉；历史小说家、画家及其他除了知识之外还有足够想像力的人在这点上做得更成功。

这一史学禀赋不仅在于利用专家们——古文字学家、碑铭研究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发展出来的已被认可的技术和处理证据的方法来确证事实，它们很可能需要和自然科学不无相像的逻辑过程，带着同样的普遍化和抽象化的趋势，同样使用理想化的模型；而且在于尺度另一端的一种才能，一种眼光，能发现独一无二、没有重复的东西，看到一连串情况的特定联系，各种特性独一无二的组合，它们赋予一个人、一种情境、一种文化乃至一个时代独有的特征，借此才可能比较可信地将这个或那个政治决定、这幅或那幅画、这种或那种道德观或书写方式，归于某种特定的文明或某种文明的某个阶段，甚至归于其中的个人。

这是怎么做到的？要说清楚一点都不容易。它要求一丝不苟的观察和对事实的精确知识，但又不止于此：这是一种理解，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于事实的知识。我们说我们很了解某人的性格，某事不可能是他干的；或者反之，我们认为某事完全具有他的特征，正是他而且只有他才能做出来的事——那种洞见，既取决于我们对他的生活方式、头脑或心灵的了解，同时又增加了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我们正宣称拥有的是一类什么知识呢？假如我们被迫去说明我们从中推导或可能推导出这种知识的一般心理学规律，而且更要说明这些一般法则建立的基础，我们马上就会失败。理论上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这些科学方法达到对我们朋友（或敌人）的独特个性的深刻理解，这我还不知道——好像到现在为止还从没有人通过任何这类方法获得过这样的知识。最博学和精确的心理学家，纯粹在积累起来的科学数据以及由它们支持的假说的基础上工作，能够描述和预测具体情形下的人每天每时的行为——这和作为朋友、伙伴、亲戚而非常了解某人的意义是非常不同的；后者要笼统得多，应用于具体情况时远没有那么精确。一份医学图表不能和譬如一位天才小说家或具有足够洞察力（理解力）的人所能作的一幅肖像等量齐观；这完全不是因为它需要的技巧较少或对于自身的目的价值较小，而是因为如果它仅限于公开的、可记录的事实以及由它们确证的一般法则，它必得略去极大量细小的、不停变化的、转瞬即逝的色彩、气味、声响及它们的心理等价物，那些半受注意的、半臆测的、半受凝视的、被半无意识地吸收的行为、思想和情感的细枝末节，它们数量太大、太复杂，同时又太细小，实在难分彼此，因此无法认定、命名、排序、记录、以科学语言表述。不仅如此，它们中间还有“模式特征”——我们又能称它们为什么呢？——思想与情感的习惯，看待和谈论经验以及对经验做出反应的各种方式，它们靠我们太紧，以致无法区别分类——我们并不准确地知道是什么样的，但我们将它们吸收进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感受和描述中，我们越是敏锐而强烈地感知到它们，我们就可以说有了越多的理解和洞察。

这就是理解人的要旨所在。试图分析和清楚地描述我们在做这种意义上的理解时的来龙去脉，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超越”或“超出”正常经验，是某种日常经验的语言所不能形容的神秘先见行为；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它们是我们平常经验太密不可分的部分，可以说自动整合了大量的素材，这些素材太难以捉摸，太繁杂，无法通过某种科学流程一一分拣，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太明显，我们太习以为常，以致根本无法逐一点清。我们的语言本来就不是用来描述它们的；语言是用来交流主要属于外部世界的、相对稳定的特征，我们只有以这些外部特征为共同基础才能彼此交往，它们为我们的日常世界划出了边界，我们的生活主要在于控制和利用这些特征。语言也不是用来描述那些过于固定不变、与我们关系太深以至于不被注意的特征，因为它们总在那里——所以引不起具体的问题，因为它们伴随着我们的一切感知（这些是哲学家们以非凡的自觉努力揭示出来的范畴）；语言更不是用来描述尺度另一端那些太不稳定、太短暂的特征，它们赋予事物独一无二的特色，它们构成了具体情境、具体历史时刻的特质，赋予后者无法代替的个性，它们形成了差异的消长，使每个瞬间、每个人、每一次重要行动——每一种文化或人类事业的模式——成为自身特有的样子，独一无二，不同于任何别的东西。既然有这些转瞬即逝的性质，就必先有那些稳定的特征，既不因为无处不在而被忽略，又不因为太倏忽而无法记录，它们是各个正式学科——人类的各门科学与超科学——研究的对象。然而，使得人们愚蠢或明智、明白或盲目的——与有知识、博学或见多识广相对——是能否察觉处于具体差异中的每一情形本身的这些独有特色，亦即它区别于所有其他情况的那些东西，也就是使它无法付诸科学研究的那些方面，因为这是其中任何概括——正因为是概括——都无法包括的要素。

如上所述，还是有可能对这些独特差异说出一些名堂来的——历史学家和传记家事实上就是为此而努力。正是这方面的能力使一些人成为比别人更深刻的人性研究者；比起别的更博学、掌握更多事实和假说的人，他们能为人们提供更好的解决他们难题的建议。但最后并不是每样事情都能记下、说出或写下来：因为实在太多了；消逝得太快了；它们浸染了表达模式本身，我们并没有自身以外的观点可以客观公正地观察和认定一切。我正试图描述的，简而言之，就是对根本无法测量、称量或充分描述的东西的那种灵敏的自我调适——那种被称为富于想像的洞察的能力，它的顶峰便是天才——它在历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及赋有生活理解力（在它的一般水平上被称为常识）的普通人身上都有展现。这是使我们崇拜和信任一些历史学家甚于另一些历史学家的一个基本因素。当一位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描述使我们觉得他带来的不仅是确凿的事实，而且是以相当丰富和一致的细节对某种生活方式、某个社会的揭示，与我们自己所理解的人类生活、社会或人们的彼此交往足够相像，这时我们才能接下来靠自己，也为了自己去理解——推断——历史上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做、那个国家为什么那么做，而不需要别人为此作详细的解释，因为我们的那些与我们在理解——与一些演绎或推理结论相对——自己的社会时同样起作用的官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此时我们才承认读到的是历史，而不是一些机械的方程式或一堆松散的历史枯骨的干涩空响。

这就是所谓的复活一段过去的岁月。这条道路布满了变化莫测的陷阱，每个时代、每一群人乃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而且这些视角并非固定的，而是在变化，这点只有从我们自有的证据来理解，这里没有任何科学意义上的、现成的最后证明可供利用。检验真理还是谬误、诚实还是欺骗、纯粹的想像重构还是辛苦得来的可靠洞见，要看它们在平常生活中是什么样，在生活中我们不用科学标准来区分智愚、天才和骗子。不仅如此，每一种过去的视角本身，从各个前后相继的观察者的视角来看都是不一样的。文艺复兴时看待事物的观点或生活方式（为那个时代内部各种观点和特性等所共有）是一种视角，亦即独特的见解模式；也有譬如十八世纪的观点，就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所看到的文艺复兴的景象；而这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家、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者或新托马斯主义者眼里又是另一番情形。存在着种种视角和视角的视角，就像看阿尔卑斯山远近高低各有不同，如果要问哪种看法是真、哪种看法是假，就很无聊了。但在一定意义上，与阐释、理论、假说、视角相对的，由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必须在所有这些变化着的观点看来是不变的，否则我们根本无历史真相可言。一边是事实，另一边是看法和阐释，中间的界限可能模糊，但界限确实存在。吉本不会因为不是他所认为的事实就摒弃兰克、克雷顿 或皮烈 发现的事实（修昔底德也不会这么做）；他可能摒弃它们，如果他那么做了，也只是因为可能认为它们不真实、无关紧要或者不是他想找的。西方文化中关于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理论或阐释已有足够一致的意见（尽管各色相对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不断要否认这点），使对它们之间界限的怀疑成为一个假问题。然而事实的简单复述并非历史，即使给它们加上能科学地加以检验的假说，它们也还不是历史。只有把它们置于具体的、有时模糊的，但一直不断的、丰富的、丰满的“实际生活”——主体间的、可直接认知的经验连续体——的基本结构中才行。

然而那类洞识是如此地难以获得，前后相继、各不相同的视角又显得如此主观，历史学家们不禁自然地想把避免它们，或至少将它们减至最低程度，严肃地作为自己的责任。所以那些一丝不苟的研究者们振振有辞，宣称确定贤君达戈贝特一世 或拜占庭皇帝以扫利亚人列奥 死于某一年的某一天，不管看来有多么琐碎乏味，都是在确证一件可靠的事实，一样后来的研究者不用再加以发现的东西，知识庙宇里一块坚实的砖；而试图分析“中世纪心灵”或者生动描述法兰克或拜占庭社会，使读者有可能在想像中“身临其境”，这样的努力最终只是臆测和传闻，可能只是一个用于理不通的现代术语造出来的有板有眼的幻想故事，可能很快就被别的什么“阐释”淘汰，后者也是那么随心所欲，全凭着新阐释者们的兴趣和性情；这并不是历史，也不是科学，只是一些反复无常的自我表现，虽然惬意，甚至迷人，但毕竟不是学术，只是技巧而已。

我们的思想史是一连串交替的膨胀期和紧缩期；当想像力牺牲了认真的观察和细节而过度泛滥时，就会有向着严谨的品质和朴素的事实的健康回归；当对这些事实的描述变得过于苍白、单调和迂腐，公众开始疑惑为什么这么乏味的、与任何可能的人类兴趣联系这么少的一项活动竟然还值得从事时，就会出来某个麦考利 、蒙森、米什莱或皮烈，以某种宏大的综合重述事实，使厌倦的读者恢复对史学的信心，因为它记录的是活生生的人的活动，而不仅是他们生活中冷僻的一角，后者如此孤立，被如此任意地从生活的其余部分抽离，已经不再能解答人们对过去可能提出的任何合理问题了。尽量少说（稳扎稳打，尽量不在真相上冒险）和尽量多说（我们能说多少就说多少，尽量不省略）之间总有摇摆，我们永远在两方面之间游移：一方面怕说得多于我们确知的，所以尽量少说，尽最大的能力做到几乎什么也不说（不管多有兴趣说）；另一方面正好相反，是努力地以真实的语言描述过去，赋予它活的外观和可辨的人的气息，甚至冒着一种必然的风险，就是说得多于我们能够通过可靠的“科学”方法知道的，而且为此调动了那些评估和分析事实的方法，它们虽然内在于我们作为彼此相关的人的一般日常经验中，即内在于人类全部的智力、想像、道德、艺术和宗教生活中，但未必能通过一次纯粹以确证事实为目的的周密审察。在特定的时期，随着他们反对早先某种极端的趋势——或者是过度表现或幻想泛滥，或者是过于严厉刻板地憎恶想像——历史学家们会相应地偏向天平的一头或另一头。

三

历史是人与人及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记录；因此，历史的真实也将是政治思想和行动的真实。对伽利略和牛顿以来的科学所取得的成功的自然景仰催生了那些新型的政治理论，它们假定人类遵循可以发现的自然规律，人的痛苦应归于他们的无知或邪恶，并可以像他们身体的疾病那样，用适当种类的社会医药治愈，即根据制定的计划，通过对人类生活进行特殊的重新组织，使人们变得幸福和高尚。甚至，如果人们关于自身的知识能够用阐述关于自然物的知识的系统化方式阐明，人类或许能指望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面取得类似程度的成功。技术的胜利被理所当然地归因于对自然规律的充分了解，使得人们能够预测他们自己的行动和试验的结果。他们知道人不是万能的，但能够在合理的误差幅度以内预见在人力所能及的限度内，他们可以做到什么。然而，每次将上述这一方法运用于人类生活的时候——最突出地是在1789、1792、1793、1848和1917年——结果却都很少符合那些进行残酷的社会试验的人类工程师的愿望。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确立它的缔造者——他们脑子里装满了当时的关于人的科学——所希望和预期要创立的东西；自由、平等、博爱没有分别得到实现，更谈不上一起实现。是什么出了错？关于事实的知识不够？百科全书编撰者提供了错误的假设？其中的数学计算出了错？

那些相信人类的生活能够由科学家来控制和规划的人们认为他们发现了错误所在：没有充分注意经济上的实际情况。巴贝夫就曾这么想，这引起了1848年6月巴黎短命的起义；但比起之前的那一次，这次是更大的失败。这次谁对失败负责呢？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有了答案：支配人类发展的原理是经济原因决定的阶级之间的冲突；这点一直被头脑浅薄、不谙世事的政治家们忘记或者忽视了。用这一决定性的洞见武装起来的实验者们是不可能失败的；他们带着无比的自信，认为所有相关的知识都在他们支配之下——他们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能够通过计算预测结果——以同样的无比自信，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发动了，但不久以后，革命并没有产生缔造者期待的结果，而是在一个比以前任何革命都要惊人的规模上失败了。

这些革命并非没有作用：1789和1917年的革命分别摧毁了一个旧世界，逐个“清洗”了全部的阶级，十分剧烈而永久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但是革命计划中积极的要素——改造了的人、全新的道德世界——显然没有实现。每次革命都有人诅咒或是称颂，但最终结果与其受害者最恶毒的预言及其领导者最光明的希望，似乎都相去甚远。有些东西是算错了，有些东西证明是所用的社会算术难以处理的。每一次，革命的发动者都发现被自己释放出来的力量卷向某个他们不曾想到的方向。一些革命者被这些力量毁灭，另一些试图控制它们，却反而完全被它们所控制，无论他们怎么努力去驾驭那些狂风骤雨。这些重大事件的旁观者们有的已经胸有成竹，提出各种专门假说来为每次失败、每次挫折进行解释或开脱。有的则陷入某种宿命论，放弃了一切努力，不再试图去理解无法理解的东西。还有的人想通过大结论、大模式摆脱困境，其结论涵盖范围如此之广，其模式跨越数百上千年，结果那些表面上的小泡泡——战争和革命——根据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的宇宙大趋势，统统都被“抵消”了。参与其中的想像力是无比巨大的，但它在解释具体事件——我们时代的各次大革命——时的价值相比而言却很小。

所有改进人类的计划，从最革命、最激进到最温和的改革，都认为自己或多或少地理解了社会生活的发生方式，都对什么行动将产生什么结果作了假设。这类社会观和关于改造社会的最有效方法的假说，表现为得到明确阐述的理论的形式，所以相应地也只考虑或主要只考虑社会生活中最容易被人注意的那些事实，也就是说，不过是那些——由于我们已经在前面说明的原因——既不是最明显又不是最不明显，而我们又不得不注意的事实（例如，那些新近变化最大的，或者对我、我所属的阶级、我所属的教会或我所从事的职业希望促进的事情有最明显的阻碍或帮助作用的事实）。而且所说的这些事实属于最容易抽象和概括的一类——所以最适合各种有关社会、历史以及政治发展和变化的理论。一切理论都需要高度的抽象，因此那些以这类理论作为行动基础的人倾向于主要注意一种情况中适于抽象的方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层——外部的、能够公开考察的社会现实。在它们下面，在越来越复杂的各个层次上，是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涉及各种形式的人类交往，越往下就越难以清楚地分类；理论家越是想弄清它们的结构，它们在他的的视野中就越模糊；他越是试图分析（多少是被任意定义的）具体社会单位的全部个性——真实的、独有的、不同于所有其他社会单位的特点，这张网的结构就越复杂的，组成它的微粒就越细小、众多和难以捉摸。但“上层”与“下层”的区分显然是人为的：每个理论家都为了他有限的目的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抽象，但抽象可能的方式确切地说是无穷多的，联系社会经验要素的线索，各种层次、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是非常多的——无论有多少理论之网，都决不可能把它们打尽。

例如，作为某次革命的根据的政治理论只关注在上的、公开的层次的某些方面；由于革命者的运气、能量、技巧和决心，这一层次被根本地改变了；某些制度被适当地摧毁了，由另一些来代替；人们的生活变了，灌输和实施了新的思想及政策。但这一巨变必然地——如果我们可以继续使用这一比喻的话——撼动了生活较下面的层次。社会结构垂直地来看是连续的，上面的变化会导致强烈的震动传遍整个社会肌体。如果顶层的革命非常剧烈，它的影响会直达最底层——社会生活最不起眼的角落。革命理论家们大概觉得自己能预先估计到他们的新模式对社会结构中他们观察得多少算是比较清楚的那些部分会造成什么影响——他们的理论对此有所阐述——但他们没有能够预料到他们的行动对各个较隐秘的层次的影响，以及这些反过来又会以什么方式影响他们所熟悉的层次。他们的行动的影响范围必然比他们所能知道的要大得多。那些因为不够清楚所以难以考虑在内的不易察觉的过程，自然地会引起难以预料的后果；结果这成了所有大革命——发动起来以根据某种方案创造一个新天地的扭转乾坤的运动——通常的历史了。它们虽然有时的确永远地推翻了现存的形式，但更多地却是导致了完全陌生、出乎意料的形势，与革命者及其反对者所预料的都相去甚远。方案越抽象，越不适应曲折缠绕的真实人际关系，其总体效果离理论家们呆板的信念就越远。

大部分人还觉得自己比较实际，他们对理论家们竭力主张的社会计划的解决方法不以为然——普遍不信任知识分子和教条主义者——因为他们觉得这类方案将人类生活复杂的结构过于简单化了。它们没有遵循生活的结构轮廓，而是企图改变生活的结构，削足适履，使它符合计划本身的简单和对称性。这种做法没有充分注意无定形的人类生活的生动现实；而这些计划越是不能产生预计结果，理论家们就越是恼火，越是想把现实强塞进某个预想的模型中去——他们遇到的抵抗越多，企图制服抵抗的努力就越暴烈，反抗、混乱和难以形容的苦难就越多，偏离原来的目标就越来越远，直到试验的结果变成了谁也不曾想要、谁都没有计划或预计到的东西，最后往往成了制定计划的人与计划的牺牲品之间在一种双方都不堪忍受、都无法控制的事态下痛苦的、毫无目的的争斗。

如果那些教条、理论和抽象概念有可能是正确和真实的——如果存在一门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而且我们有可能相当精确地预测激进行为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教条主义者”、“狂热的空想家”、“抽象的理论家”等都是明显的贬义词？为什么不应该将那些教条施用于社会？我们并不因为物理学家们信仰物理学的学说而责怪他们；我们并不因为天文学家们忠实于数学方法而谴责他们；而一旦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政治理论家获得了足以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人们就变得疑虑重重、忿忿不平、坐立不安。这部分地可能是因为天生的保守、不喜变化，下意识地坚持他们自己的“常识”理论，也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对旧体制抱着愚蠢的、没有头脑的信仰和愚忠，不管它多么残酷、不公和可怕。但是对教条的这种抗拒不应完全归咎于愚蠢、平庸、既得利益、狭隘的个人主义、无知和迷信等等；一部分应归因于人们对于什么样的行动往往导致成功的结果、什么样的行动往往失败有着自己的信念——归因于对失败的革命的记忆；归因于为了实现爱的国度曾经血流成河，但理想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导致了更多的流血、更多的苦难。这种态度背后是一种正确的感觉：治国之术——统治和改变社会的艺术——既不同于学者的学问也不同于科学的知识；天才的政治家和那些学科的大师们不一样，不会直接地传授他们的知识，不会教授一套具体的规则，不能将他们干的一切事情都以一种可以被别人轻易学会的方式阐述出来（这样我们就不必再做同样的事了），或者传授一种方法，任何有能力的专家在他们之后都可以运用，而不必具备最初的发明者或发现者的天才。所谓的政治家的智慧、政治手段，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理解力——对某些相关事实有着某种理解，使具备这种理解的人能够判断什么东西才是彼此适合的：在具体情况下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种情况下采取什么手段才可行、它会起多大作用，并不需要他们有能力解释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甚至都不必解释他们知道什么。是什么使我们将奥古斯都、法王亨利四世、黎塞留、华盛顿、加富尔同莱顿的约翰 、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罗伯斯庇尔、希特勒、斯大林等人区别开的？在某种意义上，后面这些人毫无疑问与前面的那些人一样非同寻常。那前一类人成功的“秘密”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该做什么、何时去做？他们的事业为什么就能成功，而与他们同样坚决、博学和无畏的人的事业却失败了，往往只留下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作为纪念？

一旦我们追问“秘密”是什么，就会明白，没有也不可能有秘密；我们想知道这些人用了什么诀窍解开他们自身境况的谜团，而实际上并没有诀窍。植物学是一门科学而园艺不是；在只能看到表面现象的情况下，行动以及行动的结果取得成功，肯定有一部分是因为运气，但一部分也要归功于行动者的“洞察力”，即对“上层”与“下层”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解，对组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种不可胜数、微不足道的因素的一种近乎本能的整合（关于这点，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跋”中讲得很精彩），其中运用了各种技巧——观察力、实际知识，最重要的是经验——我们所讲的时机感、对人的需要和接受力的敏感、政治和史学上的天赋等等都与此有关，简而言之就是人的一种智慧，管理自身生活或使手段符合目标的能力，正如浮士德发现的，它们与纯粹的关于事实的知识——学识、科学——根本就不能等同。各门科学中和学术的发展过程中的试错法，这里也有。卡尔·波普尔所称的假定——推理方法以及正统意义上的演绎和归纳，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即兴发挥，即时应付，能够估量形势，知道何时行动、何时静候的因素在里面，这是任何程式、秘方、万灵药或把具体情况都看成体现普遍法则的实例的那种手段都无法替代的。

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并非没有理由地被指责为无视这一真理，他们认为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现象就像牛顿体系里的天体那样，能够以初始条件加上科学法则演绎出来。他们所无视的真理就是：在一般概括和具体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前者简单明了，后者极其复杂。但在他们的批评者当中，有一些人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毫无疑问，爱尔维修、罗伯斯庇尔、孔德和列宁的错误在于认为应用科学将解除人类的一切痛苦。而柏克、迈斯特、托尔斯泰和T.S.艾略特虽然看到了这种立场的错误，他们自己却往往认为，虽然科学的钥匙并不是真正的钥匙，但另有某种解开谜团的真正方法——或者依靠传统，或者依靠天启与信仰，或者依靠对生活的“有机”看法，或者依靠返璞归真和单纯的基督教信仰，或者依靠悟到基督教文明的潜流。但如果我们是对的，那么所有这些解决方案原则上都是错的。现实感是无可取代的。⑩许多活动可能都是它的预备，就像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是历史学的预备。史学家和活动家们从一切可能的地方获取信息。科学的和统计学的方法，乃至极微小的生平细节——都是有用的，都可能增加这种是什么东西就归属什么地方的感觉。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起码的这类普通信息，剩下的就只有无知。尽管如此，如果说使我们能够洞察实际的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现实感或历史感就是对细节的熟悉，那么所有的理论相反地处理的是一般属性和理想化了的实体——它们处理的是普遍性的东西。

很多思想家都看到了这一点，但只有黑格尔试图融合两者。他把普遍的说成是“具体的”，他摒弃了实际的科学，因为它处理的是抽象概念，转而宣扬另一种潜在的、完全是更高级的科学，它在仍然是普遍性的同时，将使得科学家们（即形而上学家们）能够循着万无一失的步骤推理，一直到达具体事物的本质——也就是实际情况的核心，完全掌握具体现实的复杂性、完整性和丰富性，就像他们严密掌握演绎体系那样明确、详尽，在论证上同样确定无疑。这一怪异的悖论产生了一种心态，其中相互矛盾的属性——形式的与材料的；理论与实践；推理与直觉；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形与彼时彼处的、被时空隔开的事物；思考与观察；实际经验与概括抽象；主体与客体；词与物——所有的一切都被宣布为一体的和不可分割的，是某种先验的智慧、自我觉醒的“精神”的对象，这种智慧或精神将取代所有企图依次处理现实的各种碎片（更糟糕的是仿佛每片都包含着一个整体）的那些蹩脚的零碎努力。然而，黑格尔只不过妄图用感觉上的魔术戏法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问题，就在这一努力中，黑格尔更进一步地暴露了他那个时代实证主义的夸大其辞的主张，它们将所有的知识都等同于自然科学方法，其最高点是由涵盖全宇宙、能够解释其中一切的概括性命题组成的体系。

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乌托邦是这种实证主义的结果。当我们把一位思想家叫做不切实际的社会改革家，或者当我们指责某位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说明不切实际、过于教条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意思？毕竟，没有一个现代的空想社会改革家可以被指控妄图违抗物理学规律。现代的空想社会改革家无视的不是万有引力或电磁学之类的规律。那么，着迷于那类大体系的人违反的又是什么呢？肯定不是社会学规律，因为甚至用最不严格、最印象式的“科学”步骤确立的这类规律都还寥寥无几。甚至过分相信社会学规律的存在，常常就是缺少现实态度的标志之一——实干家们每一次成功地向它们发起挑战，推翻又一个错误的社会学模型的时候，都说明了这点。这么说似乎更正确：成为空想的社会改革家，就是主张实际上走不通的路是可以走的，而且是从理论的前提出发坚持这点，悍然不顾实实在在的“现实”证据。拿破仑或俾斯麦在抱怨耽于理论的空谈家的时候，他们想说的肯定就是这个意思。

违背我们的意愿，使本来可取的计划在明智之士看来行不通，使仍然坚持实现它们的人容易被人称作可笑的空谈家、盲目的空想社会改革家的，都是些什么现实呢？毫无疑问，在争论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的过程中，我们常说这个或那个计划“必然失败”——也就是说，计划的根据是认为人的意志和人的组织会强大得足够实现这个或那个目标，而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更强的力量将压垮和击败人的意志和组织。这些力量是什么？为什么像俾斯麦、索尔兹伯里勋爵、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人对它们了如指掌，而完全着迷于理论的狂热分子却不了解它们？

对于这个问题，至少下面这种答案肯定错了：因为俾斯麦掌握了这些狂热分子没有认识的规律，他和他们之间是牛顿或达尔文与前科学时代星相学家或炼金士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掌握了规律，支配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各种规律，我们就可以像利用其他规律征服自然那样来利用它们，通过发明充分考虑到上面所说的那类力量——充分考虑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代价高昂的后果——的方法，在社会规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但我们所缺的，恰恰是这样一门可靠的社会技术。没有人真的会以为俾斯麦比孔德这样的人对社会动力学规律懂得更多或掌握得更好。相反，正因为孔德相信这些规律而威廉·詹姆士不信，所以前者被指责为空想家。当我们说某种进程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警告人们不要拿自己的意愿去和大势所趋的力量鸡蛋碰石头，因为人不能或不能以他们希望的方式改变后者时，我们的意思不是我们已经懂得事实及规律并遵循了它们，而是我们不懂；就是说我们知道在潜在的改革家可能指向的事实之外还有许多未知因素，我们察觉到它们的总体趋势，其确切的相互关系我们却无法阐明；如果行动的时候只把清晰可见的“上层”因素当做是重要或关键的，无视那未开拓的偏僻领域，就会使计划好的改革遭到挫折，甚至导致意想不到的灾难。当我们想到理想化的社会改革家在毫无成功希望地进行推翻制度或改变人性或国家性质的努力时，让我们觉得悲哀的不是这些人对于人们已经掌握了的规律视而不见、公然违抗，而是他们用关于部分事实的知识去解释一切；他们没有意识到也不承认我们的知识是多么有限，甚至连清晰可见和并非清晰可见的事物的关系这样我们还能指望拥有的知识，都无法用规律或概括的形式阐明；相反，他们伪称一切需要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自己正睁大眼睛在一种透明的介质中工作，面前的事实与规律摆得一清二楚，而不是在昏暗的光线下摸索前进——但实际上他们就是在摸索前进，人不可能不这么摸索着前进，在昏暗的光线下一些人或许比别人看得远一点，但每个人的眼光都是有限的，而且，他们就像雾中的领航员，必须依赖一种大体感觉，并有可能借助于前人用不同手法绘制的各种地图，以及对他们所碰到的情况只能提供最一般信息的工具，决定自己身在何处，如何在这样的气候、这样的水域中航行。

十九世纪的伟大体系建构者、黑格尔主义者、实证主义者，最重要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最大和最不幸的错误之一，是以为如果我们说某事不可避免，我们就是要指出一条规律的存在。自然科学当中几乎不使用必然性的概念，在那儿把“必然”等同于“符合规律”大概是站得住脚的，也肯定是无害的；但在人类社会关系领域，情况似乎刚好相反。当我们谈及那些大到难以抗拒的力量时，我们的意思不是已经碰上了一条“铁的规律”。我们想说的是，关于某种情况有太多东西我们不知道，而只能大概地揣测，而且我们的意愿和掌握的手段也许并不足以有效地克服那些未知的因素，它们之所以危险，常常正是因为它们太难以分析。我们理所当然地钦佩那些政治家，他们没有妄称发现了规律，却能比别人更好地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他们对这些未知和半未知的因素的特征，及其对各种实际形势的影响，有着卓越的感觉。他们是这样一些人：推测某种故意的人类行为对他们所面临的形势的具体结构会产生什么影响，然后估量这种结构，看自己或别人通过决心和行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它——由相互作用中的人的因素和非人的因素形成的结构——而不借助于法则或理论；因为涉及的因素处于清晰的科学图景水平以下，正是极其复杂、极其繁多、极其细微的一类，无法提炼为一个优美的、可由数学处理的、演绎的自然规律体系；这类因素之所以“令人敬畏”、“不可违抗”、“不可避免”，正是因为其结构是不透明的。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这结构到底会有多大弹性，因为任何企图影响它的努力都是一次冒险，后果无法确切预料——而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社会规律，并为我们所掌握，而且我们也掌握了那些我们所谓的“必然的”因素，情况就会和现实完全相反了。

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复杂难懂的介质等同于遵循客观规律的事物——而规律本身是明确的——与我们通常的习惯不符。对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所有相信社会或个人生活完全由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发现的规律决定的人们来说，人类比在前科学式的自豪里设想的更加软弱；人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人原则上可以做到无所不知。但是当我们以平常心想到自己，尤其是作为历史学家或实干家这么做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和具体的人、事、物打交道时——我们眼里就是一番很不一样的景象了：人们不受什么自然法则控制；很多人并非因为忽视规律，而主要是因为不顾人类行为的后果而失足犯错、遭到失败、彼此伤害；那些最成功的人（除开或许是不可或缺的运气）则既有意志力，又有一种非科学地、非抽象地评估具体情况的特别能力；由此产生了人的另一种形象：我们是自由的，有时候很有力，但多半是无知的，这与将我们视为虚弱的、被决定的、具有通晓一切之潜力的科学观点刚好相反。

后一种看法与我们所看到的生活现实显然无法吻合，这使人们对试图概括历史或政治活动的科学家们疑虑重重。他们的理论被指责为愚蠢、教条、不切实际。这其中的意思是，根据科学家的这些意见提出的所有改革方案，不管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都没有能考虑到要在实际当中做成任何事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必需的惟一方法、取得发现的惟一途径，以及历史学家们对于问题的适当回答，亦即：人们做什么？承受什么？为什么做以及怎么做？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阐发一般规律来回答，而根据这些规律又能够成功地推测个人与社会的过去和将来，正是这种观点导致了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很多错误观念：导致了凭空想像的、伪科学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历史和理论，它们为了做到抽象化和形式化而牺牲了事实；更导致了基于对美好结果的顽固盲信而进行的革命、战争和意识形态斗争——这些巨大的错误观念夺去了无数无辜的人们的生命、自由和幸福。 dMTMzaS4eZDXGYhAT+kQed+FQbChCCoIte/F+nyBHn2R0WemiKzYaDicqrExRZ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