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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当同情这本书，但是并不同意其中很多最引人注目的说法。这其中包括《理想国》说到底不是一部关于政治哲学或道德哲学的著作，而是一部心理学著作，因为它关于美丽城的思考目的在于让读者可以洞悉哲学家的灵魂，而不是勾勒完美社会的蓝图；读者要理解美丽城的体制事实上会窒息哲学家灵魂的渴望，如果全面地加以考虑，对哲学家而言最好的社会类型，也就是能够让那些渴望尽情翱翔的社会，乃是民主制。这些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那么我为什么要表达对本书的同情呢？因为它抓住了《理想国》的心脏跳动之处，也就是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张力，也因为它对这个主题的处理非常雄辩。鲁奇尼克还坚持认为，将《理想国》最终达到的结论当作柏拉图最终的看法是不够的，采取整体的视野将各卷中的立场结合成一个单一的理论也是不够的，在这一点上他也很有道理。《理想国》的展开方式是后面的内容修正前面的内容，同时没有忽视前面内容中包含的真理。理解这部作品唯一充分的进路是问柏拉图为什么选择呈现一些最初看似令人满意的材料，而后又将它们当作不令人满意的，并且从这之中推论出他的意思。将前后的材料融贯起来的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叙事。这就是鲁奇尼克所说的《理想国》的“辩证特征”。
在学术界，出版小书并非不寻常之事，与鲁奇尼克相似，我也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理想国》的小书，也希望以短小精悍的篇幅讨论某些对《理想国》来讲带有核心意义和值得我们牢记的问题。
与鲁奇尼克的著作相似，我的著作也利用《理想国》提出的心理学作为指导去实现所要达到的目的。我对《理想国》心脏跳动之处的感觉也与鲁奇尼克相似，在阅读《理想国》时我也关注情节提供的论证。但是在我看来柏拉图所设想的美丽城是一个真正“美丽的城邦”，而不像鲁奇尼克认为的那样仅仅是辩证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一个要被超越的阶段，我们最终要认识到美丽城事实上并不是政治理想。在我对鲁奇尼克的批评背后是我在自己书中提出的观点。但是因为这两本书是堂兄弟（或许是很远房的堂兄弟，但毕竟还是堂兄弟），它们之间的交锋才显得格外有益。
首先我想说，有不止一种方式关注来自情节的论证。鲁奇尼克认为“柏拉图不是在对话的某一部分，而是在整个对话中阐明自己的观点”，这让他激烈地反对那些将柏拉图笔下人物的论证与他们所处的语境分离的学者。此外，鲁奇尼克非常严肃地看待和阐释《理想国》中那些结构性的标记——离题、打断、讨论方向的突然转变。这些都非常可敬。但是让柏拉图对话的结构约束对话传递的信息是一回事，而像鲁奇尼克那样直接从对话的结构中读出某些信息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正是当“爱欲”（Eros）出现在《理想国》之中，成为一个主题的地方，鲁奇尼克从结构中做出了最显著也最可疑的推论。他的主导观念是：苏格拉底的听众带有反叛色彩的不满在第五卷开头将对话的关注焦点突然转向了与性有关的主题，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美丽城不能处理被它压制的爱欲的能量，这预示了美丽城整个计划的崩溃，并且由哲学的自由取而代之。关于那个崩溃，他这样写道：
随着在第八卷中婚姻数的失败，爱欲最终压倒了美丽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政体在接缝处分崩离析。爱欲僭主式的和形态多样的表现在第八至十卷中完全展开。因此就需要某种非常不同于美丽城的政体来适应它。这样看来美丽城没有体现柏拉图的政治或理论理想，而只是《理想国》整体辩证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鲁奇尼克将第八至十卷中的内容描绘为庆祝美丽城之死和爱欲的得胜。
但是这些材料的连接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第八卷开头，苏格拉底预言即便像美丽城这么稳固、统治得那么好的政体也不会长存；最终错误会潜入优生系统赖以维系的数学计算，整个一代护卫者都会变得不如从前。在他们的指引下，城邦会转向坏的方向，开始一系列堕落的政治变化，最终结束在一场将僭主送上权力巅峰的革命之中。与此平行的是对一系列个人的描述，每个人的品格都类比于一种堕落的政体。比如僭主式个人的灵魂就被放纵的欲望施加了暴政，因此他的品格就和被僭主奴役的城邦类似。
因此，当优生学的计算失败之后，并非“爱欲压倒了美丽城”；美丽城是被一代不称职的护卫者压倒的，是他们，而非爱欲，使美丽城“在接缝处分崩离析”。并不是因为压制了爱欲导致这个城邦最终崩溃，那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政体”并没有像打了太多气的球一样爆炸，而是因为没有严格遵守关于性爱的规范。僭主式个人“僭主式的和形态多样的”爱欲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它并没有像某种美丽的花朵一样“完全开放”。因为只有为数很少的僭主式的个人能够成为真正的僭主，因此“需要某种非常不同于美丽城的政体来适应他们的爱欲”这句话能够成立的唯一方式就是，僭主制是僭主式个人的终极抱负。并不是美丽城本身试图达到完整的爱欲，却未能实现。但这正是鲁奇尼克说“美丽城没有体现柏拉图的政治或理论理想”时似乎要得出的结论。
鲁奇尼克推论的基础何在呢？《理想国》的叙事结构在他看来具有象征意义。他像所有人一样清楚柏拉图的文本包括了我刚才列举的要素，以及我所描述的联系，但是他做出了如下推理：如果关于护卫者之间性爱的主题是通过带有反叛性的插话引入的，那么柏拉图的意思肯定是美丽城不可能顺利和平地包容爱欲。如果对爱欲得胜的描述被推迟到美丽城之后，如果那个描述始于承认美丽城必然失败，而且如果那个失败与护卫者之间的性爱有关，那么柏拉图的意思必然是美丽城的失败咎由自取，让爱欲的得胜取而代之就理所应当，因为美丽城从来没有给爱欲应得的东西。
关注《理想国》的结构，关注其中人物所行和所言之间的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应该在阐释整部作品时将它们当作一些要素予以关注，它们本身不应该凌驾于所有其他的考量之上，单独决定这部作品的含义。鲁奇尼克感谢利奥·施特劳斯帮助他理解了《理想国》的整体结构。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中写道：“‘本质’的含义依赖于‘形式’”
，这句话或许成了鲁奇尼克采取这种进路的座右铭。但是我们应该来看看施特劳斯的这整句话：“不管怎样，在开始时，一个人甚至必须对‘形式’比对‘本质’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本质’的含义依赖于‘形式’。”鲁奇尼克不仅以关注《理想国》的论述结构多于它实际所说开始，也以此作结。结构本身变成了论述，从而僭越了它意在塑造的论述。
当然，鲁奇尼克对《理想国》的论述在很多地方真正继承了施特劳斯的遗产——通过他的老师斯坦利·罗森。但是在鲁奇尼克阅读柏拉图的方法中缺少的是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写作之审慎的警觉，施特劳斯将这种审慎与苏格拉底的反讽联系在一起。反讽家只对那些有能力理解他的人揭示自己的意思，但即便是那些不能看穿面纱的人也能从他的字句中理解一些内容。与此类似，柏拉图的写作在“引导他人得出有益的意见”的同时，也能够“激发那些依据自然适合的人去思考”。
这两个任务有各自的重要意义，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柏拉图式的审慎。
很有说服力的是，鲁奇尼克在一处甚至要将自己的阐释与施特劳斯式的“反讽性”阐释脱钩，理由是施特劳斯式的阐释针对美丽城提出的疑虑只在对话的表面，而没有进入对话的深层。但是这样的说法经不住仔细推敲：我们看到，鲁奇尼克在评价比如像优生学计算的最终失败这些明确和不容置疑的细节所暗示的“怀疑”时严重有失公允。但是比鲁奇尼克的阐释是否应该被归入反讽性阐释更重要的是他对“反讽”一词的理解。他写道，“反讽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表面，意在不被严肃对待，它隐藏了一个内在的、有着严肃意图的深层”。这个描述可以用在一般的反讽上，但是没有把握到施特劳斯眼中苏格拉底的反讽和柏拉图写作方式的特别之处。对苏格拉底的反讽而言，表面也意在得到严肃对待，虽然它只包括了有益的意见，而非真正的智慧；因为有益的意见非常重要，甚至至关重要。因此（我现在是说我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试图替施特劳斯说话），如果你认为美丽城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城邦，你并没有错，你的意见是有益的；但是你也不会完全正确，除非你理解了任何城邦都是丑陋的，甚至包括最美丽的城邦。
更奇怪的是鲁奇尼克居然会错失反讽进路的这个方面，因为他关于《理想国》“辩证特征”的看法本该使他理解这一点，因为“辩证特征”正在于前面的段落被替代，但是其中包含的真理却得以保留下来。鲁奇尼克赞赏的那种言谈的形式是哲学家之间开放的对话。民主制之所以好正是因为它使这种对话成为可能。哲学家如何与普通人谈话并不是鲁奇尼克关心的问题，在他看来那也不是《理想国》关心的问题。书写作品的辩证特征也捕捉到了真正的哲学对话想要表达的东西：哲学家对不变（settled）真理的探求对他来讲本身就是不安的（unsettling），因此必然不会带给他渴望的那种安定（settlement）感和终结感。这样看来，鲁奇尼克的理解便加入了柏拉图研究中某种流行的趋势，认为柏拉图必然选择对话形式，是因为他不持有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
从方法论角度对鲁奇尼克关于《理想国》中爱欲要素的论述进行的批判就说这么多。在内容方面我也反对他的论述：为了得到他的结论，即爱欲受到压制并由此给美丽城带来了不良的后果，鲁奇尼克不得不抑制那些不符合他至高的结构性主题的细节。第五卷是关于爱欲的，这一点真的清楚吗？对护卫者性爱方面的规定只是其中的一个主题。波勒马库斯和阿德曼图斯要求听到更多的是护卫者如何将他们的女人和孩子公有（449c）；他们并非只要求了解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我们说这一卷的主题是家庭比说是性爱更准确。主导性的问题是女性护卫者如何与男性共同承担护卫者的任务。第一个主要的构想是他们应该平等地承担那个任务。第二个是他们应该组成一个巨大的家庭。只是在这里规范性爱的论题才进入讨论，而且只是作为家庭如何才能最好地组织起来的具体措施加以讨论。第三个构想是，如果这些要成为现实，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必须是哲学家。继之而来的是关于什么是哲学家的长篇讨论。提出这个构想之前的几页也不是在描述男女护卫者如何上床，而是他们如何在战场上区分职责，以及如何共同战斗。即便如此，鲁奇尼克依然想让我们相信：
《理想国》因为涉及形而上学和知识论而著名的中间几卷，乃是苏格拉底要阐明对性爱的政治规范带来的结果。
那么柏拉图这样构建他的叙事目的何在呢？他的意思是说“哲学……是一种爱欲活动”。
这里的问题部分在于“爱欲”（Eros）这个词具有危险的模糊性。当注疏者更愿意采用转写（transliteration）而非翻译（translation）时，通常不是什么好的迹象。Eros有时是指性爱，至少鲁奇尼克认为对话每次提到性关系都是在谈论Eros；而有的时候，比如在他讨论民主制的时候，鲁奇尼克又将Eros当作指称人类各种欲求的普遍概念；在61页，他又说“人类的Eros是寻常的人类冲动，拒绝丢掉性关系和家庭的私有性”，也就是那种与自己的血肉联系的感觉，而这正是美丽城要从它的护卫者那里剥夺的东西。但是当涉及哲学时，Eros蔑视寻常的慰藉，也就是归属感带来的慰藉，那是要冲破界限的欲求，“因完全异己的东西而疯狂”，这种欲求的对象如果不是稳定和统一的理念，就会让哲学家令人不安地接近僭主。
结果就是，当鲁奇尼克宣称适合哲学的爱欲的能量会因为美丽城严苛的性爱规范而窒息时，他利用Eros这个词的模糊性指出，在这两种情况下受到压制的是同样的东西，虽然他用非常不同的方式描述它们。鲁奇尼克或许会回应说他这样做不过是复制柏拉图自己的策略。但是柏拉图在这些语境中却并没有限于使用erōs这一个希腊文单词。美丽城给护卫者的性生活（柏拉图有时但并不总是用erōs或它的衍生词来指他们的性生活）施加的约束确实非常严厉，但是它对护卫者哲学生活（柏拉图同样有时但并不总是用erōs或它的衍生词来指他们的哲学生活）施加的约束则远非如此。虽然处于美丽城顶端的哲学家要轮流管理城邦，但是他们可以花大多数时间从事他们真正热爱的事业——哲学（540b）。而鲁奇尼克的论述遮蔽了这一点。
鲁奇尼克认为美丽城中的文化看上去是反哲学的。他将《理想国》中生动的、富有创造性的、无拘无束的，有时甚至是不虔诚的对话，与美丽城中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敌视创新进行对比。但是他忘记了，自己描述的是美丽城中的公民文化，而非哲学家之间的私人谈话。那些辩证法家会尽可能深入挖掘，将自己提升到习俗之上，从而获得真理（533b）。当他们独处时，可以让自己的诗歌不被城邦稀释（595b，605c）。我们可以同意，公民文化整体上的素朴会影响他们的品格，因为即便他们不和其他人住在一起，也不可能全然不受他们的影响。我不是说他们生活在卫城之上，生活在反文化的幻觉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确实清明甚至严苛，但是有什么理由否认柏拉图认为那种生活方式有利于哲学事业呢？
根据鲁奇尼克的看法，《理想国》认为是民主制而非美丽城才是哲学能够得到最佳滋养的城邦。这并不是说柏拉图无条件地赞成民主制——鲁奇尼克的论题并没有那么反对普遍的看法。他笔下的柏拉图理解，民主制下的自由和民主文化中的多样性有它们的危险，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它们是哲学探索和批判精神的最佳食粮。对鲁奇尼克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在557d的说法，如果有人想要建立一个城邦，就像苏格拉底和他的同伴所做的那样，他恐怕只能到民主城邦去，在那里他会看到政体的集市，并选择他喜欢的一个。鲁奇尼克认为这段话“非同寻常地承认”：
大概只有在民主制中，政治哲学，至少是《理想国》中实践的那种政治哲学，才有可能……（大概）只有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制中，哲学家才能充分意识到人的多样性，从而理解正义和不义的本质。
鲁奇尼克通常对于对话中的嘲讽非常警觉，但是在这里他的耳朵背叛了他。苏格拉底刚刚指出，民主制“大概（或者是“可能”？kindyneuei）是所有政体中最美的”，但紧接着就补充道，因为多样性，它或许显得是最美的，那些可能会做出此种判断的大众对此的反应就像女人和孩子看到了闪闪发光的小物件一样。随后苏格拉底看到了某种关于民主制的多样性更加正面的说法：你大概（或者是“可能”？仍是kindyneuei）必须要到民主制去，假如你想要从各种现存政体的模板中挑选出你喜欢的。他的赞赏像前面一样是双刃的。因为苏格拉底自己在讨论中的程序并不是从满市场的选择中挑选他喜欢的政体；相反，美丽城是从头开始构建起来的，同时看着那个最好的范本，而不是看着苏格拉底这个立国者喜欢的范本。我们还应该考虑这个市场的意象所隐含的信息：如果民主制是一个政体的市场，而立国者只从一个货摊上购买，那么他选择的肯定不可能是民主制。
但是苏格拉底的赞美也不完全是反讽。一条多彩的长袍看起来可能确实很美。但是（在苏格拉底看来）只有女人和孩子才会仅仅因为这些认为它是最美的衣服。与此类似，民主城邦给更有思想的成员提供了丰富的政治材料去思考。但是相对于政治的混乱，这种安慰非常不够。柏拉图大概希望生活在没那么有趣的时代。在美丽城中，哲学家可能很晚才学到政体的多样性，就像好的法官很晚才学到不义（409b—d）。他是从二手资料中学到这些东西的，而不是亲自尝试。
虽然护卫者渴望完成他们的公共生涯，这本身就包括了十五年的理论学习，其中最后的阶段主要致力于纯粹的哲学。虽然他们不会完全放弃哲学生活的私人性，而只是放弃了家庭生活的私人性，但是如果仅仅根据这些就宣称从哲学家的视角看所有人都在美丽城中生活得很好则非常愚蠢。文本强调的重点完全落在公共服务的繁重上，落在哲学家必须要做出牺牲上，落在他如何希望免除这些任务上，落在所有这些表明的哲学家在这个世界的位置上。整体气氛并非阳光明媚，鲁奇尼克也正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而我的反对在于他的反应有些过激。
鲁奇尼克也正确地认为《理想国》在论述灵魂三分的问题上有某种发展，即直到第八第九两卷，理性部分才与某种欲求（也就是理解事物的欲求）结合起来，并强调其重要性。在第四卷中理性部分与欲望部分是对立的，并且被理解为某种实践理性的能力。鲁奇尼克正确地反对那些想要从这几卷的材料中组合出一个统一的心理学，而不管其发展特征的人。但是我不能接受他的结论，即分裂本身，也就是灵魂的划分，是柏拉图此处的目的，但是因为柏拉图最终将某种欲求赋予理性，因此意在让我们看到灵魂事实上是作为整体行动的，并由爱欲统一起来。但事实上，随着这个心理学的发展，灵魂反而变得更加分裂。比如理性和意气在第四卷并没有被充分地区分开来，因为在那里理性还没有自己的目标。当那些目标出现之后，理性与构成灵魂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区别，就像神与人之间的区别那么大，或者像第九卷中的意象说的，像人与野兽的区别那么大。“爱欲”远非将人的灵魂统一起来，而是揭示了其本质上的分裂。
总而言之，鲁奇尼克的柏拉图是尼采式的浪漫主义者（当然是在这个词发明之前），他笔下充满爱欲的哲学家超越了善恶。这种观点，不管如何夸大其词，毕竟把握到了某些在《理想国》中展示出来的关于哲学这一观念真实和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说他的这本书训练了我们的眼睛去注意到潜伏在《理想国》之中的《斐德罗》。
这是一项有价值的任务，鲁奇尼克在一本生动、简洁和警醒的书中迎接了柏拉图对话从作家的角度发出的挑战。我很尊重这本书的激情。但是鲁奇尼克回避了一个挑战，也就是让哲学家重新接触那些他们已然超越的习俗中的道德。施特劳斯接受了这个挑战，而鲁奇尼克的回避实质上符合他所忽视的哲学家在形式上如何与公民讲话的问题，也就是苏格拉底的反讽问题。我认为对于《理想国》的阐释者来说，这是一个同样重要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