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不仅是《理想国》中虚构的人物（fictional characters）之一，而且还是《理想国》虚构的声音（fictional voice），苏格拉底说出了这部作品的每一个字，重述了前一天发生在克法洛斯家里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苏格拉底发挥着引领者的作用。对现代的叙事学家来说，苏格拉底是《理想国》的“内在叙事者”（internal narrator）。 而与之相对，“外在叙事者”（external narrator）本身不是他们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即便他们有时候用第一人称指称自己。从这个超脱的视角，外在叙事者自由地记录书中角色的思想和感情。而内在叙事者，至少是以非常现实的方式呈现的那些，则没有这样的特权。在他们私下的思想和计划与故事中其他角色的思想、计划和反应之间存在差别。内在叙事者，如果想要的话，可以直接描述他自己私下的想法，而其他人的思想他只能（或者只应该）去猜测。如果他确实想要让听众——也就是“叙事对象”（narratee）——暗中参与私下的想法，他可以在自己与听众之间建立起某种外在叙事者不可能达到的亲密程度，或者是这种亲密的表象。

《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就在好几个地方抓住机会去达到这种亲密。任何对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角色的讨论都应该考虑他对自己私下想法的描述，我的讨论就从这些描述开始。

还有三部柏拉图对话整个是由苏格拉底从内部叙述的，它们是《吕西斯》、《卡米德斯》和《情敌》（Lovers，虽然《情敌》实际上是由柏拉图的一个模仿者写作的，但是作为与《理想国》进行对比的文本，它的价值并没有降低）。 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所描述的自己私下的想法很多都与我们在《理想国》中看到的非常相似：当论证进行到死胡同时承认困难 ；表达仰慕或快乐 ；有时候他会对叙事对象揭示当时没有明确说出的动机，比如承认说一些话是为刺激讨论 ；有时候他会表明自己默默关注周围的环境，比如他提到在特拉叙马库斯杀入讨论之前就注意到他的举止 ；他经常记录对话者的脸红 ；他还经常提到对话者的浮夸、虚伪、回避、顽皮，等等 。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几部对话中有些类型的私下想法并没有出现在《理想国》里，反之亦然。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没有私下和自觉地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像在《吕西斯》218c和《情敌》133c中那样；他也没有对他的叙事对象表达私下的自我约束的（成功）努力，像在《卡米德斯》155c—e著名的例子中那样（他因为看到了年轻人袍子里面而兴奋起来），或者像《吕西斯》210e没那么生动地描写的那样［他克制自己不去责备希波塔勒斯（Hippothales）］。《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也没有承认说了一些其实没必要的话，而只是为了防止讨论流产，像他在《卡米德斯》169d和《情敌》135a中那样。他也没有提到自己利用了其他人出乎意料的插话，让它与更大的计划相适应，像在《吕西斯》213d和《情敌》132d中那样。这样的插话，我们可以对比《理想国》中格劳孔抱怨苏格拉底和阿德曼图斯刚刚讨论的是“猪的城邦”（371c—d）。理想城邦需要护卫者这一点就来自这次插话。它标志着对话的一个主要的转折点，但是苏格拉底完全没有对叙事对象提及自己抓住这个机会推进讨论。在这个地方他完全没有提到自己私下的想法，而只是接受了格劳孔的这个要求，开始讨论更加奢侈的城邦（372e）。

事实上，在《理想国》里这种出乎意料的插入非常多，有的时候与苏格拉底私下的想法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在其他三部他作为内在叙事者的对话中没有的。这种联系是在苏格拉底向他的叙事对象表明，自己的计划被某个出乎意料的反对妨碍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最重要的两个例子是第二卷的开头和第五卷的开头。

第一卷对付完了特拉叙马库斯之后，苏格拉底说他本以为讨论可以就此结束，但是却发现之前的只不过是一个“序曲”，这个词是表达音乐的前奏、短篇颂诗，以及修辞演讲的导言的专门术语。这个适合复杂的艺术作品的词汇，让苏格拉底成为作者的媒介，宣布作品的其余部分，也就是《理想国》的第二至十卷，都是因为受到了格劳孔在这里提出的大胆抗议的刺激。在第五卷开头，苏格拉底再次告诉叙事对象自己的想法，这次不是想要退出讨论，而是要推进到他承诺下一步要处理的主题。但是因为谈话者的反对，他没有实现这个意图，他们要求苏格拉底对于一个他们感到太快跳过的主题多说几句。这次的离题又极其巨大，标志着柏拉图这部著作中一个结构性的关键点：在第八卷返回这个被打断的主题之前，苏格拉底要讨论整个第五至七卷的内容。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让《吕西斯》画上句号的那个干扰。苏格拉底告诉叙事对象，他想让摔跤学校里一个年纪大点的人说几句，但是孩子们的几个教师闯入人群，驱散了他们（223a—b）。苏格拉底在这里不仅进了死胡同，不可能再继续讨论，而且这个干扰结束了讨论，而不是像《理想国》那样用引入一个或一组新的主题让讨论继续进行，那些干扰者也不是试图控制讨论的主导权。

对苏格拉底这个人物的刻画中有一个模式，可以统一在《理想国》与其他几部对话中这些看来分散的对比。在那些对话中，苏格拉底表露私下想法的地方都表明，他想要让对话保持正常进行，而且要控制对话的进行。这个任务可能也包括了努力控制他自己。其他人的插话提供了一些情景，让他可以发挥娴熟的控制技巧和即兴控制论证走向的能力；而他自己的错误，则是进一步讨论的动力。但是《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却是被对话者的要求推来搡去，他让叙事对象意识到，自己要面对一些意想不到的时刻，我们这些读者可以回过头去看到，但是苏格拉底身处其中却看不到，这些时刻从结构的角度对于《理想国》不断扩大的论证来说至关重要。

作为叙事者的苏格拉底所揭示的这些东西，与他在自己的叙事而非评论中的一个特征相吻合，那就是他其实非常不情愿讲话，这变成了《理想国》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伴随着对话伙伴出乎意料的反对，这种不情愿反复出现在《理想国》的关键点上，包括刚才考虑到的第二和第五卷的开头。

当格劳孔在第二卷开始提出挑战时，苏格拉底非常踌躇是否要接受挑战，担心自己没有办法令人满意地捍卫正义带来的好处。他的踌躇非常明显，以至于这群人感到有必要跟格劳孔一起请求苏格拉底（368b—c）。第五卷开头的插话带来了更加显著的踌躇。苏格拉底要求对话者在他开始讨论护卫者之中女性和孩子抚养的问题之前，就对他可能犯下的错误给出完全的谅解（450a—451b）。他说如果之前大家接受下来的那个更加概要的讨论能够不受搅扰，他会非常高兴（450b）。（比较457e，他告诉格劳孔，自己本想逃过证明女性和孩子的公有不仅可行而且是最好的。）《理想国》中第三个结构上的关键点是苏格拉底提出要让哲学家做王，这来自某个对话者出乎意料的提问，而苏格拉底像前两次一样表现出不情愿，只是这次苏格拉底没有对叙事对象评论自己的惊讶（471c—473b）。

不情愿讲话对于我们在其他对话中熟悉的苏格拉底来说非常不同寻常。在那些对话中，他总是不知疲倦的提问者和讨论者，只要有机会做理智上的交流，他愿意随时放下手中的任何事情（《斐德罗》227b）；他可以一直讨论到夜里很晚，熬到对话伙伴都睡着（《会饮》223d）；他会迫使自己询问的对象开溜，而他依然兴致勃勃［《游叙弗伦》（Euthyphro）15e］；即便是面对带有敌意的插话他也会非常高兴，只要对话者愿意继续讨论下去（《高尔吉亚》486d）。

我们不能用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提出的计划争议巨大，来解释苏格拉底的踌躇。因为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中提出的一些说法也是反直觉的（比如，不义者如果受到了惩罚，会比不受惩罚更加幸福），但是他毫不犹豫，甚至是有滋有味地捍卫这些主张（《高尔吉亚》474a—c）。这个对比的部分解释在于，《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比典型的“苏格拉底对话”（在其中我们看到了思想史上那个著名的充满反讽的苏格拉底，那个检审年轻人或权威人士的苏格拉底）中的苏格拉底更加不确定，也更少控制着谈话的进行。

即便如此，《理想国》的阐释者还是经常认为苏格拉底这个角色在思想上严格控制着论证的进程。至少在传统阐释里是这样认为的。

在这方面有三个传统格外明显。那些认为包括《理想国》在内的对话是为了表达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学者（这一点与“苏格拉底对话”形成了对比，不管这个对比是创作时间上的、主题上的，还是二者兼而有之），总是会强调《理想国》积极和建设性的特点。在这里他们终于感到苏格拉底给出了能够经受考验的定义，不再是提出问题，而是给出答案，并且得出了正面的结论。如果他们关注作为虚构人物的苏格拉底，而非仅仅作为柏拉图的代言人，他们很可能会强调他的权威性。

那些身处利奥·施特劳斯开创的传统中的作者不会认为苏格拉底建设性的主张是为了表达柏拉图的学说，但是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将《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看作一个支配性的和权威性的人物。他们关注的是他作为教师的任务。他们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审慎的对话策略大师，他的对话可能进行得非常曲折，但是他总是想着对话者的利益，尤其是格劳孔。他们的苏格拉底是下对话这盘棋的大师。

有些奇怪的是，图宾根学派的苏格拉底也与此相似，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苏格拉底只给对话者提供他认为他们能够接受的哲学，而没有将“未成文学说”（Unwritten Doctrine）悉数传授。与施特劳斯式的苏格拉底不同，图宾根学派的苏格拉底在对付善意的对话者，比如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时，不使用花招和反讽；但是总考虑到他们的局限性（在这一点上与施特劳斯式的苏格拉底相似），对于他们能够接受的东西有着绝对的控制。施莱扎克（Thomas Szlezák）说：“当苏格拉底处理一个问题时，这个问题会达到一个确定的结果，讨论不会有错误的转折，不会走向漆黑的小径。”根据这种阐释，苏格拉底偶然自贬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

我们无须否认，这部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已经对讨论的主题思考良多，并且在讨论的进展中带有前瞻性。苏格拉底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在他跟对话者回顾讨论的进程时，他说他关于护卫者中女性和孩子抚养的论述，以及护卫者必须是哲学家的论述的细节，在一开始“遮掩住了颜面”（503a），他还解释这样做是因为预见到，并且试图避免纠缠于一个漫长且极富争议的论证。

但是即便如此，当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承认自己并不确信，对于对话进展的方向带有尝试性，以及表达惊讶的时候（不管是对他讨论的同伴还是对叙事对象），都不该怀疑苏格拉底的真诚。

比如说当苏格拉底接受格劳孔的挑战，在询问个人的正义是什么之前先考虑城邦中的正义时，他用回顾的方式对叙事对象描述了自己的构想，说他在其中说了“他认为最好的”。这个说法似乎重复了他对谈话伙伴说过的话，在那里他谈到了他们集体认知的局限性，他说，“我认为最好是”首先来看看大字的、城邦中的字母，而非个人那里的小字（368c）。

从道德转向政治，苏格拉底在这里走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弯路。正是因为这个决定，我们今天看到《理想国》出现在了图书馆政治科学的书架上。但是苏格拉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预见这个命运呢？让我们假设这一步是策略性的，不仅仅是因为他明确说出的策略（也就是面对一个困难的问题他要采取间接的进路），而且，鉴于他在后面承认他的论述曾经“遮掩住了颜面”，因为他不想在面对这些对话伙伴时，过于迅速地推进到正义问题可能导致的最富争议的问题上，这些问题虽然是他之前考虑过的，但是此时他更愿意放过它们。我们可以假设这样的策略，或者读者可能想出的其他策略，确实出现在苏格拉底这个人物的头脑之中，即便如此，他也不可能合理地预期格劳孔会插入讨论，抱怨“猪的城邦”，也不会预见到波勒马库斯和阿德曼图斯会在女性和孩子抚养的问题上提出异议。也就是说他不可能预见到那些最终会决定我们面前这本《理想国》全书整体结构的事件。而柏拉图通过加在苏格拉底这个人物身上的种种意外来建构全书，则是向读者说明，我们对这部作品的阐释不该建立在苏格拉底是一个完全精于计算，有特异的策划能力的人物这样的假设之上。在这里真正目光敏锐的并不是苏格拉底，而是他的作者。

假设苏格拉底总是确切知道他的论证将如何进展的读者可能会认为（用另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来看），第四卷中苏格拉底发起的带有隐喻性的寻找正义定义的狩猎（432c—433a），完全是在戏弄他的同伴。苏格拉底邀请格劳孔加入在密林之中寻找正义的狩猎，当他发现正义的踪迹时高声呼喊，最后又责备自己没有早点看到它。有些读者可能认为这些恶作剧一般的把戏可能是为了增加格劳孔对于结果的兴趣，或者是苏格拉底式的反讽。但是这样的读者又要如何解释苏格拉底对他的叙事对象评论他发现正义踪迹时的感受呢？“之后我看到了它。‘啊，到这儿来，格劳孔。’我喊道。”

在叙述与特拉叙马库斯的交锋时，苏格拉底毫不犹豫地告诉叙事对象，他私下关于特拉叙马库斯的看法（这些看法假如公然说出，就会损害他们讨论中的和平气氛）。在这里，假如苏格拉底只是想要训练格劳孔，他也可以这样做（或者可以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相反，他努力向叙事对象确认，自己第一次找到了城邦正义的答案，与他跟格劳孔说话的方式相同。

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苏格拉底，就能读出这些玩笑的另一种解释，这个解释指向了柏拉图这个作者，而非苏格拉底这个对话中的人物。并不是说苏格拉底从来没有想到正义是“做自己的事情”；事实上他指出，自己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说，并且自己也这样说（433a）。但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如何将这个想法与他在这里为了满足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的要求，花了很大篇幅发展起来的关于正义城邦的论述联系起来。在这里柏拉图让读者第一次看到，他在之前的第二卷里如何仔细地搭建计划，如何埋下了这个定义的种子，它刚开始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效率原则——“一人一事”。苏格拉底说，现在的这个定义“一开始就在我们脚下”，并且带着懊恼的语气（“我们之前太迟钝了”）。但是柏拉图对于讨论的缓慢和迂回毫无懊恼，他带着玩笑的口吻写下了这些话。因为对于初读《理想国》的读者来说，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会意识到这个定义已经临近。正义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其中的那个昏暗和难以辨清方向的丛林，就是对理想城邦的详细论述，这些论述占据了《理想国》三卷中的主要篇幅。而这个华丽的狩猎类比则是柏拉图对这个作家式的精巧策略的自我庆祝。

有人可能会反对用字面的方式对待苏格拉底的话，并提出反驳：如果苏格拉底能够谨慎对待他的讨论伙伴，不在他们面前表现他全部的想法，这种谨慎为什么在面对一个新的听众——叙事对象——时不起作用了呢？也许苏格拉底对于发展这样一个关于理想城邦及其哲人王的大规模论述一点都没有感到勉为其难呢？也许他正是要抓住一切机会放大这个论述呢？也许他自始至终都知道前进的方向，而只是对他的叙事对象使用了他前一天用在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身上的手法呢？

我可以给出两个论证，表明这个看法并不可信。首先，在所有苏格拉底作为内在叙事者的对话中，叙事对象都没有作为一个人物出现。不仅是说这些叙事对象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所叙述的内容里面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且是说柏拉图没有给他们名字或性质。间接的论证可能给出一些关于叙事对象的推论，比如，《卡米德斯》的叙事对象应该知道凯瑞丰（Chaerephon）是谁（153b），而且当苏格拉底提到自己往卡米德斯的袍子里面看的时候，他应该是带着熟悉或嘲讽的味道在跟叙事对象讲话（155c—d）。但是这种刻画最多也就是模糊的（刚才给出的例子事实上已经是最好的了）。这些以内在方式叙述的对话，完全没有像展示对话者的性格特征那样展示叙事对象的特征。而没有了这种叙事对象的个体性，苏格拉底的教学也就失去了意义。既然不能构建起合理的场景，让苏格拉底可以对叙事对象复制他所叙述的教学方法，那么我们就只能给苏格拉底这个叙事者赋于柏拉图这个作者的全知（omniscience）了，但是这样的重叠看起来是任意的，而且我们也很难理解这样做意义何在。

第二个论证来自与《欧绪德谟》（Euthydemus）的比较。这个对话表明，柏拉图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调动哪些资源来表明苏格拉底是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在由苏格拉底和克里同（Crito）组成的框架对话之内，包括了一个苏格拉底作为内在叙事者的对话，克里同在对话中完全是有血有肉的，而且是柏拉图经常提到的苏格拉底的伙伴。似乎是为了防止我们忘记他作为叙事对象的存在，在对话过半的时候，他打断了叙述，质疑苏格拉底叙述的可靠性（290e）。在《欧绪德谟》中，苏格拉底直接告诉克里同的自己关于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斯（Dionysodorus）这两个江湖骗子惊人智慧的看法，和他在叙述中对他们的赞美完全不同，这颇具反讽意味。 在这部对话中，苏格拉底一直没有从暗中走出来。通过精心刻画苏格拉底的叙事对象，柏拉图将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这个技巧和他在《理想国》的叙事中采用的大不相同。

我们可以看到，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努力将他对叙事的控制区别于苏格拉底这个内在叙事者的控制。柏拉图是一部史诗规模的虚构故事的作者，他必须要时刻考虑整体的复杂结构，他不仅可以在这张网里编织进宏大的主题，而且也可以编织进可能要间隔很长时间才会重新出现的微小动机，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为一些可以进行研究和再研究的读者写作。（即便柏拉图在古代的“读者”大多数是“听众”，这一点也依然成立，因为他们可以重听，就像《斐德罗》263e—264a提到的那样。）

而另一方面，苏格拉底这个人物，既不是在讲虚构的故事，甚至也不是在进行艺术性的演讲。他只是在给一个或一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人讲述他在前一天进行的一场哲学谈话，就像我们可能对一个熟人讲述一场新近谈话的主干，我们可能会直接复述原话，用很多“之后我说”、“之后他说”之类的词汇。（苏格拉底这个复述的规模在现实生活中会显得非常荒谬，我很快会回到这个问题。）他的情况非常不同于他的弟子们有意识地重演苏格拉底过去的谈话，从而让它们可以保存下来，比如《会饮》中的阿波罗德罗斯（Apollodorus）、《巴门尼德》（Parmenides）中的安提丰、《泰阿泰德》（Theaetetus）中的欧几里得（Eucleides）。这一点在《理想国》的第一句话里就已经给读者交代清楚了。苏格拉底提到自己叙述的谈话就发生在“昨天”。（《卡米德斯》和《欧绪德谟》的第一句话也提到了如此短暂的时间间隔。）苏格拉底的情况也不同于，比如说《斐德罗》中的斐德罗，他在那里要求得到允许，就他所能记住的程度，背诵早上听到的吕西阿斯关于爱欲的演讲（《斐德罗》228d）；因为这里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谈话者试图对抗另一个。而在《理想国》的苏格拉底那里，不管是原来虚构的谈话，还是之后虚构的叙述，都不是一个艺术事件。

虽然它本身不是艺术性的，但是苏格拉底的叙事确实包括了希腊思想中现存最早的关于叙事艺术的理论，这个理论以一种惊人的方式与他作为内在叙事者的情境相关。它出现在第三卷中，对护卫者教育的讨论转向了叙述的形式。柏拉图让阿德曼图斯对苏格拉底开始做出的区分表示不解，以此标志了这个问题的新颖性（392c—d）。

苏格拉底说，诗人可以用三种不同的叙述手段来讲自己的故事：简单叙述、模仿，以及这两者的结合。阿德曼图斯的不解迫使苏格拉底给出例子来解释自己的意思。他说，以《伊利亚特》的开篇为例，荷马首先说到了作为诗人的自己；他没有努力让我们认为听到的声音来自其他人。之后他将先知克吕塞斯（Chryses）引入故事，并且给出了先知恳求希腊人时说的话，荷马尽其所能让我们相信，我们听到的声音不再是荷马的，而是他笔下的人物克吕塞斯的。这就是结合了简单叙述（荷马作为他本人讲话）和通过模仿的叙述（荷马模仿克吕塞斯）。为了让自己的意思更加清楚，苏格拉底进而将《伊利亚特》的整个开场都说成是简单叙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间接叙述）（393a—394a）。这段话结束于提到通篇只用一种叙述形式的例子，或者是完全通过模仿，比如悲剧和喜剧；或者完全是简单叙述，比如某些种类的抒情诗（394b—c）。

苏格拉底的分析看起来既严格又全面，但是他对于荷马例子的使用——他承认自己以偏概全（392d）——确实带有致命的局限性。他的分类漏掉了一种叙述形式：那就是他本人（也就是作为虚构故事中的人物的苏格拉底，讲话时的叙述形式）。《理想国》是由一个内在的叙事者讲述的，而荷马史诗是由一个外在的叙事者讲述的（作为叙事者他本人并没有参与他所叙述的事件）。假如我们要反对说，《理想国》至少作为一个混合的叙述与荷马史诗相似（同时运用了简单叙述和模仿），我们就会发现，如果不改变苏格拉底在理论中使用的概念，就无法实现这个比较。

苏格拉底将混合叙述中简单叙述的要素定义为，诗人作为自己，用自己的声音讲话（或者作家作为自己，用自己的声音写作）；而他将其中模仿的要素定义为，诗人讲话时好像是另外一个人。而作为剧中人物的苏格拉底似乎与荷马一样，通过混合简单叙述和模仿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他虽然运用了他人的声音，却同时还模仿了自己的声音，引用了自己在讨论中说过的话，而这违背了他关于模仿的定义，而且是荷马这个外在的叙事者从来没有做过的。除此之外，苏格拉底是一个虚构故事中的人物，他不像荷马那样是创作了这部用他自己的声音叙述的作品的诗人。因此我们也不能说苏格拉底运用了简单叙述［苏格拉底对《伊利亚特》的开篇给出了他散文体的版本（393d），这应该是在说他并非诗人，这一点看起来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想要挽救苏格拉底的理论，是不是可以说《理想国》整体而言就是一个通过模仿的叙述呢？不管怎样，整体而言，它可以被看作是苏格拉底这个人物说出的一篇单一而巨大的讲辞，他的声音代表了作者柏拉图的声音。 但是这种思路并不符合苏格拉底自己划定的范畴。他将纯粹模仿的叙述说成是抽走了作者的声音，而只留下人物直接的对话。因此阿德曼图斯立即得出结论，悲剧应该是这样的例子（394b）。这样看来，苏格拉底对于这几种范畴的表达就没有预见到《理想国》中模仿性的叙述，在其中作者的声音不是从对话之间被抽掉了，而是从这单一的独白周围被抽掉了。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它似乎是一个混合的叙述，大部分是模仿。 但是严格说来，它并非如此，而是某种不同的东西。

事实上，它是希腊文学史上相当新颖的东西。不仅是像荷马、赫西俄德这样的史诗作家，而且是像萨福（Sappho）、品达之类的抒情和合唱诗人，在他们提到“我”的时候，都是指他们自己。（如果愿意，你可以称之为诗人的“面具”，这并不影响我们将它与柏拉图进行对比。）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柏拉图的同时代人，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创作的虚构散文作品。用不同于作者的第一人称写作的虚构散文作品在柏拉图之前也有先例，但都是一些归于神话人物或者假想人物的独白，比如高尔吉亚的《帕拉墨德斯》（Palamedes），或者安提斯梯尼（Antisthenes）的《埃阿斯》（Ajax）和《奥德修斯》，或者安提丰的《四联演说》（Tetralogies），或者被归到吕西阿斯名下的《论爱欲》（Eroticus，因为柏拉图在《斐德罗》中提到了它）。 最后一个例子清楚地表明，这些虚构作品都完全不同于由作品中的一个虚构的参与者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对话。这样看来，用内在方式叙述的对话，尤其是为了“苏格拉底对话”，这个新的文体才被创造出来的。

这样，苏格拉底没有将内在叙事的对话包括进他对叙述的分类学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在他提出这个理论的对话中的戏剧时间，内在叙事的对话这种文体根本还不存在！柏拉图当然很容易就可以让苏格拉底预见到它，就好像在第七卷他让苏格拉底看向未来，预见到由泰阿泰德和其他人在柏拉图学园中发展起来的立体几何方面的新成就（528a—b）。在讨论叙述形式的时候，柏拉图选择不这样做，其实是宣告了一种柏拉图的诗学，指导读者如何理解《理想国》这个叙述。柏拉图好像在说：“你们看到，我笔下的人物苏格拉底，对于我让他成为叙事者的这个作品中的叙述形式完全无知。他的理论是不完全的。如果你们想要完整理解我提出的叙述分类学，就应该不仅考虑我让苏格拉底说的，而且还要考虑我在让他和其他人说他们所说的话时想要做什么。你们不要只阅读这个关于叙述分类学的讨论，还要阅读整个作品。永远不要忘了，苏格拉底只看到了那些我让他看到的东西。”

与其他有内在叙事的对话相比，《理想国》的篇幅超乎寻常。在柏拉图之前的希腊文学中，只有一个内在叙事的长度和它有一点可比性，那就是荷马《奥德赛》的第九至十二卷。 在这几卷中，奥德修斯用第一人称在阿尔西努斯（Alcinous）国王的宫廷上讲述了他在从特洛伊回家路上的历险。但是《奥德赛》整体的叙述形式完全不同于《理想国》，奥德修斯的内在叙事是一个故事中的故事，而这个外面的故事立足于荷马更大的外在叙事。但是不管怎样，柏拉图似乎一再让读者注意到在苏格拉底和奥德修斯的叙述之间的平行关系。因为正像很多人注意到的，《理想国》中充满了《奥德赛》的主题，从一开始“下到”比雷埃夫斯港（就像奥德修斯下到冥府），到苏格拉底在最后坚持他要讲述的神话（也就是厄尔的神话），“不是阿尔西努斯的故事”（614b），这恰恰是人们称呼《奥德赛》第九至十二卷的名称。 苏格拉底在不经意间坚持这一点是正确的，因为不是当他从外在的角度讲述一个关于来世的神话，而是当他从内在的角度讲述前一天发生在比雷埃夫斯港的经历时，才是他在讲述自己的“阿尔西努斯的故事”。苏格拉底并不是诗人，就像奥德修斯不是诗人；苏格拉底像奥德修斯一样，是一个讲故事的英雄；像奥德修斯一样，苏格拉底也因为自己言辞方面的技巧而闻名。诗人是荷马，是柏拉图。

柏拉图通过这个与奥德修斯的平行（也就是通过苏格拉底对此的毫不知情），实现的一件事，就是宣告他在叙事上对苏格拉底这个人物的控制。另一件事则是《理想国》史诗般的规模。奥德修斯用《奥德赛》的整整四卷来面对听众。虽然他本人并不是诗人，但是他讲话的时间和地点都与游吟诗人取悦阿尔西努斯宫廷的时间和地点相同，并且事实上因为阿尔西努斯的邀请，他代替了游吟诗人。从那么远处牵动这样一条令人着迷的线索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但是对于那个讲述者和他所处的情景而言都非常合适。因此荷马可以在第十一卷中打断奥德修斯，让我们暂时回到阿尔西努斯的宫廷，回到构成叙事框架的那种现实主义之中。与此对比，苏格拉底更要消耗读者的精力，他用一条连续的记忆链条，制造了这样一个长达十卷的讨论，这不仅考验读者的品性，而且考验他们的信念。

这样我们就不会惊讶于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前几卷里关注苏格拉底如何讲述自己的私下想法和反应（第一卷所包含的这类说法比其余九卷加起来都多），因为只有这些说法能够让读者意识到叙事对象的存在。他让读者在第五卷开头暂时停下，在那里苏格拉底讲述了波勒马库斯和阿德曼图斯的反对，从而干扰了他按照计划的顺序推进讨论。 从那往后，苏格拉底叙事的声音就没有再出现。除了言辞上的标记之外，他三次简短地描述了格劳孔的反应，但是没有再提到他对当时情景的私下想法和反应。

柏拉图选择让这种叙事之声消失的时机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到，在第五卷开头，讨论的进程决定性地脱离了苏格拉底的控制，《理想国》呈现出结构上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只能是作者而非叙事者的创造。苏格拉底的声音退却了，而柏拉图强有力地让我们感到了他的出现。

我之前说到，剧中人物苏格拉底在叙述前一天发生在克法洛斯家的讨论时，并没有使用艺术性的言辞。对此，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指出苏格拉底并不是单纯汇报了那场讨论，而是对它进行了编辑加工，使它更加流畅。我们可以用开场作为例子。苏格拉底说，当波勒马库斯“从远处”看到他和格劳孔，就让他的奴隶跑过来抓住他们，命令他们等会儿（327b）。很显然，苏格拉底不可能听到波勒马库斯给他的奴隶下命令。（当苏格拉底转身观看时，甚至看不到波勒马库斯在哪里。）他是在回顾性地推论这个行动。但是他并没有说：“波勒马库斯一定是告诉他的奴隶追上我们，因为……”他省去了这个推论，只叙述了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像一个全知的叙事者。

但是苏格拉底回溯性的编辑加工的主要部分，是指向特拉叙马库斯的。其中一点是，特拉叙马库斯是《理想国》里唯一一个柏拉图用间接引用的方式记录了一些回答的对话者（比如“他勉强地同意了”，342e）。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两次指出，他对讨论的叙述比实际发生的更加流畅。当特拉叙马库斯在336b闯入苏格拉底与波勒马库斯的对话时，苏格拉底提到他已经数次想要闯入讨论，但是被其他人阻止了，他们想要听完苏格拉底对波勒马库斯的提问。在350d，苏格拉底提到了特拉叙马库斯的脸红，并提醒叙事对象，特拉叙马库斯在之前整个论证中表现出来的顽抗态度，他如何没有“用我这里所说的简单方式”表示同意。

苏格拉底的编辑加工在《理想国》的第一卷确实很能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也有那些注意到编辑加工痕迹的学者 没有看到的东西。只有在第一卷才有这种引人注目的提示，而后面几卷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当然，苏格拉底会继续提到他私下的想法，但是这些说法并不意味着叙述性的全知，它们也不意味着在“实际”事件的时间顺序与它们被叙述出来的顺序之间有所区别。此外，苏格拉底在第一卷中的编辑加工也几乎完全集中在他和特拉叙马库斯的谈话上，同时特拉叙马库斯也是唯一一个行为举止在苏格拉底私下的评价中受到非难的对话者。 特拉叙马库斯指控苏格拉底以反讽的态度对待他（337a）；而苏格拉底对叙事对象所说的私下想法表明，特拉叙马库斯说的不无道理。

在第一卷中苏格拉底的这两个特点——一个是他热衷于编辑加工，另一个是他的反讽——彼此联系在一起。而这个联系将我们带到一个阐释《理想国》时经常会讨论到的主题，这个主题直接与这篇文章开头提到的在“苏格拉底对话”中那个审慎的、掌控局面的和反讽的苏格拉底，与《理想国》之中不那么具有控制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对比。这个主题就是在《理想国》第一卷与后面几卷之间的对比。当然，即便我们认为《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整体而言不那么具有控制性，也还是必须承认，《理想国》呈现了在一个自信、反讽的苏格拉底和一个不那么具有控制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对比。

第一卷中的苏格拉底是我们在“苏格拉底对话”中熟悉的那个苏格拉底，他检验对话者，发现他们缺少知识。和那些对话一样，第一卷以难题告终，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同时，与那些对话一样，苏格拉底对谈话表现出了一种反讽的姿态。 所有这些在接下来的几卷里发生了变化。在第二卷的开始，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在对话中要做的事情似乎已经结束了。而事实上，是那个控制谈话的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要做的事情结束了。因此，那个喜欢编辑加工的苏格拉底，也就是叙述中明显的控制者，要做的事情结束了。

有一些柏拉图学者在《理想国》第一卷和其余各卷的对比之中，发现了学说上的重要暗示。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之前提到的三种立场，他们都认为苏格拉底用严格的理智能力牢牢控制着《理想国》的整个论证。在那些强调柏拉图的理念论带来了巨大差别的学者中，有些人认为第一卷是向那个爱提问的苏格拉底告别，从而转向第二至十卷中建设性的理论，因此为柏拉图哲学思想中一个更加教条化和系统化的阶段（或者进路）做出了贡献。 另两种立场（图宾根学派和施特劳斯传统），没有从第一卷和其他各卷的对比中直接得出学说上的结果。他们都强调不同的对话者之间的对比，从而间接地强化他们对柏拉图的看法。施莱扎克关注第一卷中特拉叙马库斯的敌意，与其余几卷中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的善意，由此指出苏格拉底虽然对那些善意的对话者没有以反讽相待，但也并未知无不言，由此支持他关于柏拉图给“未成文学说”的传播施加限制的整体论题。 施特劳斯也认为苏格拉底对待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这样的雅典绅士，与对待第一卷中出现的外邦人方式不同。但是施特劳斯强调，这只是一个策略，它让我们怀疑苏格拉底提出的关于理想城邦的很多建议，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是否反映了他真诚的看法。

我的读者或许已经做好准备接受与这三种立场不同的理解第一卷与后面几卷差别的进路，我的进路关注柏拉图作为这部作品作者的任务，尤其是他创作一部史诗规模的苏格拉底对话时作家的任务。与上面三种立场中的第一种不同，我不认为在这个对比里面有学说上的暗示；与第二和第三种不同，我的关注点不是苏格拉底这个人物的策略，而是柏拉图——苏格拉底这个人物的作者——的策略。

要理解柏拉图的策略，我们最好是从苏格拉底在第一卷中使用的辩证法与后面几卷中的辩证法的差别入手。我这里说的“辩证法”是指通过问答构建论证的技巧，这是学园哲学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之后在《论题篇》（Topics）中将这些规则形式化。在亚里士多德描写的正式竞赛中，提问者从回答者之前接受的论题出发构建反驳，而回答者则要为这个论题进行辩护。为了保证回答者做出必要的让步，提问者要隐藏论证的进展，选择一系列间接和曲折的道路达到结论（《论题篇》155b29—157a7）。

这种质询式的（inquisitorial）辩证法与“苏格拉底对话”中苏格拉底的普遍做法一致，也和《理想国》第一卷中的做法一致。 比如苏格拉底对波勒马库斯的询问。苏格拉底的第一步是将波勒马库斯引用的诗人西蒙尼德的道德命令转换成正义的形式定义，从而给波勒马库斯这个回答者一个恰当的论题进行辩护。当达到了“正义是给每个人应得的”这个中间定义之后，苏格拉底改变了立场：

“天啊”，我说，“设想一个人问他：‘西蒙尼德，给予谁又给予什么应得的东西，可以让某种技艺被称为医学呢？’你认为他会如何回答？”（332c）

在提问正义之前，他还对厨艺问了相同的问题。

注疏者们注意到，苏格拉底在这个假想的问题中悄然引入了正义是某种技艺的预设，这个预设争议很大，正是它成为苏格拉底最终驳倒波勒马库斯的关键。但是注疏者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策略恰恰是亚里士多德向辩证法的操练者推荐的那种间接性的很好例子。

这个悄然的引入是“诱使对手接受某个说法，而关于它我们有充分的资源去加以攻击”，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智者的策略”（《论题篇》111b32—33）。在苏格拉底诱使波勒马库斯将正义定义为某种技艺之后，就给他的反驳敞开了大门，因为他非常熟悉在技艺领域会产生什么样的困难。 他用来掩盖正义是某种技艺的那些例子是“通过相似性得到答案”的很好例证。亚里士多德基于两个理由推荐这种技巧：它容易让人相信，同时使得“普遍结论更容易被接受”（《论题篇》156b10—11）。当正义在一系列类比的第三位出现时，波勒马库斯就更难反对将正义看作某种技艺了，肯定比苏格拉底一开始就直接问出这个问题要难得多。至于那个普遍结论，即所有的技艺都要给对象应得的东西，苏格拉底根本无须明确说出。

限于篇幅，我们不再列举发生在苏格拉底与波勒马库斯论辩过程中亚里士多德式的技巧。但是这种考察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就是为了赢得论辩。他想要让波勒马库斯坚决主张伤害敌人是帮助朋友自然而然的对立物，这一点看起来是这个年轻人走向失败前最后的骄傲（比较332a—b与334b，335e—336a）。苏格拉底毫不犹豫地运用辩证法的技巧，从而保证波勒马库斯会失败，因为要想教育波勒马库斯，就首先要磨炼他。

当然，在苏格拉底与波勒马库斯之间这种质询式的辩证法，不管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有多少共同之处，毕竟不是《论题篇》第八卷讲的那种在裁判面前按照严格规则进行的正式竞赛。在质询式的辩证法中，苏格拉底给波勒马库斯以及其他对话者提出了比亚里士多德的规则允许的更多的开放性问题。但这只是说明柏拉图认为正式的辩证法“辩论会”［moot，这是赖尔（Ryle）用的词］读起来会非常无聊。 这里的不一致也并不能够说明我们不能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进行比较。 苏格拉底是一个超级提问者，他不需要时间准备，就能给回答者提供最终会吊死他们的绳索，用他高超的即兴能力去对付任何回答。他与学校教授的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就像福尔摩斯与刚入行的侦探之间的关系，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听众不想在虚构的故事中听到乏味的现实。

在第二至十卷的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面前，苏格拉底也没有突然失去他在惊讶和反对面前即兴讲话的能力；但他不再是为了胜过谈话对手而即兴讲话。 这里再次比较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在正式的辩证法演练中，回答者并不是用自己的论证捍卫他的论题（虽然他也可以从一些角度质疑提问者），他要努力不去同意他认为提问者试图让他同意的东西。而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所处的情况则相当不同。虽然他们选择去捍卫一个苏格拉底想要驳倒的论题（也就是正义没有好处），但是他们做出的全部捍卫就是以魔鬼代言人的身份发表长篇讲话，同时明确将他们自己与这个立场脱离关系。事实上，他们说，他们捍卫这个论题仅仅是因为他们热切地想要看到苏格拉底驳倒它（358c—d，367a—b）。从那一刻开始，同意苏格拉底试图让他们同意的东西恰恰是他们所希望的。

为了回应他们的这个希望，第二至十卷中的苏格拉底变得比第一卷更加循循善诱，也更公开地进行探究。 虽然他依然在提出问题，虽然在任何时候，即便是在直接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他也要等待对话者的同意才继续前进，但是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是苏格拉底的跟随者，加入他的探究，而不再是一个想要坚持己见的回答者。他们会说，“我们跟着呢，继续说下去”（当苏格拉底请他们跟着自己前进到下一个主题时，445c），或者问“下一步干什么”（484b）；他们甚至戏谑地模仿问答法：“当然，我和你想的一样”（500a）；“你知道僭主的生活比君王的生活要少多少快乐吗？”“你只要告诉我，我就知道了”（587b）；“那么听着，或者回答”，“请问吧”（595c）。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也能够提出激烈的反对，甚至让讨论严重偏离之前的道路。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离题，那是因为苏格拉底不再需要牢牢地控制他的回答者，这种控制只有在一个人总是试图反对他们的共识时才有必要。

虽然看起来有些悖论的意味，但是当苏格拉底从第一卷质询式的辩证法转换到第二至十卷教育探究式的辩证法之后，他不是变得更加权威，而是变得更少权威性了。这与他明确声称的不确定性无关，而只是延续了我们从质询式的对话中早已熟悉的苏格拉底的无知。 大段的论证和解释，在其中苏格拉底似乎完全清楚自己要走向何处（比如他阐明太阳、线段、洞穴的类比，或者面对第五卷提出的“三个浪潮”，或者在第九卷论证“三个失败”），但这些都不会影响到这一点。苏格拉底变得不那么具有权威性，这表现在他不再对对话者隐藏自己的论证步骤。当然，他在一些地方也并没有知无不言，他让对话者学到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反对能够从他那里抽取出多少东西；但是他并没有在暗中控制他们。

在暗中控制这部对话的参与者毋宁说是苏格拉底的作者要努力实现的。是柏拉图而非苏格拉底，用严格的理智能力控制着讨论的进展；他的控制是暗中进行的，因为只有当读者在戏剧场景背后问，柏拉图让他笔下的人物说特定的话是要干什么时，这种控制才有所显现。（我们在考虑第三卷中苏格拉底的叙述分类学时看到了这一点。）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到底是第一卷中那个掌控局面的质询者，还是之后几卷中被抗议的风浪推来搡去的英雄，对于柏拉图这个作者来讲并没有差别，对我们读者来讲也应该没有差别。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相同的暗中使用的手段将柏拉图作品的意义展示给我们。

但是，柏拉图构造一部像《理想国》这样规模巨大的对话时能否成功，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描述理想城邦及其哲人王的时候，他是否能够使用不同于质询式辩证法的方法，以及是否能够使用不同类型的对话者。《高尔吉亚》或许代表了柏拉图创作一部采用质询式辩证法结构，又能产生正面效果的对话的极限。他用来构建它的那种错综复杂的，既有建设性的讲辞又有破坏性的质询的技法，在我们看来可能比《理想国》要零碎很多。放松苏格拉底作为剧中人物的控制力，是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可以增加柏拉图这个作者所能控制的材料的范围。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没有让苏格拉底采用亚里士多德推荐给充满渴望的辩证法家的那种采取间接、迂回的方式达到一个事先确定的目的地的方法，而是让自己抽身出来，沿着枝节丛生的、迂回的大规模叙事结构走了下去。 FZgR3K5tOGASqxxt5qij9oEDlBvZ6RiX4B+QmnmN1VvLpxhuOVudb9KweDyxY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