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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体现出来的那种乌托邦主义理论性太强，因而不能被称为圣战般的（crusading），但它毕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以某种特别的作家式方式表现出来。下面的内容就是要解释和确证这些说法。
我会将目光集中在始于第五卷的论证上，苏格拉底的对话伙伴要求他更详细地论述一个他们感到之前讨论不足的问题：护卫者的家庭生活应该是共同的。这个论证贯穿第五卷和第六卷的大部分，它的最终结论是，为理想城邦构想出来的社会结构假如能够实现的话，确实是最理想的，而且它的实现虽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502c）。
苏格拉底很早就引入了在构想的最优性与可行性之间的区分，但是这个区分随后将他置于某种尴尬的境地，为了应付听众的要求，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构想既是为了最好的结果，又是可能的。苏格拉底在450c做出了这个区分。他预见到自己即将提出的关于护卫者共同生活的构想会遭到反对，于是将可能的反对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可行性的怀疑，另一类是对于假如真能实现是不是最优结果的怀疑。
苏格拉底的区分似乎暗示他会不偏不倚地处理这两种怀疑，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接下来的长篇论证中，柏拉图在让苏格拉底表明美丽城为什么是最好的城邦方面花费的精力，远远大于表明它是否以及如何可能实现。这一点似乎反对我的主张——柏拉图持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主义。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事实上它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在苏格拉底所谓的三个“浪潮”中的第一个，他花在讨论改革是否可能上的时间确实比是否为了最好的结果更多。但是我们要注意他是如何研究可能性问题的（452e—456c）。在论证的这个部分，他没有考虑用什么手段可以让女性也成为护卫者，也没有考虑事实上是否有什么可行的手段。他这样来解释这个构想是否可能的问题：女性的自然（或本性）是否能够和男性一起分担所有工作，或者一些工作，或者没有任何工作？［ei dynataēou（是否可能）的问题变成了ei dynatē physis hē anthrōpinē hē thēleia…（女性的自然是否可能）的问题，452e—453a。］苏格拉底令人满意地证明了女性确实能够和男性分担所有工作——当然也包括护卫者的工作——他这样总结道：因此我们毕竟不是在对不可能的东西立法，因为我们订立的法律是符合自然的（456c）。之后他又补充说：事实上反而是我们社会中女性目前的状况，也就是与我们提出的法律相反的状况，才是违背自然的。
这样看来，苏格拉底关于这项改革可能性的论证就与是否可以将其实现无关。他论证的毋宁说是这一改革并非荒诞不经，不管它在那些不能超越习俗的局限思考问题的人看来有多么可笑（452a—d）。从更积极的方面看，他论证的是这项改革很有意义。这个构想很可能要面对充满嘲讽的敌意，不管作为一个可能事件它的可能性有多低，但是作为一个观念它至少是合乎情理的。它是符合自然的，恰当地运用了女性的自然禀赋（455d—e），但这本身并不构成认为它很容易付诸实施的理由。这一点在苏格拉底指出女性在社会中的当前状况违背自然时表现得非常清楚。很显然，某种违背自然的状况很可能是现实中流行的状况。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实现苏格拉底的构想，那肯定不是因为这个构想符合自然，而是在论证可能性之前提到的那个过程。他指出不久以前，希腊人还认为男人像外国人那样赤身露体地锻炼非常可笑。但是经验表明了这一实践的优点，于是人们最终忘掉了他们的羞耻感（452c—d）。在女性为了战争接受裸体训练的问题上，我们也可以预见到同样的情况（457a）。但是当苏格拉底宣称他的改革既非不可能也非单纯幻想（euchais homoia，456c）时，他想的并非这样的结果。对可能性的论证仅仅在于让这个观念显得合乎情理。
结果就是，即便当苏格拉底论证第一个浪潮的可能性时，他的要旨也还是劝导性的。他的论证并不局限于考虑什么能够实现，而是提出什么应该实现。他坚称没有任何人类禀赋只局限于某一个性别（455d）；有一些女性完全能够成为护卫者（456a）；只有选择那些拥有必需的禀赋，适合从事某项工作的女性从事该项工作才是合乎情理的（456d），毕竟我们的城邦所依据的原则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做适合本性的事情（453b）。这些是苏格拉底提出的考虑。甚至在他开始论证的第二部分之前，也就是论证他的构想同时也是为了最好的结果之前，苏格拉底还在标榜这项改革的好处。论证的第二部分只是增加了某种形式化的考虑：对城邦来说最好让女性和男性达到他们的最好状态，而如果我们教育适当的女性成为护卫者，与男性并肩战斗，那么就能够实现这种状态（456e）。但正是在论证的第一部分，苏格拉底提出要这样教育女性。
然而在改革的第二和第三个浪潮中，一种不同的可能性概念进入了讨论。苏格拉底似乎不再满足于仅仅证明他的改革不是荒谬的或空想的，而是准备好直面在第一个浪潮中绕开的东西，他似乎准备好具体说明将理想变成现实的手段，并评价这个结果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他似乎准备好在他的乌托邦主义中注入某种实际性。
这个转变出现在第二个浪潮的最开始。苏格拉底提议护卫者中的两性不能在家中成双结对，他们的性生活和子女都必须是公共的，子女不认识父母，父母也不认识子女。他宣称这个改革与第一个浪潮协调一致，也和他们之前对护卫者社会生活的描绘协调一致。事实上，他甚至宣称这项改革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在他看来怀疑只可能来自它的可能性（457d）。苏格拉底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毕竟在第一个浪潮的开始处，大家就同意护卫者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应该延续护卫者与狗之间的类比（451c），而他现在所建议的护卫者共同的性生活以及与子女的关系正是遵循狗群的模式。不管怎样，他提出了对当前两性和家庭习俗的极端改革，因此格劳孔适时地要求苏格拉底讨论两个问题，不仅是可能性的问题，还有好处的问题。
正是在这里，可能性的概念发生了转变。这个转变出现在苏格拉底改变论述顺序之时。假如依然按照第一个浪潮的模式，苏格拉底就要首先讨论可能性，之后讨论好处。但是他在此请求将顺序反转过来，他将自己的做法比作懒惰的空想家不去“考虑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这些人不去费力“发现使他们的渴望成为现实的手段”，而只是“假设他们渴望的情景已经实现了，进而去安排它的细节，并享受想象这些情景的乐趣”（458a）。
空想家不去努力弄清他的梦想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他所逃避的不只是证明他的梦想仅仅是一种可能性，那个梦想如何变成现实的具体细节在他看来完全无关，他也拒绝予以考虑。这就是我们称某人是空想家的意思——他非常不切实际。这显然是苏格拉底在上面描述的人，他的结论是，那些习惯于空想的人“使他们已然懒惰的灵魂更加懒惰”。
但是苏格拉底许诺只当一个暂时的空想家。他只是将可能性的问题留到之后讨论，而不像真正的空想家那样斥之为完全无关（458b）。当他最终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的任务就不像之前那样在于让他的改革免受荒谬性的指控，而是要解释哪些具体的手段可以将这些改革变成现实。
苏格拉底正是这样看待他的任务的，这一点从他总结改革的第二个浪潮是为了最好的结果时所说的话可以看得更清楚，就在他宣称要证明其可能性之前（466c—d）。苏格拉底提到的不仅是改革的第二个浪潮，即护卫者共同的性生活和子女抚养，他的结论涉及共同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性生活和子女的抚养，而且包括他们共同承担起的保护城邦居民的护卫任务，以及保卫城邦对抗敌人的共同军事活动，就像公狗和母狗一起保护狗群、一起捕猎。也就是说，他的结论——这些共同活动是为了最好的结果——将改革的第一和第二个浪潮结合了起来。此外，他还回顾了这些活动“并不违背女性与男性关系的自然，不违背这两个性别恰当分工的自然方式”。这显然是他在证明第一个浪潮的可能性时所诉诸的考虑。
但是我们看苏格拉底接下来说了什么：“那么对我们来说剩下的就是要决定，在人类中实现这种分工事实上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就像在其他动物中那样。”这样看来，当前两个浪潮合并到一起时，原来足以证明第一个浪潮可能性的考虑就不再充分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在讨论改革的第二个浪潮时，苏格拉底不再能够论证这项改革是依据自然的，至少如果不做出某种特别的辩护他就不能这样论证。因此用这种方式证明第二个浪潮可能性的道路就被阻断了。当男女护卫者共同生活在一起时，自然的事情毕竟是发生性关系，就像在狗群中那样。正如苏格拉底说的，年轻的护卫者会受到“内在必然性”（anankēs…tēs emphytou，458d）的驱使。贯穿第二个浪潮始终，苏格拉底诉诸的都是与狗类比的一个不同方面：不是与公狗和母狗的自然行为进行类比，而是与饲养纯种动物的人通过技艺操纵自然进行类比（尤其参见459a—c）。护卫者不允许去做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是如果现在不能诉诸依据自然的东西，苏格拉底必然感到自己终将被迫揭示他心目中的理想城邦是由哲学家统治的。我们即将看到，苏格拉底相信除非哲学家拥有至高的政治权力，否则理想城邦中的其他要素都不可能各归其位。对自然的诉求被阻断之后，如果想要令人满意地讨论可能性的问题，就必然要将这个观念公开出来。苏格拉底之后承认他看到了这个问题的迫近，并努力拖延，因为他意识到了这一观念的悖论和困难（472a，473e—474a）。
拖延的一个方法就是请求并征得同意，在第二个浪潮中将论证的顺序反转，将好处的问题置于可能性之前。但是，既然第二个浪潮的好处已经得到了证明，苏格拉底似乎也就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了。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个方法继续拖延。
让我们先回到466d，在那里苏格拉底称剩下的任务就是要表明，包括在第一和第二个浪潮中的改革是可能的，以及如何可能。格劳孔热切地回答说：“你说了我们正要说的话。”但是苏格拉底之后是否开始了这个剩下的任务呢？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说：“毕竟，关于进行战争的事，我认为他们会怎么做是非常显然的。”
不管这个说法在我们看来多么意外，它并非无中生有：苏格拉底毕竟没有像他处理护卫者的性生活和子女抚养那样详细讨论护卫者如何共同作战。说他们的作战方式非常显然，苏格拉底的意思可能是护卫者的作战方式很显然应该遵循已经谈论过的性生活和子女抚养的方式。换句话说，他的说法可以被理解为解释为什么不继续讨论护卫者作战的细节问题，而是直接讨论可能性的问题。但是格劳孔落入了圈套。当苏格拉底称护卫者如何作战很显然时，格劳孔没有回答：“是的，我看确实非常显然”；而是说：“他们将会怎样呢？”于是苏格拉底逃脱了，他又用了好几页的篇幅进行论述，并且远远超出了女性护卫者和孩子如何参与作战的问题，而是变成了关于如何恰当进行战争的论述，沿着泛希腊化（Panhellenic）的方向改革，柏拉图在写作这几页的时候脑子里似乎想着他的竞争对手伊索克拉底。
因此我们不用奇怪，格劳孔最后有些恼怒地插话进来，要求苏格拉底将对这个想象出来的城邦的所有溢美之词都放到一边，转而说服听众这样的城邦有可能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471c—472b）。柏拉图的读者们很可能感到，从现在起《理想国》终于要成为未来乌托邦分子的行动指南了。他们的这种感觉甚至还得到了苏格拉底的鼓励，因为他评价了至此进行的讨论，并在这种讨论和现在将要开始的讨论之间进行对比。他说，我们之前一直是在言辞中构建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城邦，就像画家在描绘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美丽之人（472d）。多少带有些辩护的味道，苏格拉底指出即使这个画家不能表明他画的人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也不能因此贬低这个画家作为艺术家的成就。与此类似，他们至此进行的讨论的价值也不会因为不能证明这个城邦可以在现实中建立起来而有所减损。但不管怎样，为了格劳孔，苏格拉底现在许诺尝试证明“到底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这是最有可能的”。
苏格拉底的宣告让我们为一些实际的措施和对这些措施的详细讨论做好了准备。但这却并不是我们得到的。柏拉图在这里经过巧妙的计划，让苏格拉底将哲学家统治的论题作为单独的主题——改革的第三个浪潮。他这样做大概是因为那本身是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论题，事实上，他说这是三个浪潮中最大和最困难的一个（472a）。但是结果却很奇怪。我们要记住，哲学家应该统治的构想意在解释前两个改革浪潮如何成为现实。换句话说，它意在完成苏格拉底在前两个浪潮中给自己定下的两个任务中的一个，这两个任务是证明改革是为了最好的结果以及它是可能的。但是将它说成是一个新的和单独的改革浪潮，那么它本身就像前两个浪潮一样需要这两种证明。苏格拉底将要证明哲学家的统治是为了最好的结果，并且不是不可能的。在接下来的几页中，强调的重点再次落在了证明这项改革是为了最好的结果，只有非常宝贵的少量时间花在表明它的可能性上。而花在表明哲学家的统治如何能够实现前两个浪潮中的改革或某种近似情况上的时间则更少。苏格拉底将几乎全部精力都花在了解释他所说的哲学家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让这样的人统治对城邦来说最好上。
让哲学家统治成为其他改革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还有另一个有趣的结果，我们可以抛开哲学家统治这个独立的改革浪潮来单独考虑这一结果。哲学家统治是美丽城的一个特征，是其政体的组成部分，就像护卫者共同作战和共同组成家庭，或者只允许他们拥有共同财产一样，也是这个城邦政体的组成部分。说这个特征是其他特征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是什么意思呢？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说，“亲爱的格劳孔，城邦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人类所遭受的苦难不会结束，除非女性被允许完全分担统治工作”，或者同时说，“……苦难不会结束，除非不允许统治等级的成员拥有私人财产”呢？
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虽然缺少这些特征的城邦也不是理想的正义城邦，但是仅仅促成其他的改革并不能实现美丽城，而只有哲学的统治能够完成它。可这句话反过来说却可以成立，至少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他声称让哲学家来统治，或者将现有的统治者变成真正的哲学家，那么其他的就会继之而来。哲学家的统治不仅是这个城邦的特征之一，更是给其他特征解锁的钥匙。
但是如果哲学的统治是这样一把钥匙，那么为了表明美丽城能够实现以及如何实现，我们就只需要表明政治权力能够，以及如何被赋予哲学家。特别是，这样一来苏格拉底就不需要首先详细论述美丽城是什么样的，之后再问：考虑到美丽城的特征，需要哪些外部条件才能实现这个城邦？他将美丽城的一个内部特征变成了其他特征可行性的钥匙，之后关注能够实现这个核心特征的条件。
苏格拉底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条件中的一点上：如果哲学家要拥有政治权威，这个权威必须是自愿赋予他们的，而不是他们攫取的，将权威赋予他们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而不是因为，比如说，他们碰巧已经成为了统治者。苏格拉底明确说，即便是现有的统治者转向了哲学，如果想要确保人们自愿服从美丽城的法律，他也必须要赢得城邦的支持（502b）。苏格拉底所设想的哲人王不是独裁者，即便是出于哲学的缘故。
如果考虑从苏格拉底提出哲学家应该统治的构想，到他总结哲学统治以及按照美丽城的范本构建起的城邦既是最好的政治道路也并非不可能这部分的论证（502c），我们会看到，它的构成几乎完全是苏格拉底在尝试说服那些可能敌视哲学统治的人，接受哲学的统治实际上非常好。格劳孔对于473d提出的最初构想的反应是，想象一群愤怒的民众，抄起手边的任何武器，冲向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却只有言辞可以保卫自己。苏格拉底则想象自己在格劳孔的帮助下，通过说服纠正他们的误解，告诉他们哲学家的真正本性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474a—b）。
想象中的非哲学家，也就是爱意见而非爱智慧的人，也正是第五卷结尾处将他这样的人与真正的哲学家区分开来的那个论证的听众（476d—e）。从第六卷开始，对哲学家本质的赞美并没有明确针对一群怀有敌意的听众，而是进行得非常顺利，没有遇到来自格劳孔的任何反抗（485a—487a），但是随着阿德曼图斯的插入，敌对的气氛突然回到了对话之中。他抗议说这些论证听起来都非常好，但是如果考虑到社会实际的状况，我们就会看到大多数自称哲学家的人要么是些古怪的家伙，要么是些十足的恶棍，即便是实践哲学的人中最好的，也因为这种实践而变得对城邦毫无用处（487b—d）。苏格拉底论证的余下部分就是对这个抗议做出回应，他并没有直接针对阿德曼图斯，而是针对想象中如此看待哲学家的公众。
但是在这里，苏格拉底没有像第五卷结尾那样采用抽象的形而上学方式，将哲学家与爱意见者区别开来，而是生动和详细地描绘了那些自称哲学家的人身处其中的社会场景。这一次他的目的是将哲学家与那些假装拥有哲学家的名号但实际上缺乏哲学本性的人区别开，同时解释为什么真正的哲学家在社会中没有得到恰当的利用。
事实上，苏格拉底在第三个浪潮中为哲学家提出的论证与第一个浪潮中为女性提出的论证如出一辙。在第一个浪潮中，他论证在女性的自然本性中没有什么妨碍合适的人成为统治者，但是当前的社会状况没有恰当利用她们的自然禀赋，因而违背了自然。所谓适合的女性当然是拥有哲学本性的那些（456a）。而在第三个浪潮中，他论证哲学的本性远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不适合统治，而是完全能够胜任统治，事实上也应该承担起那项任务。
在他的论证中，对自然的诉求非常突出。苏格拉底告诉我们他要将哲学家真正的本性表现出来（485a），这种本性与最好的东西类似（501d），使哲学家不仅适合从事哲学，而且适合在城邦中统治（474c）。在女性问题上，苏格拉底从她们作为女性的本性论证到她们作为统治者的能力，而现在他将同样的论证用在了哲学家身上［比较453a的dynatē（能够，阴性第一格单数）和484b的dynatoi（能够，阳性第一格复数）］。
对哲学家来说，相似之处还在于当前的社会状况违背了自然。苏格拉底在489b说，不要因为哲学家对社会毫无用处就指责他们，而是要指责社会没有利用哲学家。他解释道，舵手请求水手让自己统治他们，或者医生去找寻病人，而非相反，“是不自然的”（ou gar echei physin）。社会限制了女性的机会，然后指责她们除了家庭之外毫无用处，而不是指责社会本身造成了这种状况；与此相似，社会没有认识到哲学与政治生活的相关性，然后指责哲学家在社会上处于边缘位置，而不是指责社会本身将哲学家边缘化了。（我们还应该注意，苏格拉底在491d—492a使用了好种子落入不适合的土壤，在不适合的环境中成长这个比喻，来解释在当时的社会中，为什么是哲学家而不是那些禀赋不如他们的人更容易变坏。）
在此我们应该回忆一下，在第一个浪潮中，这个改革的可能性与它是为了最好的结果这两个论证相互融合。即便当苏格拉底表面看来只是在论证女性参与统治的可能性时，他也同时指出这种参与是很好的。他对可能性的论证实际上是对合乎情理的论证，意在表明这个改革很有意义。相形之下他随后提出的，这项改革是为了最好的结果的论证看起来反而非常单薄和流于形式。
在第三个浪潮中也有相同的融合，不过是沿着相反的方向。这个论证的大部分用于表明哲学家的统治是为了最好的结果，而接下来对哲学统治可能性的论证却显得单薄和流于形式。苏格拉底仅仅满足于指出，统治者的儿子有可能生来就拥有哲学的本质，可以避免那个本质被社会腐蚀，可以说服人民在改革的道路上追随他，至少不是不可能的，不管我们如何看待所有的历史，如何看待之前和之后的所有统治者（502a—c）。
苏格拉底曾对格劳孔说，他会专注于实现美丽城的那些实际性的细节，但是他最终怎么会仅仅满足于如此模糊的希望呢？在我看来的原因是，即便当他论证哲学家的统治是为了最好的结果时（502c），他也总是在通过某种方式论证哲学家的统治拥有切实的可能性。这与他论证女性参与统治拥有切实的可能性方式相同：他说服一群心存怀疑的听众相信，如果恰当理解，那么这个观点就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美丽城或某种接近它的城邦，只有当哲学家进行改革之后才能成为现实，因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握和追求体现在美丽城中的正义理想（484c—d，500c，519c）。哲人王拥有能够实现美丽城的实践手段。但是有什么实践手段能够让哲人王成为现实呢，尤其是考虑到社会整体对哲学怀有敌意？对于一个选择只用言辞作为武器的人来说应该怎么做呢？答案是：他会尽可能有说服力地论证哲学对社会的价值和哲学家有权获得政治权威。他会颂扬哲人王。他会致力于描绘出能够想象的最美之人，“在绘画中表现出需要表现的每个细节”（472d），这样就会让他的描绘尽可能有说服力，也就是尽他所能让哲人王显得合乎情理。之后他要将自己的艺术作品分发给大众，这样就可以达及有权势者。这样做他就采取了实践手段使哲人王成为现实。
在我看来，这就是柏拉图的乌托邦主义。我称之为“作家式的”乌托邦主义，意思并不是说柏拉图仅仅满足于用有说服力的方式写下关于美丽城的内容，而不管它是否能在地上实现；而是说柏拉图将他写下来的关于美丽城的内容本身看作促使美丽城在地上实现的有效贡献。
让我们回到那个画出了具有典范意义的美丽之人的画家的类比。它类比了苏格拉底在那之前所承担的任务——在言辞中构建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城邦。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画家的成就并不在于能够证明如此美丽的人存在于现实之中。这样的证明与他的艺术完全无关。苏格拉底说，如果他的画表现了应有的细节，就是有说服力的。理性的观看者不会要求艺术家制造一个活生生的、能呼吸的模型。
但柏拉图这位艺术家并没有用这种精神来理解自己作为作家的成就。当然，他让苏格拉底坚持，美丽城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城邦，对它的论述不管能否表明这个城邦可以存在于现实之中，都不会影响这个论述的价值。但是柏拉图没有让苏格拉底就此停住，而是让他继续表明美丽城如何能够实现，苏格拉底说这是为了格劳孔的缘故。但是柏拉图是为了谁或什么才承担起这个任务呢？与画家的对比给了我们答案。柏拉图在写作《理想国》时制造出的艺术作品不仅意在描绘美，也就是美丽城的美，而且意在获得在这个世界中的实践效果。柏拉图的艺术作品意在给世界增添的美，不是像那个画家一样，仅仅是艺术作品本身的美。柏拉图也希望尽其所能让世界因为实际的美丽城，或者某个接近它的东西的美而受益。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柏拉图并没有用我们预期的方式完成这个任务。他没有让苏格拉底给出详尽的指导，告诉我们一个热切的改革者会如何开始构建美丽城。他几乎省去了所有这类细节，不管是首先如何让哲学家获得权力，还是之后哲学家如何开始改革城邦。将十岁以上的人送到乡下这个尽人皆知的建议是主要的例外，虽然在501a有所预见，但是当它在第七卷结尾（541a）被明确提出时，却仅仅被一笔带过。与此不同，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在一块很大的画布上，用极其丰富的细节描绘了具有典范意义的美丽之人，也就是要成为统治者的哲学家（497a）。换句话说，柏拉图让苏格拉底用与之前相同的方式进行论证，宣扬他提出的改革的好处，而不是指出实现它们的实践手段。
即便在论证中这不是一个令人不满的转变，读者也应该问：哲人王如果仅仅在讨论中得到善意的描绘，柏拉图怎么能就此认为他用实际的方式促进了哲学家获得权力，并由此促进了美丽城的实现（正如讨论中的这个转变暗示他想要做的）？一旦提出了这个问题，问题本身大体上也就可以做出回答了。用善意描绘哲学家，让那个描绘显得很有说服力，同时如果那个描绘能够成为一部在有影响力的圈子里流传的作品的顶点，那么这个描绘本身就增加了哲学家有朝一日进行统治的机会。如果能说服足够多有影响力的人相信这个看法是好的，那么这个看法也就很可能会流行开来。
这就是柏拉图为什么没有写出用什么实践手段能够让哲学家获得权力，也就是说没有让这些手段成为笔下人物讨论的话题。他没有写关于它们的内容是因为在他人生的这个时刻，他最关心的实践手段正是写作本身，不是写下用什么实践手段才能让哲学家获得权力，而仅仅是写下为什么让哲学家获得权力是好的。
在评价柏拉图的意图时，重要的是理解苏格拉底在戏剧场景中的动机与写作那个场景的柏拉图作为作者的动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我不认为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替身，不认为苏格拉底作为著作中的人物，可以像柏拉图这个作者那样在场景背后对行动保持同样程度的控制。不管怎样，这种立场在《理想国》的苏格拉底那里显得格外困难，因为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总是被出乎意料的情况打断，这些打断将讨论引向苏格拉底没有预料的方向，而我们这些读者，如果回头去看，就会发现这些打断决定了这部大规模组品的整体结构。
我不是将苏格拉底当作柏拉图的替身，而是尽可能严肃地对待他说的话。苏格拉底讨论美丽城如何能够实现的理由是他公开谈到的：他这样做是为了格劳孔，因为格劳孔坚持要他这样做。而苏格拉底不情愿讨论这个主题，以及他之前极力搪塞的原因也是他公开承认的：他的论证“遮掩住了颜面”（503a），他没有泄露，他所说的护卫者都是羽翼丰满的哲学家，因为他怕激起不必要的争论，他毕竟是在克法洛斯家参加一个聚会，并且原计划要在晚饭后和朋友们外出。在讨论第三个浪潮时，苏格拉底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确证哲学家应该统治上，只是到了最后才加上了相对薄弱的说法，一个拥有哲学本质的统治者至少不是不可能带领人民走向美丽城的未来，这是因为他不得不首先对付格劳孔，之后对付阿德曼图斯充满义愤的抗议，他们抗议的都是哲学家应该拥有权力，而不管他们是否可能拥有权力；也因为假如只是局限于描绘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美好城邦，完全抛开可行性的问题，就像画家描绘具有典范意义的美丽之人那样，那么苏格拉底就会认为他的论证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样好。
但是对柏拉图来说却并非如此。阐释上的同情要求我们假设柏拉图写了他想写的作品，而不是笔下作品内在发展的囚徒。柏拉图在为哲学的统治这个有争议的观点进行辩护时没有一点不情愿，因为他很清楚这个辩护是这部著作的核心内容。柏拉图也不像笔下的苏格拉底那样，对于描绘典范城邦的价值而不去考虑其可行性那么乐观。柏拉图当然可以同意，关于美丽城的论述作为对具有典范意义的城邦的论述，不会因此失去任何价值。但是他不会认为这个论述与同时还讨论了可行性问题的论述，具有相同的价值。在书中他确实涉及了可行性的问题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相信自己已经充分地解释了，让苏格拉底带着明显的模糊性谈论可行性的问题，恰恰表明柏拉图自己是带着充分的投入（commitment）谈论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