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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剑桥大学读本科的最后一年开始专攻古典哲学的，而理由看上去非常糟糕：与那时我可以选择的其他专业（希腊和罗马文学、历史、艺术与考古、语言学）相比，古典哲学似乎最困难，最有挑战性，古典哲学的教授们也最聪明得令人敬畏。于是我没有在文学这个我已经表现出最大才能的领域继续下去，而是多少有些虚荣地渴望以最好的人为标准来衡量自己。
幸运的是，在柏拉图的作品里，我发现了一个领域，可以结合我对哲学的爱（那时已经成长得足够真切）与对文学的爱。因为柏拉图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文学家，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哲学家。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对话成为我过去很多年学术写作的焦点。
至于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我为什么将目光主要集中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上（也就是这个文集的主题），有这样一些原因。首先，对于那些在美国教书的古典哲学家来说，《理想国》是无法回避的。我们经常会被要求教授古典哲学领域的导论课程，而没有任何古典哲学的导论可以回避《理想国》。第二，在古典哲学之中，我的兴趣始终围绕着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思想，而非知识论和形而上学，因此《理想国》一直在我教授的各种课程中得到阐释。最后一个理由相当偶然：我发现了汤姆·格里菲斯（Tom Griffith）作为柏拉图译者的才华，加上剑桥大学出版社及时的兴趣，于是我们开始合作为“剑桥政治思想史文本”（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系列准备一个《理想国》的新译本，汤姆作为译者，而我作为编辑。这个工作占据了我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之后我也就完全做好了准备发表我对那部对话的思考。适逢毛里奇奥·米利奥里（Maurizio Migliori）教授邀请我到马切拉塔大学（University of Macerata）做“柏拉图讲座”（Lecturae Platonis），这给了我机会将这些思考整理成书，并在2003年出版，也就是这本文集的主体部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
在这里结集出版的还有一些更晚近的论文，其中一篇《威廉斯与城邦——灵魂类比》大体上是这本书的补充，而其他几篇则处理了《理想国》中的不同主题，它们或者没有在书中讨论到（厄尔神话和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作为戏剧人物的使用），或者在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柏拉图的乌托邦主义）。最后一部分集中了我关于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作品，包括讨论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中对《理想国》的阐释，以及两篇针对有施特劳斯趣味的学者的书评。
我听说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近来在中国非常流行。我很高兴这个文集可以包括我那几年对施特劳斯著作的关注，这是在我完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之前几年里的一个特征。但是我想要在这里多说几句施特劳斯对我思考的影响，从而让读者们清楚它的界限何在。
201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国际柏拉图大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Platonicum）上，马里奥·维盖蒂（Mario Vegetti）教授发表了题为《〈理想国〉如何以及为什么变成非政治的？》的主题演讲。
在演讲中他质疑施特劳斯和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因为他们消除了《理想国》中的政治维度。维盖蒂说，对这两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个人对哲学的追求以及个人灵魂的内在秩序，而非社会层面的进步。根据维盖蒂的说法，施特劳斯将《理想国》变成了一部积极的反政治作品，在其中对社会乌托邦式的改造工程被说成是不可能的规划，因为它们与人性相悖；而沃格林将《理想国》中的政治维度仅仅还原成灵魂内在秩序的隐喻。维盖蒂在施特劳斯和沃格林那里发现了更晚出现的对《理想国》去政治化阐释的先声，这个晚近的代表就是茱莉亚·安纳斯（Julia Annas）《柏拉图主义伦理学，旧与新》
的第四章，她将对美丽城（Callipolis）的描述看作一个范本，意在激发个人的道德发展，而非社会进步。维盖蒂认为这些更晚近的阐释者，或许是在无意识地重复那些20世纪中期的保守主义思想家首先提出的论题。他也将我的名字包括进了这些晚近的阐释者之列。
将我的《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理解成一部去政治化的著作是对它的误解，是将它看作我说的对《理想国》的“理想主义”阐释，而我明确将自己的进路与这种阐释区分开来（参见“第四章的相关资料和学术背景”）。确实，那本书的主要论点是，《理想国》在不同社会结构和不同灵魂结构之间的类比仅仅是类比而已。这个类比没有因果性的含义；它没有告诉我们与某种社会相应的个人是否在那个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城邦与灵魂的类比虽然几乎是我那本书关注的唯一问题，但它绝非《理想国》唯一的政治关切。在《理想国》第五至第七卷中揭示的政治维度远远超出了城邦与灵魂的类比，并且让阐释者们可以像我一样，认为那个类比不多不少就是一个类比，同时柏拉图在美丽城中的构想确实是他政治改革的理想。关于我将柏拉图看作政治改革者的观点，读者可以阅读本文集中的《柏拉图作家式的乌托邦主义》。
施特劳斯对于我阐释《理想国》的真正影响与维盖蒂认为的不同。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容上的，另一个是方法上的。首先我同意施特劳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沃格林），《理想国》将个人提升到社会之上。正像我在书中说的：
这并不是说《理想国》仅仅是一部道德而非政治著作，但是它确实认识到城邦不如个人强大。最好的城邦就是没有冲突、稳定、和谐，生产力保持连续的循环状态。最好的城邦会支持它的哲学等级，但是除此之外，城邦并不能进行哲学思考，只有哲学家个人可以这样做。最好的个人不仅拥有灵魂的和谐，而且可以进行哲学思考。是哲学，而非王制，才是最高的人类成就。
这绝非我在无意识地重复施特劳斯的观点，而是在我最关注他作品的那段时间里弄清楚的一个道理。
我从施特劳斯那里学到的另一个东西与上面提到的密切相关，就是即便在理想城邦中，哲学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依然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存在张力。（事实上，在《施特劳斯的柏拉图》一文中，我反对维盖蒂和其他对施特劳斯缺乏同情的作者，认为施特劳斯最想归于柏拉图的，是理想城邦的这个方面，而非实践上的不可能性。）在他的主题演讲中，维盖蒂教授提出了这样的反驳：如果《理想国》宣称，事实上正是哲学与政治的分离造成了柏拉图那个时代社会上的大多数错误，那么这部作品怎么可能暗示哲学与政治是不相容的（这是施特劳斯最具代表性的论题）呢？但是我认为，即便柏拉图确实认为社会的拯救只能通过哲学家的统治实现，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也依然有某种不相容性。哲学家，在他进行哲学思考的意义上，而不管他人生的其他方面，可以被说成是神圣的。因此，只有他能拯救人类社会，这个世界需要他的参与，但这恰恰是令人遗憾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悲剧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与政治之间的不相容性即便在理想城邦中也依然可以被感觉到。
但是，因为我坚持认为柏拉图确实将美丽城当作理想城邦，我理解《理想国》的进路最终就非常不同于施特劳斯，虽然我也将哲学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看作基础性的。与施特劳斯不同，我没有采取一种完全“反讽性”的方式去理解《理想国》，根据这种理解，美丽城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想。本书中收录的我对大卫·鲁奇尼克《美丽城》一书的评论说明了这一点。从那篇评论中，我选取了下面这句最能代表我观点的话：
如果你认为美丽城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城邦，你并没有错，你的意见是有益的；但是你也不会完全正确，除非你理解了任何城邦都是丑陋的，甚至包括最美丽的城邦。
在施特劳斯和其他遵循施特劳斯传统的著作中还展现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德性，我努力去模仿这种德性。我总是努力去关注柏拉图对话中戏剧性的情节，并考虑情节如何影响对话的论证。事实上，这是我从一开始写作关于柏拉图的作品时就有的特征，甚至在我关于柏拉图《斐德罗》（Phaedrus）的第一本书中就是这样，这个特征之后通过研究施特劳斯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磨砺。但是在我更晚近的作品中，这个特征有所转变，并区别于施特劳斯的进路：我越来越关注柏拉图作为作者与苏格拉底作为虚构人物之间的差别。
虽然之前我也意识到在柏拉图作为作者和苏格拉底作为虚构人物之间的区分，但是我没怎么利用这个区分——尽管我始终对戏剧性和修辞性的语境非常感兴趣，并留意柏拉图对话中的哲学论证如何出现在这些语境之中。那是因为我与很多持这种修辞进路的阐释者一样，倾向于将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当作所谓的“柏拉图的秘密代言人”，至少是隐含地将所有的狡计都归于苏格拉底，即便不归于苏格拉底，也要归于那个情节的作者，他总是用尽可能有利于苏格拉底的方式展开情节。这种倾向也是施特劳斯传统的典型特征（“图宾根学派”也是如此）。
虽然《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依然符合这种倾向，没有明确关注在柏拉图和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之间的这种作家式鸿沟（writerly gap），我关于厄尔神话的文章也是如此（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写于发表前的很多年），但是文集中两篇更晚近的文章展现了这种新的进路。《〈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质疑了学者们从对话第一卷与后面几卷在哲学对话方式上的转变，推论出的很多关于柏拉图学说的暗示。与他们不同，我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精心设计的转变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即柏拉图如何理解在第一次创作史诗般的哲学对话时属于作家的任务。而《柏拉图作家式的乌托邦主义》则要去理解苏格拉底在戏剧情节中的动机与柏拉图作为情节创作者的动机之间的不同，由此表明柏拉图如何认为自己令人满意地讨论了美丽城的实践性问题，这并不是通过让苏格拉底围绕这个问题做出并不充分的论证实现的，而是通过柏拉图自己这样做实现的。
最后，我很高兴地感谢刘玮教授，感谢他翻译了我的作品，让它们可以用母语与中国读者见面。我们在伯克利一同工作的时光和那些热烈的讨论依然在我记忆中栩栩如生。
G.R.F.费拉里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