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在经济和公共领域之后的第三个巨大转变，包含了“把人民发明成为”一个新的集体动因。 这些巨变所产生的形式，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当代自由民主国家里的道德秩序的理解是直线型的。我们是通过这些形式来阐述我们想象社会生活的方式。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不仅只有政治组织秩序；我们同样也属于公民社会。我们和一种经济相联系，能够寻找到通往公共领域的途径，可以在一个由独立社团而组成的世界里行动。

在18世纪末之前主要的西方社会里，这些形式已经牢牢地构建在其社会想象中了。但是，即使是当时那些最先进的社会依然与我们今天有极大的距离；依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征途。

表明这种距离的一种方式，就是去指出这些社会想象的模式依然是少数派——社会精英和激进团体——的所有物。当然，在英国和法国的大多数民众，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美国的民众，至少依然是部分地沉浸在那些较老的形式中。随后来临的漫长征途，包括了对这些新形式的自我理解的自上而下和自内而外的传播。

但是这种距离，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说，现代道德秩序在政治、经济和公共领域等社会生活方面重构了社会想象，但是社会想象中的其他方面却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家庭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但也不能孤立地来看这个例子。我们现在所说的家庭，在当时常常植根于家族中。在家族里，没有血缘关系的，或者至少不是核心群体的成员，都与核心家庭居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他们包括仆人、学徒工、一个来学手艺的侄子，一些雇工等等。这些家族，是高度父权制的，在男性主人无可争议的权威领导下，在强烈的等级意识下接受管理。附庸的关系并未在此停止；佃户依然以某种形式依靠着地主而生活，而工匠们则依赖其顾客而生活；即使是家族的头领，也可以与有权势的教父处于一种依赖关系中。这些教父们位于等级制度的高处，使他们的养老经费、职务和生活都得以保证。事实上，这些教父们反过来要依靠在法院里、贵族中或政府衙门里更有权势的人物。

简而言之，在北大西洋的前现代社会里，贯穿着附庸、雇佣、奴役或（在家庭中的）父权制的依赖之链。这些关系链是彼此相联系的，以至于人们可以追溯其依赖关系，从最卑贱的乡下人，通过其家族头领，到家族头领耕种的那片地的地主，到乡绅为了其利益所依赖的保护者，最后到了最高处国王那里。所有这些关系链，以最可辩护的形式，旨在展示一种等级互补的原则；人们在不同社会阶层，为相互的福祉做出基本贡献，下级提供服务，而上级提供管理和保护。

由此看来，在君主政体的组织结构和不同的依赖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性和同质性。这些群体相互交织在社会、家族、家庭以及其他的委托关系中。这是为何有可能在等级互补的基础上，父权成为一切依附形式的标准比喻。根据一个最被广泛接受的理由，皇家权力本身被看成是一种父权；它同样是一种自然的、独立于臣民意见之外的权力。这是罗伯特·菲尔默的理论根据。他是英国17世纪对皇室的绝对权力之最有影响力的阐述者，其主要著作为《父权制》。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上篇）》中嘲笑了这部著作。但是，对皇家权力的父权制的比喻直到18世纪都是相当广为流传的：“对父母的顺服应该成为一切政府的基础”，正如艾迪生在《观察报》上所说的。 事实上，《独立宣言》产生之前，在殖民地的辩论中双方都采用了这样的比喻。对于保守党来说，那些想着要反叛的，就如同潜在的杀父母者一般；但对许多未来的反叛者来说，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因为王国政府已经“通过一系列的虐待行为”，背叛了自己作为父母官的义务。

这一全方位的父权社会，不仅在等级制度方面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一样，它与其社会成员的联系也与我们的很不相同。漫长的依附之链的关键点在于它们是十分私人化的。我，一个农民，不只是和国王的其他臣民一样。我是一个特定的主人的仆人，这个主人和一个特定的地主有关系，他又和一个乡绅有关，以此类推。我和国王的主从关系是通过这些特定的、私人的关系来调解的。父权制比喻的权力，一部分是源自于这种对权力和依赖的全方位的私人化。在托克维尔看来，平等伴随着这些关系链的破碎和一种分裂。在这种分裂中，市民与权力的联系是无需中介的。

这种前现代的分配方式，与18世纪晚期所涌现出的分配方式是不一样的，更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因为社会想象通过一个类似的原则——等级互补的原则，使其所有的维度和层面变得有生命力，正如今天的社会想象，被现代道德秩序在各个层面和环境中完全地渗透。再者，这种统一性不仅仅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它本身便是社会想象的一部分，即行动者他们本身知道这样的类比，这也是为何他们可以诉诸父权以此来比喻国王的权威。今天同样是这样，我们觉得有必要去批评甚至是转变我们许多的非政治性的关系，那些不够“民主”或不够平均的关系。例如，我们会发现自己在反对独裁主义家庭的同时谈论民主。我们发现自己和我们前现代的祖先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生活是以一个相反的原则来统筹的。

但是，我一直在描述的现代社会想象所产生的形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是可疑的，因为它们是在一些特定的重要层面上——政体、公共空间和经济——介绍一种新原则，却不去涉及社会的其他方面。那个时代的人，对我们来说，很容易被看成是前后不一致的，甚至是假冒伪善的。精英男士们谈到人权、平等以及共和，但对保留契约雇工，更不用说保留奴隶的做法，没有做出任何思考；在对待他们的妇女、儿童、家人方面，总体上是保留着父权传统。他们难道没有看见明显的自相矛盾吗？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这未必是一种自相矛盾。人们一旦接受社会想象在各个层面都应当被一个统一原则所驱动这一背景构想时，在管理上的差异问题，例如对政体和家庭的管理，就会突显。但是对于人们来说，很有可能会认为这种背景构想是超过合理范围而且是难以置信的，甚至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可能性。例如，在我们刚刚谈论到的时代里，父权制深深地植根于家庭/家族中，以至于共和党要挑战君主统治和贵族阶层，就必须采取一种形式去否定对父权原则的通盘应用，而并非提出一种在所有的领域里都行之有效的相反的原则。洛克对菲尔默的著名回应是，要分清父权和政权，并阐明这两者是根据不同的原则来操作的。 而这是革命者和改革者普遍采用的路线。几位勇敢和喜欢创新的人物，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却反对大家在本质上都一致同意的这一路线。事实上，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根据批判的民主与平等的观点，在古老的家族框架之外看待家庭，尤其是现在的核心家庭里的夫妻关系。这好像就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跨越各个领域的统一，远远不是显然的、常识性的要求。

但是，我们还是达成了那样的统一；漫长的征程最终把我们带到那里。但是，统一并非是由于自然的驱动力而达成一致性。它更多的是达成包容性的驱动力，要去包容那些原先在新的秩序里被边缘化了的社会阶层。这是漫长征程的最后一步：一方面，把新的社会想象延伸到原本就能接受它的精英阶层之外的、之下的阶层；另一方面，把这一新想象的原则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和领域。我们可以马上发现，没有第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无法做到的；仆人和随从是无法了解在那些组成社会的自由人中给他们一席之地的想象的，除非将他们与上级紧密联系的从属社会模式能够得以转变。这就必须与这些旧模式断开，这样平等才能代替等级，与此同时，在旧的依赖体系中私人化的、特殊的关系，应该要被平等身份之普遍的、非私人化的认识所替代，并使原有的模式消亡。

这种转变在大多数北大西洋的社会里发生，但通过了不同的路径，而且结果是很不一样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要算美国了。在某种程度上，那应该算是独立革命中的革命，或者也许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独立革命的后期。 人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独立从与外在的君主权威有关的共和社会所需要实现的一个价值，发展成每个人需要去追求的，也是所有人可以平等享有的身份。

革命是由绅士们领导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最近才被提升到这一身份的， 但不管怎样，依然是绅士。在他们所操纵的世界里，领导和被选出的代表自然都是属于上等的人群；事实上，被人质疑的一些职位（代表，法官等等）的威望，是和这些职位的所有者之社会显赫地位密切相关的。再者，这些革命领袖赞同了18世纪共和党人的世界观潮流，认为领袖们应该体现出孟德斯鸠思想中的“美德”，要致力于公众福祉，要“无私”，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被生计所困扰的普通民众是办不到的。甚至从事贸易会使人们对这一情况产生怀疑。

美国政府将继续被这样的一群共和精英来领导，这是领导独立革命和起草宪法的那一代人的梦想。当然，这一梦想假定了不同形式的非政治性的从属关系、主仆关系、顺从的儿子、尊敬有礼依然会持续下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新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政治事件。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涌入政治阶层中，有的显然缺乏教养，正如杰弗逊派的共和党人成功地挑战了联邦政府同盟的精英们。但是，新形势下的个人独立，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变革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市场得以拓宽，生产规模得以扩大，最重要的是边界得以开放。独立对于大量青年男子也包括女子来说成为现实，这些人可以并确实能自立谋生，离开自己的家庭，通常是与他们所生活的社群以及传统的依附纽带脱钩。

倾向于唯物主义的解释，可能会让我们以经济和人口的变化来解释这种个人独立和平等的新文化。但是，如此论述的不足之处明显在于这一事实，例如，在开放边界的问题上，在往北只有几英里的加拿大，其文化结果却和美国的大不相同。

另一个寻常的错误，即对一种减法理论的偏爱，会让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变化，包括旧的纽带、顺从关系和团结一致的瓦解。但是，这次独立并非只是与旧的道德纽带脱钩；它带着自己的道德理想，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它是和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相联系的。 再者，新的理想伴随着与社会的一种新联系。正如阿普尔比所描述的那样，这种新的理想，提倡“人要发展其内在的资源，行事独立，过着有道德的生活，行动与个人的目标相一致”。 这是一个懂得勤奋、百折不挠和自力更生的人。

这一道德理想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其经常与新敬虔的结合来衡量。19世纪早期是第二次大觉醒的时期，在整个共和国及至其最边远的疆界，巡回的布道家们都在从事着奋兴布道会的活动。新的宗教热情，最经常是来自古老的宗派之外的，在急速发展的卫理公会和浸信会的教派中，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理想的反映。人们纷纷脱离古老的教派，在日益繁多的宗派教会中选择自己的宗派形式。 与此同时，在对上帝虔诚的个人关系中，他们寻求可以经历这种新独立的力量，能去击败惧怕与失望的魔鬼，抵制闲懒和醉酒的诱惑（最后这一点在美国曾是非常有效的，因为美国曾经每人消费的酒量是今天的四倍）。 这是我们今天已经熟悉的模式，在全球的许多地方——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前共产主义国家，福音派的新教教义在急速地传播，更不用说在美国，新教在持续地复兴。 这并不是说新的个人独立在本质上是和宗教信仰紧密相联的。相反，它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包括十分世俗的形式，虽然奋兴主义是极其广泛的，触及这一时期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但是，这种独立能够与如此热情的信仰共生，证明了这一理想的道德本性。

但是，个人独立并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一种道德理想；它也将行动者与社会相联系。重新提及社会一部分在于那些自律的、诚实的、具有想象力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们被看成是新社会的栋梁这一事实，这样的社会是既有秩序的又是进步的。他们是社会的主要资助者，同时为社会的道德定调，为社会提供经济进步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当然，这意味着商企不分，但有助于全社会的利益，可以成为一个有活力的、自律的和自力更生的民族之团结的基础。正是在这种追求进步的驱动下，美国成为一个伟大的、自由的与平等的国家。个人独立成为美国爱国主义新模式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是活泼的、强有力的。

这代表了远离一代革命人之理想的盛大文化革命。远离了贸易是不可信的时代，正是因为它缺乏无私利性，新型的带有巨大利益的经济活动被视为是一种新伦理的基石。这场革命带有传统的共和理想——自由与平等，并使之在新形势下呈现出来。自由不再仅仅属于具有主权的人民，而是指个人的独立。再者，这种自由，广义上来说，是平等的必要基础，因为它否定了等级制度的独立的古老形式。在旧的观念看来是自私、私有利益和腐败的源头的，如今是一个自由与平等社会的驱动力。

这样，企业家被看成是一个施惠者。这些个人的故事，他们的出身从贫民到富人，被一再转述，给人树立榜样和给予鼓励。事实上，那些最受尊重和钦佩的人，是那些既创造了新财富，又能为大众的福祉做贡献、起带头作用的人。成功的商人成为施惠者的这种范式，从那时起，就在美国一直风行。

于是，独立就成了社会的而不仅是个人的理想。它被视为是对国家的福祉与强大的贡献，因而是令人钦佩和称道的。同样地，成功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人自然而然地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寻求社会的钦佩、赞美和认可；他们角逐显赫的职务，经常起到领袖的作用。

的确，这场个人独立的革命，提高了人们对大社会的归属感。它使人们从狭隘的群体中分离出来，但并没有把人们置于一种专顾自身利益的孤立之中。相反，它让人们对一个平等的非私人化的社会有一种更加强烈的归属感。这一点也体现在其他方面——报纸和杂志的显著发展以及它们在整个共和国的发行量的增长。 一个充满着私人关系的等级社会完全过渡到一个非私人化的平等社会。

这种社会是基于理论上的平等。还有许多人并没有获得这样的平等，不仅在新原则尚未涉及的一些领域，就像家庭和奴隶种植园这两个领域。而且，在新社会里的整个自我庆贺的氛围中，对失败者有一种无视，像无视那些无法脱贫致富的人，甚至更看不到在不断扩大的工厂里又出现了新的压迫依附关系；工厂招收了大量的边缘群体，尤其是来自爱尔兰的新移民。美国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这些不能成为企业这一快乐家庭成员的人，找不到或无法建立起一个文化空间，团结在共和国的更替性的前景周围。美国从来没有，也许除了在德布兹时期的极短时间里，出现过社会主义的反对派。

在我一直谈论着完成漫长征程的美国道路的同时，也完全意识到还有其他国家的路线，它们在征途中途经不同的地方，最后到达了很不相同的地方。社会想象的概念也许可以让我们来认真处理在类似的北大西洋自由民主中国家之间的区别。一方面，它们由不同的方式产生，以这些方式现代想象的原始的、开创性的模式——经济、公共领域和自治的政体——最终改变了对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层面和领域的认识。美国和许多欧洲社会的最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在欧洲大陆，向下或对外传播新政治想象，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把从属群体的，尤其是把工人的阶级想象具体化来实现的。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像技工这样一群人的共同利益，在共和国的初期就得到体现。英国工人运动的阶级想象，或法国、德国商会的想象已经超出了一些特定的独立个人对利益的共享这层意思；它更接近于共同身份的意思，共同身份在地方群体中（例如，在英国的采矿村）是共享的，或是那些与一个特定的群体有着共同命运的那些人的共同意愿，例如，被剥削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属于受卢梭的现代道德秩序理论所塑造的一种政治文化，这并不存在于美国的发展轨迹中。

这在另一方面预示了不同国家的民主文化是互不相同的。从远古就开始形成的历史轨迹，依然影响着今天的认识。如果我们重新提及美国和法国的政治文化的不同，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人民主权的新想象是如何继承了来自古老宪法的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模式，特别是代表性的模式。但是，新想象不仅仅取代旧的模式。它重释了旧传统的主要价值观，但保留了旧传统的起源，这正是因为新想象并非是与旧传统割裂，而是对它的重释。因此，美国人继续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在持续古老的自由传统，甚至当他们宣布独立以及经历19世纪早期的文化革命时。他们甚至在21世纪依然不断地引用《自由大宪章》。同样地，法兰西共和国人民一直在庆祝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即使他们早就进入了代表制政府的自由模式。在每个例子中，历史都反映在当今的政治文化中，包括在国家历史中可敬的那部分以及那些被弃绝的部分。

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不同的国家历史的媒介，也折射出相应不同的现代社会想象。这就告诫我们，当这些想象被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或被其他文明所采纳时，不要去期望它们是简单地重复着西方的模式。 ofm1jnBFk/VC4+7sgUdpVUnvA09XJjOdeW6s1n5F9IHCfMWGS3kKYWc5PA42By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