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两个超政治的、世俗的空间是起着重要作用的：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所组成的超政治的社会，这是我在上文提到过的；第二，社会作为一群“人”，也就是作为元议题性质的中介，存在于政治上有条理的社会之先，并创立了这一社会。我们需要把这三个空间的发展联系起来，同时它们也是和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他社会空间交织在一起的。

哈贝马斯提到，新的公共领域把那些已经开拓“私人”空间的经济行动者和产业主召集到一起，同时也把开拓了家庭生活所在地的“亲密”空间的人们聚集到一起。组成这一新的公共领域的行动者既是“中产阶级”又是“家庭中人”。

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联系。这些新型的私人空间的重要性，体现在人们对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力的认识得以提高，以及支持国家和教会独立的共识得以日益增长。这一重要性，事实上，对一个超政治的和世俗领域的生活赋予了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很难让人们不去相信，这一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兴起。

我愿意把这些不同形式的私人空间进一步置于历史背景下，就像我在第五章里所提出的那样，把它们与经济的兴起结合起来。这就是我所说的“对普通生活的肯定”。 我在这里所指的是，发生在欧洲文化中的大型运动，似乎首先是由新教的改革运动发起的，此运动不断提升生产和家庭生活的重要意义。从古代世界流传下来的占主导地位的伦理，趋于把这些看成是“美好生活”的下层建筑，是根据沉思或公民的参与这些更高级的活动界定的；而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则倾向于把独身生活视为是基督教的最高级实践活动。然而，新教改革者们却强调我们应该首先在职业和家庭生活里跟随上帝。这样，普通的生活就被圣化，或者换言之，那些对具有特殊圣洁意义的生活方式（修道院生活），或特殊地点（教会），或特殊行为（弥撒）的主张，已经被弃绝，并被视为是不正确和不敬虔的信仰了，即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恩典的行为。

但是，如果说一切对特殊圣洁生活的主张都要被拒绝的话，就等于说，现世生活与神圣生活相联系的交汇点是被否定的。我们过着普通的生活，从事着自己的职业，且供养着我们的家庭。从这一新的观点来看，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并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和永恒取得联系。与永恒相联系，完全是上帝的事情。这样，我们是过着美好的生活还是糟糕的生活，这一问题与我们的普通生活和现世紧密相关。

从神学的层面转移出来进入一个纯人类的维度，这产生了一系列现代信仰和感悟力，这一感悟力使美好生活的关键问题取决于我们如何过好普通的生活，拒绝更高级的或英雄的生活模式。这种转变，是注重和平的、讲理性的生产力的中产阶级伦理的基础，并对注重荣誉和英雄主义的贵族伦理进行抨击。这种转变，甚至有其英雄主义的形式，就像普罗米修斯所展示的图景一样，人类是生产者，可以改变地球的面貌，这在马克思那里也是这样。或者它可以产生人际关系中更近代的自我实现之伦理，这是我们当今世界中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要理解哈贝马斯的两种发展的背景信息。第一，对私人经济行动者充分的重视，反映了生产生活在普通生活伦理中的重要意义。这个行动者是私人的，是相对于国家和其他当局的公共范围而言的。私有产业世界如今具有新的尊严和重要性。这种私有性的提升赋予了某种个人主义以特权。因为产业行动者可以独自行事，在某一领域内操作，与他人进行交易而无需受到当局的制约。随着这些生产和交易行为被看成是在形成一种理想的自动调节的体系时，一种新型的超政治和世俗的空间概念也在形成，这种概念就是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经济这个词，原先是用在对家政的管理方面，因此从未被看成是一个可以自行调节的领域，但这样的理念却随着重农主义者们和亚当·斯密的倡导，在18世纪的经济体系里得以兴起。这也是我们今天对经济的理解。

（市场）经济逐渐组成了一个领域，即人们联络到一起，去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的方式，这一过程不仅是客观的，也是具有自我认识的。这一领域是超政治的、世俗的领域，但是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它不是公共的领域。也许现在是到了要分清这个频繁使用的术语之某些意义的时候了。

“公共的”这个词，在这里的用法似乎涉及语义学上的两个重要的相关的含义。首先，它涉及影响整个群体的事务（“公共事务”）或对这些事务的管理（“公共权力”）。其次，它是让公众可以接触到的（“公园是向公众开放的”）或了解到的（“这则新闻已经向公众透露”）。这是经济行动者的新的私人领域与“公共的”第一个含义的对比。但是，这些行动者也根据第二个含义组建一个公共领域，因为这一领域也正是一个元议题性的共同空间，人们聚到这一空间，相互交流。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照面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一个公共领域。

但即使从第二种含义来看，经济领域也不是公共的。一系列的经济交易完全在一连串因果关系中互相联系，这些关系都是可追溯的，同时我们也能了解它们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但这不是一种共同决定（由政府当局做出的决定），而那些相互关联的交易，也不存在于某个公共领域中。不过，它依然是一种“领域”，因为这些经济行动者被看成是在一个单一的社会里相互关联，在那里他们的行为以一种系统的方式互惠地影响着彼此。

经济是上文提到的新型社会的第一种模式，这一社会是纯粹超政治的并存在于现世之中的。它构成了公共领域兴起的部分背景条件。对两者的解释总是相关联的，似乎是有道理的。

哈贝马斯提到的第二个背景是亲密的领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普通生活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的认识发展：家庭及其情感世界。随着18世纪的发展，它成为对私有性的另一种需求的所在地，可以和“公共的”第二种含义相联系，即与“让公众可接触到的”相联系。家庭生活越来越退回到亲密的领域，它避开外来世界甚至是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在涉及家仆和外来者时房屋建造得越来越关注家庭成员的隐私。

强加于家庭生活的提升的价值观，在另一个长期发展的更加注重主观性和内在性的语境下，把18世纪珍惜情感当作成果之一。另一个转变，似乎是对美好生活的重视，发生在肯定普通生活的广泛的发展过程中，并为体验到美好、崇高或高尚的情感赋予新的重要性。这种新伦理是通过文学来界定并且得以宣扬的。也许最主要的载体是书信体小说。卢梭的《朱莉》就是一个范例。

这种文学有助于界定对亲密关系中亲密领域的新理解：亲密领域成为高尚情感和崇高体验的最完美之家。美学范畴里艺术的新概念，又进一步丰富了对这种经验的理解。当然，这是主体化的另一个成果，因为这一范畴内所理解的艺术是通过我们对它的反应来界定的。也就是在这个世纪，音乐一步步地从公共的和崇拜礼仪的功用中脱离出来，它和其他艺术一样成为美学欣赏的客体，从而丰富了亲密领域的生活。

这一亲密空间也是促成公共领域产生的部分背景。不仅仅因为它创建了部分私人领地（超政治的、世俗的），而且也是因为这种亲密的领地，是必须通过文学作品和批判的公共交流来界定的。这只是表面上出现的一对悖论，我们在下文还会看到。对人类身份的新理解是，不管它多么具有私密性，只有通过共同空间的界定和肯定后，才能逐渐被接受。这种重要的交流过程本身，渐渐构建了一种公共领域。我们也许可以说，它逐渐构建了公共领域的一条轴线，同时，构建了交流公共（在“公共的”第一层含义上）政策问题的主要轴线，甚至比它还要早一点。从未谋面的人们，能够对卢梭的《朱莉》所产生的感人力量，达成相互认可的共识，正如他们在早期的革命时代，对他的《社会契约论》所产生的见解达成共识一样。

改革运动还在第三个方面，为世俗时间的元议题性的共同中介创造了条件。我在这里特别想到的，是那些更为激进的加尔文派系。从一开始，加尔文主义就普遍提出对教会生活重建的要求，这种要求要比温和的信义宗要来得彻底得多。后来，尤其是在讲英语的国家里，它还延伸到了政治重组，以及根据新原则创立新的政治单位等领域，像在新英格兰那样。到了这个时候，改革运动的这一派系也开始分裂，并且出现了新的“自由”教会。这些教会是建立在越来越多的自发性的团体上，随着18世纪卫理公会和大觉醒运动的出现，加强了这一过程。

在这一创建和重建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我们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在世俗时间里公共中介的诞生。我们依然和上帝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是他呼唤我们去参加重建活动的，但与更高时间的关系，已经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如果可能的话，它仍然仅停留在末世论的层面上，认为在现世的末了，以及在上帝那里汇集的一切时间里，定会开创新的改革。随着这种观点的消退，创建的活动越来越单一地集中在现世里。

这些新教会或新宗派的生活，也在另一方面帮助促成公共中介的现代形式。它们通常要求其成员具有很强的责任意识，使得他们能够超越家庭、亲属、邻人和传统的效忠的界限，来和其他人交往。在他们所创立的社会团体里，归属于一个其成员独立和平等的宗教团体，要比维持这些不公平关系来得更加重要。当然，这样的做法，一直是基督教会的理论所支持的，只是现代的教会更为专注地践行这一点，要让其成员习惯于把他们自己看成是独自地、直接地属于整个群体的。因此，这就为现代“横向的”或可直接进入的社会，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社会成员无需通过任何享有特权的群体，就能接触到社会。同时，这也为一个不断有新的社团出现的社交模式，奠定了基础。

我们是要在整个经济、教会和亲密情感的大背景下，来了解欧洲公共领域的兴起。这意味着我们要把它理解为是“社会”的超政治的、世俗构成的一个家庭里的一部分。一方面，它和经济联系在一起，甚至和政治领域遥遥相离，因为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宣传的领地。另一方面，它帮助着塑造了人民主权论的新形象，形成了18世纪政治行为的崭新的、有时又是令人害怕的形式。 mYwFtahbE12UKGQXckHBtv2CXVQFlkuJq/liurAe1QnFr40JOW5lcu0vm31hNh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