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彼得大帝（1682-1725）秉其雄杰的权威人格力量，以霹雳手段，输入西学，在政治、社会、经济、技术、文化、教育、行为、习俗、日常生活等一切方面改造他的国家，欲使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他所以如此，并非怀抱仁义，亦非有爱于民，更非崇慕知识文化，而是繁法严刑，以急功致用为原则，强兵教战。急行军的结果，对外开疆拓土，暴临异邦，霸业速成，但对内造成俄国意识的深刻分裂和交战，西化与传统之争、上层阶级与一般人民的隔阂，以及所有强迫改革必定引起的种种适应困境，代代讼论，无时或已。

彼得强国之道，主在役使教会，威诱贵族，而化民为奴，以取资用。人民的陷落，成全了国家，上位者盘踞那块大地，心态与治事方式正同外国占领军一般无二。所谓“没有人民的国家”，一语道尽其中奥妙。主政者逆取而逆守，有意无意中彻底实现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虚其心，实其腹”的专制实训。

人民（十九世纪为农奴）不堪其苦，转死沟壑之余，在彼得时代与叶卡捷琳娜时代（1762-1794）两次起事，俱遭敉平，而各次起事之后，桎梏有增无减。人民从此逐渐认命，发挥了人类历史上几乎独一无二的隐忍精神，不平而不鸣，紧贴土地，默默服轭，久而似乎竟成自然。他们的不变应万变，是耐力韧性的神奇表现，但人性与行为不免扭曲变形。后世改革者与革命者对他们既困惑，又懊恼。十九世纪中叶前后的斯拉夫主义者对他们极尽神秘化之能事，在他们的原始与隐忍里看到俄国人民与大地之母圆融合一的天然智慧。托尔斯泰面临弥天盖地的非人疾苦，以农民为师，认为农民忍苦无言且少怨，是高贵的大智若愚，是人类幸福法门。统治王朝至终以代天牧民的大家长自居，至十九世纪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还可以认为代议制度是“当代最大骗局”，自由、平等、思想自由、民权是舶来品，是骗术，普及教育应止于读、写与算术，逾此则不必要，而且危险，治术应以使民畏惧为主，“使民畏上帝，畏沙皇，以收治效”。作家高尔基到乡村寻找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声声赞扬的善良的、爱好真理的农民，一路只见随机装傻、小聪明、“真理又不能当饭吃”、“莫怕魔鬼，要提防人”、“诚实的人和愚蠢的人一样，都有害”（赫尔岑所见相同，但他知道这是长期逼成的本能防身术，在他们毫无申冤机会，不公不义的社会与司法制度下，装傻、认命、顺受，乃至于故意欲盖弥彰的小奸小坏，是博人一笑而放过他们的惟一求存之道）。共产革命，理想连年不获实现，初仍归因于农民积习，继则猜疑，斯大林及其官僚卒认为农民耐苦其表、隐忍其貌，实内怀腹诽、包藏滑巧、居心叵测，于是径以性贱视之。农民（奴）是俄国近代一切政治、社会、经济、思想问题的枢纽，而其意象多变如此。他们陷在黑暗里（所谓“黑暗的人”，dark people），许多人或有心、或口称为他们带来光明，而其人所取的农民意象，以及他们就此所作的发挥运用，正是测试真伪普罗米修斯的试金石。

当权者见利之浅，贼伤人道以外，实为自竭国力。知识分子首先操危虑患。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曾留学莱比锡的公务员拉季谢夫（Aleksander Nikolayevich Radishchev，1749-1802）作《圣彼得堡到莫斯科之旅》（Puteshestvie iz Peterburgav Moskvu，1790），以想像的游记，呈现遍地的社会不公、人民的困厄与非人处境，是为俄国改革与革命思想传统之发轫。拉季谢夫所求，如同一切革命运动初期，是体制内的改革，例如揭露农奴制度、独裁、思想检查之弊，供上位者参考，但立遭开明专制的女皇逮捕并处死刑，后来改为放逐西伯利亚十年，而奠定了近代俄国政府处理改革分子的第一个模式。

体制内改革之路既绝，则开体制外革命之路。小群出身贵族、拿破仑战争期间曾随俄军攻入西欧与巴黎而目睹西方文明声华的军官，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发动政变，推翻沙皇，采立宪体制。其事暴起暴落，起事者既未引人民为奥援，人民也不了解个群青年意欲何为。这也树立了十九世纪俄国革命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革命是小小一群上绝于顽冥统治阶级、下隔于广大愚黯民众的知识阶层的孤独专业。

十二月党人虽败，而影响深远，消息传开，当时十四岁的赫尔岑与好友奥加廖夫散步莫斯科郊外的雀山（后改名列宁山），俯眺城中灯火，相誓奉献此生，为人类自由平等奋斗。知识阶层其余分子在启蒙以后，相继走上这条路。

同时，俄国在欧洲与列强抗礼，纵横捭阖，炙手可热，至克里米亚战争师败国辱，始知外强中干。知识阶层有的以战败为农奴制度罪恶的应得回报，有的力倡战败对俄国有益。先是恰达耶夫游历西欧，撰《哲学书简》抨击俄国历史文化。一八三六年，第一书简以俄文发表，当局立刻以精神失常为名，将恰达耶夫强制监禁治疗（俄国处理改革分子的第二模式）。一八五四年，恰达耶夫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为文，有此句子：

谈论俄国者，往往以为自己谈着一个与其余国家一样的国家；其实全非如此。俄国自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屈服于单】单一个人的意志、喜怒好恶、奇想怪念之下，而此人是彼得或伊凡，都无关紧要——他无论姓啥名谁，都是武断的化身。俄国的走向与人类社会一切法则相反，以奴役自己、奴役所有邻近民族为惟一能事。职是之故，强迫她改弦更张、另取新路，不但对其他民族有益，对她本身也是一福。

革命多由改革无望而激成。求改革，智者愿效其谋，若继以革命，即成勇者乐致其死，不可抑遏。其酵母全无，尚可无事（无论久暂），一旦发生，则酝酿膨胀。贾谊曾谓“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而沙皇及其官僚虑不及此，专以防川塞口为事。赫尔岑回忆录即指出：“在俄国，一切邪事恶端都能肆行滋长，久不受制，而稍露人性热情之迹，若非下狱，就是发配西伯利亚。”易言之，只要不动摇或质疑当局权力，贪污腐化，乃至一切公私之败德，可以为所欲为。问题正在于，但凡人性或良知尚未泯灭者，都不能不有所疑。又因当局之态度，革命者之主张固无论，改革者的建言亦多见斥。精力与理想丝毫不得宣泄，革命传统遂如重力加速度运动，终而热极变质，丧失人性大本，陷入一种纯粹而盲目的热情。所受阻碍愈巨，愈证明我的热情正当且高贵。革命热情落得只余这项悲壮而空洞的根据，即流于为革命而革命，但“破”而不求“立”了——“六十年代人”鄙弃知识与文明，则实是无能于“立”。原来的改革或革命理想是解放人民。至此，尤其“走入民间”的民粹主义运动式微以后，“革命”本身占领最高地位。人民被存而不论，从来更成为革命党历史理论的工具。俄国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革命历史，直可视为“人民”继数世纪以前沦为农奴以来的第二次沦陷史，而且是更彻底的沦陷。

这是俄国革命运动获得世界而丧失灵魂的悲剧转折点。《俄国思想家》并未直拈此点，但由“俄国与一八四八”、“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赫尔岑”、“民粹主义”及“父与子”诸章，这种演变，历历可索。上引恰达耶夫之论，正作于这场质变之际，亦即唯心理想、知道事体复杂的“四十年代人”失势，唯物务实而便宜行事的“六十年代人”滋盛的关口。前者斥后者无理无明，且漫不负责，后者责前辈软弱无能且不知权变。“六十年代人”主张，为实现革命，一己牺牲自属当然，即因此毁灭世界，埋尽生灵，亦在所不惜。

革命或许必要，但此举以大我迁就小我，大公名义中潜伏的极端强横的自私，已见端倪。革命阵营目标、手段俱生争执，而当局为应付计，被迫拟订一些不诚无物，而且多数胎死腹中的枝节改革。轻可谓为德不卒、重可谓收多于放的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令”，激进分子视为必须不择手段以推翻现有体制的绝对明证。当局配合逐渐升高的反抗，逐步加强控制，修订刑法，从惩罚实际犯行，到严禁批评、著作事前审查、视犯意等于犯行，以及秘密警察全权执行司法，而制造了一个相当成熟周延的现代压制体系模范。

以“新人”自居的“六十年代人”奉行勇者与强者哲学：人格雅纯而旷日无成的上一代改革者是软弱的，而桎梏下的人民同样软弱，都不足与谋共事。这辈事实（有用的事实）至上的虚无主义者，虚无之中有咄咄逼人的优越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六六年《罪与罚》的主角拉斯科尼可夫面对声声不断的“怎么办”问题，答曰：“自由和力量，但力量最重要！让力量（即强者）自由踩过……这整个蚁丘（人类）……那就是目标！”强者天生有资格裁决何种人等“无用”，而杀一无用之人，如灭一蟑螂——为全人类幸福计，打杀一定比例的蟑螂，是逻辑上的必要。这是此后在俄国成为金科玉律的幸福公式。“新人”另一位不朽代表，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札洛夫，认为农民是俄国前途所寄，而与活生生的农民交谈，则语带轻蔑：“我们假定他该受鄙视。”巴札洛夫更借农夫之口，阐明“主人的规矩愈严，对农民愈有益”。

以恐怖行动对抗恐怖统治，或许是势逼而然，但这些“强者”如此垄断以天下为己任之意，如此看待芸芸众生，是心中生魔而不自知。但破不立的革命分子后来以意志坚定、态度强硬、训练有素的职业革命家领导暴力颠覆，复向西方借来唯物的历史理论，要为生民立命，搭着一场民变的浪头，攫得政权。但是，在这过程里，强者的恐怖手段与武断思想逐渐沦肌浃髓，成了革命政权的第二天性。这个以拉斯科尼可夫的“力量”与巴札洛夫愈严愈好的“规矩”为心法真传的政权，袭用沙皇防民之术以治“蚁丘”，可谓自然之至。赫尔岑所代表的“四十年代人”见暴力而知警惕、见暴政即知其为暴政，“六十年代人”完全无此认识，行暴而以为当然，其标榜“科学确定性”的继承者更精打细算其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幸福公式，暴政与否，已非其价值所计。[在这“科学确定性”与“逻辑必然性”里，人不见了，成为抽象元素，或有待处理之“物”，而真理、正义、健康、道德也随主管“科学”与运用逻辑者而另有涵义。艺术家、思想家、作家不合这些新义，即是偏差或错失，是不合格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斯大林这句名言，常有国人引用以说明文学家的非凡使命，而不知其源出俄国“六十年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极为狭隘功利的文学观，暗藏择人而噬的陷阱。思想知识可以塑造，灵魂如何塑造？谁有权利、以什么标准塑造？为了保障所塑灵魂的正确，工程师牌照当然应由掌握幸福奥秘的当政者核发。关于以人为物、为素材（所谓the human material）而需由工程师处理塑造的思想渊源，伯林在《自由四论》“历史的必然性”一文有详细说明。]

伯林在《俄国知识阶层之诞生》里说：“连法国大革命在内，不会有任何事件在事前一世纪里经过这么多讨论与思索。”拉季谢夫以后一世纪里俄国求变者席不暇暖而讨论思索并行动之事，就是恰达耶夫所谓“强迫她改弦更张，另取新路”。赫尔岑曾言：“生命有其创变之道，并不尽合人的理智辩证。”俄国大革命固如伯林所言，并未依循“四十年代”人预期的路线发生，但也不是后来得权者谋定之物。我或许可以说。他们努力诊断、努力处方，但大抵是一个诊断虽非全错，而下药颇不对症（或崇尚偏方）的求变过程。至于六十年代人及后来的革命政权，柏克《法国大革命之省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里的一些话，或可移评。“明智者对病，而非对病名下药；药应施于恶疾之久远起因，而非施行于弊端所藉以作用的偶然工具及其赖以出现的一时模式。不如此，你就是明于历史而昧于事实。”革命者自谓历史真理在握，而实际——人民——渺无着落。所去者，病名而已。“两个时代鲜有雷同的借口方式与作恶模式。……你绞死尸首或掘坟发墓的当儿，它（邪恶）四处阔步，继续肆其毒害。家中满是盗贼，而你以为吓你的是鬼魂幽灵。”

综观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历史与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整个西方思想历程，可见伯林于赫尔岑何以独多慧解。代表“四十年代人”的赫尔岑虽开风气，而无造势之力，亦无经纶之能，终至有心无成。他又恰在各种理想高唱入云及革命需要行动之际，识破古往今来一切高贵理想与行动名义所暗藏的坑人的陷阱，成为信徒背弃而史家冷落的寂寞先知。苏联政权将他供入革命圣殿，而删削曲解他的作品与思想精神，实等于让他吃冷猪肉。伯林独具双眼，出其真谛，赫尔岑地下有知，当庆有此知音为作郑笺。

十九世纪是俄国的“天才的世纪”，思想之盛、人才之奇，在俄国空前绝后，至于西方与全世界，亦足动心夺目（虽然他们思想甚少为土生原则，多从外借用，饿不择食，复因本国并无学术传统，对借来的观念缺乏严谨的勘验检证技术与能力，遂多轻信，而囫囵吞枣，或零拾牙慧）。《俄国思想家》以人物为经，时代为纬，兼有人物研究的精彩趣味、观念探讨的透辟议论、思想史的深广间架。书中讨论的人物对他们周遭社会、政治与思想环境的反应超乎一时一地，其观念绝大多数有普遍而永恒的意义，而且绝不只是学术讨论，其种种究竟归指，如一元与多元主义、自由与决定论等伯林一向关心的重大主题，在二十世纪，以及未来，都是攸关现实的根本问题，是思考人类问题者、处理政治社会制度者在建立主张、下判断以及实行其抉择时或明或暗首先面临的活生生问题。质言之，为人人价值取舍的基本假设，或明示或含蓄而已。伯林以一个攸关重大的历史阶段与处处逼人上下求索的现实政治社会处境为背景，详析而重现这些问题与假设在几位才智杰出之士心灵与识见里实际发挥作用的情形，尤其生动，最富启示。

是故《俄国思想家》之胜，殊不限于俄国及所论俄国人物与观念，亦为伯林著作与思想大体添一异彩。“刺猬与狐狸”论托尔斯泰，早已脍炙人口，论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民粹主义、屠格涅夫等文，各有口碑，单篇视之，皆为研究者与开心者必读之作，总而观之，则自有连峰成脉之妙。

伯林著作等身，论者已多。其知人、论世、说理，稳健持衡，详切洞达，不轻褒贬，而优劣铨次与价值取舍，审慎精微之中自有严明不疑者在，实有心人也。至其行文，汪洋恣肆，雄健酣畅，左右逢源，在英语学界尤独树一帜，开卷展读，佳景满目，又如舟趁急流，欲罢不能，诚人生一乐。若想以他种语文追摹，不免心手相失之憾，令人掷笔与叹，每三复鼓勇，始敢继续煞风景。译文拙陋，原文修辞与体气之胜，愧不能传。开读此书，在译者个人知识与眼界里是一大里程碑，希望对读者也有大益。

原文有注，译者在自认必要之处，就个人所知，另加译注，以便利有需要的读者，书中援引著作片段，有译者或伯林插入说明之处，用方括弧括出。

原注多处征引俄文书籍或文章标题，这部分的中译，概出方清河兄手笔，铭感不尽。“刺猬与狐狸”所引法文之首段（即该章注[57]），承锦堂兄先译为英文，助我了解，特此致谢。翻译过程中，钱永祥兄不时促励并提供资料，居功匪浅。忆自1985年除夕起笔，历十八月而具形状，其间与书中人物同其大梦，于我是岁月暗换，然现实仍是活生生的现实，日间上班，入夜则伏案，快然自足而多疏家务，多谢吾妻玉玲担待。

彭淮栋
一九八七年三月 YWmd7I5lTXXTT2IuED/gjy0qvdn00u8Pp6zFv8e6PGmRqaUB9azbFGXIj3d9d7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