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与自由的困境

据我所见，你不很了解俄国大众。这个大众的性格是俄国社会决定的。这个社会包藏、囚禁着沸腾而急待爆发的力量；但这些力量被沉重的压制所窒，不能逃脱，遂产生悒郁、恨苦沮丧和冷漠。只在文学里，在我们鞑靼式的检查制度下，还有些生命与向前的运动。此所以作家志业尊严崇高，此所以文才微薄，亦能成功……此所以我们的作家无论天资何其贫寒，只要表现所谓自由潮流，即广受瞩目……大众……视俄国作家为其仅有的领袖、辩护者，以及将他们从黑暗的君主专制、正教，以及民族生活方式里拯救出来的救星……

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一封信》，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五日）一八八三年十月九日，屠格涅夫如生前所愿，在圣彼得堡与他仰慕的批评家朋友别林斯基比邻而葬。他先停灵巴黎火车东站，举行简短仪式，埃内斯特·勒南与埃德蒙·阿布莅临致辞，随即移柩返国。至于葬礼，则出席者有帝国政府、知识阶层、工人组织代表——也许是这些团体在俄国和平会面的第一兼最后一次。时局扰攘。前两年，恐怖主义行动达于极盛，亚历山大二世遇刺；阴谋魁首或问吊、或发配西伯利亚，但骚动仍巨，尤以学生为然。政府甚恐出殡行列变成政治示威。报界接获内政部密函，只刊布官方的葬礼消息，而不许透露曾经得到这些提示。圣彼得堡市政当局与工人组织致送花环，都不许标明身分。一场托尔斯泰要忆谈他老友兼对手的文学集会，因政府命令而取消。送葬途中，有革命传单散发，官方未加理睬，葬礼于是似乎一路无惊，顺利了事。但是，这些预防措施、丧事里的不安气氛，可能会令亨利·詹姆斯、乔治·摩尔、莫理斯·巴林以及绝大多数也许至今仍然对屠格涅夫抱持同样看法的人吃惊：世人向多视他为美丽散文的作家，是乡间生活怀旧牧歌的作者；是挽歌诗人——专事眷恋日渐荒败的别墅，以及别墅中无能又令人不禁心仪的居主，而哀悼其残晖余魅；是罕有伦比的小说家，以神奇高才，写气氛与感觉之幽韵曲致，咏自然与爱情之诗，而列当时首席作家之列。在当日法国人的回忆录里，他是他朋友龚古尔所称的le doux géant：和善的巨人——温良、迷人、无限平易可亲；是令人出神的谈家，在俄国朋辈间，有“塞壬”之号 ；是福楼拜与都德、乔治·桑与左拉及莫泊桑敬仰的朋友；是他生平那位歌唱家知己维亚尔多公馆常客里最受欢迎、最讨喜的一位。不过，俄国政府的恐惧，其来有自。两年前，他们不欢迎屠格涅夫访问俄国，更不乐意他与大学生会晤，而且以毫不暧昧的措辞，向他传达此意。大胆不在他特质之内；他缩短他的访问，返回巴黎。

俄国政府紧张，并不足怪，盖屠格涅夫不只是心理观察家，也不只是纤美的风格家而已。他其实与当时每一位重要的俄国作家一样，深刻痛切关怀他国家的状况与命运。关于数目微小而影响巨大的俄国自由与激进青年精英的社会与政治发展——关于这群精英与批评这群精英的人，他的小说构成了最佳编年史。依圣彼得堡当局看法，他的著作绝不安全。不过，他不像同代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不是传道家，也不想对他那一代人怒吼。他心力所重，主在体会、了解。无论是他能同情共鸣，或者他困惑或厌恶的人和事物，他都用心入乎其观点、理想、气质之中，以求了解。赫尔德所谓Einfühlen（移情），屠格涅夫高度发达，能渗入与他相外，甚至与他尖锐相斥的信念、感觉及态度。这天赋，勒南在悼词里特加赞美 ，而某些俄国青年革命分子也坦承他对他们的刻画精确且公正。生平大部分岁月里，他都痛切关心俄国教育阶层在道德与政治、社会与个人方面的争论，尤其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与仰慕西方者、保守派与自由派、自由派与激进派、温和人士与狂热分子、现实主义者与灵视派（visionaries），以及最重要者，老年与年轻一辈之间深刻且惨烈的冲突。他试图站立一旁，以客观之眼观看战局。他并非次次成功，不过，因为他是个锐利且敏动的观察家，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都善于自我批评、善于隐身幕后，更因为他不急于以己见束缚读者、不急于说教、不切切使人改变信念，结果，比起他通常被相提并论的另两位自我中心、厉色严辞的文学巨人，他竟是更高明的先知，对于他那时代以来传遍世界的社会问题，更悟识其于初生始萌之际。屠格涅夫去世多年后，自承为其“狂热”仰慕者的激进小说家柯罗连科曾作评语，说，屠格涅夫“以苦心的手法触摸当代重大问题里最显露的神经……而给人刺激”，他引起热爱、敬意及剧烈批评，是“暴风中心……不过，他也尝到了胜利的喜悦：他了解别人、别人也了解他” 。我想讨论的，就是屠格涅夫作品相当受忽视、与我们自己的时代却最直接互通的这一面。

一

气质上，屠格涅夫不以政治为荣心之事。自然、人际关系、感觉之品质——他最了解的是这些。这些，以及其在艺术里的表达。他爱艺术与美的一切表现，此爱之深，不下于古往今来任何人。对于有意求取艺术以外的意识形态、说教或功利目的，尤其，对于以艺术为阶级斗争之利器，如一八六〇年代激进分子的主张，他有所嫌恶。他经常被描述为纯粹的美学家、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徒，而且被控以逃避主义与缺乏公民意识之罪——在部分俄国人的见解里，这是一种可鄙的不负责任的自我耽溺。然而这些描述并不适合他。论深刻且热烈入世，他的作品固不如放逐西伯利亚以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亦不如后期的托尔斯泰，但仍然关怀社会分析，以至革命分子与批评革命分子者，尤其这些批评者中的自由派，都能从他的小说借得军火弹药。亚历山大二世初曾钦慕屠格涅夫早期作品，终则仍对他深恶痛绝。

在本文所论这方面，屠格涅夫是他那个时代与他那个阶级的典型。他比当时辗转焦心的伟大道德家敏感而戒慎，而且不若彼等之耿耿苦虑与不能宽容，但是，对俄国独裁政治种种恐怖现象，他的反应同样痛烈。如此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受教育者人数既微，又与难以称为公民，俯仰于不堪言说的贫穷、压迫、无知状况中的同胞大众相隔绝，公共良心迟早必生一场重大危机。此中事实，世人耳熟能详：几次拿破仑战争突然将俄国拖入欧洲，使俄国比先前更直接接触了西方的启蒙运动。出身地主的军官与属下发生相当程度的袍泽情谊，盖双方都亢奋着一股共通的澎湃爱国情感。此事暂时打破了俄国社会的僵硬阶层划分。索此社会中之突出形貌，约有数端：一个半文盲、由国家支配、大体腐化的教会；一批人数微小、西化不完全、素养贫乏的官僚——这批官僚拼力压抑并控制大群原始、半中世纪、社会与经济俱欠开发，但精力旺盛而潜能未得培育，在桎梏里困挣的人民；一股遐迩传遍的自卑感——面对西方文明，三教九流都自觉社会与思想不如人；此外，上位者任意威福、在下者作令人欲呕的屈从与谄媚，造成一个扭曲变相的社会，凡稍具独立、创意或性格的人，都难找到任何正常发展的出路。

以此，似即足以说明本世纪上半叶所谓“多余人”的由来了。“多余人”是新兴抗议文学的主角，为极少数受有教育而道德敏感之人中的一员，在自身家国中不获安心立命之所，反躬自苦之余，逃入妄想或幻觉、犬儒作风、绝望，终则往往沦于自我毁灭或自暴自弃。一个人类——农奴——被视为“神赐财产”（baptized property）的制度，其可悲与堕落，令他感到痛切的耻辱与炽烈的义愤，而面对不公、愚蠢与腐败当道，他又自感无能为力，因此，郁积的想像力与道德感被迫走入检查制度尚未完全封闭的仅有管道——文学与艺术。于是，产生了一项尽人皆知的事实：在俄国，社会与政治思想家变成诗人与小说家，具有创造力的作家则成为政论家。绝对的专制体制下，对建制的任何抗议，无论缘由或目的为何，基本上都是一种政治行动。结果，文学成为他们把人生的核心社会与政治问题争个透彻的战场。在原生地——德国或法国——只限于学院或美学圈子的文学或美学问题，在俄国成为整个一代原来对文学或艺术本身并无优先兴趣的有教养的青年执着苦思的个人与社会问题。例如，支持纯艺术理论者与相信艺术有社会功能者之间的争论，乃七月王朝期间法国相当小部分批评家关心之事，在俄国竟变成一重大道德与政治问题，演为进步对反动，启蒙对蒙昧主义，道德操持、社会责任与人性感觉对独裁专制、虔敬、传统、妥协与服从固有权威之争。

他那一时代最热烈、影响力最大的声音，是激进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声音。这个穷困、肺疾缠身、家世寒微、教育贫乏而诚正不阿、性格强毅的人，成为他那一时代的萨伏那洛拉 ——一个提倡理论与实践合一、文学与人生合一的火热道德家。他的批评天才、他对困扰激进新青年的社会与道德问题核心的本能洞识，使他成为那些青年的天然领袖。在他和他的读者，他的文学论著是一种连续无辍、殚精竭思、不屈不挠的尝试——寻求人生目的之真理，探索何事可信、应有何作为。别林斯基之人格，激情慷慨、用志不分。其立场固曾经过数次剧变，但每有改变，皆因他已尽心痛切体会其信念，且本其炽烈、毫无机巧之天性，付诸行动，而信念不符所期，迫使他一再另取信念，重新开始。这再仆再起之业，随他英年早逝，方告结束。正义与真理的寻求者——这一点，先于别林斯基其余一切特质；所以，他能令青年激进分子慑迷，他以他的箴规名训所创的言教，固有以致之，然其深为动人之生活所立之身教，作用同样巨大。屠格涅夫早年有志于诗，曾得他鼓励，日后对他即终身专诚服膺。别林斯基的形象，尤其去世以后，成为献身入世文人的具体象征；自他以后，俄国作家无人完全不信写作的首要义务是为真理作见证：一切人中，作家最无权利避而不见时代与社会的核心问题。艺术家——尤其作家——脱离其民族最深刻关切之事，而专务创造美丽作品，或一意追求个人目的，会见斥为自我毁灭的自我主义与轻浮行径；他如此背叛他选定的志业，只是自我戕害、自竭资源而已。

别林斯基的判断，有一种痛心疾首的诚实严正——其内容如此，格调尤然。这种诚实严正，渗透了他当代俄国人的道德意识，虽时或见拒，而不曾见忘。屠格涅夫赋性审慎、公正、畏惧一切极端，处于危急时刻，容易畏缩规避；多年以后，他的诗人朋友波隆斯基即曾向一位反动教士部长形容他“和气而柔软如鼠……性情似妇人……没有性格” 。此言也许过甚，但他毕生确实很容易接受外来感染，而且容易顺服于比较强毅之人。别林斯基一八四八年去世，然其无形之身影言行，屠格涅夫终身为所魅附。或由软弱，或由爱好安逸，或因渴求平静生活，或纯因性格温厚，屠格涅夫常觉忍不住要放弃为个人自由或人类尊严奋斗，欲与敌人讲和。凡遇此刻，很可能就是别林斯基严峻而动人的形象，如圣像一般，阻住他脱逃之路，将他召回这项神圣事业。对此谊兼导师、不久人世的朋友，他第一件、也最能传于久远的献礼，是为《猎人笔记》。当时以至今日的读者，皆以此杰作为古老而变迁中的俄国乡村、为自然生命与农民生活的神奇描写。实则，屠格涅夫自视此书为他对可恨农奴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抨击，是一声义愤的呐喊，专为灼痛统治阶级之意识而发。一八七九年，牛津大学举他为荣誉法学博士，在此处成礼 ，当时致词为他作介绍的布莱士称他为自由斗士，就曾使他颇为欣慰。

对屠格涅夫此生发生主导影响者，别林斯基既非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第一位或许也是最具破坏力的，是他刚愎、歇斯底里、残酷、爱挫深巨的寡母。她爱她儿子，而摧折了他的精神。即使衡以当时俄国地主不算苛刻的人性标准，她也是野蛮怪物。孩提时代，屠格涅夫目睹她施予农奴与仆婢的可憎暴行与羞辱。《旅长》中有一插曲，显然也根据他外祖母杀害小农奴之事写成：她在盛怒之下，责打那个男孩；他倒地；目睹此景，她更加恼恨，拿一只枕头将他闷死。 他的小说充满这类回忆，而他也一辈子努力把它们排出他的体系。

在学校与大学里受教而知尊重西方文明的人，大致即因早年这类场面的经历，而形成整个俄国知识阶层自始就有的特殊政治立场——终久关注个人自由与尊严，痛恨俄国封建制度之残迹。时人在道德上，是一大浑沌局面。一八四二年，屠格涅夫二十四岁，与别林斯基已成莫逆之交；别林斯基曾言：“我们这时代切望信念，对真理如饥若渴，辗转苦求”；“我们整个时代在问取、探求、寻索、苦恋真理……” 十三年以后，屠格涅夫呼应此说：“有些时代，文学不能只谈艺术性，有比诗更高的利益。” 又三年，当时还热衷于纯艺术理想的托尔斯泰向他提议，出版一份以纯文学及艺术为主，与当代污秽的政治论战无关的期刊。屠格涅夫答复他，当今时代所需，既不是“抒情的絮聒啁啾”，也不是“树上清歌的鸟” ；“你讨厌这片政治泥沼；不错，这玩意儿龌龊、一派污尘、俗劣。但是，街上有脏东西、有灰尘，而我们到底还是不能没有市镇。”

右派与左派批评家（尤其是着恼于他的政治小说者）素来将屠格涅夫刻画为一位被拖入政治纷争，但情非所愿，根本仍始终与政治纷争格格不入的纯粹艺术家。这幅传统画像，容易造成误解。一八五〇年代起，他几部主要小说都深深关切他那一辈自由派人士困心苦思的核心社会与政治问题。别林斯基剑拔弩张的人文精神，特别是他对一切黑暗、腐化、压迫与虚伪事物的痛诋恶骂 ，对他眼光的影响，既深且久。两三年前，在柏林大学，他聆听日后的无政府主义煽动家、当时与他从习于同一位德国哲学老师的巴枯宁向他宣讲黑格尔之道，而且一如别林斯基昔日，拜服巴枯宁洋溢焕发的辩证才华。五年后，他在莫斯科与激进青年政论家赫尔岑及其友人一晤而成知交。他与他们一样，痛恨一切形态的奴役、不公与残酷，但他与其中某些人不同，无法自安于任何教条式意识形态体系。他憎厌所有概括、抽象、绝对之事；他的眼光始终细致、直锐、具体、无可救药地现实。学生时代在柏林呼吁的左翼右翼黑格尔主义，友人争论不休的唯物论、社会主义、实证主义，因一八四八年欧洲左派之可耻溃败而痛心失望并觉醒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所理想化的俄国农村公社——这些，他后来认为纯属抽象东西，是代替现实之物，许多人相信、少数人甚至奉为生活准绳，但是，这些教条，你要是当了真，想付诸实践，则生活——表面崎岖不匀且形态漫无规则的真实人类性格与活动，必会加以抵制，把它们粉碎。巴枯宁是好朋友、乐趣盎然的伙伴，但他的妄想，无论斯拉夫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在屠格涅夫思想里未曾留下一抹痕迹。赫尔岑可以另当别论，他是锐利、善讽、富于想像的思想家，早年，他们甚多共同之处。然而，赫尔岑的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屠格涅夫认为是个悲情作祟的狂想，是一位无法长久没有生命信仰、但早年的妄想已经毁于西方革命之败的人所怀的梦。旧日的社会正义、平等、自由民主等理想，在西方的反动势力面前既已无能为力，他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新偶像来崇拜。于是，他祭起俄国农民这件“羊皮大衣”，与利欲熏心的资本主义这只“金犊”分庭抗礼（“金犊”与“羊皮大衣”都是屠格涅夫用语）。

屠格涅夫了解并同情他这位朋友的文化绝望。赫尔岑亦如卡莱尔与福楼拜、司汤达与尼采、易卜生与瓦格纳，觉得自己在一个价值尽遭贬辱的世界里日渐窒息。赫尔岑觉得，一切自由、尊严、独立、创意之事，尽已灭顶于资产阶级平庸繁琐的浪潮之下；在买卖人类事物的腐化、庸俗商人，以及他们那些为法国、英国、德国这几家巨大合股公司奔走效命的卑劣、倨傲跟班操纵下，人生已经商业化；甚至意大利（他写道），“欧洲最富诗质的国家”，当那个“肥胖、挂一副眼镜的小资产阶级天才”加富尔毛遂自荐要包养她，她竟然无法自制，抛掉了对她痴恋狂爱的情人马志尼，遗弃了她那位大力士般的丈夫加里波第，向他投怀送抱 。俄国难道要把这具腐烂生蛆的尸体当成理想模范？一场惊天动地剧变的时机当然成熟了——一场西方来的蛮人入侵，将会如一场祛邪去病的暴风雨，换新空气。赫尔岑断言，这场暴风雨，只有一支避雷针能防抵——资本主义无法污染、毁灭性个人主义之贪婪与恐怖及非人都无法玷污的俄国农民公社。在这块根基上，还是能够建设一个由自由、自治的人类构成的新社会。

凡此种种，屠格涅夫都视为激烈的夸张、个人绝望的戏剧化。当然，德国人浮夸可笑，路易·拿破仑与巴黎那班趁乱得利之徒也可憎可厌，但西方文明并未倾颓糜溃。西方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提不出堪与比美的贡献的俄国人没有资格横加讥笑并拒之于门外。他指责赫尔岑为疲乏无力且幻想已破之人，一八四九年以后寻找一个新神，竟在单纯的俄国农民身上找到。 “你树起祭坛来奉祀这位默默无闻的新神，因为世人对他几乎毫无所知，而我们无妨……祈祷、信奉、等待。但这个神明根本做不来你所期望于他的事；你说这是一时、偶然、外力造成；但你这位神明珍爱且崇拜你痛恨之物，而痛恨你珍爱之物；（他）接受的，正是你为了他的利益而拒斥的东西，这一点，你避目不见，掩耳不闻……” “你必须一本初衷，致力于革命，致力于欧洲的理想。不然，要是你如今认为革命与欧洲的理想全无意义，就必须拿出勇气，与魔鬼四目正视，向‘整个欧洲’告罪——当面整个一体斥绝，不要这样明里暗里独独厚爱某个未来的俄国弥赛亚”——尤其不可以偏爱俄国农民，俄国农民骨子里是最厉害的保守派，绝不关心自由理想。 屠格涅夫从未丧失他清醒的现实主义。俄国生活里最轻微的颤动，他都有反应；对于他所谓“俄国社会里文化教养阶层变化迅速的面貌”上的表情变化 ，他尤其敏感。他声称自己不过是在记录莎士比亚所谓“时代的本质与面貌” 。空谈家、理想主义者、斗士、懦夫、反动分子、激进分子，他一概忠实描写，有时也使用尖酸的问难反讽，如《烟》所为，但笔下通常无比谨慎，善能了解每一问题里相互重叠的层面，而且沉着耐心、不急不乱，只偶尔稍带不加掩饰的反语或讥刺（自己的性格与观点也不轻饶）。如此，他有时候竟也弄得无人不恼。

至今还以为他是个不作寄托、高高超越意识形态争战的艺术家的人，也许要惊怪：俄国文学史，或许世界文学史上，不曾有人像屠格涅夫这样同时受到左派与右派猛烈且持续的抨击。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观点远更激烈，但他们是顽强可畏的人物、愤怒的先知，即使最痛恨他们的敌手，对他们也敬畏交加。屠格涅夫一点也不顽强可畏；他亲切、善于存疑、“和气而柔软如鼠” 、太谦恭讲礼、太缺自信，吓不了谁。他不曾体具任何清晰的原则，没有鼓吹任何教条，对所谓个人与社会的“可恶问题”，不提任何万灵药。亨利·詹姆斯曾说：“人生种种对立面，他有所感觉，而且了解。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新教、道德主义的传统标准离他很远……与他交谈，所以会着迷，大半因为你呼吸到一种使时髦口号……听起来很可笑的空气。” 在一个读者，尤其年轻读者，至今都向作家求取道德指导的国家里，他竟拒绝载道。他也知道自己如此矜默，会付出什么代价。他晓得俄国读者要人告诉他去相信什么及如何生活，期望有人为他提供清楚对照的价值、截然分明的英雄与恶棍。屠格涅夫写道，要是作者不提供，读者就不满意，怪罪作家，因为他觉得要自己下决心、自己找路子，是恼人的事。 的确，托尔斯泰从来不会让你疑惑他偏爱谁、谴责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从来不掩饰他认为得救之路何在。这几位伟大、痛苦的拉奥孔里 ，惟屠格涅夫始终细谨而存疑；他让读者悬宕、陷入存疑状态；核心问题是提出来了，但大多数至终未加解答——有些人认为屠格涅夫还有点沾沾以不解答为得计。

当时、今日，没有一个社会对作家的要求比俄国更多。屠格涅夫被指责为游移摇摆、姑息妥协、目的不坚、一人而兼太多说法。此事确实令他耿耿难安。《罗亭》、《阿霞》、《前夜》，这几部一八五〇年代的小说，“软弱”（weakness）是一大要义——诸书极写心地宽厚、理想诚挚之人的失败：他们始终无能，未经奋斗，就向僵局势力投降。半以巴枯宁为模子、半以自己为本而刻画的罗亭 ，是个理想高远之人，健谈，举座陶醉，发抒的也是屠格涅夫能接受并辩解的观点。但他是纸扎的人。面临需要勇气与决心的真正危机，他土崩瓦解。罗亭友人列日涅夫为罗亭身后之辩护：他理想高贵，但他“没有血性、没有性格”。在尾声一章（作者追补于此书后来一个版本），历经漫无目标的流浪以后，罗亭一八四八年在巴黎死于巷战街垒之上——其死虽勇，但无大用，不过，依屠格涅夫看法，仍是罗亭的原型——巴枯宁——做不到的死法。不过，在他本国，罗亭连如此死法的机会也没有；纵使罗亭有血性、有性格，在他当时的俄国社会里，他又能如何？这位“多余”之人，俄国文学里所有令人同情、不堪大用、无能任事的空谈家始祖，处其当时环境，应该，或者可能向可厌的贵妇及她的世界（他屈降苟存的世界）宣战吗？读者未获指点。《前夜》女主角叶琳娜寻找一个英雄人物，帮她逃出她父母及其环境的虚伪生活。她发觉，连她圈子里最精华、最具天赋的俄国人也缺乏意志力、不能行动。她追随了直前无畏的保加利亚反徒英沙罗夫。英沙罗夫单薄、干直，比起雕刻家舒宾或历史学家别尔谢涅夫，少文而木讷。但是，他专注一念——将他的国家由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有此大志，他的乡土战到最后一个农民、最后一个乞丐，他都与之同心赴事。伊琳娜追随他，因为她的世界里惟他完整未败，因为他的理想有不屈不挠的道德力量为奥援。

屠格涅夫在当时迅速往左移动的激进刊物《现代人》上发表《前夜》。支配《现代人》的一群人固然与托尔斯泰性情不合，与屠格涅夫也同样不投契；他嫌他们是呆板、狭隘的教条家，对艺术全无了解、是美的敌人、对人际关系没有兴趣（人际关系是他的一切），不过，他认为他们勇敢而坚强，是拿一个目标——俄国人民的解放——来判断一切的狂热分子。他们拒绝妥协，他们一心一意要求得一场激进的解决。农奴之解放，令屠格涅夫和他自由派朋友深为感动，而在这些人心目中，那解放并不是新时代的开始，却是一招可怜的骗术。在新的经济安排下，农民还是落在地主的桎梏里。只有“农民的斧头”——人民大众的武装起事，才能使农民自由。《现代人》文学编辑杜勃罗留波夫评论《前夜》，称赞那位保加利亚人是正面英雄：他不惜生命，要把土耳其人逐出他的国家。我们呢？我们俄国人（他宣布）也有我们的土耳其人——只不过，是内部的土耳其人而已：宫廷、贵族、将军、官吏、新兴资产阶级，等等，以暴力与大众之无知为武器的压迫者与剥削者。我们的英沙罗夫何在？屠格涅夫说起前夜：真的一天何时破晓？如果这么一天尚未破晓，正是因为善良启蒙了的青年——屠格涅夫小说里的舒宾与别尔谢涅夫——无能。他们瘫痪了。他们满口精致文雅的辞藻，但他们终必屈从于他们社会的平庸凡俗生活的习套，因为他们被家庭、建制与经济的关系网络牢牢连在既有秩序上，而他们又拿不出决心把这张网完全打破。杜勃罗留波夫在他那篇文章的最后定稿里说：“你坐在一个空箱子里，想从里面倒翻箱子，多么费功夫！要是由外面来，一推就翻了。” 英沙罗夫站在箱子外面——土耳其侵略者是箱子。真正有心之士，必须走出俄国箱子，与整个荒唐的结构断绝一切关系，然后从外面推倒它。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兀坐伦敦，虚耗时日，揭发俄罗斯帝国里随处可见的不公、腐败或失政例子；这，非但不能削弱那个帝国，反而可能促使它消除这些缺点而享国更久。真正的要务是摧毁这整个非人制度。杜勃罗留波夫的劝告很明白：有心人必须努力抛弃这箱子——与当前这个样子的俄国脱离一切接触，因为别无法子取得一个阿基米德点来把它推翻。英沙罗夫做法确当，要待更大的工作完成，再报私仇——处决那些刑讯并杀害他双亲的人。不可浪费精力去汲汲从事点点滴滴的揭斥，或者只把个人救离残酷与不公。这，只是自由主义的无聊事，只是逃避根本工作。“我们”和“他们”毫无共通之处。“他们”——包括屠格涅夫——寻求自由、通融。“我们”要摧毁、要革命、要新的人生基础；此外没有什么能毁掉当道的黑暗。这，依激进分子所见，就是屠格涅夫这部小说的清楚意涵；他和他那班朋友则显然太怯懦畏事，不敢直拈出来。

此书如此诠释，屠格涅夫烦恼，简直惊恐。他试图教人取消这篇评论。他说：要是该文刊出，他会不知道怎么办、往哪里跑。不过，这些人，他还是着迷。他厌恶这些“涅瓦河边的但以理”们阴郁的清教主义。“涅瓦河边的但以理”是赫尔岑给他们的称呼 ；他认为他们愤世嫉俗、凶狠，他无法忍受他们粗糙而反美学的功利主义，也无法忍受他们排斥他珍爱之物——自由的文化、艺术、文明的人类关系。但是，屠格涅夫又认为他们年轻、勇敢、不惜舍命打倒大家的共同敌人——反动分子、警察、国家。他想同杜勃罗留波夫攀交情，不断找他聊天。一日，他们在《现代人》办公室相遇，杜勃罗留波夫突然对他说：“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别再交谈，我厌烦了。” 说罢，走到办公室老远一个角落里。屠格涅夫没有马上放弃。他的迷人是出了名的；他使尽浑身解数，要讨这位冷酷的青年欢心。没有用；他一见屠格涅夫走近，就直瞪墙壁，不然，干脆拂袖而去。编辑同仁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还偏爱并仰慕屠格涅夫；杜勃罗留波夫对他说：“你要是喜欢，尽管同他说话好了。”又特别添一句：“坏盟友不是盟友。” 此语颇具列宁神韵；早期那班激进分子，也许就数杜勃罗留波夫最富布尔什维克气质。屠格涅夫是一八五〇年代到一八六〇年代俄国最著名的作家，也是欧洲声誉巨大而且日渐隆盛的惟一俄国作家。他坚持了一段日子，最后，面对杜勃罗留波夫深重难息的敌意，终于死心。他们公开决裂。他靠向左翼视为最大死敌的卡特科夫主持编务的保守杂志 。

同时，政治气氛愈来愈风狂雨暴。解放农奴的一八六一年，恐怖主义的“土地与自由联盟”成立。措辞激烈，号召农民造反的宣言开始传布。激进派领袖被控以叛乱罪，有的下狱、有的流放。首都火灾四起，当局指责大学生为祸首。屠格涅夫没有挺身为他们辩护。激进分子的呼唤，他们的横暴讽刺，他认为纯是汪达尔主义；他们的革命目标，他觉得是危险的乌托邦主义。然而，他也感觉到有个新东西在兴起——某种巨大的社会突变。他明言自己处处感觉到这巨变。这巨变，他既厌恶、又着迷。现存体制——以及他和他那一辈自由主义信仰的许多事物——有一种新而且可畏的敌人正在出生。屠格涅夫的好奇心总是强过他的恐惧：他一心想了解这些新雅各宾分子。这些人粗糙、狂热、敌意、轻慢无礼，但道德未丧、满怀自信，而且，在一个狭隘但纯正的层次上，他们可谓理性、不计私利。他无法硬忍着不睬他们。他觉得他们是新而目光锐利的一代，未受古老的浪漫神话蒙惑；最重要的是，他们年轻，他的国家的未来握在他们手里；而凡他觉得生动鲜活、热烈、令人恼烦的任何事情，他素来不愿意不闻不问。毕竟，他们想打击的恶事，确是恶事；在相当程度上，他们的敌人也是他的敌人；这些年轻人见解错误而顽固、野蛮、鄙薄他自己这类自由人士，但他们是反击专制制度的斗士与殉道者。对他们，他由困惑而好奇、兼又害怕而目眩神迷。此后，他终身念念不忘，要为自己解释他们——或许，也是向他们解释他自己。

二

年轻人对中年人：“你有内涵而没有力量。”中年人对年轻人：“你有力量而没有内涵。”

取自当代一场交谈

这是屠格涅夫最出名、政治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的小说《父与子》的话题。当时那班神秘、盛气腾腾的新青年，他宣称他处处感觉到他们的形影。他们在他心里激起的感受，他发现很难分析。《父与子》之作，即是试图为他所得于这些人的意象披上血肉与实质。多年以后，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有一种——请别见笑——有一种命运，这东西强过作者自己，是一个独立于他之外的东西。我知道一点：当初，我并没有什么先入之见、没有什么既定的‘笔势’；我天真地写，好像自己也被一路浮现出来的东西吓坏了。” 他说，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巴札洛夫，是以他在俄国火车上遇见的一位俄国医生为模型而塑成。不过，巴札洛夫也有别林斯基某些特征。他和别林斯基一样，是穷军医的儿子，而且具有几分别林斯基的唐突、他的直接与不宽容，一看到伪善与故作正经的蛛丝马迹，一听到夸大不实的保守主义滥调或推诿避事的自由主义时髦话，就当下发作。此外，尽管屠格涅夫连连否认，巴札洛夫还有几分杜勃罗留波夫那种凶狠、好斗的反美学主义。

小说中心题目是老年人与年轻人、自由分子与激进分子、传统文明与新而粗豪的实证主义间的对抗（这实证主义，除开理性人所需之物，其余一概不取）。青年医学研究者巴札洛夫应他同学兼弟子阿尔卡季·基尔沙诺夫之邀，到乡下来，住在阿尔卡季父亲的公馆里。这位父亲，尼古拉·基尔沙诺夫，是个温和、亲切、谦逊的乡绅，爱慕诗与自然，以动人的周到礼数招呼儿子的聪敏友人。同在这栋房子里的，有尼古拉·基尔沙诺夫的哥哥帕维尔，是个退休军官，又是个讲究衣着、虚荣、浮夸、旧式过气的花花公子，从前在首都的社交沙龙里也曾是个小红人，如今在文雅而惘惘不甘的无聊里度其残生。巴札洛夫嗅到敌人的气味，于是刻意称自己一伙人为“虚无主义者”——意思只是说，他，以及同他类似想法的人，排斥一切不能用自然科学的理性方法建立的东西。只有真理要紧：不能以观察与实验确立之事，就是无用或有害的累赘——是“浪漫的垃圾”，是明智者要狠下心来削除的东西。凡是无从触摸、无法用数量测度的事物，如文学与哲学、艺术之美与自然之美、传统与权威、宗教与直觉、保守派与自由派、民粹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地主与农奴未经严判的假设，巴札洛夫都归为这堆不理性的瞎说。他相信强硬、意志力、精力、功用、工作，以及对一切存在事物的无情批判。他想撕破面具，炸掉一切受敬重的原则与规范。只有驳不倒的事实、只有能用的知识，才重要。他几乎立刻同过敏、因循传统的帕维尔·基尔沙诺夫发生冲撞。他告诉帕维尔·基尔沙诺夫：“目前，最有用的事情是‘否定’。所以，我们否定。”“一切？”帕维尔·基尔沙诺夫问。“一切。”“什么？不但艺术、诗……连……太可怕了，教人不敢启口……”“一切。”“你摧毁一切……不过，当然也必须建设罢？”“那不关我们的事……首先必须清理地面。”

火热的革命煽动家，当时刚从西伯利亚逃到伦敦的巴枯宁，说的正是这种话：整个腐烂的结构、腐败的旧世界，必须夷平，地上才能有新的建设；建设什么，则不是由我们来说；我们是革命者，我们的要务是破坏。新人——把闲散之徒与剥削者及其虚伪价值的污染洗清了的新人，会知道该做什么。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索雷尔曾经引述马克思一句话：“谁计划革命以后的事，就是反动分子。”

这迈越了《现代人》那些对屠格涅夫颇有不满的激进批评家的立场。他们确实有些计划，他们是民主的民粹主义者。但是，依巴札洛夫之见，对人民的信心，和其余（浪漫的垃圾）一样不理性。他宣称：“我们的农民为了到酒馆里痛醉，不惜自己抢自己。”人的首要义务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变得坚强而理性，创造一个其他理性的人能呼吸、生活与学习的社会。他温和的弟子阿尔卡季向他提了个想法：要是所有农民都像他们村里的工头，有舒适的石灰房子住，就理想了。“我厌恶……农民，”巴札洛夫说道，“我为他工作到手上脱了皮，他也会感谢我。话又说回来，我要他的感谢干啥？他会住在他石灰粉刷的房子里，而我的蔓草丛生……”阿尔卡季震惊于这种说法；但新兴、顽强、不自羞耻的唯物主义的自我精神，就是这种声音。不过，巴札洛夫与农民共处，又安然自在：即使他们认为他是一种古怪的上流人，他们也没有自觉非偶。巴札洛夫常在下午解剖青蛙。“一个正经的化学家，”他告诉他震惊的主人，“比任何诗人有用二十倍。”与巴札洛夫商量以后，阿尔卡季轻轻抽掉他父亲手里的一卷普希金作品，换上一本最近流行的毕希纳唯物主义论著《物与力》 。屠格涅夫描写老基尔沙诺夫在花园里散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低下头，用手摸了把脸，又寻思道：‘不过，排斥诗，对艺术、对自然不要去感受，这……’他左看右看，仿佛想明白人对自然怎么可能不起感受。”巴札洛夫宣称一切原则化约到底，不过是情绪。阿尔卡季问，如此的话，诚实是不是只是一种情绪。“你觉得很难相信？”巴札洛夫说，“朋友，你如果决定打倒一切，就必须把自己也打倒！……”这可是巴枯宁与杜勃罗留波夫的声音了：“必须清理地面。”新文化必须以真实的，亦即唯物的科学价值为基础，社会主义和其余所有舶来“主义”一样不真实、一样抽象。至于旧有的美学、文学文化，碰到现实主义者——碰到强硬而正视赤裸裸真理的新人，将会土崩瓦解。“贵族政治、自由主义、进步、原则……全是外来……而且无用的字眼。送给俄国人，他也不要。”帕维尔固然面带鄙蔑，拒斥此说，他侄儿阿尔卡季最后也无法接受。“你天生不适合我们这种严厉、苦涩、孤独的生活，”巴札洛夫告诉他，“你放不开，你不要讨人厌，你空有锐气和年轻人的冲动，而那在我们的事业里并无用处。你们这类人，绅士贵族，永远超不出高贵的谦虚、文雅的愤怒，而那全是无聊。你们不会挺身战斗，可又自以为了不得。我们要战斗……我们的灰尘会蚀坏你们的眼睛，我们的污泥会溅脏你们的衣服。你们还没有达到我们的水平，你们还在孤芳自赏，你们喜欢自责，而那讨我们厌烦——我们要别的！我们要打破别人！你是好人，不过，好归好，你终究是柔弱、教养清高的绅士……”

有人说，巴札洛夫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即使巴札洛夫并非社会主义者，此说也有几分真理。他要激进的变革，而且不惜使用暴力。老花花公子帕维尔·基尔沙诺夫抗议：“武力？野蛮的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也有武力……我们要武力干啥？……我们珍爱的是文明及其果实。不要告诉我它们没有价值。最糟糕可怜的涂鸦画家……在饭店里胡敲键盘的钢琴师……也比你有用，因为他们代表文明，而不代表蒙古暴力。你以为你有进步精神；你应该坐在卡尔梅克人的马车里才对！”后来，巴札洛夫违反自己一切原则，爱上一个冷酷、聪明、高等出身的交际花，未获伊人青睐，深自痛苦。不久，他在乡下一次解剖验尸中感染疾病而亡。他死得坚忍冷静，还怀疑国家是不是真正需要他和他这类人。他的死亡，教他年迈、贫寒、慈爱的双亲伤心欲绝。巴札洛夫陨落，是败于命运，而非由意志或智力不足。屠格涅夫后来在给一位青年学生的信里说：“我把他构想成一个郁黯、直野、巨大，已经一半挣出泥土、强有力、讨人厌、诚实，却因为还只算站在未来的门前而命定毁灭的人……” 这个讨厌、狂热、专志的角色，原本是为受辱的人类理性争一口气的人，到头来，却因爱情，却因他压抑且否定于内心的一股人性热情，而受到药石罔效的创伤——这场危机，使他蒙羞，却恢复了他的人性。最后，他被无情的自然，被屠格涅夫所谓冷眼女神，不关心善、恶、艺术、美，对生命短暂如蟪蛄蚍蜉的人类更无珍爱的伊希斯（Isis）击毁；他的自我主义或利他主义没能挽救他，信仰或工作，理性的享乐主义或清教徒式的谨守义务，也救不了他；他奋力确证自己，但自然无动于衷，她有她自己牢固无情的定律。

《父与子》出版于一八六二年春天，在俄国读者里引起的巨大风暴，空前而且可谓绝后。巴札洛夫是什么样的人？该怎么看他？他是正面还是负面人物？英雄还是魔鬼？他年轻、大胆、聪明、强壮，他摆脱了过去的担子，也丢弃了“多余人”虚耗地捶打俄国社会牢房栅门的那种悒郁无能。批评家斯特拉霍夫在书评里说他是个具有英雄气势的角色。 多年以后，卢那察尔斯基称他为俄国文学里第一位“正面”英雄。那么，他象征进步？他象征自由？但是，他对艺术与文化、他对整个自由价值世界的痛恨、他愤世嫉俗的自语——这些，作者是不是也有标举以博人称赏之意呢？小说刊出以前，编辑卡特科夫已经向屠格涅夫抗议这一点。他埋怨说，如此颂扬虚无主义，等于对青年激进分子五体投地。他向屠格涅夫友人安年科夫说：“屠格涅夫这样向一个激进分子下旗行礼”，这样把他当成光荣战士致敬，“真该羞愧”。 卡特科夫自称并未为作者的表面客观所惑：“此中暗藏偏爱……巴札洛夫这家伙确实支配其余角色，而且不曾遇到理所应有的抵抗。”他做成结论，认为屠格涅夫如此写法，在政治上很危险。 斯特拉霍夫比较同情。他认为巴札洛夫高耸于其余角色之上，并且断言，屠格涅夫可以自称对此人心仪而不能自已，但是，说他畏惧此人，更近真相。卡特科夫呼应此说：“读者有个印象，作者对他故事里这位主角，态度尴尴尬尬……作者仿佛不喜欢他，在他面前不知所措，甚至被他吓坏了！”

左翼的抨击，恶毒得多。杜勃罗留波夫的几任编辑安东诺维奇在《现代人》指控屠格涅夫把青年做了可恶可憎的丑化。 巴札洛夫是个残狠、愤世嫉俗的快乐主义者，嗜欲好色，不关心人民的命运；他的作者过去无论有何观念，显然已经投靠最黑暗的反动派与压迫者。当时的确也有保守人士向屠格涅夫道贺，说他暴露了新兴、以破坏为事的虚无主义的恐怖，他这项公益，凡具正当感受之人，都要感激。不过，对屠格涅夫伤害最剧的，还是左翼的抨击。七年后，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青年向他投掷“污泥与秽物”。他被称为蠢人、驴子、爬虫、犹大、警察。 “有人加我开倒车、黑暗蒙昧主义的罪名，告诉我‘我的相片在鄙夷的笑声中烧成灰烬’，另外有人怒责我……对年轻人磕头。‘你趴在巴札洛夫脚下！’有个人写信来，‘你只是假装谴责他，其实对他打躬屈膝，你奴颜侍候他，希望他赏你一个偶尔无心的笑容！’……我的名字遭羞蒙污了。”

读过《父与子》原稿的自由派朋友，至少有一位劝他烧掉，因为此书会使他永远得罪进步主义者。左翼报纸出现敌意的漫画，画个屠格涅夫甜言煽惑父执辈，巴札洛夫则是个目光闪烁的靡菲斯特，在一旁讥刺阿尔卡季对他父亲的爱。这些漫画里，最善意的，也只把屠格涅夫描写为茫然失措的人，一边受到狂热左派民主人士抨击，一边是拿刀拿棍的父执辈咄咄逼来，他站在中间，凄惶无助。 不过，左派亦非全体一致。激进批评家里皮萨列夫解救屠格涅夫。他大胆认同巴札洛夫及其立场。皮萨列夫说，屠格涅夫可能太优柔，或者太疲惫，无法陪伴我们未来之人，但他知道，真正的进步难以寄托于为传统所缚之人，而有赖于巴札洛夫之类不怀妄想，摆脱了浪漫或宗教瞎说的积极活跃、自我解放、独立之人。作者没有对我们装腔作势，他没有要我们接受“父亲”们的价值。巴札洛夫志存反叛；他不为任何理论所囚——这就是他令人向往的力量，这就是进步与自由之源。屠格涅夫可能想告诉我们说我们误入歧途，但他其实是一个巴兰：他在创作过程中深深爱上了他小说的这位主角，于是把他所有希望寄挂在他身上。“自然是作坊，而非神殿”，而我们就是作坊里的工人；我们不要忧郁的白日梦，要意志、力量、智慧、现实精神——皮萨列夫借巴札洛夫之口，断定这些才有出路。他又说，今日父母所见之子女、姊妹所见之兄弟，都正在变成巴札洛夫。他们可能害怕，也可能困惑，但那就是未来之路所在。

屠格涅夫每有小说，必呈老友安年科夫先读，而后问世。安年科夫认为巴札洛夫简直是个蒙古人，是成吉思汗型的人物，一只表尽俄国蛮昧状态的野兽，只“以莱比锡博览会的书籍为欲盖弥彰的外饰”而已。 屠格涅夫是不是想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的领袖呢？“作者自己……也不晓得该怎么看他，”他写道，“他不知道该把他看成一股大有成果可期的未来力量，还是一个空洞文明的身体上长出来的，必需尽速割除的可憎肿疡。” 但他不可能两者都是，“他是两面门神雅奴斯，各派人只会看到自己想看或自己能了解的一面” 。

在他自己的杂志上（刊出《父与子》的杂志），卡特科夫有一篇未署名的评论，提出更进数层的说法。虚无主义正是左派本身的传神写照，这写照，有人欢心，有人惊怖，左派猝然面对这写照，一阵大乱。卡特科夫讥讽这场慌乱以后，转而责备作者太拳拳谨防自己对巴札洛夫不公正，由此，他指责作者变成老是表彰巴札洛夫。他说，事有所谓“太公平”：太公平，结果是扭曲真相。至于主角，巴札洛夫坦白到残忍的地步：这是好事，非常好。他相信人要说真话，无论真话多么令那可怜、温和的基尔沙诺夫父子烦恼，而且不问人物、不管环境，直道真理。这，可敬可佩，他抨击艺术、财富、奢侈的生活。但是，他以什么名义来抨击？科学与知识？这，卡特科夫断言，并非实情。巴札洛夫的目的不在发现科学真理，不然，他不会叫卖廉价的流行小册子——毕希纳等等，这些小册子根本不是科学，而是新闻报道，是唯物主义的宣传。巴札洛夫（他又写道）不是科学家；在今天的俄国，很难说有这个族类。巴札洛夫和他的虚无主义同道只是布道家而已，他们贬斥成语、词藻、膨胀的语言——巴札洛夫教阿尔卡季说话不要那么（优雅讲究）——然而，只是为了换上他们自己的政治宣传；他们提出的不是坚实的科学事实——对于硬扎的科学事实，他们并无兴趣，简直可说毫无认识；他们提出来的是口号、谩骂、激进的口头禅。巴札洛夫解剖青蛙，不是纯正的真理追求，只是借机排斥文明价值与传统价值——帕维尔·基尔沙诺夫堂堂正正维护的价值；在一个比较上轨道的社会里，例如英国，帕维尔会有一番有用的作为。巴札洛夫和他那班朋友不会有什么发现；他们不是研究者，只是炎炎大言之徒，假其不肯费心深造的一门科学为名，徒事巧辩。到头来，他们并不比他们大多数原来出身的无知、愚昧的俄国教士阶级强多少，而且危险得多。

赫尔岑一如往常，见解透辟，妙语解颐。“写这本小说的屠格涅夫，其艺术家成分，比大家所想的要多。正因为如此，他才迷了路，而且，据我所见，迷得非常大胆。他原来要进一个房间，最后却闯入更好的另外一间” 。作者起初分明想为父执辈效一点劳，不料他们竟是这等无用的东西，以至于他“情难自禁，跟着巴札洛夫的极端主义走；结果，他本来要揍儿子，倒变成棒打父执辈” 。赫尔岑之论，可能颇中肯綮：屠格涅夫并未承认，但小说开始，作者对巴札洛夫的刻画，笔墨的确含有敌意，后来却使作者意乱神迷，结果，巴札洛夫竟如夏洛克 ，变得比作品原来设计的本意更富人性，并且复杂得多，因而转化、也许还扭曲了原来的设计。自然偶尔也模仿艺术：巴札洛夫影响了年轻人，犹如前世纪的维特，又如席勒的《强盗》，以及拜伦的莱拉、异教徒与恰尔德·哈洛尔德 。不过，赫尔岑在后来一篇文章里说，这些新人独断，凿空高谈，执着口号，因此只表现了俄国性格里最难教人欣赏的一面：警察——军官——的一面，凶残的官僚马靴；他们要打破旧专制的桎梏，只是为了换上他们自己的一套枷锁。“四十年代人”——他和屠格涅夫那一辈——可能空洞且软弱，但是，后起之士——残酷粗鲁、无情寡仁、愤世嫉俗、庸鄙势利，睥睨一切、满嘴讥嘲、横冲直撞而不道歉的六十年代青年——就必然更优秀么？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原则、什么具有建设性的新答案？破坏就是破坏。破坏不是创造。

这部小说撩起的热闹的众说争鸣里，至少可以列出五种态度。 愤怒的右翼认为巴札洛夫代表新虚无主义者的极致，屠格涅夫由于心存一个很不可取的念头，要向年轻一辈献媚求容，而产生了这个角色。有人指斥他以邪恶手法歪曲作践激进分子，为反动派提供军火，协助警察为虐而不自知；他们说他变节，管他叫叛徒。又有人，如皮萨列夫之类，满怀自豪，拿巴札洛夫的旗帜往自己桅杆上挂，向屠格涅夫表示感激，谢谢他诚实，谢谢他同情日渐壮大、生气蓬勃、大无畏的未来派。最后，有一种人察觉作者并不完全确知自己要做什么，他的态度是由衷的模棱两可，他是艺术家，他不是写宣传册子的人，他落笔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党派目的，他只是说出他所见的真理。

屠格涅夫去世以后，争论盛况依旧。接下来的世纪里，俄国大革命以前、以后，辩论都不曾消歇——屠格涅夫的创造活力，由此颇见一斑。的确，晚近的十年前，这场论战在苏联批评家之间仍然如火如荼。屠格涅夫赞成还是反对我们？他是一个被自己日渐衰败的阶级的悲观主义蒙蔽了的哈姆雷特么？或者，他的目光超越了那种悲观主义？巴札洛夫是寄心政治，勇于战斗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先驱，还是对俄国共产主义前辈元老的恶意丑化？论战至今未息。

小说遭际如此，屠格涅夫懊恼又困惑。交给出版者以前，他像往常一向谨慎预防，先不厌其烦，遍询意见。他向巴黎友人披读手稿、删改、修饰，务期人人高兴。他数易原稿，每逢朋友或顾问向他回报印象，巴札洛夫就生变化，在道德标尺上起落升降。左派的抨击造成创伤而生脓，终身不愈。几年以后，他写道：“有人告诉我，说我站在‘父执辈’这边——居然说我简直违逆艺术真理，言过其实，夸大帕维尔·基尔沙诺夫缺点，夸大到歪曲地步而把他落得贻笑天下！” 至于巴札洛夫，屠格涅夫说此人“诚实、崇尚真理，是个地道的民主人士” 。多年以后，屠格涅夫告诉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说他“非常、非常喜爱”巴札洛夫，“我曾让你看我的日记——你会明白，此书以巴札洛夫死亡作结，我如何痛哭流涕” 。讽刺家萨尔蒂科夫是批评屠格涅夫最尖刻的人之一（他抱怨“虚无主义者”一词被反动分子用来贬斥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人）。屠格涅夫写信给他：“请诚实告诉他，怎么会有人觉得，拿他同巴札洛夫相拟，是个侮辱？你自己难道也不明白他是我所有角色里最引人共鸣的一位？” 至于“虚无主义”，也许是个错误。“我完全承认……我没有权利给我们那批反动渣滓这个机会抓到一个名字、一句口号——我承认，年轻人拒斥我，以及我受到的一切讥笑，都有道理……这问题比艺术的真理更重要，而且我应该先见及此。” 他声称他几乎赞成巴札洛夫所有看法——艺术的看法除外。 他认识的一位女士告诉他，他既不拥护那些父执、也不拥护那些孩子，他自己就是个虚无主义者；他认为她可能是对的。 赫尔岑说，他们大家——他自己、别林斯基、巴枯宁，一八四〇年代以西方与科学及文明为名而指斥俄国黑暗的所有人，身上都带着一些巴札洛夫的成分。 屠格涅夫也没有否认此说。无可怀疑，他写信的口气，因收信对象而异。海德堡的激进俄国学生要求他澄清他本身立场，他告诉他们：“如果读者不喜欢巴札洛夫——粗糙、不仁、直露无情而言行唐突的巴札洛夫……则错失在我；我写得不成功。”但是，“把他浸过糖汁（用他自己的措辞）——亦非我所愿为……我不想用这种让步来买取众望。宁可失败（我认为我输了这一场），也不要用诡计获胜。” 不过，对诗人朋友费特——一个保守的地主，他又写说他也不晓得自己对巴札洛夫是爱是恨。他本意要赞美他、还是折辱他？他不知道。 八年以后，他再申此意：“我个人（对巴札洛夫）的感觉混乱不明（天知道我爱他还是恨他）！” 对自由主义者费洛索伏娃夫人（Madame Filosofova），他写道：“巴札洛夫是我的爱子；为了他，我同卡特科夫争吵……巴札洛夫，那个聪敏、英雄之人——会是丑化么？”他又说，这是“愚蠢的指控”

年轻的人鄙夷，他觉得不公平、忍无可忍。他写道，一八六二年夏季，“卑劣的将军竞相称赞我，而年轻人却侮辱我” 。社会主义领袖拉夫洛夫曾有记载：屠格涅夫苦苦抱怨，说激进分子改变对他的态度，有失公正。对这种改变，他在他晚年的《散文诗》（Poems in Prose）里作了回应：“诚实的人弃他而去。只要听到他名字，诚实的脸就愤怒涨红。” 这不仅是自尊受伤而已，他由衷觉得自己在政治上陷入一个与自己真正心意大相悖谬的狼狈立场。他这辈子向来希望与进步人士、与自由及抗议之士齐步迈进。但是，到头来，他无法强使自己接受他们对艺术、对文明行为、对他珍爱的欧洲文化要素的野蛮轻视。他恨他们的独断作风、他们的倨傲、他们的破坏性、他们对人生的可怕无知。他远走海外，寄寓德国与法国，返回俄国，也只是来去如飞的访问。在西方，他口碑处处、博孚雅望。不过，说到最后，他的心事还是想对俄国人发摅。又，一八六〇年代，如同各时代，他在俄国大众里的名气非常煊赫，但他最想讨好的是那些激进分子，而他们不是敌视他，就是反应淡漠。

他的下一部小说，《烟》，在《父与子》出版后立即着手，是一项特别的尝试，他想为他的伤口止血，并且同他所有敌人清账。此书于五年后的一八六七年出版，里面有一笔针对双方阵营而来的尖刻讽刺：一斥浮夸、愚蠢、反动的将军与官僚，二击愚昧、浅薄、不负责任的左翼空谈家——这两个阵营同样远离现实、同样没有能力救治俄国的疾弊。这为他招来更进一步的猛攻。这回，他不惊讶了。“他们，激进的、极端保守的，由上、由下、从侧面，尤其从侧面，鸣鼓齐攻。” 一八六三年波兰反叛，以及三年后卡拉科佐夫谋刺皇帝，甚至在自由主义的俄国知识阶层里也引起汹涌的爱国情绪浪潮。俄国右派与左派批评家都把屠格涅夫写成一个不值得理会的失意之人、一个遥居巴登巴登与巴黎而不再认识祖国的自放之徒。陀思妥耶夫斯基指斥他为失节背叛的俄国人，还劝他买一具望远镜，把俄国看清楚一点。

七十年代，他在日夜忧谗畏讥之中，开始战战兢兢重建他与左翼的关系。他既惊又喜，巴黎与伦敦的俄国革命圈子居然颇表盛情；他的聪慧、他的善意、他对沙皇体制长久不减的痛恨、他表里透明的诚实与公平坦直、他对革命分子个人的热血同情、他强大的魅力，在那些圈子的领导人物身上发生了效果。此外，他表现了勇气，一个天性畏事而有志克服恐惧的人的那种勇气：他秘密献金，支持颠覆性的刊物，他甘冒危险，公开会晤列禁而被巴黎或伦敦警察盯梢的恐怖分子。这就融化了他们的抵制。一八七六年，他出版《处女地》（作为《父与子》续篇），最后一次试图向愤怒的年轻人解释他自己。翌年，他写道：“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文学里，年轻一代不是被写成一帮骗子与恶棍……就是……被抬举成一个理想；后面这种写法也是错的，甚至有害。我决定找出中庸之道，更接近真相——把大多数年轻人看成善良而诚实，并且彰明，他们诚实，但他们的号召太缺乏真理与生命，只会落得大败亏输。我的写法成功多少，非我所知……但他们必当感觉到我与他们的共鸣……我如果不同情他们的目标，至少也同情他们的人格。” 《处女地》主角涅日丹诺夫是个失败的革命分子，以自杀下场。他自杀，大致因为他的出身与性格使他不能配合革命组织的严厉纪律，或者无法适应小说真正主角——务实的改革者索罗明——那种缓慢而踏实的工作：索罗明安神定虑，在他自己以民主方式组成的工厂里努力劳动，由此，将能创造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秩序。涅日丹诺夫太文明、太敏感、太软弱，最重要的是，太复杂，无法切合一个严峻、修道院式的新秩序：他苦心费力，东突西撞，而一事无成，因为他“无法把自己变简单”。屠格涅夫——这一点[正如欧文·豪所指 ]是核心要点——他“无法把自己变简单”。他写信给朋友波隆斯基，信中说：“如果我因为《父与子》而挨棍子，为了《处女地》，他们还是照样会棒打我。” 三年后，卡特科夫的报纸就指责他“表演小丑角斗，取悦青年” 。和往常一样，他立刻回答。他说，过去四十年来，他不曾丝毫改变他的看法。“我是而且向来就是‘渐进主义者’，一个英国王朝那种意义上的老式自由主义者，一个‘只’期望‘由上而下’的改革的人。我原则上反对革命……把自己说成其他任何一种人，我都觉得对不起‘我们的青年’和我自己。”

到七十年代晚期，左派原谅了他的缺点。他软弱、他不断想向俄国权威当局辩白自己、他连番誓言自己与亡命伦敦或巴黎的俄国人没有关系——他这些罪过，他们好像都淡忘了。 他的魅力、他对革命分子人权与信念的同情、他作为作家的诚直信实，博得那些流亡者甚多好感，虽然他们对他看法上的极端温和，以及他每逢战况炽热就忙着寻找掩护的积习已经不怀任何幻想。他依旧告诉激进分子，说他们错了。当旧的已失权威而新的不足成事，我们需要的就是他在《贵族之家》里说的做法：“蓄势自持，而不失几分智计与灵巧的耐心。”当危机降临，用他有力的句子说，“当不堪大任者与无耻妄行者角斗”，我们需要的是踏实的良知良能，而不是赫尔岑与民粹主义者盲目把人类里最顽冥的反动派——农民——当作偶像来崇拜而唱出的荒谬、怀旧田园牧歌。他再三重申他厌恶革命、暴力、野蛮。他相信徐缓的进步，而徐缓的进步只有少数人做得到——“假使他们不互相毁灭”。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妄想。他在《烟》里的英雄兼代言人波图金就说过：“俄国人特别喜欢捡起很久、很久以前圣西门或傅立叶脚上掉落的破烂鞋子，恭恭敬敬，顶在头上，当圣物供奉。”至于平等，他对革命分子洛帕京说：“我们不会真要学圣西门，个个穿着一式背部钉扣的黄袍子过活罢？” 不过，他们是年轻的同党，是追求自由宽仁的党，是穷人、痛苦或受挫折的人的党；对他们，他没有吝惜他的同情、他的帮助、他的爱——即使他同时一直带着罪恶感，回顾他的右翼朋友，而且连连试图把他同左派无时或已的勾搭说成小事一桩。每次访问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他都设法会晤激进学生团体。见了面，有时大家谈笑风生，有时候，尤其当他回忆四十年代往事，想教他们着迷，他们就一脸不耐、鄙薄、愠怒。纵使他们爱他、仰慕他，他也觉得自己和他们隔着一道鸿沟：一边是要把旧世界连根茎带枝叶毁掉的人；一边是他这种要挽救旧世界的人，他们要挽救，因为，在一个用狂热与暴力创造的新世界里，值得你生活的东西可能太少。

寻源究底，使左右双方都与他见外疏远的，是他的讽世、他宽容大度的怀疑主义、他的缺乏热情、他“轻柔的笔触”，以及最重要的，他避免做太明确社会与政治寄托的决心。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公开反对“进步主义者”，却还体现了一些不可动摇的原则，始终自负、自信，因此，向屠格涅夫丢石头的人不曾拿他们当靶子。他的天赋，他精微细谨的观察力、他对人类各样性格与处境的着迷、他根深蒂固的要让各种目标、态度及信仰充分显现其复杂与纷歧的习惯——凡此，他们都认为是道德上的自溺与政治上的不负责。他和孟德斯鸠一样，被激进人士指控为太多描写、太少批评。屠格涅夫以斯特拉霍夫所谓诗质与信实兼得的天才，超迈所有俄国作家之上——善体人类看法的复杂复沓，而能传写其彼此濡染，以及其不知不觉之中的相入互化，且在捕捉性格与行为、动机与态度的幽微差异与层次变化方面，也深得三昧。再者，骄纵但聪明的帕维尔·基尔沙诺夫为文明辩护，自有一种令人信服之处，屠格涅夫没有丑化他的意思，而《贵族之家》那位毫无可取的潘辛为显然同样几种价值所作的辩护，就不能教人信服，而且屠格涅夫存心使他的论调不能服人；拉夫列茨基的斯拉夫情感很动人、引人共鸣；《烟》里那些激进派与保守派的民粹主义就令人厌恶，而且作者有意使之惹人厌恶。这清明、精于识鉴、微含反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那种执着自苦的天才完全不同的眼光慧见，激怒了所有渴求原色、渴求确定、向作家寻找道德指引的人。在屠格涅夫步步唯谨、诚实，但——他们觉得——沾沾自足的暧昧两可里，他们一无所获。他似乎在安享他的疑虑：他不要切入太深。与他分庭抗礼的两位巨人都觉得愈来愈不能忍受他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起初热心崇拜他，后来就当他是个满面堆笑、浅薄、四海为家的矫情势利之徒，是冷酷的俄国叛徒。托尔斯泰认为他是天赋异禀、崇真尚实的作家，但道德上孱弱无能，对人类最深刻、最痛苦的精神问题，盲目到无可救药。赫尔岑眼里，他是亲切热络的老友、天赋极高的艺术家、软弱的盟友、一枝太容易随风屈曲的芦苇、一个积习难返的妥协者。

屠格涅夫无法默默忍受他所遭受的创伤。他埋怨、他道歉、他抗议。他知道人家指责他缺乏深度、严肃或勇气。《父与子》的遭遇一直令他苦恼。“《父与子》问世以来，已经十七年，”一八八〇年，他写道，“而批评家的态度……还没有稳定。去年，我还在一本刊物上读到一篇谈论巴札洛夫的文章，文章里说我只不过是个把别人杀伤的人活活再打死的bashibazouk 。” 他再三坚持说，他同情受害者，他从来不同情压迫者——他素来同情的就是农民、学生、艺术家、妇女、文明的少数人，而不是强兵大军。批评他的人怎么会这么盲目？至于巴札洛夫，当然巴札洛夫有很多过失，但他比诋毁他的人强；把激进分子写成外表狰狞而心地纯真的人，容易得很；“把巴札洛夫写成野狼也似的，而又能让他堂堂正正，这才高明……”

屠格涅夫最不要走的步子，是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里找借口。“我是艺术家，不是写宣传册子的人；我写小说，而小说不能用社会或政治标准来评判；我的见解是我的私事；你们不会把司各特、狄更斯、司汤达或福楼拜拉进你们的意识形态法庭——那么，你们为什么放不过我？”这种话，他很容易可以出口，但他没有。他从来没有想要否认作家的社会责任；以社会为己任之理，经他敬爱的朋友别林斯基灌输，他永志不失，毕生未尝完全或忘。这关心社会之意，甚至润色了他最抒情的作品，而他所以能突破海外俄国革命分子对他的冷漠，也正由于这一点。这些人十分清楚，屠格涅夫只有同他本阶级里的老朋友，亦即同看法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激进的人相处，才真正安心自在——这些是他只要得便，就可以一道去猎野鸭的文雅自由人士或乡绅。不过，这些革命分子喜欢他，因为他喜欢他们，因为他同情他们的愤怒：“我知道我只是他们用来打政府的棒子，不过”（根据报道这席话是流亡革命家洛帕京所记，屠格涅夫说到这里，做了个传神的手势）“尽管用罢，我非常乐意。” 他们对他有好感，最主要却是因为他把他们视为个人来交往，而不把他们当成只是党派或看法的代表来对待。在某个层次上，这是个矛盾，因为，理论上，这些人想忽视的正是个人的社会或道德特色；他们相信客观分析，以社会学方式判断人，不问人在意识层面上的动机，只问人（个人、或社会阶级的成员）如何促进或阻碍可欲的人类目的，如科学知识、妇女解放、经济进步，或者革命。

这正是屠格涅夫退避不取的态度；巴札洛夫、《处女地》里那些革命分子令他害怕的，就是这态度。屠格涅夫，与一般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趋势、政治态度是人类的功能，而不以人类为社会趋势的功能。 行动、观念、艺术、文学，是个人的表达，而不是客观力量的表现；行动者或思想者不容只视为客观力量的体现。屠格涅夫，正如赫尔岑，以及他尊敬的朋友别林斯基（后面几个阶段的别林斯基），对于把人化简成非个人力量之传送器或媒介，深为憎恶。得能被视为人类而不只是意识形态代言人，而受到这么多同情与了解，甚至这么深情的对待，在流亡海外的俄国革命分子是一项十分难得的经验、一种奢侈。斯捷普尼亚克、洛帕京、拉夫洛夫及克鲁泡特金这流人物竟如此热烈回敬屠格涅夫这么善体人意又这么令人如沐春风，而且天资这么丰富的人，原因大半在此。他秘密捐资协助他们，只不对他们做任何思想上的让步。他相信——这就是他所谓他旧式，亦即英国王朝式（他意指立宪）的自由主义 ——惟有教育，惟有渐进的方法，“勤奋、耐心、牺牲小我、不外饰金玉、不喧闹嚣张、不做科学与文化上的顺势疗法注射” ，才能改善人类生活。他不断遭受批评，他震动、颤抖，但他在又谢罪、又辩白之中，拒绝“把自己变简单”。他继续相信——也许是他青年时代黑格尔主义的余绪——没有任何问题可以说永远结束，凡事必须正反相权，体系与绝对——社会与政治、以及宗教上的体系与绝对——都是危险的偶像崇拜 ；最重要的是，除非你所有信念已临存亡之交，而且委实别无他途，否则绝勿战争。对他以上想法，某些狂热青年由衷关注，有时还深为佩服。一八八三年，有个激进青年写道：“屠格涅夫去世。要是谢德林 也过世，我们自己也真可以活埋算了。……在我们眼里，这些人就是议会、生命、自由！” 在屠格涅夫丧礼当天非法刊印的一册追悼献辞里，某恐怖组织一位遭受通缉的成员写道：“生为绅士、教养与性格为贵族、信念为渐进主义者的屠格涅夫也许……同情、甚至致力于俄国的革命而不自知。” 警察在屠格涅夫丧礼中采取的特殊预防措施，分明并非全属多余。

三

如今，萨图尔努斯不该再以子女为食物；子女也不该再像堪察加土著那样吞噬父母了。

赫尔岑

我们常听说，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往往发生于一个社会既逐渐觉得一种生活形式及其建制在束缚并阻碍社会中最蓬勃旺盛的生产力——经济或社会、艺术或思想生产力——而那生活形式又力不足以抵制这些生产力的时候。此际，各种不同气质、阶级、条件的人和团体就联合起来反抗现有社会秩序。这就发生了激变动乱——革命，而革命有时候获得了有限的成功。革命走到一个关口，原来推动革命者的某些要求或利益得到满足，其满足的程度，使他们如果继续战斗，就无利可图。他们停下来，或者不很确定地奋斗。当初的同盟于是解体。最激情与最专志，尤其目的与理想距实现程度最远者，希望继续推进。半途而废，他们觉得是一种出卖。满足的集团，没那么有幻想的人，或者害怕旧桎梏会换成压迫性更重的桎梏的人，则往往就此踌躇不前。于是，他们陷入腹背夹击之地。保守派最上则视他们为软骨头盟友，最下则视他们为逃兵与叛徒。激进派视他们为卑怯无用的同盟——经常，更视其为叛帮背教与变节之徒。

这种人需要很大勇气，才抵得住各极端力量的吸引，在乱局里主张温和。这些人里，有的看到、不得不看到一件事体的许多面，有的则察觉，一个以太过无情的手段促进的人性理想，有变成其相反物的危险：自由，变成以自由为名而行压迫；平等，变成以维护平等为名而久居不去的新寡头体制；公道，变成要打破一切不妥协，人类爱则变成怨恨所有反对以残暴手段达成人类爱之人。中间立场素来是个八面受敌、险象环生、忘恩负义的立场。战况惨烈之际还想对两边说话的人，落入一种复杂的处境，亦即往往被诠释为软弱、骑墙、机会主义、怯懦。但是，这种诠释固然可以应用于许多人身上，却不适于伊拉斯谟，不适于蒙田，不适于同意对侵略荷兰的法国人协谈的斯宾诺莎，不适于吉伦特党几位精华代表，不适于一八四八年受挫的自由主义者中的某几位，也不适于欧洲左派里心志强毅、一八七一年不肯加入巴黎公社的成员。孟什维克党人在一九一七年不追随列宁、失意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在一九三二年不变成共产主义者，并非由于软弱或怯懦。

这类不愿意打破自己原则、不愿意背弃自己信仰的理想目标的温和人士，其对双方爱憎交杂的困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治生活的一个常见特征。这个特征，有一部分历史渊源就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里。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敌人往往来自右边——君主主义者、教士、支持政治或经济寡头体制的贵族。盖此辈掌权治事，对人的贫穷、无知、不公、剥削及堕落，若非推波助澜，即是无动于衷。自由主义者的自然倾向素来是，至今也仍是往左斜，偏向宽仁与人性的一派，与任何打破人类藩篱者亲近。甚至在无可避免的决裂以后，他们也还深不情愿相信左派会是真正的敌人。一些左派盟友诉诸残酷的暴力，他们在道德上可能觉得不堪；他们抗议，说这种方法会扭曲或破坏大家的共同目标。一七九二年的吉伦特党人、一八四八年的海涅与拉马丁等自由主义者，都被逼入这个立场；马志尼以及路易·布朗最足以代表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也都厌恶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手法。这些危机过去了，大家言归于好，恢复普通一般的政治战事，温和人士的希望又复活重振。温和派所陷入的险恶困境，可以看成由几阵突然而不能持久的错乱所引起。但是，在俄国，自一八六〇年代，以迄一九一七年革命，这股不安的感觉在几个压制与恐怖的阶段里愈变愈痛苦，而且成为一种长期状况——成为社会上整个开明阶层心中长久潜伏、无时或已的痼疾。自由主义者的两难式，因此竟成无从解决的困局。他们希望摧灭他们觉得完全邪恶的当道体制。他们相信理性、世俗主义、个人权利、言论与结社及意见的自由，各集团与种族及国家的自由，更大的社会与经济平等，以及最重要的公道。有人极端之至，至于不顾性命，欲以暴力推翻现状。他们敬佩这些人无私的奉献、动机的纯洁，以及其殉道精神。但他们又害怕，恐怖主义或雅各宾手法引生的损失可能无法弥补，而且大于任何可能的益处。他们畏惧极左派的狂热与野蛮，害怕它们对他们所知的惟一文化的蔑视，以及对乌托邦妄念的盲目信仰——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都是乌托邦妄念。

这些俄国人敬事西方文明，有如皈依者奉持一个新信仰。他们绝然无法设想，更不能许可人家破坏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对过去所有人——甚至沙皇制度下的过去的所有人——都具有无限价值的许多东西。陷在两军之间、迭遭双方指斥以后，他们再三重申他们温和且理性的说辞，而并不能真正指望任何一方听入耳里。他们始终固守改革主义与非革命的立场。他们有很多人滋生了复杂的罪恶感：他们比较深刻同情靠左那派人的目标，但是，遭斥于其中的激进分子以后，善于自我批判、心胸开放的他们往往就怀疑自己立场的有效性；他们怀疑，他们纳闷，他们时时忍不住要抛弃他们的开明原则，去皈依革命信仰，甚而顺从狂热分子的支配，以求心安。毕竟，要是舒展四肢，躺入舒适的独断之床，他们就能免掉游移不决的折磨，不用苦苦猜疑极左派的简单解决法最后可能和右派的民族主义、精英主义或神秘主义一样不理性、一样充满压制性。此外，他们认为，尽管处处缺点，左派比起僵化、官僚、丧心无情的右派，仍然代表一种比较人性的信仰——别的不谈，站在被迫害者一边，就永远胜于附和迫害者。但是，有一个信念，他们从未抛弃：邪恶的手段会破坏善良的目的。捺熄现有的自由、文明习惯、理性行为，以为它们像凤凰，今天消灭，明天会以更纯粹、更光耀的形式升起，他们知道是个可怕的陷阱和妄念。一八六九年，赫尔岑告诉他那位无政府主义老友巴枯宁，为恐人智的成果被敌人滥用，而钳制人智，而遏止科学、发明、理性进步，直到人被一场整体革命之火洗净——直到我们“自由”——才放开它们，纯是一项自我毁灭的谬误而已。在他这最后一篇宏壮的文章里，赫尔岑写道：“你不能因为多数人缺乏理解力、少数人滥用理解力，就要抑制人智……狂喊闭上书本、抛弃科学，唆使人从事某种愚蠢的毁灭战争——这是最盲狂而贻害莫大的一种煽动。跟着来的，就是最野蛮的激情的爆发……行不通！让邪恶的激情肆行放纵，绝非成就伟大革命之道……谁要偏爱粗暴的武力与破坏，而不以渐渐发展的方式解决事情，我都不相信他严肃认真……” 然后，他写出一个世人未能充分记省的句子：“要张开眼睛，不要挖掉眼睛。” 巴枯宁宣称要先扫清地面；地面扫清，再看着办。赫尔岑在这种说法里闻到黑暗的野蛮时代的气息。赫尔岑的反应，代表了他整个同辈俄国人的心声，而屠格涅夫生平最后二十年中所感、所写，也是这心声。他宣称他是欧洲人；西方文化是他所知的仅有文化；这是他年轻时代高举迈进的旗帜，至今仍是他的旗帜。 《烟》里的波图金说：“我忠于欧洲，说得精确一点，我忠于……文明……这个字眼纯洁且神圣，其他字眼如‘人民’，或者……或者‘光荣’，都有血腥味……”说这句话的波图金就是他的代言人。对于政治上的神秘主义与无理性主义，无论其为民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保守派或无政府主义的神秘主义与无理性主义，他的谴责始终是绝对的。

不过，除此以外，这些“四十年代人”就没有十分把握了：支持过头的左派，会违背文明气质；反对左派、对它的命运无动于衷、任它遭受反动势力打击，似乎更不可思议。这些温和人士不顾种种证据，希望那凶残的反智主义（俄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告诉屠格涅夫，这反智主义像一场传染病，正在年轻人里流播），那对绘画、音乐、书籍的轻鄙，那日益高涨的政治恐怖主义，是暂时的，是由于不成熟、由于欠缺教育而来的放纵；它们是长期受挫的结果；产生它们的压力一旦消除，它们就会消失。因此，他们稍作解释，轻轻放过了极左派的狂暴语言与暴力行为，而继续支持他们忧心忡忡的同盟关系。

这痛苦的冲突，在那半世纪里成为俄国自由主义者长期困境的这个冲突，如今已成为举世所共有。我们得弄清楚，今天，为反叛挂帅的，不是巴札洛夫之流。在某一层次上，巴札洛夫之流已经赢了。计量方法胜利前进、以科技管理来组织人类生活、只信赖功利后果的计算来评估对众多人类有影响的政策：这是巴札洛夫，而不是基尔沙诺夫之流。道德冷静的成本效益算术解脱了正派人士的良心不安，因为他们不再认为他们施用科学计算的对象是过着具体的个人生活、能感受具体的个人的死亡之痛的人类——今天，这是得势当道者，而不是反对者的典型做法。一切有关质的、难以精确的、无法分析的，但对人类很珍贵的东西，都遭怀疑，而且被贬归于巴札洛夫所谓过时、直觉、前科学的垃圾堆。这刺激了反理性主义的右派与非理性主义的左派，使他们同样激烈反对站在两者中间的技术官僚体制。极左与极右立场相反，但一致认为这种把社会生活理性化的作法，对于他们双方都视为最深刻的人性价值，是个可怕的威胁。使屠格涅夫生于今日，他想描写或许也想取悦的激进青年，将是有心把人类从柏克叹恨的“诡辩家、经济学家、计算家” ——忽视或鄙视人所以为人之理、人所赖以生活之道者——手里拯救出来的人。我们当代的新反叛者——以其能自成一说的理路而论——偏爱一种模糊的古老、自然法则。他们要建设一个大家彼此把人当人的社会，人人各自有其自我表达的权利，无论那表达多么不合金科玉律、狂野放肆；人不是一部中央控制、包举世界、自我推动的机械里的生产或消费单位。巴札洛夫的苗裔掩有天下，今天为人类准备革命工事的，是落败、见斥的“无用之人”的后代，罗亭与基尔沙诺夫与涅日丹诺夫的后代，契诃夫那些迷糊、可悲的学生和愤世嫉俗、穷愁潦倒的医生的后代。

不过，此中与屠格涅夫的困境确实仍有类似之处：这些现代叛徒同巴札洛夫、皮萨列夫及巴枯宁一样，相信首要课题为清扫、为毁尽现有制度；其余，不干他们的事。未来必须自求多福。宁取无政府，不要监牢；没有中间立场。这激烈的呐喊在我们当代的舒宾、基尔沙诺夫、波图金心里掀起了类似昔日的反应。我们当代的舒宾、基尔沙诺夫和波图金也是一群中间偏左、数目微少、犹豫不决、自我批判、并非事事勇敢的人。在道德上，他们既排斥右派的强硬面目。对左派的歇斯底里、粗心横暴与煽动，也心怀憎厌。他们像由屠格涅夫说出心声的一八四〇年代人一样，对左派既怕又迷。他们变色失声于左派苦行僧般暴烈的非理性，但是，对于自称代表青年与丧失人权者的人，对于自称因义愤而挺身为贫民与社会地位受剥削或压制者战斗的人，又不愿全盘拒斥其立场。这就是自由主义传统的现代传人非常残缺难全、有时痛心疾首的处境。

“我的作品在某一派人心里激起愤怒，理由我明白。”一百年前，屠格涅夫写道。“我的名字蒙污了……但是，这真说得上丝毫重要么？二十年后，谁复记得茶杯里的这些风波，甚至，我这蒙不蒙污的名字，谁会记得？” 今天，屠格涅夫的名字依旧蒙污未雪。他的艺术声誉，无人怀疑；作为社会思想家，他也仍是聚讼不休的主题。他一部又一部小说里诊断的状况，即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信徒的痛苦困境，一个曾经被认为俄国独有的困境，如今已是举世熟见。他摇摆不定的立场、他对反动派的畏怖、他对野蛮激进分子的疑惧，以及其中夹杂的他那种一心要得到狂热青年了解与认可的渴切之情，今天也处处可见。他在观念、阶级之间，最重要的，他在上下世代之间的冲突里既比较同情抗议的一方，却又不能毫无保留地靠向任何一方的那种依违失据，如今更触目皆是。屠格涅夫以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那个居心良好、耿耿忧惧、自我疑问的自由主义角色——复杂真理的见证人，如今已成为世界性的人物。这类人物，每当战况过炽，若非塞住耳朵，不听可怕的金钱交鸣，就是设法鼓吹停战、挽救人命、避免浑沌。

至于屠格涅夫所谓茶杯里的风波，今天，这风波非但没有被人遗忘，反而已经波及全世界。如果人的内在生活、观念与道德困境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解释有其重要意义，则虽不问文学特质，屠格涅夫的小说，尤其《父与子》，仍是了解俄国过去与我们当前世界的一项基本文献——其作用犹如阿里斯托芬戏剧之于古代雅典、西塞罗书信之于罗马、狄更斯或乔治·艾略特小说之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屠格涅夫可能珍爱巴札洛夫；他在他面前颤栗，则可确言。他了解而且相当同情新雅各宾主义者的立场，但他想到他们的蹂躏肆虐，仍无法忍受。一八六〇年代中期，他写道：“我们都同样轻信，也同样残酷；同样嗜血，同样渴求黄金、污蔑……同样渴急着，要为阿里斯托芬两千年前讥讽的那种瞎说，而挨受毫无意义的痛苦……” 艺术呢？美呢？“对，这些是宏壮的字眼……光裸的维纳斯不像罗马或一七八九年那些原则那么容易受疑问 ——但是，她，以及歌德和贝多芬的作品，也会坏朽。冷眼的伊希斯”——他给自然的称呼——“不慌不忙。她迟早要占上风……她不懂艺术或自由，正如她不知善为何物……” 不过，人何必一定要这么热心帮助她把一切化为尘土呢？教育，惟有教育，能抑阻这痛苦的过程，因为文明离枯竭之境尚远。

在黑格尔的精神盛宴里，俄国人是晚到之客，文明、人道的文化，对于俄国人，意义有过于对这些东西已经厌足失趣的土生土长西方人。比起他的朋友福楼拜与勒南，屠格涅夫更热情追随人性文化，也更有觉于其脆弱。但是，他又不像他们；在平庸凡俗的资产阶级后面，他察觉这文化还有个狂暴得多的敌人——由于确信有个更公道的新世界会出现，而一心要把他的世界整个消灭的年轻一辈偶像破坏者。他对这些罗伯斯庇尔的了解，深于托尔斯泰，甚至有过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拒斥他们的做法，认为他们的目标天真且可怖；不过，如果反对他们，会含有协助并安慰将军或官僚的意思，他就不愿反对他们。他没有献议任何清楚的出路，他只提出渐进主义与教育，只建议理性。契诃夫曾说，作家的正务不在提供解决，只需信实描写一个状况、充分彰显一个问题的所有层面，信实、充分到读者无法再规避这状况与问题。屠格涅夫提出的疑点，至今犹未平息。自他以来，道德敏感、诚实、思想负责之人在意见尖锐对立的时代里的两难处境，已经深剧有加，举世同感。他认为他那个当时还不十分欧洲的国家里的“教育阶层”才有的困境，在我们这时代已经成为每个阶级里的人的困境。这困境，他洞烛于其初萌之际，并且用了无比明锐的灵见、诗心、真理，加以描述。

附录

编辑家苏沃林曾经记下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席话。关于一八七〇年代与一八八〇年代俄国政治气氛，尤其当时日益高涨的政治恐怖主义浪潮。这段记载有如现身说法，读者或有兴趣一读。苏沃林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专制政体的忠实支持者，自由主义者视他们为强硬且无可救药的反动分子，不无道理。苏沃林的期刊《新时代》（Novoe vremya），是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俄国国内编辑最精良、势力最强大的极左杂志。苏沃林的政治立场尤其使他这页日记入木三分 ：

姆洛德茨基谋刺洛里斯·梅利科夫 那天，我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见过面。

他住在一间寒陋的小公寓里。我进门，只见他坐在客室里一张小圆桌边卷烟；他的面容，像刚从一间俄国澡堂的蒸汽里冒出来的人……我大概没有藏好我的惊讶，因为他瞥我一眼，同我打了个招呼，就说道：“老毛病又发作了。看到你，很高兴，非常高兴。”然后，继续卷他的烟。那件谋刺案子，他和我都毫无所闻，不过，我们聊着，马上谈到一般的政治犯治罪和“近来”冬宫的一场爆炸。关于大众对这些罪行的怪异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所批评。社会似乎同情它们，或者，说得更真一点，不很清楚该怎么看它们。他说：“假想一下，你和我站在达奇亚罗的店铺橱窗前面看图片。有个人站在我们不远处，假装也在看图片。他好像在等什么，不断四下张望。突然，另外一人赶到他身边，说：‘冬宫很快就爆炸，我装好了。’我们听见这句话。你必须假想我们听见——这些人兴奋到根本不留心环境，也不注意自己的话声传多远。我们会怎么行动？我们会到冬宫去示警，我们会去报警，或者找个巡警逮捕他们么？你会么？”

“不会。”

“我也不会。为什么不去呢？这到底是可怕的事情，是犯罪，我们应该阻止 。你进来以前，我一边卷烟，一边就这么想。我再三考虑可能使我去告发的理由。都是重大、扎实的理由。接着，我考虑可能阻止我这么做的理由。后面这些全是绝对琐屑的理由。只不过怕被看成线民而已。我想像我会怎么出首，他们会给我什么脸色，会怎么审问我，也许还要跟谁谁谁对质，得个奖赏，或者，倒占了同谋的嫌疑。报纸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凶手’。这是我的事么？这是警察的事呀。是他们该做的，他们拿薪水，就是要做这些事来的。自由派永远不会原谅我，他们会折磨我，逼得我走头无路。这正常么？我们的社会一切都不正常，才会发生这些事，而且，出了事，没人知道该怎么讲——别说最困难的状况，连最单纯的状况，也人人束手。我可能要写写这种情形。我可以谈很多对社会或政府有益和有害的事情。但是，这也不行。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都不许谈。”

这主题，他娓娓谈来，情绪感荡。他又说，他要写一部小说，以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为主角。他要让他进修道院，让他当革命分子；然后，他会犯下一宗政治罪行，会被处死。他会寻找真理，而在寻找过程中自然变成革命党…… luoIZtPzu6Zs1E3jxopyXMu58wXCnd5AMFkeUQGQ4kWKyP5sfTEiVKzSacglt/Y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