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八七〇年代中期一篇业已为世所忘的文章里，著名俄国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说：“谈托尔斯泰伯爵，论者常言之事有二：他是优良出众的小说家、糟糕的思想家。这……已经成为一种不需证明的公理。”这项几乎四海齐准的判决已历将近百年，直可谓无人挑战。米哈伊洛夫斯基曾试予质疑，他的质疑至今仍是相当孤独的尝试。托尔斯泰视他这位左翼盟友为惯见的穷滥自由派文丐，而且奇怪居然有人对自己感兴趣。如此做法，固然是他本色，但有欠公正。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眼中，托尔斯泰的伦理信条，尤其他对农民与天生本能的歌颂，以及他对科学文化的不断谤伤，是一种专走偏锋而又世故圆滑的蒙昧主义，既污蔑自由主义理想、兼且等于为教士与反动分子助势。在《托尔斯泰的右手与左手》一文里，米哈伊洛夫斯基反驳这看法，以思想与道德两方面的根据，为托尔斯泰作了一场精彩而且令人信服的辩护。他以绵长而仔细的工夫，试从托尔斯泰见解的糙糠里筛取开明的谷实，得出一个结论：这位伟大小说家关于人性、关于俄国文明与西方文明面临的问题的观念里，有个尚未解决、他自己不曾明认的冲突。米哈伊洛夫斯基主张，托尔斯泰非但不是“糟糕的思想家”，他对观念的分析，其敏锐、透亮、令人信服，反而丝毫不逊于他对本能、性格或行动的分析。由于热心建立他吊诡的论旨——在他行文的当时，的确吊诡——米哈伊洛夫斯基有时过甚其辞，不过，实质上，我认为他说法中肯，或者至少对多于错。我这篇评论不过加以引申注释而已。

托尔斯泰的见解经常主观，而且质野至于走火入魔（例如他关于莎士比亚、但丁或瓦格纳的论述）。 不过，他在他说教意味最浓厚的文章里试图回答的问题，几乎总是基本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又是他自己第一手指出，而且，虽然以蓄意简化的赤裸形式提出，每每却比更持衡且更“客观”的思想家还要来得深入得多。直见往往令人不安。托尔斯泰充分运用这天赋，破坏了自己与读者的平静。这个提出过分简单但根本、他自己又无法回答的问题的习惯（至少，在一八六〇与一八七〇年代，他无法回答那些问题），使他博得“虚无主义者”之名。然而他确实无意为破坏而破坏。世间万事，他只最想知道真理。这股激情，破坏力之巨，由其余有志在前人立定的界限底下凿道突围的人，诸如马基雅维利、帕斯卡尔、卢梭、《约伯记》作者的表现，已可见一斑。托尔斯泰和他们一样，与他当代或任何时代的任何公众运动格格不入。有些疑问者富于颠覆性，他们提出的问题，古来没有答案、未来似乎也可能不会有答案——至少，没有他们或了解他们的人会丝毫接受的答案。托尔斯泰只属于这类人。

托尔斯泰也有积极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他漫长一生里的变化，并不如某些论者所说之频繁复杂。而这些观念也不是惟他独有。它们与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有些共同之处，与二十世纪若干观念相符合，与他自己当代则稍少共同。在俄国，他青年时代使那个国家的教育阶层壁垒分裂的几股意识形态巨浪，他无一能归入。他不是景慕西方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不是斯拉夫主义者，易言之，他不是基督教君主政体与民族主义君主政体的信徒。他的看法贯穿这些范围。他也像那些激进人士，素来谴责政治压迫、武断暴力、经济剥削，以及一切在人间制造与维持不平等之事，但是，“西化”眼光的其余部分——知识阶层意识形态之核心，诸如凌掩一切的公民责任感、以自然科学为所有真理法门的信念，对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民主、物质进步、世俗主义的信念，这团著名的混合物，托尔斯泰早年已率直拒斥。他相信个人自由，而且的确也相信进步，不过，是在他自己的奇特层次上相信。 他鄙视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更痛恨他当代的右翼党派。他最亲之人，正如论者所常言，是卢梭；近代作家中，他最喜爱、最佩服的是卢梭的看法。如同卢梭，他排斥原罪之说，相信人生而纯洁，只是被自己的恶劣建制所毁——其中为害尤烈者，即文明人所谓教育。他如同卢梭，将这腐败过程大致归咎于知识分子——以专家自任的精英分子，党同结社，远离凡常人类而自绝于自然生活的世故人物。这些人该下地狱，因为他们几乎已经丧尽人类最珍贵的财产，亦即，丧尽人类与生俱有的能力——看出真理，看出不可移易的永恒真理的能力；这真理，只有江湖郎中与诡辩家才说成随环境与时地之异而异，也只有心灵尚未腐化者，即儿童与农民，以及尚未被虚荣与骄傲弄瞎者，即朴简与善良之人的纯真眼睛，能充分看见。教育，西方所了解的教育，破坏纯真。此所以儿童痛切且本能地反抗教育，此所以教育变成强迫塞入他们喉咙而逼他们下咽之物，而且，像一切威迫与暴行，使受害者残废，甚或将其摧残至无可救药之地。人类天生渴望真理，因此，真正的教育须是儿童与尚未世故机巧的无知之人能顺遂地、渴切地吸收的一种教育。要了解这点，要发现运用这种知识的法子，具备教育者必须抛掉他们思想上的高傲，重新起步。他们必须涤除他们心中的理论，洗清他们在人的世界与动物世界之间，或者在人与无生物之间所作的虚谬、伪科学类比。惟有如此，他们才能重建他们与未受教育者的切身关系——一种只有人性与爱能达成的关系。

他觉得，近代见得此点者，惟卢梭而已——或许加上狄更斯 。若不除去沙皇官僚以及他所谓“进步主义者”——虚妄而空谈的知识阶层——对人民、对一般人民与儿童的统治，则希望渺茫。在一篇早年著作里，托尔斯泰认为，即使旧式乡村教士，其为祸亦不如这种统治：他知识浅薄、笨拙、懒散、愚蠢，但他将学生当人看，不像科学家处理实验室里的标本；他做他所能之事；他往往腐败、脾气乖戾、不公正，但这些是人的——“自然的”——恶习，因此与机器制造的现代教师不同，不会造成永久的伤害。

有这些观念，托尔斯泰个人成为斯拉夫主义反动分子里比较快乐的一位，就不足为奇。他拒斥他们的观念，但至少，他觉得他们与现实——土地、农民、传统生活方式——还有些接触。至少，他们相信精神价值优先于一切；他们相信，徒以政治或立宪改革来改变比较浮浅的生活层面，无法使人改变。不过，斯拉夫主义者也信仰正教、相信俄罗斯民族有其独特历史命运、相信历史是神意指定的过程，而且连带相信许多荒谬之事因为天生即有、古老，所以是神意的工具，所以有道理；他们的人生寄托于一个基督教信仰——相信过去、现今、未来的信徒形成一个巨大的神秘体（共同体兼教会）。于此，托尔斯泰思想上加以拒斥，而气质上有强烈无比的呼应。他很了解的人只有贵族与农民，而了解前者又远胜于了解后者；他与他的同胞有许多共同的本能信念；他同他们一样，天生厌恶一切形式的中层阶级自由主义；他的小说里极少出现资产阶级人物。他对议会民主、女权、普遍选举权的态度，与科贝特、卡莱尔、蒲鲁东或D.H.劳伦斯并无大异。他深心赞同斯拉夫主义者对一切科学与神学命题的猜疑，而这使他与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生出一种性情投契的关系。但是，他的智力与他本能的信念并不一致。作为思想家，他与十八世纪的哲人们深相亲近。他和他们一样，将斯拉夫主义者维护的家长制俄国国家政体与教会视为有组织而且伪善的阴谋。他和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不在历史里、也不在民族或文化或教会的神圣历史里，而在个人一己的切身体验里寻找价值。他和他们一样，相信永恒的（而不相信随历史而演变的）真理与价值，并且力拒种族或国家或文化为创造媒介的浪漫概念；至于黑格尔认为人或运动或建制是自我完善的理性的化身，而历史就是这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这类对他那一代人影响深巨的观念，他更反对，他终身视其为蒙混不清的玄学瞎说。

这清晰、冷静、不妥协的现实主义，在他早年札记、日记与书信里已直露无遗。童年与喀山大学时代认识他的人所作的回忆，更加强这印象。他性格深为保守，带有一丝任性与不理性的气质，但心智始终冷静、严守逻辑、择善固执；论证所趋，无论导致什么极端，他紧随到底，自在而无惧——一种典型，而且偶尔致命的俄国特质组合。凡不能满足他的批判意识之事，他一概拒斥。他离开喀山大学，因为他认定教授不胜任、所谈尽为琐事。他如同爱尔维修及其十八世纪中期友人，指斥僵死语文之讲授、神学、历史——即全部古典课程，斥其不过堆积任何理性之人都不会想知道的资料与规则而已。历史特别令他着恼，历史有系统地仔细剔除真实要事而解答不存在的问题。大学时代，与一位同学因某件小事而犯上，关在学校的禁闭室里，他曾发一语，令那位同学大为惊愕：“历史像个聋子在回答没有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完整“意识形态”立场的第一次周延陈述，则作于一八六〇年代。当时，他决心作一篇论文，探讨教育。这项尝试里，他所有思想力量与所有偏见表现无余。

一八六〇年，三十二岁的托尔斯泰陷入他周期性的道德危机。他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塞瓦斯托波尔》、《童年、少年、青年》，以及两三个短篇故事，颇得批评家赞赏。他本国里才气非常的那一辈作家中，他结交了天赋最高的几位：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巴纳耶夫、皮谢姆斯基、费特。他的作品，人人觉得清新、锐利，描写力出奇入妙、意象精确独造。他的风格偶尔被评为硬拙甚至野蛮。但毫无疑问，他是年轻一代散文作家中最被看好的一位。他前途无量，然而，他的文坛友人对他有所保留。他走访文学沙龙，左翼右翼不拘（彼得堡与莫斯科素来都有政治派别，而且壁垒日益分明），而他无论置身何处，似乎都不自在。他大胆、有想像力、独立，但不是文人，根本上并不关怀文学与写作问题，作家问题更非其心所系。他是从一个比较不以思想为主、比较贵族而且比较原始的世界信步漫游到文学里来的。他是世家出身的业余作家；不过，这并非新事，普希金及其同代人的诗，俄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诗，就是天才业余作家的手笔。使文人朋友在他面前忐忑难安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对文学生活——对职业作家、编者、政论家的习惯与问题——那种毫不掩饰的无动于衷。这个世俗、聪明的官吏也可以极为随和；他对文学的爱好既诚且真；但是，置身文会雅集，他鄙慢、顽强、矜持；在一个务求人我亲近、无限互通衷曲的环境里，他绝无开诚推心之意。他难以捉摸、满眼不屑、令人窘迫、倨傲、有点令人提心吊胆。青年激进分子痛恨并鄙视为反动富家子弟放荡习惯本色的征逐酒色之夜，他不再有兴趣。他结婚成家，他眷爱妻子，暂时成为模范丈夫（即使偶尔令人恼怒）。 但是，他也没有费心掩饰，对于一切形成的现实生活，无论其为高加索自由的哥萨克人的生活，或者是赛马、跳舞、同吉普赛人游乐的富裕御林军青年军官的生活，他的尊重，远过于他对书本、评论、批评家、教授、政治讨论、高谈理想与意见及文学价值之人的敬意。此外，他固持己见、多争好辩，有时更野蛮得出人意表。结果，交友对他畏敬交加，终于疏远他——或者，是他抛弃他们。费特——孤僻、深为保守的乡绅——而外，他在同辈作家里没有知己。他与屠格涅夫构隙，举世皆知。他与其余文人更少往来；他喜欢涅克拉索夫其人，过于其诗——不过，涅克拉索夫是天才编辑，而且自始即钦佩并鼓励托尔斯泰。

有感于生活与文学的磗格对照，托尔斯泰寝食不宁，怀疑自己的作家志业。他和其余出身高尚而家资富厚的俄国青年一样，为农民的可怕状况而良心不安。仅作反省或指斥，他觉得是逃避行动。他必须起而行，他必须由自己的财产做起。他像十八世纪的激进人士，相信人生而平等，因教养而成不平等。他为他村里的儿童设立一所学校，又以不满当时俄国流行的教育理论，决定前往海外研究西方理论与实践。走访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德国，他收获良多——包括借到他最伟大小说的书名。但是，与最先进的西方教育权威接谈且观察其方法之后，他深信，对于儿童，这些方法最上者了无价值，最下者有摧残之害。他并未久驻英国，于其“古旧”学校，亦未多加留意。在法国，他发觉学习几乎完全机械——死记死背。例如，预习问题、年表，学生答题轻快胜任，因为已经背好。但是，同样的学生，你由某个出乎预料的角度询问同样的事实，他们经常提出荒唐的回答——可见他们的知识对他们毫无意义。那个答说谋杀亨利四世者为凯撒的学童，托尔斯泰认为是典型例子：这孩子对自己储存起来的事实既不了解、亦无兴趣；他得到的，至多只是机械的记忆。

不过，理论的真正大本营却在德国。他描述了德国的教学与教师。异日，《战争与和平》将另一行业中素负重望的专家——俄国雇用的德国战略家——写成丑怪浮夸的蠢人，极尽取笑，有前后辉映之妙。

在他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间私资印行的期刊《亚斯纳亚·波里亚纳》里，托尔斯泰谈他在西方的教育访问，以一则令人毛骨悚然（又极为逗趣）的例子，说明德国最先进的师范学校训练出来的一位专家如何使用最近发明的字母教授法。孩子们依照德国行为准则的规定，端坐课桌，慑服而乖顺，讲堂一片死寂，炫学且极度自满的教师走入课堂，点点头，颇为称许。“他目光扫过全班，已经知道他们应该要了解的是什么；他知道这一点，而且知道学童们的灵魂是什么做的。他更知道师范学校教给他的其他许多东西。”他带来最近出版的、最进步的教本《鱼》，教本里有一条鱼的各色图片。

“亲爱的同学，这是什么？”“鱼。”最聪明的学生回答。“不对。”他不肯善了，直到有个孩子说他们看见的不是鱼，是书。这才像话。“那么，书本里面有什么？”“字母。”最大胆的男同学说。“不对，不对。”老师说道，是伤心的口气，“大家说话，‘一定’要想想自己在说什么。”至此光景，同学们开始神情沮丧，茫然无助，大家丝毫捉摸不着老师要我说什么。他们有个混乱中又十分正确的感觉，觉得老师要我说些不可理解的话——说那只鱼不是鱼；他们觉得，他要我说的，是我永远想不到的事情。他们的思绪开始四处盲撞。他们觉得奇怪（一种十分传神的托尔斯泰式奇想），老师为什么戴眼镜，为什么用眼镜看东西，不摘下来，等等。老师催他们集中心力，他连逼带磨，好不容易才弄得他们说他们看见的不是一条鱼，而是一张图片，然后，再加一阵折磨，才又弄得他们说那张图片代表一条鱼。托尔斯泰问了：如果那就是他要他们说的事情，舍掉“鱼”的方法，而直接要他们背下这深奥的智慧金言，不是更好办么？“鱼”的方法非但没有引发他们作“创造的”思考，反倒只把他们弄得愚钝不堪。

真正聪明的同学知道自己的答案永远错；他们说不来原因何在，只晓得答案永远错；笨学生偶尔答对了答案，可又不晓得自己为什么受称赞。这位德国教师的做法，只是把死死的人类资料——或者应该说活生生的人——喂入狂热愚夫发明的一种荒怪机械设计。这班愚夫以为这就是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教育的法门。托尔斯泰向我们保证，他的记叙（我只引述其中短短一段）并非讽拟之作，而是忠实重现他在德国最先进的学校，以及他在“英国一些幸运采行这些奇妙……方法的学校”里所见所闻。

幻想破灭且满怀愤怒之下，托尔斯泰回到他的俄国家乡，开始亲自教导村中儿童。他兴建学校，继续研究，摒弃并宣斥当时流行的教育学理，出版期刊与小册子，发明学习地理、动物学、物理学的新方法，撰写算术手册，指责一切压迫方法——尤其是强迫学童背诵事实、年代与数学的方法。一言以蔽之，他的作为，有如一位富于独创、开明、精勤奋励、固执己见而略带孤僻的十八世纪地主皈依了卢梭或修道院院长马布利（Abbé Mably）的学说。在他俄国革命以前的作品全集里，他的理论与实验记述足足满两巨册。这些记述至今迷人，以喜剧与抒情笔法描写乡村生活，尤其儿童生活，是他这方面的上乘佳构。这些文字出于他创作力量臻至巅峰的一八六〇与一八七〇年代。他以无与伦比的洞识，追索各个村童纠结错杂的思绪与感觉样式，复以出神入化的具体笔触与想像力，描写他们的言谈与行为，以及他们周遭的实际自然环境。入乎其中，很容易遗忘他高悬文外的说教目的。文中所写，乃人类经验之直见，而与此直见并驾齐驱的，是一位狂热于理论的十八世纪理性主义者所抱的独断教条——那些教条与他描写的生活并未融合为一，而是由外覆加于那生活之上，有如画满严格对称图案的窗户，与窗口俯临的世界并无关连，却因作品本身的无限活力与建构天才，造成其艺术上与思想上同窗外世界合为一体的幻觉。这是文学史上最非比寻常的表演之一。

敌人总是那几位：专家、教授、声称对别人有特殊权威的人。矢有所发，往往指向大学与教授。这情形，在他早期自传小说的“少年”一段里已现端倪。托尔斯泰论述当时俄国刻板乏味与不胜任的教授，以及无聊至极且胁肩谄笑的学生，笔下肆意挞伐，有十八世纪作风，令人想起伏尔泰与边沁。其中语气，在十九世纪并不常见：直露、喜作反语、说教、尖酸，既苛刻、复令人莞尔；他整个架式的基础，是取自然之和谐质朴，对照人在恶意与愚蠢中造成而自毁的复沓纠杂——这些人，作者自感疏隔，故作不解，而站在远处讥讽。

以上所论，是托尔斯泰晚年念念执著的一个主题的开端。这主题是：我们一切困惑的解决之道近在眉睫——答案就在我们身畔周遭，俯拾即是，昭昭然如化日天光，只要我们不自闭眼睛，不四处瞻望，而肯凝神注目，就会看到清明、单纯、不可抗拒的真理正在瞪着我们。

托尔斯泰亦如卢梭、康德，以及自然法的信徒，深信人有一些不因时地而异的基本物质与精神需求。这些需求若获满足，他们就过着和谐圆融的生活——和谐圆融的生活是人性的目标。道德、美感以及其余精神价值，是客观且永恒的价值，而人的内在和谐有赖于他与这些价值的正确关系。此外，他毕生维护以下命题（他自己的小说与笔记并未体现的命题）：人的童年，比后来处于教育腐化影响下的生活更和谐；质朴之人（农民、哥萨克人等等）对这些基本价值的态度比文明人“自然”且正确；他们有文明人所没有的自由与独立境界。因为（他再三主张此点）农民能以自己的资源供应自己本身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只要他们不受压迫者与剥削者掠夺或奴役；文明人则需要强迫别人——农奴、奴隶、被剥削的大众——劳动，才能生存。很讽刺的是，被强迫者竟被称为“依赖者”，因为他们的主人依赖“他们”。这些主子寄生于他人身上。他们人格扫地，不但因为奴役与剥削他人，等于否弃公道、平等、人性尊严、爱等等客观价值（人渴望实现这些价值，因为不得不然，因为他们是人），而且因为一个更深入、托尔斯泰认为更重要的理由：依靠夺取或借来的物质而生活、不能“自给自足”，会违背“自然的”感觉与体悟，腐蚀自己的道德，而自致于邪恶且可悲。人性之理想，是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人人依真理与正道而生活与思考，因此人与我、我与自身皆无冲突。这种说法，无论披上神学、世俗或自由无政府主义外衣，都是古典的自然法义理。托尔斯泰终身执守此义——在其“世俗”时期、“皈依”以后，皆然。他的早期小说，于此即有生动表达。《哥萨克》里，哥萨克人卢卡什卡与耶洛什卡叔叔的道德优于奥列宁，而且比他幸福快乐，以美感而言，也比他和谐。于此，奥列宁自有所知；的确，他有此知，即已点出整个状况的中心了。《战争与和平》的彼埃尔、《安娜·卡列尼娜》的列文，都感觉到质朴的农民与士兵在这些方面的优上境界；《一个地主的早晨》里的聂赫留朵夫，亦复如此。这信念日渐充满托尔斯泰心灵，终至使他后期作品中所有其余问题黯然失色。不明乎此，《复活》与《伊凡·伊里奇之死》即无法理解。

托尔斯泰的批判思想恒常环绕这个中心概念——自然与人工、真理与杜撰的对比。例如，一八九〇年代，他为莫泊桑短篇小说的一个俄文译本作序，序中设定艺术如何可以优秀，首先要求作家具备充分才具；其次，题材本身须有道德上的重要性；最后，作家着笔，必须真爱（爱所当爱）、真恨（恨所当恨），亦即身入其境，且保持赤子直指真谛的道德灵见，不可运用自以为是、自我灭裂、而且每每落于幻妄的所谓不偏不倚与超脱——或者，更下乘者，蓄意扭曲“自然”价值，以至自害天性。天赋之才，人各不等，但如果努力，人人都能发现永恒、不变的属性——善与恶、重要与琐屑。虚伪——“捏造”——的理论使人昧惑而不见这些属性，而且因此扭曲生活与创造活动。托尔斯泰应用他这项标准，质直而行，近乎机械。于是，据他所见，涅克拉索夫处理了极为重要的题材，而且拥有高超的技巧，但是，对于受苦的农民与惨遭摧残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态度始终冷淡而不真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严肃方面丝毫无亏，他的关怀也深刻且由衷，但他未能满足前述第一条件：他漫漶而反复；他不知道，清楚说出真理以后，即应适可而止。屠格涅夫则是优异作家，他与他题材的关系也真实而足称道德，但他不符合第二条件：他的题材过于狭限、过于琐碎——有些毛病，人格再完整，技巧再高超，都无济于事。内容决定形式，绝非形式决定内容；内容太细微或太琐屑，艺术家的作品就无可救药。执持与此相反之见——相信形式优先，即是牺牲真理，终将产生造假之作。托尔斯泰全套批评字汇里，没有比“造作”更严厉的字眼，意指作家并未真正体验或想像，不过“组构”——“捏造”——他所描写之事而已。

因此，托尔斯泰对莫泊桑的天赋固然大为崇拜，但是他坚认，由于执持这种虚伪且庸俗的理论，莫泊桑出卖了他的天才；不过，他仍是一个好作家，因为他像巴兰 ，虽然可能有意诅咒美德，却不由自主察觉善事；这体悟吸引他爱上善事，而且迫使他不由自主，走向真理。才具即灵见，灵见启露真理，真理永恒且客观。看出自然或行为的真理，以天才直接且生动地看出真理（惟天才之人，或者质朴之人或儿童，能如此看出真理），复又以冷血不认或篡改真理（无论为了什么而作此否认或窜改），是荒唐、不自然的，是性格疾病甚深的征候。

真理是可得而发现的。追随真理，是善、是内心健全、是和谐。但，显然，我们的社会既不和谐，也不是由内心和谐的个人所构成。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托尔斯泰所谓教授、侯爵、银行家，他们的利益对立于多数人——农民、贫民——的利益；对于彼此的价值，双方不是漠然不顾，就是互相讥讽。即使有人如奥列宁、彼埃尔、聂赫留朵夫、列文，领悟教授、侯爵与银行家所持价值之虚伪，以及他们的虚妄教育所带来的道德败坏，即使有人真心忏悔，他们仍然只有斯拉夫主义的装腔作势，而无法天天真真，与一般人民大众“融合”。他们腐败到无法复归纯真了么？他们的立场无可指望了么？还是这些文明人已经养成（或发现）自己特有的价值，而这些是野蛮人或儿童不可能得知分毫，但文明的他们即使能用某种不可能的方法把自己变成农民、或者变成顿河与捷列克（Terek）河边自由又快乐的哥萨克人，也失不掉、忘不掉的价值？这是托尔斯泰毕生最辗转苦思的核心主题之一，他反复探讨这主题，又再三提出相互冲突的答案。

托尔斯泰知道自己分明归属侯爵、银行家、教授这群少数人。自己处境的征状，他知之甚深。例如，他无法否认自己热爱莫扎特或肖邦的音乐，或者丘特切夫或普希金的诗——文明最成熟的果实。他需要、他不能不利用印刷文字，以及这种生活所赖以实现、这种艺术品所赖以创造的文化装备。但是，普希金对村童有何用处？他们不了解他的言语。印刷术的发明，为农民带来什么实惠？托尔斯泰说，有人告诉我们，书本教育了社会（“质言之，使人更腐化”），文字促进了俄国农奴的解放。托尔斯泰否定这种说法；他认为，没有书本或宣传小册子，政府照样会解放农奴。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只博得他托尔斯泰欣赏，对于农民，此作毫无意义。文明的得意成就呢？电报告诉他，他姊妹健康情形如何、希腊国王奥托一世前途又如何；但大众由电报得着什么益处？然而为这一切付出、素来为这一切付出的，是他们；他们心知肚明。“霍乱暴动” 里，农民杀死医生，因为那些医生视他们如囚犯。他们做法错误，固然无疑，但这些谋杀并非偶发事件，本能告诉农民谁是压迫他们的人。他们这本能是健全的，而且医生属于那个阶级。兰多夫斯卡 ，在亚斯纳亚·波里亚纳为村民演奏，村民大众漠无反应。但是，质朴的农民过着最未受损的生活，这生活比起富人与受过教育者歪曲又充满痛苦折磨的生活，无上优越，你能怀疑么？

在其早期教育论文里，托尔斯泰认定，一般人民不但物质上，连精神上也自给自足——民歌《伊利亚特》、《圣经》，起源于民间，因此凡人皆解，而丘特切夫的绝妙诗作《沉寂》，《堂乔万尼》，或“第九交响曲”，并非人人能懂。人类若有理想，则此理想不在未来，而在过去。昔日，有伊甸园，园中住着《圣经》与卢梭想像的尚未腐化的人类灵魂，其后，是堕落、腐败、苦难、造假。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进步主义者——纯由盲目（托尔斯泰三复斯言），才相信黄金时代尚在未来，说历史是改善的过程，说自然科学或物质技术里的物质进步与真实的道德进步相合。真相与此相反。

儿童较成人接近理想的和谐，质朴的农民比身心碎裂、“异化”、道德与精神俱失安泊而且自我毁灭的寄生虫，即文明的精英分子，又更接近。由此义理，发出托尔斯泰著名的反个人主义。这反个人主义之中，复以他对个人意志的诊断最醒目——个人意志是“自然的”人类趋向所以误入歧途与走火入魔的本因。据此，他相信（大致祖述叔本华意志为挫折本源之说），依照理性的理论而从事规划、组织，而信赖科学，试图创造理性的生活样式，是逆向自然之流而泳，是对我们内在的救命真理闭目漠视，是折磨人类，屈使他们配合他们的人性厉声反抗的社会与经济制度。由同一义理，托尔斯泰又发出与此相应的见解。托尔斯泰相信，一个以直觉掌握的事物方向，不仅无可避免，而且是客观——天意所定——之善。因此，他相信人必须顺从这方向，这也就是他的寂静主义。

以上是他的训诫的一面——托尔斯泰运动中最出名、最核心的观念。这观念贯穿他从《哥萨克》、《家庭幸福》到最后几篇宗教论文的一切想像、批评、说教作品。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俱加谴责者，亦即此理。托尔斯泰本此义理之心境而主张，假想英雄人格决定事件，是一种极度的自大狂与自欺。他的小说处心积虑，专要显示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安娜·卡列尼娜》里的贵族与官僚社会、《复活》里的法官与官吏微不足道；他也要彰明，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由于空洞、思想无能，而利用“力量”与“影响”之类观念，将“力量”赋与伟人，将“影响”赋与作家、演说家、布道家，以为如此就解释了事件。他认为这些是抽象字眼，无法解释任何事情——它们本身远比它们想解说的事实更隐晦难明。他认定，所谓发挥权威或力量，所谓影响、支配，其底蕴为何，我们丝毫不了解，因此也丝毫无法解释或分析。依托尔斯泰所见，没有解释能力的解释是具有分裂作用而且自我膨胀的智力的征候——“智”这种官能摧残纯真，导致观念虚妄，以及人类生活之破坏。

以上，即是卢梭启发，浪漫主义初期已现面目，而且在艺术上与生活中鼓舞了原始主义的一派思想。其有此鼓舞之功，并不独在俄国为然。托尔斯泰以为他与别人由观察质朴的人民，由研习福音，就能发现人生正道的真理。

他另一派思想，与以上所述正好相反。米哈伊洛夫斯基之论，可谓公允：奥列宁纵然迷醉于高加索与哥萨克的田园风味，也还是无法将自家化成卢卡什卡、无法重返童稚的和谐——他的童稚和谐已经破碎无存。列文知道，他如果试图变为农夫，此举将只是可怕的闹剧——农民第一个就会识破并嘲弄；他、彼埃尔与尼古拉·罗斯托夫隐隐约约知道，在某个层次，他们有个他们能给、而农民没有的东西。托尔斯泰告诉受过教育的读者：

[农民]需要你十世代未受苦工压碎的生活所给你的东西。你有闲暇去研究、思考、受苦——那么，请你把使你受苦的这个东西给他们；他需要这东西……千万不要把历史加给你的才具埋入土里……

如此说来，闲暇未必只有破坏性。进步是可以发生的，活在过去的人无法向当时发生之事学取教训，而我们能。我们活在一个不公正的秩序里，固然是真，但这也造成直接的义务。文明的精英分子与人民大众隔绝，固然是悲剧，但他们有义务尝试重新创造破碎的人类、停止剥削他们，把他们最需要的东西——教育、知识、物质协助、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给他们。米哈伊洛夫斯基尝谓：《战争与和平》的尼古拉·罗斯托夫未竟之业，《安娜·卡列尼娜》的列文继志戮力。他们并非寂静主义者，但他们的做法对了。据托尔斯泰看法，农民之解放，虽遗为德不卒之憾，但仍是政府一项意志——善意——行动，于今之急务，则为教导农民读书、写字、掌握算术规则（他们自身无能为力之事），以及装备他们，使他们能善用自由。我无法将自己融合于农民大众，但我至少能运用我自己与先人以不公之道获得的自由所产生的果实——我的教育、知识、技术——来造福以劳力使我得到这闲暇与果实的人。

此为我不可埋没之才。客观的标准，一切人——腐败至无可指望者除外——不论是否引为其人生准则，都看见而且承认；我必须致力依照这些客观标准，促进一个公正的社会。这些标准，质朴者见之甚明，世故者所见比较模糊，但只要试一试，人人都能看见；的确，人之所以为人，条件之一，即是要能看见这些标准。发生不公道，我有义务抗声直言，并且起而反对；一般人不可，艺术家亦不可袖手静坐。作家所以为好作家，在于有能力看出真理——社会真理与个人真理、物质真理与精神真理，并且使之呈现而令人逃无可逃。托尔斯泰认为莫泊桑正是如此——尽管他有他那些美学谬论，他仍不由自主。因为他是腐化之人，故而从恶弃善，写一个毫无可取的巴黎登徒子，笔下充满同情，对于受害者，反吝于施舍。但是，如果他述说的真理层次十分深刻——有才之人，所说真理不得不深刻——那么，无论他是否有意，他都会使读者面对基本的道德问题，而这些问题将是读者若不作严谨且痛苦的自我检讨，就无法逃避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托尔斯泰认为，再生之机在此，艺术之恰当功能亦在此。职志——才具——是服从一个内在需求：艺术家的目的、他的责任，是满足实现这内在需求。最虚妄之事，莫过于艺术家为承办者之见，或者福楼拜、勒南、莫泊桑所谓艺术家惟一功能为创造美丽物件之论。 人类目标只有一个，而这目标对一切人，对地主、医生、侯爵、教授、银行家、农民，都有同等约束力。这目标就是，说出真理，行动以真理为指南，亦即向善，并且劝导他人向善。上帝存在、《伊利亚特》是美的、人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这些都是永恒而绝对的真理。因此，我们必须劝人读《伊利亚特》，不要读色情诲淫的法国小说；我们必须劝人建设一个平等社会，不要为神权或政治上的阶级制度效力。胁迫是邪恶的，人向来知道这是真理，因此，他们必须努力建设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为任何理由而战争、设立监狱、把人处死的社会，一个使个人得到最大自由的社会。托尔斯泰由自己的途径，走到了一种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计划。这计划，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计划颇多相同——除去民粹主义者的空谈式社会主义、对科学及恐怖主义方法的信念，托尔斯泰与他们本来就甚多共通之处。他的计划与他们多所相同，因为他如今鼓吹的似乎是行动计划，而非寂静主义。这计划，即是他所欲实现的教育改革的基础。他致力发现、搜集、阐述永恒真理，唤醒儿童或质朴人民的自发兴趣、想像、好奇心；最重要者，他努力想解放他们“自然的”道德、情感与思想力量——只要我们消灭一切可能戕害、束缚、扼杀这些力量之事，这些力量将会使人获得内在的与人际的和谐。这一点，托尔斯泰如卢梭，毫不怀疑。

这计划——使人类一切能力得到自由发挥的计划——又以一项巨大的假定为基础，这假定是：至少有一条途径，在此途径上，这些能力既不会互相冲突，也不会作不成比例的发展，一条完成和谐境界的途径（在此境界中，一切各得其所、和平相安）。这项假定，又带来一个逻辑结论：由观察、内省、道德直觉，或者由研究古往今来最贤德与最智慧之人的生活与述作，所获得的人性知识，能为我们彰明这条途径。这种义理与古代宗教训练或现代心理学何其枘凿磗格，此处无法细考。我想强调的是，这是一项行动计划，是对当时的社会价值宣战，对国家、社会、教育的暴政宣战，对残酷、不仁、愚蠢、伪善、软弱宣战——以及，最重要者，对虚荣与道德盲目宣战。曾为享乐主义者与剥削者、曾为掠夺者与剥削者之子弟与受益人，固是一罪，不过，如果在这场战争里戮力致胜，即能赎免此罪。

托尔斯泰所信、所倡、所行，便是此义。他的“皈依”，使他的善恶观点有所改变。这皈依并未减弱他对行动之必要的信念。他对原则本身的信仰，也从未动摇。他的敌人另有门户可趁：托尔斯泰的现实感太过强固紧切，使他挡不掉这些原则——无论其本身多么有真理——应该如何实践的痛苦怀疑。纵使“我”相信某些事物既美且好、某些事物既丑且恶，但是，如果我知道我不得不喜爱肖邦与莫泊桑，而这些更好的人——农民或儿童——不知道，那么，我有何权利依照我的信念来教导别人？我，站在长期精细繁缛过程尾端——站在累世以来文明、不自然生活的尾端——的我，有权利碰触“他们”的灵魂么？

试图影响某人，即是投身于一项道德可疑的事业。一人粗鲁地操纵另一人，就是显而可见的例子。但原则上，教育亦同此理。大凡教育者，都试图塑造受教者的心智与生活，使其趋向某一目标，或使其接近某一模范。但是，如果我们——一个深深腐化的社会的世故成员——本身已不快乐、身心失谐、迷路，则我们从事教育，若不是想把天生健康的孩童变成我们的病态模样、把他们做成我们自己这样的残废之人，更是什么？我们就是我们变成的样子，我们不自禁爱上普希金的诗、肖邦的音乐；我们发现，儿童与农民觉得这些东西不可解、烦冗无聊。我们怎么办？我们依然故我，我们“教育”他们，教到他们好像也欣赏这些作品，或者，教到他们至少明白我们为何欣赏这些作品。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觉得莫扎特与肖邦的作品美好，只因为莫扎特与肖邦自己就是我们这种颓废文化的子弟，所以他们的作品与我们生病的心灵相得莫逆；但是，我们有何权利去感染别人，使他们同我们一般腐败？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制度的瑕疵；新教主张服从，天主教强调争胜思齐（emulation），俄国教育（托尔斯泰认为）则以投合自利之心、使人注重社会身分地位为基础——这些如何摧残了人性人格，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斥责法国人肤浅、法国人愚蠢浮夸，固然顺当在理，但是，就此以为我们自己偏爱的教育制度——培斯特洛齐推荐之物或者兰开斯特方法等等，适足以反映出其发明者虽开化而实被扭曲了的人格——必须优于或毁灭性低于法国人与德国人那些制度，岂非荒唐蛮傲，岂非颠倒矛盾？

然则如何可免误人子弟？托尔斯泰重申卢梭《爱弥儿》的教训。自然，惟自然能救我们。我们必须设法了解“自然”、自发、未腐、完善、与本身和谐、与他物亦和谐之物何在，而后打通这些理路的发展途径；不要企图改变、不要使人强入铸模。我们必须聆听我们被窒扼了的自然所发出的指令，不要视其为我们可用我们独特的人格与强大的意志去强行塑造的原料。逆拗、仿效普罗米修斯，而自创目标，而另造世界，而同我们的道德意识所知的永恒真理——人人天生而永难移易的、使人有别于禽兽的真理——抗礼争胜，是骄傲的极恶大罪。一切改革者、一切革命家、一切所谓伟大而卓有事功之人，皆犯此罪。以自由主义信念居心，或者纯由任性或无聊而干涉农民生活的政府官员与乡下士绅，亦犯此罪。 不要杀人，要学习。托尔斯泰一百年前左右的文章，“谁应该向谁学习书写。是农民的孩子应该向我们学，还是我们应该向农民的孩子学？”主题在此，他一八六〇与一八七〇年代出版的所有教育记述，主题亦在此。这些记述，充满他笔下常见的清新、具体详尽，以及无人可及的即物直悟力量。他举出他村中儿童所写故事为例，谈起他在他们的纯粹创造面前，心中所生的敬畏。他向我们保证，那些儿童创作过程里，他未插一手、未赞一词。这些故事，他若加“改正”，只会破坏而已；他觉得这些故事远比歌德任何作品深刻；他说明这些故事多么使他为自己的浅薄、虚荣、愚蠢、狭隘、缺乏道德感与美感而深深羞愧。如果你要帮助儿童与农民，你惟一能算帮助的，是使他们更顺利地在他们的直觉道路上自由前进。指导，就是破坏。人是善良的，只需要自由地去实现他们的善良。

一八六二年，托尔斯泰写道：“教育，是一人对另一人行动，目标是引动此人去获得某些道德习惯（我们说：他们把他教养成一个伪君子、强盗、好人。斯巴达人教成勇敢的人、法国人教成偏狭而自满的人）。”但这就是把人类当成可以供我们塑造的原料来谈——来用；说把人“教养”成这个或那个样子，就是此意。我们分明是率意改变别人的灵魂与意志所自动自发追循的方向、率意否定他们的独立——使他们偏向什么？偏向我们自己的腐败、虚妄，或者，最好也只是不确定的价值？但这永远都牵涉某种程度的道德暴虐。在一阵没来由的狂乱里，托尔斯泰突作奇想，怀疑教育者的终极动机会不会居然是“嫉妒”，因为教育者所以热爱其教育工作，追根究底，是由于“嫉妒儿童的纯洁，而欲图把孩子变成他自己的样子，也就是说，把他变成更腐败”。整部教育史是什么样的历史？所有教育哲学家，自柏拉图至康德，追求一个目标：“使教育摆脱过去历史的桎梏压迫。”

他们想“忖度人需要什么，多多少少猜中以后，根据这个来建筑他们的新学派”。他们打掉一副枷锁，换上另一副。有些教育哲学家坚持希腊文，因为那是亚里士多德的语言，而亚里士多德知道真确。路德否认教会神父的权威，而坚持教授希伯莱原文，因为他“知道”那是上帝当初向人启示永恒真理的语言。培根注重经验上的自然知识，而他的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互相矛盾。卢梭宣称他不相信理论，而相信生活——他所设想的生活。

但是，有一件事，他们所见略同：必须解放年轻人，使他们摆脱老年人的盲目专制。于是，旧制既去，他们各个立即换上自己的狂热、奴役教条。如果我确信我知道真理，余者皆误，那么，仅仅如此，我就有名分可以指挥别人的教育么？这种确信，够么？我的确信和别人的有无歧异呢？我凭什么权利，用一堵墙围起学生，排斥一切外在影响，随我所喜，将他塑造成我自己或某个别人的意象？

托尔斯泰慷慨激昂，对进步主义者说，这问题的答案，非“有权利”，即“无权利”。“若答‘有权利’，则犹太人的学校和教会学校亦如我们一切大学，有同等合法合理的存在权利。”他宣称，至少原则上，他看不出，传统学校强迫学习拉丁文、激进教授向落在他们手中的听众强迫灌输唯物主义，其间有何道德差异。至于自由主义者所喜讥弹之事，例如，在家中受教育，则可能确有道理。父母心愿子女肖己，实属自然。宗教性的家教也有其道理，信徒如果知道何事必遭永入地狱之罚，自然应该会想将其余所有人类救离那些事。同理，政府有权训练人，因为没有某种政府，社会无法存活，而政府若无胜任的专家效力，又无法存在。

然则，由自己都不能确信自己所教之事为真理的人任职主事的学校与大学，其所实行之“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基础为何？经验主义？历史教训？历史教给我们的惟一教训是，一切先起的教育制度都被证明是立基于虚妄之上的专制，而被其后来者痛责厉斥。我们鄙视并取笑中世纪学校与大学，焉知二十一世纪不会鄙视并取笑十九世纪的我们？教育的历史如果只是一部暴政与错误的历史，我们有何权利继续这可憎的闹剧？你要是说，事情向来如此、并非新鲜、我们无能为力、只好尽力而为——这岂不是说，谋杀向来常有，所以，即使我们如今已经发现使人谋杀的原因何在，我们还可以继续谋杀？

在这些情况里，假使我们连下面这句起码的话也不肯定，我们就真是无赖了：由于不像教皇、路德或近代实证主义者那般能自称我们的教育（或者对人类所作的其余干涉形态）是以绝对真确的知识为基础，我们至少也必须就此不再以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为名义来折磨他人。我们所能确知的，只是人的实际需求。让我们至少拿出勇气，承认自己无知，承认自己有疑惑、没把握。至少，我们可以摘掉传统、成见、教条的眼镜，试着发现别人——儿童或成人——需要什么，并且通过细心地、有系统地倾听他们，一一了解他们个人的生活与需求，从而试着知道他们真正的样子。让我们至少向他们提供他们要求的东西，并且让他们尽可能自由。给他们Bildung （这个字，他提出一个俄文对等字，而且颇为自豪，指出此字在法文或英文里没有对等字）——也就是说，设法以箴言名训、以我们自身生活的实例，影响他们；千万勿以“教育”施诸他们。本质上，“教育”是一种压迫之法，会破坏人最自然、最神圣的成分——人依照他认为真、善之道而自力求知并行动的能力：他自取走向的权力与权利。

但是，许多自由主义者言尽于此，而托尔斯泰不能自休。因为问题又紧随而来：我们如何让学童与学生自由。保持道德中立？不传伦理、美学、社会或宗教教条，只传事实知识？将“事实”置于学生面前，又惟恐我们有病的看法感染他，于是让他形成他自己的结论，而完全不以任何指示去影响他？然则人与人之间真可能做到此等中立的沟通么？人际之沟通，不都是一个气质、人生观、价值尺度有意或无意间影响另一个气质、人生观、价值尺度？人竟然可能如此互相隔绝到如果仔细避免最起码的社交，就会互不沾染，各人绝对以自己而且只以自己的眼睛看出真伪、善恶、美丑？如此以为个人能长保纯洁、免于一切社会影响，亦即，连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今日辛勤获致的人类新知也可以不要——这，岂非荒谬？便以托尔斯泰中年时代的世界而论，这观念也嫌荒唐。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社会里：惟纯洁之人能救我们。但是，教育家由谁来教育？谁纯洁到知道如何治疗、遑论有能力治愈我们的世界，或者这世界里的任何疾病？

这些极端之间——一边是事实、自然、实然，另一边是责任、公道、应然；一边是纯真，另一边是教育；一边是自发，一边是义务；一边是强迫他人的不义，一边是任由他人自行其道的不义——托尔斯泰毕生摇摆挣扎。不仅他如此，“走入民间”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理想主义学生，莫不皆然。他们走入民间，却又拿不定自己是去教、还是去学；他们不惜牺牲自己性命去争取的“人民福利”是“人民”事实上欲求之利，还是只有他们改革者才知道的人民之利；“人民”应该欲求——如果他们同他们的斗士一般有教育而且明智就会欲求而实际上却因愚昧而常加摒斥且激烈抗拒的，是什么？

由于这些矛盾，由于他一直承认自己未能调和或修饰这些矛盾，因此，他的生平，以及他那些道德痛苦、一心说教的艺术作品，都带上了一层特殊意义。他厉斥同代自由人士的妥协与借口，指其为软弱与逃避。他相信，基督的原则如何付诸实际的种种问题，必定有一最终的解决。有人说，他常谈的某些趋势与目标可能既真实却无法得兼。这说法，他也摒斥。历史主义对道德责任；寂静主义对反抗邪恶的义务；目的论或因果秩序，对机会与无理性力量的变化作用；一边称颂精神和谐、朴简、人民大众，一边心仪少数精英之文化及其艺术；既不屑于社会上文明人等的腐化，又力言此等人士有将人民大众提升于与己相齐的水平的直接义务；一面执著于热烈、质朴、片面信仰之生产动力与破伪除妄作用，一面因眼光锐利而有感于事实之复杂、复因启蒙以后的怀疑主义而不免行动无力——以上一切理路，在托尔斯泰的思想里都有充分发挥。他如此多方执著，表现出来，就是他体系里一连串的不连贯——可能因为矛盾事实上存在，而导致现实生活里的冲突 。只要看见任何真理，托尔斯泰就没有能力压抑、屈真为伪，也没有能力乞助于辩证或其余比较“深”的思想层次来将之搪塞了事——无论这“不能”会引起什么、导向何处、毁掉多少他最热切渴望相信的东西。众所周知，托尔斯泰视真理为最高美德。另外也有人说真理是最高美德。他们对真理的称颂，同样令人感念。但是，为真理而令人感念，固然难能可贵，其中真正足堪缅怀者，又寥寥可数，而托尔斯泰足当其一。他牺牲所有，供奉于真理；他舍尽幸福、友谊、爱情、平静、道德与思想上的把握，最后，还献上他的生命。而她回报他的，只是怀疑、不安全、自菲自薄，以及无从解决的矛盾。

在这层意义上，他会严厉否认他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烈士与英雄，但他仍然是——也许可以列为这个传统里天资最丰富的一位烈士英雄。这好像是吊诡之论；不过，我们要知道，他整个一生，见证了一项命题——他此生最后几年全心否定的一项命题：真理很少是完全单纯或清晰的，而且不像凡常观察者眼中所见那么浅显。 u2qUKBtVrlzl2dV3zGjuXJi9lgd/cQVDmjarZkylaeDl6EbeApzoPZI66COul7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