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民粹主义既非政党之名，亦非某一连贯学说之号，而是十九世纪中期俄国一股广泛的激进运动称呼。这股运动诞生于沙皇尼古拉一世驾崩、克里米亚战争败师辱国以后的社会与思想骚动之中，在一八六〇与一八七〇年代声势渐起，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而达于极盛，此后，迅速衰颓。领导人之间，出身、眼光与能力颇不相近；取其任何阶段而论，这运动都不过是彼此独立的小群谋反者及其同情人士的松懈聚集，时或联合而共同行动，时或分立而各自行事。关于目的与手段，这些团体也往往互异。不过，他们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信念，道德上与政治上有相当程度的团结，因此仍足以称为一股运动。他们的前辈，是二十年代的十二月党人，以及三十与四十年代围绕赫尔岑与别林斯基的圈子；他们也像这些前辈，视他们国家的政府与社会结构为一大道德与政治巨怪——过时、野蛮、愚昧、可憎，因而致力将之整个摧毁。诸人的一般观念，并非己出，与当时法国激进分子的民主理想是同一师承，此外，相信社会与经济阶级间的战争是政治上的决定因素；他们这个理论，所取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形式（马克思主义至一八七〇年代才正式到达俄国），而是蒲鲁东与赫尔岑一路，更往前推，可以溯及圣西门、傅立叶以及其余法国社会主义者与激进人物；数十年来，这些人的作品由合法或非法途径，以细水长流之势进入俄国。

社会历史由阶级斗争支配的理论——以富人压制穷人为核心概念——乃西方工业革命过程之产物，其最具特色的观念则出于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阶段。经济阶级、资本主义、拼命竞争、无产阶级及其剥削者、不事生产的财政恶势力、一切人类活动无法避免的逐渐中央化与标准化、人变成商品、个人与群体因而“异化”、人类生活因而降格——这些概念，只有置于扩张中的工业主义的关系脉络，才能充分理解。而俄国，即使迟至一八五〇年代，也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不过，剥削与贫苦早已为其社会生活里最习见、最公认的特征，其制度的主要受害者，是占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农民（农奴与自由农民）。工业无产阶级的确已经产生，但是，到世纪中叶，并未超过帝国人口百分之二或三。因此，当时所谓受压迫者，主要仍指位居人口最下层、以国有或私有农奴为主体的农业工人而言。民粹主义者视其为受难者，决心报复并解救其冤屈；他们认为这些受压迫者是未受腐化的质朴美德的体现，认其社会组织（民粹主义者大加理想化的组织）为重建俄国未来社会所必用的天然基础。

民粹主义的中心目标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平等。赫尔岑一八五〇年代的革命宣传对他们的影响，大于任何一套观念，因此，他们大多沿循赫尔岑之说，相信俄国农民公社已经寓有一个公道且平等的社会——所谓农民公社，俄语obshchina，是一种集体单位的组织，又名mir。 mir是一种自由的农民组合，定期重新分配农地，其决议对全体成员有约束力；民粹主义者认定，以此为基石，参照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推广的路线，就能建立一个由社会化的、自治的单位构成的联盟。民粹主义者相信，这种合作形式可能在俄国造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发源于俄国社会——应该说一切人类社会——最深的道德本能与传统价值；工业的西方曾经为了达成自由民主的社会而使用高度暴力与威迫，民粹主义者则相信，工人（他们意指所有能生产的人类），无论在城镇、在乡下，都能以远小于西方先例的暴力与威迫，产生这种制度。由于以基本的人类要求，以凡人皆有的正义感与良知为自然发源的社会制度只有这一种，因此，这制度将会确保公道与平等，而且为人类能力确保最广泛的发挥机会。民粹主义者由此顺理成章，相信大规模而集中化的工业并不是“自然的”发展，而且，由于不自然，将在僵硬无情之中，导使一切陷入其触角的人降格、非人化，资本主义是戕害肉体与灵魂的可怕罪恶。然而资本主义亦非无可逃避。他们否认社会或经济进步必然与工业革命相连。他们坚信，科学真理与方法之应用于社会或个人问题（他们热烈相信这种应用），尽管可能导致（而且的确经常导致）资本主义的成长，但是，仍然可以在不带来这种致命牺牲的情况下实现。他们相信，以科学技术改善生活，并不必然破坏农民公社的“自然”生活，也不必然造成大群人沦为贫穷、面目不清的城市无产阶级。资本主义所以显得无法制止，只因不曾受到充分抑制。“大”（bigness）是西方一劫，在俄国仍然可以化解；谋定后动，自能培养甚至创造傅立叶与蒲鲁东所提，由自治的小生产单位构成的联盟。俄国信徒如同其法国大师，特别憎恨国家，视国家为不公道与不平等的象征、结果兼主要来源——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其本身特权的武器。这武器面临受害者逐渐增加的抵抗，就愈趋残酷，愈趋盲目为祸。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西方自由与激进运动之败，使他们确信解救之道不在政治，亦不在政党；他们似乎清楚看出，自由党派及其领袖既不了解，也没有认真努力促进他们国家里受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俄国广大农民（或欧洲广大工人）所需者为衣、食、人身保障，脱离疾病、无知、贫穷以及羞辱人格的不平等。至于政治权利、投票、议会、共和国形式，这些对无知、未开化、衣不蔽体、食难果腹的人没有意义、没有用处；这类计划只有讽刺他们的惨状而已。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的俄国斯拉夫主义者一样，对于阶级意识僵硬，而为姑息妥协的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附庸的官僚所欣然接受并且热烈信守的西方社会金字塔，都同怀憎恶（除此以外，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的斯拉夫主义者在政治观念上甚少共通之处）。

这态度由讽刺家萨尔蒂科夫那篇德国男孩与俄国男孩的著名对话而永垂不朽。萨尔蒂科夫宣言他信服那位饥肠辘辘、衣衫褴褛，在可恶、蓄奴的沙皇体制泥沼与污秽里困顿颠簸的俄国男孩，因为他没有像那位伶俐、温驯、自得、丰衣足食的德国男孩，让普鲁士官员以几文钱换走灵魂，所以，有朝一日，只要获得机会，他就能顶天立地堂堂做人（那位德国男孩已经永远无法如此）。俄国身陷黑暗、镣铐在身，但她的精神不受拘制；她的过去黯淡，但是，较诸德国、法国或英国文明资产阶级之虽生犹死，她的未来大有可期——那些国家的中产阶级早已为了物质安全而出卖自己，在他们可耻、自取的奴隶状态里麻木不仁，已经不知道如何去要自由。

民粹主义者有别于斯拉夫主义者，不相信俄国民族有何独特性格或命运。他们不是神秘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只相信俄国是落后国家，使西方国家走上放任工业主义之路（不论它们原来可不可能避免此路）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阶段，这个国家尚未达到。他们大多并非历史决定论者，因此，他们相信，一个处于这种困局的国家，可以发挥智慧与意志而避开工业主义的命运。他们看不出俄国有何理由不能在受益于西方科学与西方技术之余，不至于付出西方付出的可怕代价。他们辩称，采用一个由许多自治、社会化生产与消费单位组成的脉络、联盟结构，即有可能避免集中化经济或中央集权政府的专制。他们认为，组织是可欲之事，然而不可全以组织为目的而不见其余价值；凡事应以伦理与人道为优先考虑，不宜一意专注经济与科技——“蚁丘”——之利。他们断言，为了保证个人不受剥削，而反将他们变成大群工业上的集体化机器人，是自相矛盾，等于自杀。民粹主义者的观念往往不甚清晰，而且自己人之间甚多尖锐差异，但其中仍有个一致的范围，这范围颇广，足以构成一种真正的运动。例如，他们接受卢梭的教育与道德教训（取其大纲），但不接受他的国家崇拜。他们有些人——也许可以说大多数人——与卢梭一样相信单纯的人善良，相信腐化之因在于恶劣建制的摧残，而且深深不信任一切形式的机巧，不信任知识分子与专家，不信任一切自我孤立的圈子与派系。他们接受圣西门的反政治观念，但是不接受他的技术官僚中央集权论（technocratic centralism）。他们相信巴贝夫及其弟子博纳罗蒂宣扬的谋反与暴力行动，而不相信他的雅各宾集权主义。他们赞同西斯蒙第、蒲鲁东、拉梅内以及福利国家概念的其余创始者，一方面反对放任主义，一方面驳斥中央集权——无论是民族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无论是暂时或永久的中央集权，也不问是李斯特、马志尼、拉萨尔或马克思提倡的中央集权。有时候，他们接近西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立场，不过，他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因为他们亦如上世纪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人士，相信“自然”道德与科学真理。以上是使他们结合的信念中的几项。不过，他们的分歧同样深刻。

他们一切所作所为，都出以农民之名，而他们首要的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农民的态度。由谁指示农民走向正义与平等的真途径？民粹主义者并不谴责个人自由，但倾向于视之为自由主义口头禅，让个人自由容易使人分心而忽略社会与经济急务。我们应该训练专家去教导这些无知的年轻弟兄——即土地耕作者，而且，如有必要，鼓动他们抵抗权威、反叛并摧毁旧秩序，而不必等待他们本身先充分掌握这种行动的必要与意义。一八四〇年代，彼此极不相近的人物如巴枯宁与史皮希涅夫，都宣扬这个看法；五十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倡此说；六十年代，扎伊奇涅夫斯基与“青年俄国”（Young Russia）中的雅各宾分子也热烈鼓吹；拉夫洛夫在七十与八十年代力主此议，他的竞争者与敌手——职业恐怖主义的信徒——涅恰耶夫与特卡乔夫以及他们的徒众，包括——以此目的为限——社会主义革命家，甚至最热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列宁与托洛茨基，都倡言此说。

他们之中，也有人问，训练这种革命团体，会不会造成一群追求权势与独裁的倨傲不下的精英。这群精英的最高明做法也不过是认为，他们有责任给农民的，并不是农民要求的东西，而是他们——这些以农民导师自居者——自己认为对农民有益的东西，亦即他们认为群众应该要求之物，不管群众事实上是否要求此物。他们更进一步逼问，这样，不久是不是会产生一群狂热之徒，一个被自己的专业训练与谋反生活割离俄国人民大众生活，而忽略大众实际需求，不顾其希望与抗议，执意将自家选定之物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职业革命家。如此，岂非危险之至，岂非以新桎梏取代旧桎梏，岂非以知识分子的专制寡头政治代替贵族、官僚与沙皇？你有何理由可以认为新主人的压迫性将会低于旧主人？

作此论难之人，为六十年代一些恐怖主义者，如伊舒京与卡拉科佐夫。逼问更急者，是大多数理想主义青年，他们受卢梭（或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以及几位比较强硬的社会理论家至少也同样强烈的鼓舞，在七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以后“走入民间”，目的不是教导别人，而是教导自己如何生活。这些青年，亦即所谓“忏悔的贵族”，相信自己不但被一个邪恶的社会制度，而且被博雅教育的过程腐化了——博雅教育造成深刻的不平等，而且难免将科学家、作家、教授、专家以及一般所谓文明人提升于大众头顶，高高在上，因此，成为不公道与阶级压迫的最肥沃养殖场；凡阻碍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国家与国家了解之物，凡为人类团结与友爱制造障碍并久居为障碍之物，都是根本邪恶之物；专业化与大学教育在人与人之间建筑隔墙，妨碍个人之间、团体之间的“联系”，扼杀爱与友谊；经黑格尔及其信徒发扬，有所谓阶级与阶级、文化与文化“异化”之说，专业化与大学教育即可列入“异化”的主因。

民粹主义者中，有些人弄巧而图忽略或避过这个问题，巴枯宁即为一例。本人并非民粹主义者、但对民粹主义影响深远的巴枯宁力言知识分子与专家不可信，认为相信知识分子与专家容易导致最卑鄙的暴政——科学家与迂腐炫学之士当道。但是，革命家到底是来教人还是来学习的问题，巴枯宁不肯面对。“人民意志”（“民意党人”）一派恐怖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也不曾回答。比较敏感、道德上比较谨慎的思想家——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克鲁泡特金——感觉到这个问题的迫人重量，而且无意装聋作哑。但是，一旦自问有何权利将某种社会组织制度强加于生活方式非仅全然不同，甚至可能体现更深价值的农民大众身上，他们的答复也并不清楚。六十年代，愈来愈多的人问，假使农民实际上抗拒革命家解放他们的计划，又当如何？到此一层，问题遂更加尖锐。是否一定要欺骗，或者更糟，是否一定要威迫群众，终必掌政主治者是人民，而非革命精英，这点无人否信。不过，同时不妨一问：群众的愿望，可以忽视的程度如何？或者，若强迫他们走他们显然厌恶的路子，则至何处适可而止？

这绝非学术问题而已。激进民粹主义的第一批热心信徒，即在著名的一八七四年夏季“走入民间”的传道者，他们要帮的人对他们报以逐渐升高的冷漠、猜疑、反感，有时候，是积极的仇恨与抵制，甚至经常将他们扭送警察 。于是，民粹主义者被迫明白界定自己的态度，因为他们热烈相信有必要以理性的论证，为本身的活动辩白。他们终于获得答案，然而答案颇不一致。行动派，如特卡乔夫与涅恰耶夫，以及政治意味稍淡、其仰慕者以“虚无主义”知名的皮萨列夫，由于鄙弃民主方法，都成为列宁的先驱。盖自柏拉图时代以来，不断有人辩称，精神优于肉体、知者必须治理无知者。受过教育之人不可听从未受教育的无知大众，必须以一切可用的手段拯救大众，若有必要，可以违逆他们的愚蠢愿望，狡计、欺骗，皆可运用，甚至暴力亦在所不惜。但是，对这一派，以及其必定连带的权威主义，民粹主义运动中只有少数人接受。如此公然鼓吹这类马基雅维利策略，多数派颇为惊骇，认为手段若走火入魔，任何目的，无论何其善良，都将反为所坏。

对国家的态度，也爆发类似冲突。俄国民粹主义者都同意，国家为一协迫与不平等制度之体现，故本质即恶；国家消灭以前，不可能有公道与幸福。然而，同时，革命之当下目标为何？特卡乔夫十分明白，资本主义这一敌人终于摧灭之前，胁迫的武器——革命家由这敌人手中夺获的手枪——绝勿抛弃，必须转用以对付这敌人。换句话说，国家这部机器不可破坏，必须用以对付势所必有的反革命；最后的敌人被——借用蒲鲁东的不朽措词——彻底清算，而人类从此不再需要任何胁迫器具以前，不可毁弃国家。他这教条，列宁忠实有加，继踵增华，不仅依从马克思并不显豁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式而已。代表民粹主义主流、反映其一切摇摆与混乱的拉夫洛夫则自有特色，不是提倡立即或完全消灭国家，而是将国家作有系统的化灭，化灭到他笼统所谓的最低限。民粹主义者中最不走无政府路线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国家可以成为农民或工人的自由组合的组织者兼保护者。他想使国家同时兼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既保障秩序与效率，又保证平等与个人自由。

以上思想家都共持一个巨大的启示录式假定：一旦当道之恶——独裁、剥削、不平等——在革命之火中消灭，灰烬里将自然且自动升起一个自然、和谐、公正的秩序，这秩序只需开明革命家的温和指引，即能臻于完美。这个以人性新生的单纯信仰为基础的乌托邦之梦，是民粹主义，戈德温与巴枯宁、马克思与列宁诸人都共同怀抱的幻见，其核心模式是罪——死——复活、尘世天国；人惟有寻得真道、依此真道而行，尘世天国之门才会打开。至于这乌托邦大梦之根，则深源于人类的宗教想像。因此，宗教想像的这个世俗版与俄国旧信徒（Old Believers）——歧异于官方正教的宗教——有浓厚渊源关系，就毫无足怪了；十七世纪那场宗教大分裂以来，旧信徒即认为俄国及其统治者（尤其彼得大帝）代表撒旦统治人间。民粹主义者由这个受迫害的地下教派里动员到许多潜在盟友。

民粹主义者本身即有深刻分歧；关于知识分子的未来角色，他们莫衷一是；关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历史重要性，他们也各持己见，有人主张采用渐进手段，有人要求一举推翻，有人力主教育与宣传，有人鼓吹恐怖主义与立即起事。举凡这些问题，都彼此关连，而且需要及早解决。不过，引起民粹主义最深裂隙的是以下这个迫切问题：足够数目的受压迫者充分觉醒以前，亦即他们有能力了解并分析他们不堪忍受的处境的原因以前，真正民主的革命有无可能发生？温和派认为，任何革命若不以革命的大多数为起源依归，就不是名正言顺的民主革命。此说成立，则等待之外，别无二途——等到教育与宣传造成这个大多数。十九世纪下半叶，几乎所有西方社会主义者——无论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拥护这条路。

俄国雅各宾主义者反驳这路线，他们辩称，徒事等待，而且还指责由果决的少数人所组织的一切反叛活动为不负责任的恐怖主义，或者更糟，指其为以专制易专制，将会导致惨重祸果。革命家拖延之际，资本主义会迅速发展；这段喘息时间，会使统治阶级有能力发展其远非目前可比的社会与经济根据地；繁荣而蓬勃的资本主义将为激进知识分子自己制造工作机会，医师、工程师、教育家、经济学家、技术以及各类专家，将会分配到利益丰富的工作与职位；他们的新资产阶级主人（不像现有体制），将会很聪明，不会强迫他们作任何政治妥协；知识阶层将会获得特权、地位以及广泛的自我表达机会——无害的激进主义会受到宽容，大量个人自由也将获得允许。这样，革命大义就丧失它比较可贵的成员了。当初激于不安、不满而与被压迫者同心一志者一旦获得片面满足，革命活动之诱因必将减弱，根本改造社会的远景亦将落得黯淡不彰。激进革命派极力辩称，无论马克思作何说法，资本主义之前进并非势无可免；在欧洲可能无可避免，但在俄国，以一次革命大手笔即可遏止，在它未及壮大以前连根摧毁。若必待唤醒多数工人与农民的“政治意识”而后行事（当时，部分由于一八四八年知识分子之败，马克思主义者与多数民粹主义者都断定，革命以前，决不能不先致力这种唤醒工作）——如果这等于采用渐进计划，则必定错失行动良机；日后兴起的，将不是民粹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由一个蓬勃、想像力丰富、掠夺性、功成利就的资本主义来继承俄国的半封建制度——试看资本主义在西欧取代封建秩序，宁非斑斑可考？一旦至此地步，谁复知再历几十载、几世纪，革命才终于到来？当其果然到来，谁又知道它那时将会建立何种秩序，而且，在何种社会基础上建立那个秩序？

民粹主义者都同意，未来社会须以社会主义团体为基础，农村公社则是这些团体的理想胚胎。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会自动破坏公社么？假使（尽管一八八〇年代以前尚未有人明白肯定此点）资本主义已经在破坏mir，假使阶级斗争已经在分裂城市，而且如马克思所分析，的确已经在分裂乡村，则行动计划也就分明可指。志决之士可以而且必须抑止这解体过程，拯救农村公社，不应袖手兀坐，怀宿命之心，作壁上观。雅各宾主义者主张，革命家应倾力夺权，以引进社会主义，即便因此延后以道德、社会与政治现实教育农民之务，亦不足惜。的确，待革命打破旧体制的抵抗以后，才推行这种教育，必有一日千里、事半功倍之妙。

这个思想路线与一九一七年列宁的言论虽非字字吻合，但异常近似他当年追求的政策。这种路数，根本有别于比较老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而反复强调“时不可失” 。富农正在乡下吞噬贫农，资本家正在城里迅速繁殖。政府只要有一丝智慧，就会让步、推行改革；革命需要受过教育者的意志与头脑，而这些人会被引入和平路途，为反动的国家服务；借着这类自由手段，不公道的秩序会持续而且强化。行动主义者辩称，革命绝非势不可免之事，革命是人类意志与人类理性的成果。人类意志与理性如果不够，革命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只有不安全的人，才渴望社会团结与公社生活；个人主义永远是奢侈品，是社会地位稳固之人的理想。新的技术专家阶级——自由分子卡维林与屠格涅夫等津津乐道，甚至激进个人主义者皮萨列夫偶尔也极口称赞的现代、开明、精勤人士，雅各宾主义者特卡乔夫视为“比霍乱和斑疹伤寒更糟糕”，因为他们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生活，等于为新兴的寡头资本家卖命，因此，也是在阻碍自由之路。手术才能救病人的时候，止痛药是要命的玩意儿，徒然拖延病情，使他更虚弱，到头来，连手术也回天乏术。你必须趁这些新的、可能妥协的知识分子人数太多、太舒适、权势过大以前下手，不然会来不及。也就是说，一个圣西门式的高薪经理精英阶级，就会主掌一个新的封建秩序——这秩序在经济上效率甚高，但就社会层面而言，由于以永久的不平等为基础，是个不道德的社会。

恶，莫大于不平等。任何理想与平等冲突，俄国雅各宾主义者都要求牺牲或修正那个理想；一切公道的首要基本原则，就是平等；任何社会，人与人间若无最大程度的平等，就不是公正的社会。革命要成功，必须打倒并根除三大谬误。第一谬误：只有文化人能创造进步。此语不真，而且有诱人信仰精英分子的恶果。第二谬误与第一谬误相反，而同属幻觉：凡事须向人民学习。此语同样虚妄。卢梭的阿卡狄亚式 农民全是他的田园幻想。大众无知、残酷、反动，既不了解本身需要，也不了解何事于己有益。革命如果取决于他们的成熟，依靠他们的政治判断力与组织力，必定失败。第三谬误：革命只有挟无产阶级之多数，方能成功。无产阶级之多数能成功革命，固无可疑，但是，俄国如果必待拥有一种无产阶级多数，而后革命，则摧毁腐化、可恶政府的机会将要过去，届时，资本主义将已稳若磐石。

若然，计将安出？必须训练人制造革命，摧毁现有制度，摧毁社会平等与民主自治的一切障碍。此事既达，应召开民主集会；雅各宾主义者认为，制造革命者若肯细心解释革命原因，以及不得不革命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则群众即使今天仍然蒙昧，也当然会充分了解自己处境，而自愿——应该说，欢迎这个机会——让革命家把他们组织成新的自由生产联盟。

但是，假设到了政变成功的明日，他们仍不够成熟而无法明白，怎么办？在他一八六〇年代晚期作品里，赫尔岑再三提出这个难缠的问题。多数民粹主义者亦为此深深烦恼。行动派却毫无怀疑：打掉落难英雄身上的镣铐，他就会堂堂舒活，顶天立地，自由幸福，直到永远。这些人的看法简单得可惊。他们相信恐怖主义、更多恐怖主义——以便获致完全、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在他们，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绝对的平等，不但要经济与社会平等，还要“身体与心理”的平等。在这张普洛克汝斯忒斯的铁床与绝对的自由之间，他们看不出有何悬隔窒碍。一开始，由国家的权力与权威实施这个秩序，国家实现其目的以后，就会迅速将自己“清算”掉。

民粹主义者的主流发言人反驳此说，力言雅各宾手段往往带来雅各宾后果；革命之目的若在解放，则不可使用势必奴役原来要受解放的人的专制武器：解药不可竟然比疾病更坏事。以国家打破剥削者，然后将某一生活形式强加于未受教示而不了解这种生活方式之必要的多数人民身上，等于革去沙皇桎梏而代以一具新的、而且未必不那么摧人的桎梏——少数革命家创造的桎梏。民粹主义者多数深信民主；他们相信一切权力都有腐化的趋势，一切集权都会力求永久集权，一切中央集权都有压迫性，都邪恶，因此，达到公正与自由社会的惟一希望是以和平方式，以理性论证，使人皈依社会与经济正义以及民主自由的真理。为了获得使人皈依这些真理的机会，或许确实必须打破自由与理性沟通的现有障碍——警察国家、资本家势力、地主势力，而且在此过程中使用武力，例如群众叛变，或者个人恐怖主义。然而他们也认为，暂时手段的观念是一回事，敌人已经打破以后，将绝对权力置于任一党派或团体之手（无论多么有德的党派与团体），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这个立场，是过去两世纪中每一位自由主义者与联邦论者所据以反驳雅各宾主义者与中央集权论者的古典立场；伏尔泰据此反驳爱尔维修与卢梭；吉伦特党的左翼以此驳斥山岳党；赫尔岑秉此论点，抨击前一时期的教条共产主义者——卡贝以及巴贝夫的门人；巴枯宁指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求，谓此举只是将权力由一批压迫者转交另一批压迫者；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民粹主义者以此立场反驳他们认为意图破坏个人自发与自由的所有人（无论这些人本身是否自知有此意图）——例如允许工厂主人奴役群众的放任自由主义者、自己就准备这么做的激进集体主义者、资本主义企业家（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的著名批评中即曾论及），或者赞成中央集权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一样；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这些人都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嘲斥的病态狂热分子更危险——是残酷、不问道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与个人自由和个人性格都深相敌对。

这是世纪之交使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家与社会民主人士分裂的主要政治问题。数年之后，普列汉诺夫与马尔托夫二人同列宁绝袂，此事也是主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大争吵（不管浮面原因为何），其实就绕着这问题打转。列宁不曾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教条，但是，十月革命过后两三年，他亲言自己对革命后果痛切失望——革命的后果，正如他的对手所预测：官僚制度，以及党的干部武断专制。手段与目的两难兼顾，仍是我们今日世界各洲革命运动的最深刻、最痛苦问题，在亚洲与非洲尤然。由于这场争辩在民粹主义运动内部演成如此明锐的形态，这运动的发展与我们自身的困境有了一种意义非常的关系。

以上种种歧异，都落在同一革命眼光的架构之内，因为民粹主义者之间无论有何不谐，他们仍有一个统合点：他们都怀抱一股不可动摇的革命信仰，而此一信仰，来源甚多。仍然处于前工业阶级的社会，其需求与眼光令人产生对简朴与博爱的渴望，这渴望里即有革命抱负的种子；一种可以远溯于卢梭的土地改革理想主义，亦属革命心源之一；这些渴望与理想主义，都是今日印度与非洲仍然可以看到、而工业化西方的社会史家必定视为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现实。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欧洲诸次革命之惨败，与赫尔岑的特殊结论——未遭类似革命之灾的俄国或可以在尚未破坏的、自然的农民公社社会主义中得救——共同使民粹主义者对议会民主、对自由主义信念、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诚意所抱的幻想破灭，而另谋革命之路。巴枯宁厉斥一切中央权威，尤其国家，并认为人类本性和平且致力生产，只因受诱而偏离其适当目的，被逼而沦为狱卒或罪犯，而有暴力倾向；巴枯宁这种见解言论，对民粹主义者的革命信仰，有深重影响。不过，与以上诸说相反的潮流，也有推波助澜之力：特卡乔夫寄其信心于雅各宾式职业革命精英，认为惟有此种革命家，才能遏止由天真的改革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以及镇营邀功的知识分子协助走上其致命之路，并以虚伪造假的议会民主为掩饰的资本主义；皮萨列夫热烈信奉功利主义，力斥一切唯心论与玩票作风，更反对以温情将农民——尤其俄国农民——之朴与美理想化（理想化为特沾神宠、远非日益腐化的西方所得污染败坏）。这些“批判的现实主义者”呼吁同胞以自助与务实的干劲自救。这是一种新百科全书派的运动，提倡自然科学、专业，排斥人文学、古典学问、历史以及其余一切奢侈放纵。总之，他们举“现实主义”，对抗文学的文化，认为这种文化已麻醉俄国的精华人口，使其若非任令腐败的官僚、愚昧且残酷的地主以及愚民的教会剥削利用，就是自行腐烂，而被唯美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弃置不顾。

但是，民粹主义的最深理路与中心眼光，应推拉夫洛夫与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个人主义与理想主义。他们与赫尔岑一样，相信历史并无预定样式，并无“脚本”，文化之间、国家之间、阶级之间的剧烈冲突（黑格尔主义者所谓人类进步之本质）、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马克思主义者所谓历史动力），皆非无可避免。对人类自由的信仰，是民粹主义人文主义的柱石。民粹主义者不厌重申，人之目的由人自择，并非由外强加，惟人之意志能建构幸福光荣之生活——知识分子、农民、劳力工人及自由业者能互相协调利益的生活；也不是完全调和，因为那是无法获致的理想，而是相互调整成一种不稳定的均衡，运用人类的理性与不断的留意，使其配合人与人、人与自然彼此作用所产生的无法预测的巨大后果而随机制宜。正教的会议与自治原则，以及其对罗马公教集权式圣统和新教个人主义的深刻敌视，可能也有影响。这些义理、这些先知以及其西方师辈——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法国激进分子，费希特与博纳罗蒂、傅立叶与黑格尔、穆勒与蒲鲁东、欧文与马克思——也都起了作用。不过，民粹主义运动中最大的人物，气质、观念与活动从头至尾支配民粹主义运动的人物，无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他生活与言论的影响，单篇论文甚多，但仍有待诠释。

车尔尼雪夫斯基并非善于原创观念之人。他没有赫尔岑的深度、想像力，或者其灿烂的智力与文学才具；他没有巴枯宁的雄辩、恣肆、气质或推理力量，也没有别林斯基的道德天才与独特社会洞识。但是，他有不屈不移的诚正、极度的精勤奋励，以及俄国人罕见的具体细节贯注力。他对奴役、不公与不理性的深刻、稳定、抱持终身的怨恨，所发于外者，并非庞大的理论总结、亦非社会学或形而上学体系，亦非以暴力反对权威，而是徐缓、踏实、耐心储积事实与观念——一种粗糙、板滞但有力的思想结构，这结构极适于专门针对他所欲改变的俄国环境，建立一种详细的实际行动策略。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较同情的，是一八四九年被政府击碎的彼得拉舍夫斯基集团（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参加的集团）那种具体、仔细推敲筹谋的社会主义计划（无论那些计划多么错误），而不是赫尔岑、巴枯宁及其信徒的巨大想像建构。

一八四九年以后死气沉沉的年代里，成长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者的游移逡巡与率然背叛，导致反动党派的胜利，这些年轻人都曾目睹。十二年后，俄国解放农民，他们看到同样的现象 ，他们认为，这场解放，是自由主义者白眼作贱他们的计划与希望。于是，这些人发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勤勉奋进而耐心踏实的天才——此人根据具体的统计资料，对特殊的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耐心努力指出可以获致的、实际的、直接的目的，而不盘空驰逐可欲但眼前无路可达的事态；采以平板、枯燥、徒步前进的风格，拙滞而缺乏灵感——但是，比起一八四〇年代浪漫的理想主义者高贵的奔放飞行，更严肃认真，而且究极而论，更能启发人。他寒微的社会出身（教区牧师之子），使他与他想分析其处境的平民具有天然的亲和性，而且使他不信任、后来更激烈仇视俄国与西方一切自由主义理论家。由于以上特质，在已从迷惑中觉醒，出身流品混杂，不再以巨室名门子弟为生，因早年理想之败、政府压制、俄国克里米亚战争之辱，以及统治阶级之软弱、麻木、伪善与混乱无能而满怀艰苦的一代人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为自然而然的领袖。对于这些强硬、社会处境不安稳、愤怒、多疑、鄙蔑任何雄辩或“文学”痕迹的年轻一辈激进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如父亲，有如告解神父——贵族出身而善于讽刺的赫尔岑与任气使性而终嫌轻浮的巴枯宁都永远无法达到的地位。

车尔尼雪夫斯基如同所有民粹主义者，相信农民公社必需保存，而且有必要将其原则推及于工业生产。他相信，俄国可以既学习西方的科学进展而直接受益，又免于经过工业革命的阵痛。赫尔岑曾有颇具特色的感言：“人类的发展是一种年序上的不公平，因为后来者能受益于先辈的劳苦而毋需付出相同代价。”车尔尼雪夫斯基师法其意：“历史疼爱子孙，上一代打破骨壳而伤手，下一代坐收骨髓。”依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见，历史在黑格尔的正反合三者作用里行进，或以螺旋状行进：各世代往往不是重复父母的经验，而是重复祖父母的经验，而且是在“更高一层次”上重复。

但是使所有民粹主义者着迷的，并不是他教条里的历史主义成分。他对他们的主要影响，在他深深不信任一切由上而下的改革，而相信历史之本质为阶级斗争，以及最重要者，相信国家永远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无论有意无意，都不可能实施必要但一成功就要结束其统治地位的改革（据我们所知，这项信念并非取自马克思，而是他由二人共承的社会主义传统中导得）。没有一个阶级会服劝去造成自己的瓦解。因此，一切要使沙皇洗心的企图、一切想避过革命之恐怖的企图，必然（他在一八六〇年代初期论定）终归徒劳。五十年代末期有一段时日，他曾如赫尔岑，寄望于由上而下的改革。农奴解放的最后形式，以及政府对地主的让步，愈除了他这个幻想。他指出，希冀以费边主义策略来影响政府的自由主义者，其惟一成功，只是出卖农民与自己而已：他们与农民的主人攀结关系，而首先危害了自己；然后，统治阶级若要方便行事，无需多少手脚，就把他们说成了农民无信无义的敌人，并且策动农民反对他们。证诸历史，此言洵属不诬。一八四九年的法国与德国就是这种情形。即令温和派及时撤退而鼓吹暴力手段，他们对情势、对农民与工人实际需求的盲目，往往还是导使他们鼓吹到头来害他们的信徒付出可怕代价的乌托邦图式。

车尔尼雪夫斯基引申了一种简单的历史唯物论。依照这种历史唯物论，社会因素决定政治因素，而非政治因素决定社会因素。结果，他宗法傅立叶与蒲鲁东，认为自由主义与议会政治的理想只是在规避核心问题：农民与工人需要食物、栖所、靴子；至于投票权、自由宪法、个人自由之保障，这些对三餐不继、衣不蔽体的人并无多大意义。社会革命必须先至，然后，适当的政治改革将自行随之而来。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八四八年的主要教训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无论勇敢或怯懦，都证明了他们政治与道德上的破产——其信徒，如赫尔岑、卡维林、格拉诺夫斯基等人亦然。俄国必须追求自己的路子。他有别于斯拉夫主义者，而与下一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相同，根据丰富的经济证据，主张俄国的历史发展，尤其农民公社，是依照所有人类社会的社会与经济定律而来，绝非独一无二之物。他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孔德派的实证论者）一样，相信这类定律可得而发现，而且可用条理陈述出来；但是，他又有别于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俄国如果采取西方技术，并且教育出一群训练有素、意志坚定、眼光理性的人，就能“跃过”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将农村公社与自由的技工合作团体直接变成农业与工业生产组合，而这些组合将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胚胎。据他所见，技术上的进步并不会自动打破农民公社：“野蛮人也能受教而使用拉丁课本和安全火柴”；工厂可以接植于工人的合作组合，而未必会破坏这些组合；大规模的组织可以既消灭剥削、又保存俄国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性格。

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科学之应用于生活，乃历史定然之势，但他有异于皮萨列夫之处是，他不认为，要将科学应用于生活，少不了个人企业。他更不认为这过程不能缺少资本主义。他保留了相当多他青年时代相信的傅立叶成分，因而认为自由的农民公社组合与技工合作组合是一切自由与进步的基础。但是，同时，他又像圣西门主义者，深信此事若无集体行动——大规模的国家社会主义，则不会有多大成就。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无法并立的信念从来不曾调和；他的作品兼含赞同与反对大规模工业的陈述。国家应如何刺激（或避免刺激）工业、如何控制（或避免控制）工业；公共与私人经济部门有何关系；民选议会要有其政治主权，而国家主持集中化的经济计划与控制，两者关系又当如何——凡此，他的态度也正反交杂、爱憎难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计划，其纲目始终模糊不明，或者不连贯，而且经常既模糊又不连贯。在他身上，广大群众的代表人物终为于他们的需求与感受找到了一位代言人兼诠释者——而直指他们心意的，是他根据真实经验而来的具体细节。他最深刻的抱负与情感，都倾入《怎么办？》。此书是社会层次的《乌托邦》，视为艺术品，荒怪不伦，对俄国人的见解却有名副其实的划时代影响。这部说教小说描写自由、道德纯净、合作式的未来社会主义共和世界；其动人的诚挚用心与道德热情，使理想主义与满怀罪恶感的富农子弟目迷心醉。此书提供了一个理想模范，一整个时代的革命家奉此模范为圭臬而教育、坚强自己，反叛现有法律与习俗，以近乎崇高之姿，将放逐与死亡全然置之度外。

车尔尼雪夫斯基宣扬一种天真的功利主义。他如同詹姆士·穆勒（或许亦如边沁），认为基本人性是一套固定的、可由生理分析而得知的自然过程与官能模式，因此，以科学方法计划，可以实现最大的人类幸福。他判定，要在俄国宣扬激进观念，想像的作品与批评是惟一媒介。于是，在他与诗人涅克拉索夫合编的《现代人》评论里，他以文学为幌子，尽量夹带直言无讳的社会主义教条。激烈的青年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协助他做这件事。杜勃罗留波夫是具有真实天赋的文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并非文学高才），由于宣传与教育之心激切，有时甚至不止于夹带而已。这二位热心人的美学观点严限于实用层次。车尔尼雪夫斯基认定，艺术之功能，在协助人以更理性的方式满足需求、传播知识，在对抗无知、偏见以及反社会的激情，在改善生活——他使用以上字眼，取的是最质直、最狭隘的意思。他步步逼到荒谬的结论，无可转动之余，索性痛快拥抱那些结论。例如，他解释海景绘画：俄国中心地带的居民去海过远，永远无法一睹海洋，海景绘画的主要价值就在于让他们看到海的模样；又，他的朋友兼资助人涅克拉索夫，因为其诗篇比其余诗人更能使人同情被压迫者，所以是已逝或在世俄国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早先与他合作的人——文明而且不厌精细的人，如屠格涅夫与包特金，发觉他严酷的狂热作风日益令人不堪。屠格涅夫无法与这个仇视艺术、独断而以人师自居者长久相安。托尔斯泰鄙视他的阴暗狭隘、他的全无美感、他的不宽容、他的理性主义、他令人疯狂的自信。但是，继一八四〇年代理想主义者而起的“强硬”青年所以奉他为自然而然的领袖，正由于这些特质，或者，正由于这些特质所本的眼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粗拙、平板、迟滞、不带幽默、词句佶屈聱牙，他对具体细节的专心，他的自律，他对同胞物质与道德福祉的奉献，他老练、他不自矜伐的人格，他不厌其烦、热烈、专志、工夫细密的勤勉，他对风格、对任何优雅讲究的仇视，他不容怀疑的诚意，他那彻底的忘私、无情的直接，他对私人生活需求的漠然不顾，他的纯真、和气、迂谨，他令人放心亲近的道德魅力、自我牺牲的能力，创造了日后俄国革命英雄与烈士的原型意象。“我们”与“他们”之终于截然划分，他的作用大于任何民粹主义者。他毕生力倡不可与“他们”妥协，要全线作战、除死方休；没有中立；只要这场战争不止，革命家就没有太琐屑、太可厌、太烦冗而不能做的事。他的人格与眼光成为两个时代俄国革命家的信符——一心仰慕他的列宁也带有他的表记。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一般民粹主义者固然着重经济或社会论证，但基本取径、语气及眼光仍以道德为主调，偶尔也近乎宗教意味。这些人信仰社会主义，并非因为社会主义无可避免，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效，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才理性，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才公道。政治权力之集中、资本主义、中央集权国家，都践踏人权，使人在道德与精神上成为跛子。民粹主义者是严厉的无神论者，但他们心里兼合了社会主义与正统基督教的价值。他们畏避俄国的工业主义远景，因为工业主义需要残酷的代价，他们不喜欢西方，因为西方麻木不仁，竟然付出这种代价。他们的信徒，即一八八〇年代与一八九〇年代的民粹主义经济学家，诸如达尼埃尔松与沃伦佐夫，固曾以纯经济学之理，高论资本主义可行于俄国（与此诸人敌对的马克思主义者力斥他们的说法，实则他们某些论证相当完善），终于仍因在道德上憎恶资本主义注定带来的巨大痛苦而不屑提倡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拒绝付出如此可怖的代价，无论资本主义的结果如何可贵。他们的二十世纪继承人，即社会主义革命家，发出一个上下贯串整个民粹主义传统的论调：社会行动之目的不在谋国家之权力，而在求人民之幸福；一面使国家致富、壮大国家的军事与工业力量，而一面破坏公民的健康、教育、道德、一般文化水平，固然可行，却是邪恶的做法。取美国与普鲁士的进步，两相比较：他们认为，在美国，个人福利至上，在普鲁士则非。他们坚信（这信念至少可以溯源于西斯蒙第），公民个人的精神与物质条件比国家的权力更重要，因此，假使两者成为反比（经常发生），则个人的权利与福祉必须居先。惟强权国家能产生良好或幸福公民之说，他们斥为不合史实；舍己以求社会之生活与福利，为个人自我实现之最高形态之说，他们斥为道德上不可接受。

相信人权优先于其他要求，是多元社会有别于中央集权社会的首要原则，也是福利国家、混合经济、“新政”（New Deal）政策有别于一党政府、“封闭社会”、“五年计划”以及一般以超越各种不同团体或个人目标的单一目标为主宰的生活形式的首要原则。车尔尼雪夫斯基比他一八七〇与一八八〇年代的信徒更狂热，但是，即使他，听到四面八方呼求急救之声，也不曾充耳不闻；个人努力逃离毁灭，对这些个人的需求，他也不相信有必要加以压抑——纵令有利于最神圣、最重要的目的，也不可如此。他也曾是个狭隘而毫无想像力的迂阔之人，但是，以他最拙劣的境界而论，他也未曾失去耐心、未曾横傲、未曾丧失人性；他不断提醒读者与自己，教人者热心施助，切勿反而变成对原应受益之人作威作福；“我们”——理性的知识分子——认为有益于农民之事，可能并非农民本身所需或所求；切勿强迫“他们”咽下“我们”的解药。他、拉夫洛夫、甚至赞成恐怖与暴力者中最无情的雅各宾分子，都不曾以无可避免的历史方向为掩护，作为本身显然不公或残酷之事的借口。若暴力为达成某一目的之仅有手段，则在某些环境中使用暴力，可能有理，但是，若有此情形，仍须以目的本身之内在道德要求为依据——诸如增进幸福、团结、公道、和平，或者分量重于手段之恶的其他人性价值。至于所谓历史本身就转变一切道德体系，回顾之下，惟存活并成功的原则，才是有理的原则，因此，与历史齐步迈进，乃理性且必要之事，可以尽抛顾虑，凡个人一己的“主观”道德原则，皆非所计。这类看法，他也认为不足取。

民粹主义者的情怀，尤其在一八七〇年代，直可形容为宗教情怀。这群谋反者或宣传家自视为一个专志奉献的修会，别人亦以此目之。成员第一条件，为牺牲一己全部生命，致力于运动，致力于本团、本党，以及一般的革命大义。但是，党专政或党领袖专政而主宰个人生活——尤其主宰革命家个人信念——并不在此大义之内，而且可以说与此义之精神相反。个人的行动，只受他个人的良心审查。设使你答允服从党的领导人，则这誓言是神圣的，然其效力仍只限于党的革命目标，越此目标之外，随即失效，而且，党所以存在而促进的特殊目标（究极而言，即革命）完成之后，这誓言亦即结束。革命完成，个人就自由行动，因为纪律是暂时的手段，而非目的。民粹主义者的确发明了党是一群捐弃私人生活、服从全体纪律的革命家的观念（以“强硬”的职业革命家为核心，使别于同情者与同路人），但是，这观念起源于当时俄国的特殊状况，起源于谋反必须有效、必须创造有效谋反的条件，而不是因为相信革命圣统制度本身为可欲或可以忍受的生活形式。这些造反之人也没有假什么宇宙过程为行动的理由，因为他们相信的是人类的自由抉择，而非决定论。后来列宁那种革命党与革命党专政的观念，在历史发展上容或相当取资于这些训练有素的烈士，然其来源非常不同。一八七四年夏季拥入农村而农民报以不解、猜疑、甚至明白敌视的那些青年，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自居为历史的神圣工具，所以，要审判他们的行为，应该使用与其余人类不同的道德规范，他们会极为惊异，而且愤怒。

民粹主义运动是一场失败。“社会主义从人民身上弹开，如豌豆遇墙反弹。”一八七六年，即第一波热情消歇之后两年，著名的恐怖主义者克拉夫金斯基致书革命同志查苏里奇，曾作此语。“他们听我们的人说话，就像听教士说话一样”——毕恭毕敬，不解于心，而且对他们的行动也毫无影响。

首都大城嘈切喧闹

先知暴喝如雷

论战兀自汹涌

而在深层，在俄国心中

一片沉寂，是太古的平静

涅克拉索夫这些诗行，道尽革命理想主义者——和平的宣传家与各别孤立的恐怖主义者——在六十年代晚期与七十年代初期断断续续努力而失败以后的挫折心境。这些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里有极为激烈的刻画。政府逮捕这些人，将他们流放、下狱，对于不充分的土地改革所造成的后果，复顽固不愿以任何措施减轻，于是驱使自由派意见同情革命党。他们觉得舆论支持他们，终于更诉诸有组织的恐怖主义。但是，他们的目的往往仍旧极为温和。一八八一年写给新皇帝的公开信，语气柔和且宽宏。多年以后，著名革命家费格纳说：“恐怖，用意在创造机会，使人发挥才能以服务社会。”以暴力开路迎来的社会要和平、宽容、分权、充满人性。主要敌人还是国家。

一八八一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是为恐怖主义之高潮。寄望中的革命没有爆发。革命组织被粉碎，新沙皇决定实行极端镇压的政策。这方面，他大体上得到舆论支持——亚历山大二世毕竟解放了农民，据说还曾考虑其他自由措施。将他刺杀，颇令舆论畏缩。革命运动最突出的领导人或被处死、或遭放逐；次要人物逃亡海外，最富才具而仍然自由者——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罗德——则逐渐走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承认一件事，曾令他们困窘。马克思说，原则上，俄国即使没有共产党主义世界革命的帮助，也能避免资本主义阶段——这一点，恩格斯虽曾承认，但大不情愿，而且颇有保留。普列汉诺夫一批人则主张俄国其实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他们断言，当日西方免不掉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今俄国也不会更能避免，因此，对“铁”一般的历史逻辑故意不正视，将毫无益处。所以，社会主义者不应抗拒工业化，反应加以鼓励，而且应该从中得利，因为只有工业化，才能产生足以推翻资本家的革命大军——由日益增长、在劳动中获得组织与训练的城市无产阶级形成的革命大军。

俄国一八九〇年代在工业发展上的大跃进似乎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论旨。马克思主义吸引革命知识分子，理由甚多。因为它自称以科学分析为基础，得到一切社会都无法避免的历史定律；因为它自称能证明，在历史无情展开其样式理路的过程里，虽然势必发生许多暴力、惨苦与不公，但故事仍将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于是，因为默契剥削与贫穷，或者因为未依民粹主义政策去采取积极——暴力——步骤以求减轻或防止剥削与贫穷，而产生了罪恶感的人，其良心在“科学的”保证里得到安慰。这保证是，暴力之路虽可能要沿途布满无辜者的尸体，但必定通入尘世天国之门。据此看法，剥削者将被人类发展的逻辑所收服，不过，工人及其领导者若作有意识的组织，或者最重要的，若能增进知识（即教育），则历史路程可以缩短。为了某些可解的理由而不愿再从事于没有大用、只会以西伯利亚或断头台为下场的恐怖做法的人，特别欢迎历史路程可以缩短的看法。他们现在有了学理根据，可以正正当当致力于平静的研究与观念的生活。他们中的知识分子觉得这些比丢炸弹合意得多。

秉持马克思主义而反对民粹主义者的人，也往往承认民粹主义者的英雄气魄、无偏无私以及高贵人格。马克思主义者视他们为一个真正理性的革命党的可贵先驱，偶尔甚至赐给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个更高的地位，说他有天才的洞识——说他追求真理的取径是以经验为本，不科学，但本能正确。不过，要证明真理，还是只有马克思与恩格斯能够，因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具备精确科学的工具，而这工具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当时任何俄国思想家所没有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俄国人特别宽大，称许他们远隔西方、使用自制工具，而成就了业余革命家的奇迹。一八八〇年以前，欧洲只有他们在他们国家里造成真正的革命形势；但是，考茨基尤其明言，这并不能代替职业革命家的方法，也不能代替科学的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新机器。民粹主义被轻轻一笔盖棺：民粹主义者是无师自通的农民，是用意良好的大学知识分子，是一个落后国家已成半废的封建制度结束以后、新的资本主义阶段开始以前的混乱中间期，在社会其余牺牲者迷糊不清的脑袋里，由漫无组织的道德愤怒与乌托邦观念杂糅而成之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至今仍视民粹主义为一场有系统地误解经济事实与社会现实、运用高贵但无用的恐怖主义、实行自发或欠缺指导的农民起事的运动——是真实的革命活动所必需而嫌流于悲情的发端，是正戏之前的序曲，是观念天真且行动受挫，只等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带来新的革命辩证科学，就注定要被扫除的一幕。

民粹主义之目的为何？关于手段与方法、关于时间、其内部争论甚烈，关于究竟目的，则并无异议。无政府主义、使人人充分生活，这些，是他们全体共认的理想。整个运动——范求理曾作极精彩、极可爱描写的各色革命家 ，如雅各宾分子与温和人士、恐怖主义者与教育家、拉夫洛夫分子与巴枯宁分子、“隐士”、“顽抗分子”、“乡下人”、“土地与自由”与“人民意志”的成员，仿佛全由一个神话统摄。一旦怪物毙命，沉睡的公社——俄国农民——就会醒来，再无周折，从此永远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范求理写出了这场运动的历史。遍数有关俄国革命运动任一阶段的所有记述，以范求理此作最为充实、最明晰、写得最好、最不偏不倚。不过，如果这运动是一场失败，如果它是以虚谬的前提为基础，而且如此轻易教沙皇的警察消灭的运动，那么，除了作为历史材料——除了一个党的生灭、行动与观念以外，它可还更有引人兴趣之处？这问题，范求理谨守客观历史学家的分际，笃慎将事，不提直接意见。他循年代顺序，交代故事；他说明发生之事；他描述缘起与结果；他彰明各民粹主义集团之间的关系，而将道德与政治的悬想思索留给别人。他这部作品既非为民粹主义、亦非为其敌人辩解而作。他不褒不贬，但求了解。此事成功，分明已不需另外的报酬。不过，有时候，我们也会想知道，时至今日，在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笔下，民粹主义仍然被轻易打发了事，应不应该。民粹主义者错得这么无可指望么？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拉夫洛夫——以及倾听他们的马克思——完全迷昧么？

揆诸事实，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是无可避免的发展？加速工业化的后果，正如新民粹主义经济学家一八八〇年代所预言：十月革命以前，社会与经济情况之惨，与西方在工业革命期间所历一般无二，十月革命以后，更惨上加惨。这些，是不是可以避免呢？有些历史作家认为这类问题荒谬。发生的，就是发生了。这些作家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想否认人类事务里的因果关系，就必须认定事情只能像它发生了的样子那样发生，问情况假使不同，可能会发生什么，是无聊无益的想像游戏，不值得严肃史家费心。然而，对于我们当代，这个学院问题不无密切关系。某些国家，诸如南斯拉夫、土耳其、印度，以及若干中东拉丁美洲国家，采取比较徐缓、不会在落后地区获得改善以前就将这些地区立即破坏殆尽的工业化步调。而且，它们如此做法，是有意不取俄国人与学步他们的中国人在我们当代里所走的集体化急行军路子。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政府走上了毁灭之路、逃无可逃了么？这些，以及其余一些国家今天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其基本依据就是民粹主义的观念。

一九一七年列宁组织布尔什维克革命，他所采用的技术，至少初看之下，即可见得，近似特卡乔夫及其信徒推荐的技术（特卡乔夫及其信徒学此术于布朗基与博纳罗蒂），而与马克思或恩格斯之说全不相类（至少，以二人一八五一年以后作品而论）。一九一七年在俄国登基者毕竟并非十足成长的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仍是一股正在成长的力量，尚未成气候，有如其在十八世纪的法国，还在反抗君主与官僚所加予它的种种桎梏。但是，列宁的做法，仿佛银行家与工业家已经控制大局了。他的行动与言论都好像资本主义已经如此。但是，他的革命所以得手，并非由于接掌金融与工业中心（这些中心应该已被历史破坏），而是靠一群果决且训练有素的革命分子来夺取政治权力——恰如特卡乔夫鼓吹的做法。假使俄国资本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所称，已经达到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能成功的阶段，则，依照假设，一个果决的少数派、一个非常小的少数派夺得政权（一场事变而已），也不能长久保有。这是一九一七年普列汉诺夫再三严厉指责列宁之处。他忽略列宁一个论点：在一个落后国家，你尽管放手施为——只要随后立即在工业比较先进的西方成功实现正统马克思主义革命来挽救你施为的后果就行。

这些条件并未实现；列宁的假设不合史实。然布尔什维克革命亦未崩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错了么？或是孟什维克党人误解这理论，而自昧于其中一向隐含的反民主趋势？他们对米哈伊洛夫斯基及其友人的指控，在这两种情况的哪一个里才完全公正？至一九一七年，他们自己也因同样的理由而恐惧布尔什维克专政。此外，十月革命的后果，与特卡乔夫预言他的方法必定会产生的后果，居然不谋而合：出现一个掌握独裁权力的精英集团。依理论设计，需要这种精英团体的原因消失，这集团应立即与之俱退，但是，正如民粹主义中的民主人士三复斯言，这集团实际却可能更增侵略性、更强大，而且，似乎如一切独裁专政，不能自休，有久贪其位之势。

民粹主义者深信，农民公社的死亡，就是自由与平等在俄国的死亡或大挫。他们的嫡裔——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家——将这信念转化，化为一项要求，要求一种农民分权的民主自治。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结束他与这些人的暂时联盟以后，仍采行这项要求。不久，布尔什维克党人否决这计划，而将职业革命家——也许是民粹主义对革命行动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变成中央集权的圣统制度：民粹主义者在他们组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党终于被禁止、被消灭以前，都一直猛烈指斥的一种制度。正如列宁经常满口承认，共产主义的实践受赐于民粹主义运动之处甚多：共产主义袭取了它这个对手的技术，正好转用于助长这技术原本要抵制的目的，而且大获成功。 DbiVfm1ygZIml5k07ZYGqM8Beabgo6PaUGbxcnQEdF4dxT0u0yGUMhDdg4fCbX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