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通常不认为一八四八年在俄国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本年数场革命，赫尔岑视如燠闷天气里具有起死回生功效的暴风雨 ，并未波及俄罗斯帝国。帝国政府在十二月事变平定以后的急剧政策变革，似乎甚具奇效。文坛风暴如一八三六年恰达耶夫事件 、赫尔岑及友人因之受惩的学生横议 ，甚至一八四〇年代初期偏远省区数起次要农民动乱，都轻易收拾；这个幅员广大而且仍在扩张的帝国一派平静，水波不兴。昏庸愚妄与贪污腐化事情层出不穷；虽非尼古拉一世设计，但由他变本加厉的官僚与军事高压控制，似乎仍然大奏其功。有效的独立思想与行动，踪影全无。

先此十八年，即一八三〇年，巴黎事闻，曾为俄国激进分子注入了新生命；乌托邦社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波兰之叛，作用颇如后一世纪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成为各地民主人士凭以号召旗鼓的重点。但叛事旋遭敉平，迨及一八四八年，大火余烬，至少以公开的表现而论，实可谓灰飞烟灭——华沙如此，在圣彼得堡亦然。西欧观察家无论同情与敌视，都认为专制独裁已屹立难摇。然而，远则因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共产党宣言》庆祝革命社会主义之诞生，而导出革命社会主义在嗣后俄国历史上扮演的决定性角色，近则因西欧革命之败对俄国舆论、尤其对俄国革命运动注定必有的影响，一八四八年对欧洲的发展是个转折点，于俄国之发展亦同。然在当时，本年竟有此意义，实难逆睹。政治观察家中的清醒明智者——如格拉诺夫斯基或科舍廖夫——甚至忧虑连温和的改革也不可得；革命，更似悠邈难想。

或许巴枯宁及彼得拉舍夫斯基 圈中一二成员除外，一八四〇年代，即令较为胆大无忌之士，似亦不可能有望俄国立即会有革命。意大利、法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帝国的革命，率由多少有组织而公开反对现存体制的党派发难。其革命党若非由激进派或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构成，即与激进派或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协同行动，并且由属于已得公认之政治与社会学说或宗派的杰出民主人士领导，兼又获得自由派中产阶级相助，或者得到已经发展到各种阶段、由各种不同理想所推动但受挫的全国性运动协助。诸国的革命，往往还颇得群情不满的工人与农民助势。以上因素在俄国的表现或组织，与西方情况都毫不相伴。俄国的发展与西欧的发展，能并观互见之处往往失之浮面，而且易滋误解，不过，若必予比较，则欧洲的十八世纪最可拟类。十二月之变，当局酷厉镇压，其后，至三十年代中期与四十年代初期，俄国自由派与激进派对当局的抗衡日趋明目张胆，其反抗近似法国百科全书派或德国启蒙领袖对教会与专制君主政体所作的游击战，与十九世纪西欧的群众组织及平民运动则大相径庭。三十与四十年代俄国自由分子与激进分子，无论自限于哲学或美学问题的斯坦凯维奇，或者心悬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赫尔岑与奥加廖夫，都始终是孤立的启蒙人物——一小群高度自觉的知识精英。他们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会客室或沙龙集会、争论、彼此相濡，但没有平民支持，也不具备范围广大的政治或社会架构；既无政党形式，甚至亦非法国大革命前那种不具形式但遐迩响应的中层阶级反对势力。此时期中，零散无党的俄国知识分子并无中层阶级可资倚恃，亦无法寄望农民相助。“人民但觉需要马铃薯，而毫不觉得需要一部宪法——宪法只是受过教育但毫无势力的城市人欲求之物。”别林斯基一八四六年致书友人，曾作此语。十三年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颇具其人特色之言，与此说不谋而合：“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人民大众不是绝对漠然无动于只有自由分子欲求并关怀的权利。” 此语施于当时或早先大多数欧洲国家，难谓言中，然其反映俄国之落后，至为准确。在俄罗斯帝国，由于经济发展尚未造成工业与劳工问题，尚未造成西方形态的中层阶级与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直渺茫如梦。当这些条件终于实现，并于十九世纪末数十年中加速成真，革命即不在远。故“俄国的一八四八年”发生于一九〇五年，其时，西方的中层阶级已不复是革命或武力取向的改革主义者；一九一七年自由派社会主义与集权社会主义之终于决裂，以及随后俄国与欧洲攸关重大的分道扬镳，此半世纪之差，是强力肇因。赫尔岑曾对蒯内断言：“你将循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我则循社会主义走向自由。” 丹恩推其言下之意，认为赫尔岑隐指上述之分道而言，或是笃论。关于本时期俄国与西方政治成熟程度之异，赫尔岑流亡普特尼期间为其《法意书简》（letters from France and Italy）所写导论，有生动描述。导论主题，即为西欧的一八四八年革命：

自由主义者——那些政治上的新教徒——反倒成为最可怕的保守主义者；在变革了的宪章与宪法背后，他们发现社会主义的幽灵，吓得面无人色；这原也无足为异——将有所失，自有所惧。但我们“俄国人”处境全然不同。我们对一切公共事务的态度都单纯、天真得多。自由主义者惟恐失去自由——我们尚无自由可失；他们忧虑政府干预工业——我们的政府任意事事干预；他们害怕丧失人权——我们仍待争取人权。

我们仍然漫无秩序的存在里充满了极端的矛盾，我们的法律与宪法概念仍欠稳定，这一方面有利于最无限的专制、农奴制度及凡事以军事解决，一方面也造成彼得一世与亚历山大二世比较不难采行其革命性步骤的条件。租屋而宿者本来就比自居其家者容易迁移。

欧洲正在沉没，因为它丢不掉它的载货——长久涉险的征伐里累积而来的无限宝藏。我们的东西则全是人造的压舱物；取出来，弃之于船外，就扬帆直奔海阔天空之境了！当此一切政党皆成不合时宜之物，当此人人或抱希望或怀绝望而指向逐渐逼近的经济革命风雷之际，我们生龙活虎，进入历史。眼望邻人，我们也不禁害怕这即将临头的暴风雨，我们也像他们，认为对这场危难最好莫置一辞……但是，你不必害怕，你尽可安心，因为你的地产上有一枚避雷针——土地公社制！

易言之，基本权利与基本自由的完全缺乏，与一八四八年以后黑暗的七年，非但不曾引起绝望或冷漠，反使多位俄国思想家觉悟本国与欧洲比较自由的建制完全相反；而且，极其矛盾，这种相反被视为俄国人可以乐观的基础。由此，又跃生无比强烈的希望——指望一个惟俄国命定得享的独特幸福与光荣未来 。

赫尔岑之事实分析，十分正确。俄国并无中产阶级可言，新闻业者波列沃依，别林斯基与屠格涅夫那位言论甚著而雅好文学的茶商友人包特金，以及别林斯基本人，是显著的例外；急剧的自由改革所需的社会条件并不存在，遑论革命条件。不过，自由分子如卡维林一干人，甚至别林斯基，也痛加惋叹的这项事实，仍带来其本身的补偿。在欧洲，一场国际革命爆发而失败，造成理想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满腔幻灭与绝望，导致某些人走向犬儒式的超脱，某些人冷漠认命，或向宗教或往政治反动队伍里寻求慰藉；其情其景，极似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而产生“路标派” 所号召的忏悔与精神价值。在俄国，则卡特科夫变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向正教、包特金离弃激进主义、巴枯宁签署一分言不由衷的“自白” ；但俄国既未遭革命，亦无与欧洲程度相当的失意觉醒，遂导向一种与西欧大相径庭的演变。最重要的一点是，改革的热情——革命的狂热，借公众压力、煽动及谋反，即可促成变局的信念——并未减弱，反见增强。不过，政治革命之败，在西方万目昭昭，因此政治革命论分明不若先前令人信服。此后三十年中，惘惘不平而志存反叛的俄国知识分子，就转而留心本国内在处境独特之处；早先，全由西方输入且惟经矫揉，才能与国人土生顽冥难合之物互相接植的现成解决法，从此变为自创学说与行动模式，细心设法适应俄国独具的特殊问题。他们甚愿学习，而且不止于学习——他们更有心成为西欧先进思想家最专诚、最勤奋的信徒；但是，自此以往，黑格尔与德国唯心主义者的教言，穆勒、斯宾塞及孔德的教言，皆须加以转化，使其合乎俄国的特殊需要。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札洛夫尽可满怀横霸的实证主义与唯物主义，而其人之根植于俄国土壤（且不无以此自豪之意），仍远深于一八四〇年代信奉道地世界大同理想之士，例如，远深于虚构的罗亭；世人推想的罗亭原型巴枯宁，尽其泛斯拉夫主义以及对德国的恐惧，亦未足比伦。

预防革命爆发方面，政府为预防“革命病”染及俄国而采取的措施，无疑占有决定性角色，然此“道德检疫”（moral quarantine）之重要后果，还在于削弱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这种防疫，有迫使俄国知识分子反躬自省之效；逃避眼前的痛苦问题而以模糊半解之道往西方寻求万灵药，比先前困难了。于是，他们以一种锐利直截之势，清算国内的道德与政治账目：与西方自由主义齐步并进的希望既日趋渺茫，俄国的进步运动遂一变而渐转内省与不妥协。至大且显目的事实是，进步分子并未发生内心的崩溃，革命派与改革派的见解虽日近民族主义路数，格调则往往阴郁有加，偏爱自觉的粗豪与反美学形式，以及过度唯物的、粗糙的、功利的形式，而且因为由别林斯基晚期作品而非由赫尔岑作品汲取灵感，遂依旧自信、乐观。即在其最低落时期——一八四八年后的“七年长夜”——他们也未曾发生法国与德国在此数年中甚为显著的僵滞与冷漠。然而其能如此，代价是知识阶层内部发生深刻分裂。新起之士，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左翼民粹主义者，其与西方自由主义者或本国自由主义者之隔阂不合，更甚于前辈。退步年代里，即一八四八至一八五六年间，划界之势日益真实；斯拉夫派与西化派间前此很容易往来穿越的接壤边境，遽成隔墙；双方阵营——“两面而一心的雅奴斯” ——间的友谊与互相尊重的架构，曾使别林斯基与赫尔岑一班激进分子，能在疾言厉色但惺惺相惜、甚至情深意笃的气氛中与卡特科夫或霍米亚科夫或阿克萨科夫兄弟争论。这架构至此不复存在 。当赫尔岑与契切林（Chicherin）一八五九年相遇伦敦，赫尔岑已不以其为君子之争的对手，而是以敌人相看，实不无理由。至于激进阵营本身，则经历了更痛苦的两极化。六十年代，《钟声》所属的温和派，与圣彼得堡的激进派，相争日烈。共同敌人——帝国的警察政府——仍在，而他们自身旧日的团结已尽失元气。车尔尼雪夫斯基与赫尔岑伦敦之会 ，僵硬、尴尬，甚至虚应形式。其后，又有左翼、右翼之分；对于以西方输入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学说杂拌而成的万灵药，左翼丧失信心，而以愈加严格批判之道看待西方理想，而且如同右派，向国内建制与适合国情的解决法里寻求活法；即令如此，左翼右翼的对立鸿沟仍不断增阔。

直接的西方影响在一八九〇年代由俄国社会民主派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形式重新得势，即可见革命的知识阶层并未因自由主义的希望在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一年间崩溃于欧洲而丧志不振。他们的信念与原则正因当局的敌视而得保全，未遭折损；旧日西方同好因为太多成功但间杂幻灭的妥协而普遍有流于软弱与模糊的危险，这个险境，在俄国的他们也因而得免。结果，西方社会主义者近乎全面病疲虚脱之际，俄国的左翼运动反能保存其理想与战斗精神。它弃绝自由主义，是本乎力量，而非由于绝望。它已创造并养就自身顽强、激进、土生的传统，是蓄势待发之师。在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间几番风暴中诞生的俄国激进主义能如此独立发展，因素甚多，其中数端尤值回顾。

十二月之变，沙皇尼古拉一世毕生耿耿难以释怀。他自视为天定的统治者，以拯救其人民于无神论、自由主义及革命之怖害为天职；他是名实相符的独裁君主，以消灭一切形式的政治异端或对立为其政府首要目标。但二十年相当程度的平静以后，再严厉的检查制度、再精敏的政治警察，也会有某种程度的松弛；这段长期宴平，所受惟一干扰为波兰之叛，但各地不见严重内乱之象，当局所遇最大险事，只是少数小型且局部的农民骚动、三两群心态激进的大学生、一小撮主张西化的教授与作家而已——其中偶尔有人作怪而维护罗马天主教，例如恰达耶夫，另或有人皈依罗马，例如标新立异的去职希腊文教授兼救赎派神父贝哲林。于是，四十年代中期，自由派刊物如《祖国纪事》（Otchestvennye zapiski）、《现代人》（Sovremennik），鼓勇而开始登载某种文章——在现有检查制度之前、在政治警察首长杜贝尔特将军（General Dubelt）锐眼之下，这些自然不可能是公开反对政府的文章，但它们表面取西欧或奥斯曼帝国局势为主题，落笔乍看不带激情，而在善读书于无字者眼中，其实是以微言影射与谲辞指事，批判现行体制。所有进步人士萦心瞩目的中心，当然是巴黎——天下最先进、最爱好自由者的归宿，社会主义者与乌托邦主义者、勒鲁与卡贝、乔治·桑与蒲鲁东的老家，有一派不久势必引领人类臻至自由与幸福的革命艺术与文学，其中心就是巴黎。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四十年代一个典型自由派圈子的成员，其回忆录中有此一段名文 ：

在俄国，万事似乎已经完结，盖上五个封印，投入邮局，只等寄给一个不是预先决定要送的收件者；在法国，则似正值诸事待举之际……时序渐近一八四八年，我们对法国的同情日趋浓烈。我们满怀按捺不住的兴奋，注视着路易·菲力普在位最终数年那出戏的逆转诡变。我们满腔激切的热情，捧读路易·布朗的《十年历史》（The History of Ten Years）……路易·菲力普与基佐、杜夏德与梯也尔——此辈几乎成了我们亲身结下的私敌，也许比杜贝尔特还更危险的敌人。

当此时期，俄国检查制度显然达于最严厉境地。检查人员时或倾向一种优柔怯进的右翼自由主义；“不忠不贞”的历史学家与新闻业者机巧层出，更因坚行固持、无休无止，检查人员往往非其匹敌，因而难免挂漏相当数量的“危险思想”。编辑布尔加林与格列奇是专制独裁的热心门犬，充任着政治警察之代理人，常以密报，向其奴主镘发这种忽略。教育部长乌瓦罗夫伯爵，即“东正教义、君主专制、民族至上”著名三言口号 的作者，其人固无自由主义偏好之实，却也颇不愿博取顽固反动派之名，因此，对于不甚高涨喧哗的独立论述，乐得视若无睹。衡以西方标准，俄国检查制度可算格外严苛。例如，由别林斯基的书信，即可明见检查人员删削割裂其文章的程度。但自由派杂志巧尽智计，卒得存活于圣彼得堡——凡记得一八二五年后数年间情势，而且知晓这位皇帝性情者，皆知其得以存活，已足出色。自由的界限当然狭隘至极。流亡国外者的作品姑且不论，这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社会文献，是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公开信。信中宣斥果戈里的《与友人书简选》。此信在俄国到一九一七年始见全文问世。所以如此，无足为奇，因为信中以格外弘辩直野之辞历驳当局、痛责教会与社会制度、力斥皇帝及其官员的武断权威，兼向果戈里问罪，指其非独中伤自由与文明之大义，亦且丑诋其饱受奴役与困顿无助之祖国的性格与需求。这篇辞激气烈的名文，作于一八四七年，手稿辗转流传，远出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境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获死罪，两年后几遭处决，大致即因他在不满分子的一场隐秘集会中宣读此信。据安年科夫所述，一八四三年，首都有人公开讨论颠覆性的法国学说：警察官员利普兰季发现书局公开展售当局悬禁的西方文籍。一八四七年，赫尔岑、别林斯基及屠格涅夫会晤巴枯宁及其余俄国政治亡民于巴黎——他们的新道德与新政治经验在激进派俄国报章上获有若干回响。检查制度的宽容，在本年达于极点。到一八四八年革命，即结束一切宽容，长久不再。

此中掌故，如今耳熟能详，席尔德尝记其事 。路易·菲力普去位、共和国宣布成立，尼古拉皇帝得讯，顿觉其欧洲旧制度岌岌不稳的最恶预感即将成真，决心立即行动。依据格理姆（几可确言为伪造）之记述，尼古拉乍闻巴黎噩耗，便即催驾赶赴其子（日后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宫殿；其子正在该处举行四旬节前夕舞会。尼古拉冲入舞厅，以威严紧急的手势制止舞者，一面高喊“诸位，备鞍上马罢，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了！”然后，由朝臣簇拥，疾出舞厅。这段戏剧插曲无论确曾发生与否——格理姆并不相信——其写当时一般气氛，都十分传神。约当此时，彼得·沃尔康斯基亲王告知巴纳耶夫，谓沙皇似乎立志在欧洲发动一场预防战争，惟以资财缺乏而作罢。议虽未行，仍增遣重兵守卫“西疆”，即波兰。一八三一年起义既遭惨酷镇压，一八四六年加里西亚农民起事后又受严厉控制，国破民困，本年并未大兴风浪，但仍有高呼波兰自由之声。巴黎及别处凡有自由派集会，俄国专制政府当然一一攻讦；自由派的集会，在帕斯克维奇 蹂躏下的华沙虽未唤起任何回响，沙皇仍疑惧该地处处谋反。的确，当局所以视逮捕巴枯宁为无比要事，主因之一，即在沙皇相信巴枯宁与波兰移民过从密切，并涉嫌与彼等图谋在波兰再行举事——过从密切，乃是实情，图谋举事，则属子虚。不过，巴枯宁的公开言论过无节制，可能便于旁人推想其事而绘声绘影。关于沙皇的担忧，巴枯宁入狱之日似乎全然不觉，因此也似乎始终不知自己系狱所为何来。他的自白书甚富想像，复极随和大方，而独未包含这项不存在的波兰阴谋。柏林变起，沙皇立即发布文告，宣称叛变与混乱幸未波及俄罗斯帝国固若金汤的疆界，朕将竭力防阻政治瘟疫扩延，以及确信忠贞臣民此际必将尽起勤王以免君上与教会遭难。由御前大臣尼瑟洛得伯爵的敦促，《圣彼得堡杂志》出版一篇对沙皇文告的评论，以灵感之笔，欲图减轻沙皇文告剑拔弩张的口气。无论其对欧洲之效果如何，这篇评论的涵义，在俄国似乎瞒不了谁。时人已知尼古拉亲手起草文告，且在泪眼中对柯尔夫男爵读过。柯尔夫显然也几乎落泪 ，并自认其受命拟作的草稿微不足道，而当下毁弃。法定储君亚历山大向御林军官会议宣读文告，激动不能自已。宪兵队首领奥尔洛夫亲王感动之深，亦不稍逊。文告掀起一片汹涌的由衷爱国情绪，只未能持久而已。沙皇的政策相当符合群情，至少上层与官僚阶级如此。一八四九年，俄军由帕斯克维奇指挥，荡平匈牙利革命；奥地利帝国其余省区及普鲁士境内的革命得以平定，俄国也有重大影响。俄国在欧洲的权势，以及其在俄国境外一切自由分子与立宪主义者胸中激起的恐惧与怨恨，都达于极顶。这时期民主人士眼中的俄国，颇似我们当代的法西斯强权，是自由与启蒙的大敌，黑暗、残酷与压迫的储存所，为其放逐子民所最常宣斥、最猛烈宣斥之士，是一股由无数间谍与线人助虐的邪恶力量，而且暗中操纵不利于欧洲一切民族自由与个人自由成长的政治演变。自由分子的激愤浪潮，使尼古拉更加深信，他的以身作则与运用施为，已挽回欧洲道德与政治毁灭之祸；他始终明见自己的责任；他无动于谄媚或谩骂，履行责任，按部就班，不稍容情。

诸次革命，对俄国内部事务影响既速且巨。一切农地改革计划，尤其一切宽待私有与国有农奴之议，遽尔搁置，更无论皇帝也曾厚寄同情考虑的农奴解放计划。农奴制度为经济与社会罪恶之说，多年来已非仅为自由派圈内之常谈。尼古拉宠信、并奉召出任其“农业总长”的基谢廖夫伯爵也坚持此说；纵使无所不用其极以横阻积极改革的地主与反动官僚，也早已认为，对农奴制度之恶再加怀疑，并无益处。但是，果戈里不幸作《与友人书简选》，一二政府认可的学校教科书继起效法，而且比最极端的斯拉夫派犹进一步，鼓吹农奴制度为神意许可的制度，谓其基础与其余家庭主治的俄国建制一般，不容动摇——与沙皇的神授君权同样神圣。筹划中的地方政府改革也自此中辍。“革命之多头怪兽”正威胁帝国，故循俄国历史之常例，内在敌人须以严厉手段处理，俾儆效尤。处理手段的第一步，便关连到检查制度。

布尔加林与格列奇源源不绝的告密，终于生效。柯尔夫男爵与孟西柯夫亲王几乎同时编制备忘录，就检查制度之松解，以及报章期刊中所见的危险自由格调，列举例证。皇帝自言震惊且恼怒此事未早侦知。孟西柯夫辖下立即成立委员会，督导检查人员的活动，并加紧厉行现有规定。委员会召见《现代人》与《祖国纪事》编辑，严责其“普遍的不健全”。《祖国纪事》改变格调，一八四九年，编辑兼发行人克拉耶夫斯基写成一篇“思想正确”的文章，声讨欧洲及其一切作为，并献媚政府，其阿谀之工，即在当时的俄国，亦闻所未闻，在布尔加林曲意求宠的《北方之蜂》中，也难得一见。至于《现代人》，最有力的投稿者为不屈不移、宁死不默的别林斯基，已于一八四八年英年早逝 。赫尔岑与巴枯宁在巴黎，格拉诺夫斯基过于温和，过于丧志，无意反抗。俄国国内主要文学人物中，几乎惟余涅克拉索夫持续奋战。他与官方周旋，异常灵活巧妙，又隐伏多月，卒得全身远害，甚至出书。因此，在非禁即逐的四十年代激进分子，与饱嗜迫害而趋强硬、在五六十年代继踵奋斗的更狂热的新世代之间，他成为活生生的环节。孟西柯夫委员会旋由一秘密委员会取代（皇帝惯将重大问题交予秘密委员会办理；各秘密委员会因不知彼此存在，职务往往相互矛盾），以“四月委员会第二”（Second of April Committee）之名见知于世，主持者先为布图尔林，后为安年科夫。这个委员会的职掌不是事先检查（事先检查仍由教育部辖下的检查人员执行），而是细看已出版的文字，奉命向皇帝本人回报任何“不健全”的蛛丝马迹，由皇帝本人执行必要的惩罚措施。这个委员会透过无所不在的杜贝尔特，与政治警察勾连，行事盲目而热心无度，不顾其他一切部门与机构，还曾因热心昏头，告发一首沙皇亲自许可的讽刺诗 。如此，将为数不可谓多的报章期刊逐字精梳栉理，“四月委员会第二”实际上扼杀了一切形式的政治与社会批评——剩下来的，是对专制独裁与东正教无限忠贞的陈腔烂调。至此地步，即乌瓦罗夫亦觉过当，乃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卸教育部长职位。继位者是默默无闻的贵族西卡马尔托夫亲王 。此公曾奉备忘录于沙皇，指陈不满之主源，谓其中之一无疑为横行俄国大学中自由的哲学思考 。皇帝采纳其议，任为教育部长，明谕责成推动学界严格遵行东正教箴规，而特别着重消灭哲学倾向与其余危险趋势，以期改革大学教学。这项中世纪训令经他发挥神髓、逐字实行之后，导出的教育“整肃”，犹酷于十年前马格尼茨基在喀山大学那场恶名昭彰的“净化”。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五年，是十九世纪俄国蒙昧主义长夜里最黑暗的时辰。连柔懦而工媚、交瘁心力于取悦当局，一八四八年曾由巴黎发信，以本肯多尔夫亦难比拟的鄙蔑，对第二共和国最温和的自由措施横加挞伐的格列奇——连这位可怜的人，在他写于五十年代的自传里 ，也以几近苦恨之语，怨刺新行双重检查制度的荒唐愚妄。这场文学上的“白色恐怖”，最生动的描述，或许可推民粹主义作家乌斯宾斯基回忆录中这段名文 ：

你动弹不得，甚至不能作梦；稍显思想之迹——稍露心中无惧之象，便涉危险；你必须装出畏怖、颤抖模样，即使没有真实理由要畏怖、颤抖——那几年，把俄国民众造就到这种地步。长年累月的恐惧……处处弥漫，压垮了大众的意识，剥夺了他们思考的欲望与能力……极目而望，不见毫芒之光——“你完了。”天和地、空气和水、人与兽喊道——万物胆裂心惊，仓皇避祸，有洞就钻。

乌斯宾斯基所述，有其他证据可稽。最生动的，也许是恰达耶夫的行为。一八四八年，这位杰出之士已不再是“登录在案的疯子”，但仍居莫斯科。他因一八三六年《望远镜》之祸而大名远播。经此不幸，他似乎安然无恙。此人的傲骨、原创力、独立超拔，其谈吐之风度迷人与精彩卓越，尤其他作为思想自由烈士的义声，即政敌亦为之心折。他的沙龙多俄国及杰出异国访客出入，据这些人士证言，一八四八年沉重打击之前，他一贯以不妥协、令人惊异的自由（无视于当时政治气氛）表达他对西方的同情。斯拉夫主义中比较极端的成员，尤其诗人亚济科夫 ，对他频施抨击，甚至一度向政治警察举发。第三厅（the Third Department）以他望重名高，未敢撄锋，他也依然故我，仍在每周沙龙交结俄国与外国名人。一八四七年，他还力抨果戈里《与友人书简选》，在致亚历山大·屠格涅夫的信里，斥责此书为那位不幸天才的自大狂征候。恰达耶夫并非自由主义者，更非革命派，若强为之名，他是浪漫的保守主义者，罗马天主教与西方传统的仰慕者，出身贵族，而反对斯拉夫派对东正教与拜占庭的眷恋。他是右派而非左派人物，但对当局，他仍是个直承不讳且无所畏惧的批评者。个人主义、意志不挠、刚正不阿、性格强毅，以及自重而不屈权威，是他博孕雅望的主因。一八四九年，这位西方文明的游侠突然致书霍米亚科夫，说欧洲一片浑沌，亟需俄国援手，并热切论赞皇帝粉碎匈牙利革命的果决主动。当日知识分子本来颇有畏惧民间起事者，恰达耶夫此举或者即可归因于这种畏惧，但是，这故事还有下回。一八五一年，赫尔岑在海外出版一书，书中热烈称扬恰达耶夫 。恰达耶夫乍闻其事，即致函政治警察头子，自言获称于此声名狼藉之恶棍，既恼且愤，然后，复以极尽卑屈之情，盛誉沙皇为天假以扶正乾坤之工具。他的侄子兼心腹问他“如此无故平白自贱何为”，他只说，人究竟“必须远害自保”。长年累月的压制，对奇迹般幸免于西伯利亚或绞架的上一代反叛贵族，有其影响。以俄国这位最自尊、最爱好自由的人，而有此显属犬儒式的自卑自贱，就是个充满悲剧性的证据。

著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也就在这种气氛里开审。此案令人感兴趣的主因是，由西方观念直接影响而发的严重阴谋，当时仅此一宗而已。赫尔岑闻讯，说这次事变“有如鸽子叨回诺亚方舟的橄榄枝”——洪水以后闪现的第一道光明 。关于此案，当事人论列甚多——因同谋而发配西伯利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其一。晚年厌弃一切激进主义与社会主义（一切世俗主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明力图减轻自己的涉案分量，而在《群魔》中将革命计谋做成他名垂千古的丑化。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调查委员之一的柯尔夫男爵日后尝言，案情并不若当初所称之严重或广泛——主要只是“观念阴谋”（a conspiracy of ideas）。衡以后来所出证据，尤其苏联政府出版的三卷文献 ，柯尔夫如此评断，值得怀疑。当然，在某层次上，并无正式成形的阴谋。一群不满青年定期在两三间房子里集会讨论改革的可能性，如此而已。又，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固然信奉傅立叶的观念[他在自家地产上为他的农民设立一座自治公寓（phalanstery），而那些农民以其为魔鬼之作，立予焚毁之说，并无证据支持]，但这些集团并没有全体一致接受的清晰原则体系为之统一。例如，蒙贝里只想创建互助机构而已，且其所谋并非工人或农民之福，而是其自身同类中层阶级成员之利；阿赫沙鲁默夫、伊夫洛波斯、普列希契夫乃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米留科夫惟一罪行显然为翻译拉梅内（Lamennais）。巴拉索格洛是温厚而善感的青年，局促难安于恐怖的俄国社会秩序——恰似果戈里，果戈里欲循温和的民粹主义路线实行改革与改善，其所取路数，近似比较浪漫的斯拉夫主义观念，去英国作家科贝特或莫理斯（William Morris）等人的中世纪主义悬旧情怀亦不在远。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百科全书辞典虽收入以科学报道为掩饰的“颠覆”文章，其实只类似科贝特著名的文法 不过，尽管以上种种，这些集团仍有别于激进文人如巴纳耶夫、科尔什、涅克拉索夫，甚至别林斯基等人的随兴集合。无论怎么说，某些涉案者的集会，其特殊目的是共思具体观念，以便酝酿一场对现存体制的反叛。

这些观念或许不可行，而且可能含有许多取自法国乌托邦主义者及其他“不科学”来源的狂热成分，然其目的并非改革，而在推翻体制及建立革命政府。例如，由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A Writer's Diary）及他其余作品中的描述，即可明见，论气质、论意图，史皮希涅夫都是地道的革命煽动家，与巴枯宁（巴枯宁不喜欢他）同等相信谋反之路。他参加这些讨论集团，怀有实际目的。《群魔》以斯塔夫罗金为其化身，即强烈突出这一面。同理，杜洛夫与格列高里耶夫的确似乎相信革命一触即发；他们明知不可能组成群众运动，而仍如魏特林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集团，或许以及同时期的布朗基，寄望于组织一些训练有素的革命小细胞，使其成为以革命为业的精英集团——俟时辰一到，当被压迫者起而打破心虚骨软、阻止俄国人民争自由的朝臣与官僚大军，这群精英即以有效而无情的行动夺取领导权。凡此，无疑多属空谈，其时俄国并无丝毫仿佛有利于革命的形势。然而此辈之意图，其具体且狂烈，一如巴贝夫及其友人。衡以这个控制严密的独裁国家的条件，他们这种意图也是实际谋反的惟一可能手段。史皮希涅夫确实是共产主义者，影响他的不仅有德沙米，也许还有马克思早期作品——例如反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巴拉索格洛曾在法庭证词中说 ，引他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讨论小组的原因之一为，讨论小组力避自由派喋喋空疏而漫无目标的议论，专注具体问题，并以直接行动为着眼而从事统计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蔑称其谋反同伴为poliberal'nichat'（借自由主义玩票），看来无非试图为自己洗刷而已。这个圈子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处，其实可能即为其吸引巴拉索格洛之处——讨论会气氛严肃紧张，不像巴纳耶夫一干人、索洛古勃或赫尔岑热络的夜间雅集那般亲切自由、快意言笑、不拘形式、宾至如归，纵论文学与思想（在这些雅集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曾遭轻慢，引为奇耻大辱）。彼得拉舍夫斯基为人行事强直热心而少悔，其本身集团与分属集团，甚至由此衍生的更秘密集团——以及相与联结的“圈子”，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时代参加的圈子——都是有所图而来。反谋于一八四九年四月泄败，彼得拉舍夫斯基集团受审、流放。

一八四九年，到克里米亚战争最末数月尼古拉一世驾崩期间，不曾闪现一丝自由思想之光。果戈里至死是个毫不悛改的反动派，屠格涅夫甘冒不韪，在追思文章中，称扬其为讽刺天才，乃立遭收捕。巴枯宁系狱，赫尔岑远适异域，别林斯基已物故，格拉诺夫斯基缄默、抑郁消沉，并逐渐转向斯拉夫主义。一八五五年的莫斯科大学百年纪念，落得惨淡不欢。至于斯拉夫派，虽拒斥自由革命及其一切作为，并继续反击西方影响，也还是感受到官方压制的沉重手腕；阿克萨科夫兄弟、霍米亚科夫、科舍廖夫及萨马林深受官方猜疑，一如十年前的伊凡·基列夫斯基。秘密警察与特别委员会认为凡观念皆危险，其中，民族主义为奥地利帝国境内受压迫的斯拉夫民族请命，推其意涵，等于自居于与王朝原则及多种族帝国对立之地，其观念尤更危险。政府与反对党派之战并非意识形态之战，故不同于一八七〇与一八八〇年代左派右派间的冲突，亦不同于自由主义者、早期民粹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对斯特拉霍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迈科夫、卡特科夫及列昂季耶夫等反动民族主义者的冲突。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五年间，政府与“官方爱国主义”党（时人呼其为党）似乎敌视思想，因而无意往思想界征求支持者；有毛遂自荐者来，则怀鄙慢之心收纳，加以利用，偶予赏赐。尼古拉不喜一切思想与思索，遂无意以观念反击观念；他如此深不信任他自己的官僚体系，也许因为他觉得它根本也具有任何理性组织都必备的最起码思想活动。

“活过当时的人，都以为这条黑暗隧道注定无尽无底。”赫尔岑在六十年代写道。“但这几年的影响并不全是负面影响。”此可谓真知灼见。一八四八年革命既败，为法律与秩序势力所轻易压平的欧洲革命知识阶层信誉扫地，随后便是一片深刻幻灭的气氛，时人不复信任进步观念，也不复相信可借说服或具有自由信念者所能利用的一切文明手段来和平获致自由与平等。赫尔岑的希望与观念经此一蹶，终生未曾完全复原。巴枯宁从此彷徨歧路，方向尽失；上一代莫斯科与圣彼得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溃退星散，漂入保守主义阵营者有之，往非政治领域寻求慰藉者有之。但是，若论年轻一代俄国激进分子中比较坚强者，一八四八年之败的主要影响还在于使他们坚信，向沙皇政府谋求任何真实的通融共适，绝无可能如愿。结果，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重要知识分子甚多归向失败主义——而且并不只激进派与革命派如此。科舍廖夫在他那本八十年代出版于柏林的回忆录中宣称他与若干友人——民族主义者及斯拉夫主义者——认为战败最合俄国利益 ；书中并极言大众对战争结果漠不关心。回忆录问世，正值泛斯拉夫主义风潮全盛期，此时公开这项承认，可谓远比所承事实本身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更令人震惊。沙皇毫不妥协的路线，引发一场道德危机，而这道德危机终使反对政府者中的强硬核心分子与机会主义者一分为二，核心分子从此更紧切地走向内省。但机会主义者亦然。双方阵营中，无论其为斯拉夫主义者而拒斥西方，如阿克萨科夫兄弟与萨马林，或为唯物论者、无神论者及西方科学观念之拥护者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及皮萨列夫，都日益关注俄国所特有的民族与社会问题，尤其农民问题——其无知、其疾苦、其社会生活形式、其历史根源、其经济未来。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也曾激于农民之困境而生由衷的同情与义愤：农奴制度久已是尖锐的公共问题、久已是重大的公认罪恶。但是，尽管鼓奋于西方输入的晚近社会与哲学观念，而对于农民的实际状况，对于繁富而未经探索、先有古斯丹（Custine）浮面描述继由哈克斯豪森更加细写的社会与经济资料，他们仍无意稍费日力，作详尽切实而繁杂的研究。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颇称写实，曾唤起他们对农民日常byt 的几分兴趣。格里戈罗维奇在《乡村》与《苦命人安东》（1847）中对农民那种悲剧性但（以后世品味而论）了无生气而且经营过当的描写，也曾使别林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动。这些不过水面微波。一八四九年以后的强制闭关期间（欧洲已尽入反动怀抱，惟有赫尔岑自远处作微弱可闻的哀声），具社会意识又历乱犹健的俄国知识分子才转向其同胞大众的实际生活条件，行锐利且无惧的分析。这场隔绝，驱使十年或二十年前甚有沦为柏林或巴黎永久思想属地之虑的俄国自行发展本土社会与政治看法。至此，格调之锐变，于是清晰可见。六十与七十年代粗暴、唯物、“虚无”的批评，不仅可以归因于经济与社会条件之变，以及缘此变而在俄国出现（正如其在欧洲出现）的一个新阶级与新风气，还至少同样可以归因于尼古拉用以禁锢其思想子民的监狱高墙。过去礼貌的文明与非政治兴趣，自此戛然而绝，气质普遍转趋刚硬，政治与社会差异也全面加剧。右派与左派之间——一八四八年典型的激进知识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卡特科夫的信徒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或巴枯宁的徒从之间，鸿沟已甚阔且深。未几，即顺势出现大批为数日众、对所遇问题之特殊俄国性格有其自觉（自觉之极）、并试图以专合俄国国情之道为之解决的实践革命分子。一八四八年自由主义运动在欧洲破产，迫使他们脱离欧洲的一般发展潮流（他们的历史与欧洲反正也很少共通之处）。自由运动在欧洲之败，间接逼使他们采取粗暴强直的原则，而从中生致力量。自此以往，俄国激进分子认定，全无物质力量支持的观念与风潮，必然注定无能；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抛弃了温情善感的自由主义，而不必为了获得解放而付出那些西方理想主义的激进派们所饱尝了的痛苦的个人幻灭和深刻的受挫感。俄国激进分子师名言之心、鉴前车之辙，间接学取这项教训，而未损及本身内在资源。日后俄国革命运动所以有其不妥协的性格，左右派双方在这些黑暗年代的斗争里学得的经验就是个决定性的塑造因素。 t1DIhAVOtuuH/rIfcWvd1yQlYkak+3Nj1aeyWp2hnBP8ot62/3XnpXLVxW9OJ81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