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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编并重印以赛亚·伯林大部分已出版而至今尚未成集的文章，共得四册，这是第一册。他的论述大多流散四方，且往往沦佚于僻冷难寻之处，其中多数已绝版，成集重刊者至今仅五六篇
。这四册，连同他已出版作品的完备目录（重印于稍后一册）
，将使他更多作品比前容易取得。其应如此，理由甚明。
为了这个集子，作者重写一些段落——主要是翻译文字。此外，除开必要的改正，以增补不足的参考资料，诸文都原形重印。
本册收取伯林谈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与思想的文章。《俄国与一八四八》（‘Russia and 1848’）初刊于二十六期《斯拉夫评论》（Slavonic Review，1948）；《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初刊于二期《牛津斯拉夫论文集》（Oxford Slavonic Papers，1951），原文较短，原题《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Lev Tolstoy's Historical Sceptism'），后来稍加增补，以现在的题目，由威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Weidenfeld and Nicolson）在一九五一年重印于伦敦，又由西蒙与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在一九五三年重印于纽约；《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Herzen and Bakunin on Individual Liberty'）原刊于E.J.西蒙斯（Ernest J.Simmons）主编的《俄国与苏联思想之续与变》（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and Soviet Thought；Cambridge, Massachusetts，195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总题为《辉煌的十年》（‘A Remarkable Decade’）的四篇文章，本名《奇妙的十年》（'A Marvellous Decade'），分刊于《文汇》（Encounter）四卷六期（June 1955）、五卷十一期（November 1955）、五卷十二期（December 1955）及六卷五期（May 1956），原是一九五四年诺斯克理夫讲座（Northcliff Lectures）的系列演讲[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举行]，后来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三节目部播出；《俄国民粹主义》（‘Russian Populism’）是范求理（Franco Venturi）所著《革命之根》（Roots of Revolution）一书的导言（London，1960：Weidenfeld and Nicolson；New York，1960：Knopf），又刊于《文汇》十五卷一期（July 1960）；《托尔斯泰与启蒙》（'Tolstoy and Enlightenment'）是一九六〇年国际笔会赫蒙·欧德纪念演讲（P.E.N.Hermon Ould Memorial Lecture）讲词，初刊于《文汇》十六卷二期（February 1961），再刊于《比刀剑更有力》（Mightier Than The Sword, London，1964：Macmillan）；《父与子》（‘Fathers and Children’）是一九七〇年罗曼尼斯讲座（Romanes Lecture）讲词，一九七二年由伦敦克拉伦顿出版社（Clarendon Press）印行（一九七三年修订重印），并在《纽约书评》刊出（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8 October，1 and 15 November 1973），又作为罗斯玛丽·埃德蒙兹（Rosemary Edmonds）所译屠格涅夫《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的导言（Harmondsworth，1975：Penguin）。感谢有关各方惠允重印这些文章。《辉煌的十年》、《俄国民粹主义》及《托尔斯泰与启蒙》原无脚注，此处仍旧。俄文作品之英译，若另无声明，概出伯林手笔。
熟知作者在此领域中作品的人，曾注意到两篇重要文章未收。其一为赫尔岑《彼岸书》（From the Other Shore）与《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The Russian People and Socialism, London 1956）英译本导言；其二，为康斯坦斯·加内特（Constance Garnett）所译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My Past and Thought）（London and New York，1968；Dwight MacDonald编辑并缩简，New York 1973，London 1974）的导言。不过，二论所涵盖，与本册有关赫尔岑的两篇文章大致相同。本册不选前者，后者归入思想史的一册，同样得宜。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此处只能先择最重要者。首先，这第一册的详尽编辑，是凯利博士的功劳，没有她在俄国语言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化方面的专精知识，这工作不可能完成。在一段异常繁忙的期间里，她不惜时日，研究解答我的提问。对她，我受惠既巨，感激亦深。关于我不断坚持整个文集合出，伯林本人一直相当怀疑、而且愈来愈怀疑值不值得。但是，对这点，以及对我经常过嫌苛求的细节探访，他仍一贯周到体贴、亲切和悦，慨赐教益。关于《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莱斯莉·张伯伦（Lesley Chamberlain）的协助堪称珍贵。伯林的秘书帕特·乌捷欣（Pat Utechin）制作索引，也在所有阶段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协助与鼓舞。
亨利·哈代
一九七七年二月
上面这篇前言写成以来，已有两本文集以精装本问世：一为《概念与范畴：哲学论文集》（Concepts and Categories：Philosophical Essays, London，1978；New York，1979），一为《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1979）。本文注[2]所指的伯林著作最新目录，收在上述后面一册里。
前页所提赫尔岑《彼岸书》与《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有平装重印的译本，伯林所写导论亦经修订，附入其中。
《俄国思想家》曾由霍加思出版社（Hogarth Press）再版，有所增补。我们这本新版的《俄国思想家》，另外又作过几处小小订正。
亨利·哈代
一九七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