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预测20世纪的人当中，亨利·德·圣西门伯爵是最伟大的。他的著述与生平矛盾百出甚至乱成一团。他生前就被当做受过神启的疯子。他的文风很糟——时时闪现的灵感与大量幼稚和荒诞的想像混在一起。他死后声名鹊起。从他那里借鉴颇多的卡尔·马克思，将他贬低为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流的人物，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人一种印象：圣西门虽然很有天分，但过于幼稚、愚蠢、偏执，不值得仔细研究。然而，假如将各种预言放在一起，将马克思的预测与圣西门的作一番比较，就会发现，结果竟然是圣西门胜出。

终其一生，圣西门怀有这样一个念头：他就是那个最终降临世上拯救众生的伟大的新弥赛亚；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许多人都有那种独特的感念。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妄自尊大、以弥赛亚自许的人物层出不穷，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时期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在这一时期，每个人似乎都自认为上天最终赋予了他独有的洞察力和想像力，注定用它们来解决人类的一切不幸。如果读一读卢梭的著作，你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虽说他认为已经有人先他一步，但只有他被赐予了终极的认识能力。读费希特，你也会有类似印象：你感觉他是在说，路德自然重要，基督自然重要，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自然重要，然而，最终的启迪只能来自他本人——向人类打开那一扇扇已经被先前的思想家撬开一半或四分之一的大门，是他的使命，他为此而献身，将这些大门一劳永逸地猛然推开，是他的特权。

读黑格尔，你也会有完全相同的印象，黑格尔感觉到，他对前人的所有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彻底综合，最后综合在一个庞大和谐的结构中，这个结构最终是人类一切智慧、一切知识的总和，这样一来，在他之后，他的门徒也好，所有的人类也好，他们只需算出结果然后加以应用。同样，在法国，在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甚至他们的继承人巴扎尔和勒鲁那里，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他们在说：“当然了，先行者还是有的；摩西是有的，苏格拉底是有的，基督是有的，牛顿或笛卡尔是有的，其他重要思想家，甚至天才人物也是有的。但这些人只是勾画出轮廓，他们只不过略加显示而已；他们得到的只是真理的一角。最终的启迪就是我现在必须对你说的。”虽说如此，圣西门依然不失为一位重要的而且实际上非凡的思想家。

让我列举一下他和其他思想家提出的具有同样原创性的学说。在人文科学这类不精确的学科里，很难将某种学说或观念归功于一个人。然而，如果与德国人相比，圣西门更像历史主义之父；圣西门真正批判了18世纪非历史的方法，提出了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而这正是19世纪初伟大的法国历史学派的渊源所在，他真正提供了书写具体的历史所使用的武器，而不是同一时期德国唯心主义者所提供的比较模糊的意识形态图式，这么说，问题不是太大。

他不仅是历史著述的先驱——至少在法国，在西欧可能也算先驱人物，而且他还开启了我们所谓从科技角度阐释历史这种做法的先河。这与通常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唯物主义历史阐释不尽相同，但它确实是后者的根源所在，而且在某些方面，它是一种更有原创性……的看法。圣西门最早在现代意义上将阶级界定为经济社会实体，阶级取决于科技的进步——机器的进步，人类获取、分配和消费产品的方式的进步。简言之，他是历史上严肃关注经济因素的第一人。此外，只要谈到有计划的社会，谈到计划经济，谈到技术专家治国论，谈到法国人所说的统制经济（dirigisme），反自由放任；只要有新政；只要有倾向于某种理性的工业组织方式和商业，倾向于用科学为社会谋福利，总的说来，倾向于我们现已逐渐与有计划的国家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国家联系起来的一切事实——只要有这类言论，这些随便散播的观念，最早都可以在圣西门未完全出版的手稿中看到启示。

还有，是圣西门而不是别人发明了精英治理社会这种观念，他采用了双重道德标准。当然这种观念在柏拉图以及其他思想家那里就露出端倪，但圣西门差不多是第一位站出来发表如下见解的思想家，他认为，让那些了解科技需要和当前科技种种可能性的精英人物来管理社会，而不是由民主来管理社会，这是很重要的；由于人类当中大部人蠢不堪言，由于他们主要受情感的支配，因此，启蒙精英的任务是，对自己奉行一套道德，而用另一套道德去反哺他们治下的臣属。这样一来，我们听到许多双重道德观念，例如阿尔都斯·赫胥黎或奥威尔笔下的邪恶乌托邦，其根源在于圣西门的那种闪着金光的、乐观的看法，圣西门本人可不认为这种双重标准不道德或很危险，他倒是认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进步途径，唯一的将人类导向天堂大门的途径，与18世纪的思想家一样，他认为这么做最值得，而且即将到达天堂的大门——如果听从他的看法的话。

他是18世纪诸如公民自由、人权、自然权利、民主、自由放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口号最有力的攻击者之一。他之所以攻击它们，是因为他最先看到了（因为18世纪的思想家从未很清楚地看到），由一群本身就知道向什么目标努力以及如何让人类朝这个目标努力的明智之士所领导的社会，与最好自行管理而不是被管理这种观念是不相容的。当然他的选择是倾向于优秀政府的，但是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就意味着自律政府行不通。他是第一位阐明这一点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对18世纪（实际上还有19、20世纪）所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攻击不仅具有现代的光环，而且的确有些新意。他好像是最先感觉到，在18世纪法国和德国大思想家非常浅薄和外表非常明晰的思想里，与对立面安然相处的信仰所产生的逻辑后果。

最后，圣西门是所谓世俗宗教的创始人，也就是说，他第一次看到，人不能单凭科技智慧生存；他必须想办法去激发感情与情感，激发人类的宗教本能。他是第一个（不是带着那种冷漠态度，而带着极大的狂热和热情，他天性如此）发明宗教替代物的人，所谓宗教替代物，就是那种世俗化的、人性化的、消除神学色彩的基督教的变种，在19世纪及其后，它的许多变种四处流行——它有点像康德的人性的宗教；有点像所有的伪宗教，略带宗教味道的所有道德规范，是为有理性的人所提供的、取代了过去盲目教条和反科学的黑暗神学的替代品。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圣西门成为对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开创性、最有新见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即便不是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同我在演讲中探讨的其他思想家一样，他与我们这个世纪的关系，与19世纪相比，更为直接，这一点我还要证明。

让我们从历史主义这个观念入手，正如我在前面所说，他对这个观念的形成贡献极大。困扰圣西门及其同时代人的问题是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圣西门生于1760年，卒于1825年，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的形成过程，我应当讲一讲他的生平。他出生于圣西门这个望族，大约一百年前，这个家族出过大名鼎鼎的圣西门公爵，此人著有《回忆录》，圣西门本人颇以家族为自豪。他甚至将自家的谱系追溯到查理大帝。让我们引述一段他就这个问题写过的文字：

我写作乃是因为我有新思想。我利用它们在我脑海中已经呈现的形式把它们表达出来。我把它们交给职业作家去修饰。我是作为一名绅士、作为圣西门公爵的文学后人、作为韦芒伯爵的后代而写作的。所有做过和说过的大事都是绅士们做过和说过的，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他们都属于绅士阶层。拿破仑要不是偶然发现那个空出的王位，他也会写下自己的所有思想，而不是将其付诸实践。

这个例子很能说明圣西门夸大其辞的作派。据说，每天早晨他让男仆唤醒自己的话是：“起来吧，伯爵先生——您还有大事要做呢。”

他年轻的时候，喜动不喜静，耽于想象，生就一副热心肠。他跑到美国，加入大陆军，在华盛顿将军麾下参加了围攻约克镇的战役。在美国解放战争之后，他南下墨西哥，此前他已经萌生了这种思想：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科技规划来改造社会，他试图劝说西班牙驻墨西哥的总督开凿巴拿马地峡，挖一条运河，他认为，这样可以大大促进那片水域的贸易。当时这一想法还很不成熟，引不起人们的丝毫注意。从墨西哥他又去了荷兰，他鼓动荷兰人向英国殖民地开战；他又从那里去了西班牙，在西班牙，他呼吁开凿一条运河沟通马德里和大西洋。他满脑子都是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的想法，不费什么代价而有所得——开凿运河，让河水，让自然本身，去完成人类要如此劳身费力去完成的工作。这些想法都没有实现；事实上，快要完工的西班牙运河，因法国革命的爆发而功亏一篑。

在法国大革命当中，他当然最同情改良者。他曾是大数学家和论说文作家、百科全书的编者达朗贝尔的学生。他与18世纪末百科全书派的一些人物有良好的个人关系，当时他正决心成为18世纪启蒙人士的殿军。他需要放弃伯爵称号，自称“好人先生”。他参加了大革命，站在叛乱分子吉伦特派这一边。不久革命发展到了恐怖阶段，由于出身贵族——他的名字便是依据，圣西门几乎招致逮捕。别人被误当成他给抓了起来，得知这个消息后，圣西门以他惯有的作派，立即去自首，以开释那个遭监禁的无辜者。他神奇般地活过了恐怖时期，当他重新露面的时候，热情不减当初，他重新置身于生活的洪流之中，他的大理论便是他想改良人类。如果具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高超的能力，如此精湛的才智和深刻的智力，如此一丝不苟地关注真理的人士所构想出的这些令人心仪的想法，其结局竟然是断头台上的屠杀，那么，显然是世间人事出了严重错误。可是，为了改良人类，人们必须去了解，去学习，去研究一切科学和艺术，不仅如此，人们必须饱尝生活经验的甘苦，人们必须理解美德和罪恶的真正本质，为了做到这一步，人们必须拥有尽可能多的生活经验。人们必须尽可能地接触生活。简言之，人必须活着。要活着，就得有钱。但圣西门的产业已经因发生革命而被没收。结果，他致力于金融投机，参与销售被没收的贵族的财产，赚了一大笔钱，这笔钱却被他的德国合伙人雷登男爵给骗走，结果，他又回到了革命之初的状态——一贫如洗。

到这时为止，他已经经历了富有意义的生活。他曾大摆宴席款待他认为是当时最有趣的人物——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数学家，希望从他们那里学到那些行当的奥秘。他已经从达朗贝尔门下了解了一些数学知识。他在晚年抱怨说，这些科学家吃了他的饭，天下之事无所不说，可就不谈他想向他们询问的科技。不过，他还是从各处得到了一些零碎的知识，成了一个典型的、富有想像力的自学成才者。他的脑子里永远乱成一团。在他的著述中，最有深度和最为精彩照人的思想与绝对无意义的东西交替出现。例如，你开始读他早年写的一篇有关海洋自由的文章——他在这方面提出过政治理论，可是突然之间，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发现他在探讨重力，而且他不仅谈的是牛顿所说的那种重力，而且是一种相当神秘的重力现象，它既能够影响思想领域，又能够影响物质领域。当你还以为自己在读中世纪的历史掌故的时候，突然被告知，整个人类与个人很相像（这种观念也见于帕斯卡的著作），当前人类的年龄是40左右——介于35与45岁之间，他又说，法国人的年龄大约21岁左右。最有趣的是他对人类从古典阶段发展到基督教中世纪阶段的见解，你正在读这个地方的时候，突然被告知，发明多神信仰的荷马，也发明了民主，因为奥林匹斯山上有民主，民主就是这样出现在人间的。

不过，且让我们抛开圣西门思想中这些荒诞、天真和可笑的方面。他对于法国革命失败原因的假说，或许是当时最有创见的。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观念解释这场灾难。这场革命为什么会失败？自由主义者说，是因为恐怖，换句话说，因为革命者还不够自由，他们没有充分尊重人权。正统派、宗教界还有保守派人士则说，是因为人们打破了传统，或不信上帝的话，而上帝的幽灵天使去光顾那些更喜欢运用自己的独立理性而非依赖神圣信仰的人。社会主义的狂热信徒（像巴贝夫这样的人）说，因为革命还不彻底，因为本应平等分配财产，因为，简言之，虽说应当有自由，可是没有经济上的平等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还有其他许多解释。圣西门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与黑格尔的解释相似，可是他的解释远比黑格尔的具体，他主要着手处理的是实际发生的、活生生的人类和现实的历史，这与黑格尔处理的那些庞杂模糊的形而上学观念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形而上学观念很像哥特大教堂的阴影，而黑格尔似乎永远居住在这样一座教堂里。圣西门说，这是因为别人没有读懂他，在早期著述中，他就开始提出自己的历史观。正如我在前面所说，他的确是准唯物主义解释之父。在他看来，历史是活人尽可能地丰富多彩和全方位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段故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利用自然；为了利用自然，他们必须拥有工具或武器。结果，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发明能力，他们用于思考和选择的一切能力，都用于发现最佳的武器，来征服自然和满足他们欲望、迎合他们意图以及他所谓众人利益。

这样一来，武器发明本身创造了所谓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本身又创造出阶级。它之所以创造出阶级，乃是因为拥有武器的人能够支配那些没有武器的人。马克思就是从圣西门那里借鉴了这个非常简单、基本的思想，即便它不完全来自圣西门，但也不是来自别人。一旦那些有本事、有天分、高高在上的人联合成为一个阶级，他们发明了工具和武器，他们借此能够攫取更多的东西，与别人相比，他们从自然那里获利更多，而其他人逐渐受到这个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的支配。他们受支配的时间并不会很长，因为他们最后会造反，他们开始不满，他们认为，只要允许他们发挥想象和理性的作用，他们就能发明新东西，借助这些新东西，他们不仅能够从自然那里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东西，而且他们也许还能推翻这个精英阶层的统治。同所有精英人物一样，这个精英阶层会逐渐过时，他们的思想变得僵化，他们意识不到下层阶级暗中的发明和发现；而且，由于他们长期依附生产武器（如果有人可以这样说的话），或者说过度依附不再适应新武器的经济生活形式，不再适应桀骜不驯、义愤填膺、积极主动、想像丰富、雄心勃勃的奴隶们正在完善的新的科技进步，到时候他们将被这个底层阶级推翻，这个底层阶级会逐渐掌权，只不过他们剥削、利用的人逐渐也会让他们下台和过时。

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几乎同出一辙，可是，圣西门并没有说马克思所说的话，即，一切思想观念都受分配或生产状况，受经济因素的支配。他的确认为，只有当思想能够满足某种利益的时候，它们才会产生。就这种意义而言，人们作出发明和发现，进行思考，创建数学或创作诗歌或随便什么东西，只是对他们所在时代一般状况的一种反映——只有这时候，这种事情满足他们特有的冲动，这些特有的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受经济环境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限制。不过，他认为，这些观念产生的独立性影响，要比马克思主义者赋予它们的多得多，因此，他认为，发明，尤其是阶级，既是思想的产物，也是科技进化本身的产物。例如，他认为，奴隶制这一观念产生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人们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奴隶替他们工作，他们就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类似地，废除奴隶制也不完全是经济环境造成压力的结果——因为使用奴隶已经很不划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解释——而是因为基督教的兴起。基督教本身可能与它从中诞生的经济世界有一些关系；然而，实际废除奴隶制的，正是基督教思想——主要是宗教的、精神的、道德的思想，当时要不是产生这些思想，奴隶制就不可能废除。因此，圣西门极力强调天才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强调如下事实，即，要是没有天才人物，要是不赋予他们发挥作用的机会，简言之，那些以其犀利的见解、丰富的想像力渗透和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环境的大人物，如果不给他们的思想以用武之地，进步就会延迟。进步决不是自动发生的，它决不取决于阶级冲突或科技进步的某种必然机制。

从这一点出发，他发展出这样一种观念，必须将历史理解成人类为满足各种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进化过程，正因为这个原因，需要不同，满足也就不同。因此，18世纪愿意给中世纪或更早时期作出教条式的判断，称它们为黑暗、无知、偏见、迷信充斥的时代，空无一物的时代，与18世纪降临的理性主义曙光相比的确不足称道和令人生厌——这彻头彻尾是一种无视历史和毫无根据的看法。

凡事必须根据其历史背景作出判断。这个观念，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简单得很，可在19世纪初，它却鲜为人知。凡事必须根据其历史背景进行判断：这一点圣西门说得比赫尔德清楚。我们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在他们自己看来并不黑暗。在中世纪，人们的需要与我们不相同，对于一个时代是应当肯定还是否定，它应当受赞扬还是责备，认为它伟大还是渺小，进步还是反动，要根据它是否满足当时的需要这条标准来判断，而不应根据与那个时代大相径庭、后世的需要来判断。圣西门说：我们总听到这种进步观念，但我们知道的进步是什么？使18世纪胜过17世纪，17世纪胜过16世纪，16世纪胜过15世纪的这种势不可挡的进步是什么？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人们从自然中学到了东西，因为人们使用了理性，还有，为了共同的善做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但他说，这些说法都很含糊，我们不知道人们用理性指什么，用自然指什么。他说，且让我为你们提供一些标准吧，它们比较具体，我们可以用它们来正确地书写历史。他真是言必信、行必果。他罗列了四条标准，每一条都蛮有趣。

第一条标准是：进步的社会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绝大多数人需要的社会。只要做到这一点，只要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就是进步的，这是圣西门始终坚持的重要理念。人类有某些需要——不一定需要幸福、智慧、自我牺牲或其他什么东西——他们想得到的就是满足自己。对于这些需要应当满足，而不应问为什么，任何能够丰富多彩和全方面发展这些需要的东西，凡是能够全方面促进个性最佳发展的，都是进步的。

第二条标准是：任何进步的东西都会给最优秀者达到顶峰的机会。在他看来，最优秀者就是最有天分、最有想像力、最聪明、最深刻、精力最充沛、最活跃的人，那些尝遍人生甘苦的人。在圣西门看来，人的种类不多：改进生活的人和反对改进生活的人；想坐享其成的人和想为人们服务的人——想无所作为的人，想满足需要的人；还有那些喜欢低调行事、任由事物沉沦的人，这类人反对混乱，总的说来，他们愿意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第三条标准是，能够为反叛与入侵提供最大限度的团结和力量的东西，就是进步的；第四条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助于发展、发现和文明。例如，闲暇时间有助于发明、发现和文明——有助于发明书写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奴隶制曾经是一个进步制度。

这些都是具体标准，圣西门说，如果你根据这些标准来判断历史，那么摆在你面前的情况就会迥异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教条主义者向你提供过的。例如，假如你想过教皇格利高里七世或圣路易当时的所作所为，那个黑暗的时代就不再黑暗。这些人毕竟修建了道路，排干了沼泽。他们修建医院，教大部分人读书识字。最主要的是，他们维护了欧洲的统一，他们击退了东方侵略者，他们让6000万人口文明开化，6000万人口以统一的方式生活，生活在大致相同的政权之下，他们能够共同和谐地发展。这绝不是一个黑暗时代；与后来的时代相比，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而言，这个时代决没有那么支离破碎、那么混乱迷惘，那么令人心灰意冷。一个时代是进步的，表现在，其中大部分人可以尽可能地做到那一特定阶段允许他们做的事情。所谓黑暗时代竟然是人类在那个时代和在那种科技发展条件下获得最大可能发展的时期。当然，这一切都已经过去，这些制度已经过时，因为他们已被取代。新发明问世了，新发现也出现了，新的天才人物到来了，他们通过激发人们的头脑，自发地创造出新需要。旧制度不能满足新需要，或成为既得利益者；旧制度压制那些需要，试图抑制它们、限制它们、阻止它们，从而成为进步的障碍。旧制度最终成为明日黄花，摧毁它们、遗弃它们的人出现了。这就是革命。革命意味着，有人必须挺身而出，扫除现已彻底陈旧落伍的东西、不再有用的制度，这项制度再也不可能像过去想的那样可以带来好处。因此，在圣西门看来，历史是他的门徒们所说的有机时期和批判时期循环往复的变化。有机时期是人类联合一致、和谐发展的时期，当时掌管人类事物的人总体上是扶植进步的——这种进步就是，尽可能为绝大多数人提供机会，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不管这些需要是什么。批判时期是这些安排已经过时、这些制度本身已经成为进步障碍的时期，这时候，人们感觉到，他们想要的不同于他们正在取得的，这时候有一股新精神要打破依旧禁锢它的旧瓶子，例如，圣西门认为自己所在的时代就属于这种情况，过时的封建框架还在非常可笑和人为地束缚着工业时代。

批判的时代是破坏压倒建设的时代。在圣西门看来，它是次等的时代，不过它是必然和必须的。例如，在探讨18世纪和法国大革命的促成因素时，他说，法国革命实际上是由律师和形而上学家们发动的。这些人本质上是破坏者。律师都干了些什么呢？律师搬弄诸如绝对权力、自然权力和自由等概念，而自由总是一个否定性概念。乞灵于自由就意味着，有人要从你那里拿走你千方百计发明理由来保留的东西。简言之，整个人类或大部分人开始面临一种新的处境，这个新处境提供不了那么多让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你感觉受到严重束缚、受到压抑，所以你就接触那些被称为律师的专业人士、被称为形而上学家的专业人士，为的是做到单凭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即，用各种手段从统治阶级那里夺取你自己单凭暴力无法得到的东西，因为你太弱小了，没法强迫他们把东西交出来。所以说，律师就是那些为了击败老掉牙的政府机器、依然窒息绝大部分人的过时旧传统而制造各种理由的人；形而上学家，尤其在18世纪，就是那些执行非常必要的、瓦解旧宗教任务的人。圣西门说，当年基督教可是庞然大物，像犹太教一样，但是它必须发展，它必须前进。如果它静止不前，它就会溃决，就会被推翻。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宗教大改革家当中，他最不喜欢路德。在他看来，路德过于拘泥他的独特信仰，而他的独特信仰无疑是推翻天主教所必需的，圣西门认为，在路德时代天主教多少已经陈旧过时、具有压制性。路德用《圣经》这一本书取代了天主教，成为人们虔信的对象。毫无疑问，对于地中海东岸一个小国处于半游牧状态的犹太部落，《圣经》还是很适用的，可是它无法应对各民族的发展。这就需要灵活性，不断变化，不断前进。罗马天主教会，不管人们怎么反对，它还是有灵活成分的。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它是反动的，在某些方面是压制性的、不公正的，可是它不间断的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 ，它断言权威的来源不在于一个一成不变的文本，而在于一个不断变化的人类制度（人类的制度说到底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组成，每一代人都与前一代有些不同），天主教会使自己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从而能够极为成功地引导人类走过中世纪。而这正是路德所终结的。他破坏了欧洲的统一性，他将宗教与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捆绑在一起，他维护私有的、绝对的原则。要是有什么东西让圣西门深恶痛绝的话，那就是绝对原则的观念——没有哪一样东西是静止的，没有哪一样东西是绝对的，万事万物都在演变，万事万物都向时代的运动、人类演化、新发明、新发现、新思维、新灵魂、人类逐渐产生的新的心灵作出反应。结果，总的看来，圣西门是亲天主教的和反新教的；但他到最后也不是正宗的基督教徒。

至于法国革命，那是怎么一回事儿？那只是在一段漫长的精心准备时期结束之际爆发的一场革命。工商业的发展、剧烈的经济变化，至少在17世纪末就已经发生了。不过统治者没大注意到这一切。由于倒行逆施的统治者还生活在传统的过去，没有认识到一个新的工业时代正在来临，也没有认识到中产阶级现在是实权派（圣西门在探讨他所说的实权的意义以及实权派时，最有说服力或洞察力），法国政府，与别国的政府一样，没有与这些变化保持同步，没有相应地调整他们的安排。结果，当财政部门呼吁国家伸出援助之手时，它已经破产了。此时掌握实权的第三等级（虽说它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需要妥协。它有了权力：它必须要做的就是使用这份权力。

简单说来，圣西门将这场革命解释为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兴起，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地位，以及如下事实：它们只需清除极少数简单的规则、彻底被空心化的先前的统治阶级，就可以满足自己的要求，先前的统治阶级——教士，贵族和军队——一直骑在他们的肩膀上，压制他们，这种情况无法再以国家的利益为理由应用于新世界。那么律师，他们发挥过什么作用？他们向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观点、口号；但任何口号都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过时，他们提出的口号“一切权力为人民”，“人类自由”等等，像他们所反对的反动势力的口号一样空洞。毫无疑问，他们执行了一项非常必要的任务：白蚁的任务，在旧建筑物下钻孔，使之必然倒塌。他们是清扫工，是掘墓人，他们应当做的是移走坍塌过半的旧政权，可他们不打算建一座新堡垒——那份工作需要具有创造性的人，需要的是建设能力，而不需要那些以智取胜、玩弄讼师伎俩、在审查制度下狡狯弄文写小册子的人才，不需要狡猾奸诈、最终心胸狭窄的律师——他们的心思没有放在将来大规模的建设任务上。可是，由于律师是下层阶级唯一依赖的人，因为，是他们写出了革命小册子，让他们掌权，革命就失败了。革命本应由那些真正的新人去领导，他们是新兴的大商人、新兴的大工业资本家、新兴的大银行家，他们是属于现代世界的人。

圣西门最有新意、最有洞察力和最有创造性的一个思想就体现在这里。每一个时代都有权力的分配。有重要的人物，有不重要的人物。有代表即将到来的新事物的人，有代表行将就木的旧事物的人。在中世纪，封建领主代表进步的原则，因为他们保护农民，而在当时，农民是人类所需要的商品生产者。他们保护农民不误农时，总的说来尽他们所能维护那个秩序。军人，还有传教士，也是那个秩序所需要的。当时基督教是一股巨大的进步力量，只要它是进步力量，传教的教士们就是进步的，更多地传授满足时代所需要的事物，而不是罗马宗教或希腊宗教或犹太宗教所需要的事物，这样的人都是进步的。但他们过时了，他们已让位于迥异于他们的一类人。今天，重要人物不是教士、不是军人、不是封建领主，而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科学家、工业家、银行家、专家——最终代表科学和工业的人。科学和工业已经站住脚，但是，我们要想组建一个满足人类需要的世界，唯一的办法是，最有效地应用科学，也就是说，去创建最终将在世上崛起的伟大的、新的规章制度——商业、工业以及最重要的信贷银行业。

圣西门对于银行家的重要性极为痴迷，因为他太喜欢玩历史类比这种游戏了，他受以下观念和事实影响太深了：历史的观念，发展和演化的观念，凡事都非静止不动，一个时代的所有事物都对应于（决不完全等同于）另一时代的某些事物。例如说，他经常问，在他所在的时代，哪些人对应于中世纪时代（或罗马帝国）促成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人物。罗马人之所以伟大，乃是因为，他们几乎君临所有人类，而且他们的法律是普适性的。中世纪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教会控制了整个世界，教化整个世界，从而防止出现冲突、防止出现地方主义、防止出现在圣西门眼里最严重的罪恶行径——类似于洪水泛滥，人类的资源沿孤立的、私有的、个体的方向彻底毁灭。那么现在是谁在发挥这种职能呢？他说，是银行，信贷是一股强大势力，是将大家维系在一起的那股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力量，凡是轻视它、反对它、人为离开它也行的人，都会被它给毁掉。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国际金融的相互联系。但圣西门并没有攻击它，并没有把它当做吸食人民血液的一种压迫性制度而反对它（例如当时的科贝特和西斯蒙第倾向于这种观点），相反，他欢迎它，认为它是一股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发挥集中、联系作用的力量，因为在他看来，统一是最重要的。

人类得以发展的唯一途径是，合理地集中人类资源，所以，人类拥有的每一件物品、每一种艺术、每一件礼物、每一个灵感，都不应浪费，而应得到最佳应用，朝着它可能得到最佳利用的方向努力。凡事统一总比分裂好。俯首听命于愚蠢的统治者已经是坏事一桩，但更糟的是出现一团乱局。圣西门，同17世纪英国革命后的霍布斯一样，主要被无意义的流血牺牲、暴力、暴民横行街头、头脑疯狂的雅各宾派给吓坏了，雅各宾派脑子里装的都是那些玩弄辞藻的律师提供的空洞口号，律师们并不清楚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圣西门崇拜工业家、银行家、商人，他把社会看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机构，类似于帝国化学公司（ICI）或通用电气公司的这类商业机构。在他看来，国家已经成为过时的事物，虽说有时候需要它去保护个体，免受教会势力的侵害。接下来，他突然评论说：过去神职人员当然冒充科学家；但现在神职人员已经声名扫地，不需要进一步防范他们了。因此，国家身上有用的、有创造性的东西已不复存在，国家本身已经变得僵死、压抑和没有必要，而在过去，那些创造性的东西在没有利用教会那只死手的情况下推动了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发展。因此（他非常坚定地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已经成为一种工业企业的国家，我们都是其成员，它是一种庞大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是无限责任公司，或许正如柏克曾设想的那样——柏克也是满脑子历史意识。圣西门不仅要求柏克所说的“所有科学上的合伙关系；一切艺术上的合伙关系；所有美德上的合伙关系”，虽说圣西门对此颇为相信，他还要求最有实际意义的合伙关系（在这种意义上，柏克所谓的国家决不是一种合伙关系），像商业贸易、棉布贸易上的合伙关系——这正是柏克所反对的——商业上、工业上、销售人类所需商品上以及知识上的合伙关系，没有这种合伙关系，人们什么也做不成。

那么社会的目的是什么？圣西门说，好吧，有人告诉我们，它是共同的善，但这种说法太模糊。社会的目的是自我发展，社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在艺术和各门手艺中，最佳应用科学所需要的知识、传播这类知识、发展和最大程度地积累它的果实，也就是说，在所有单独活动最有用的组合中，在科学领域，在各门艺术和各门手艺当中，做到这一点”。在向亚历山大之类人物表示充分的敬意后，他说：阿基米德这样的人物万岁。换句话，他向军人、教士和国王表示了充分敬意。这些人现在已经不再重要，同身强力壮之士和占星术士一样成为过时人物。我们需要的是科学家和工业家，因为在他们的领域可以发现知识和当前的需要。有了这些人才能成事。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他们的统治之下，虽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也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本人非常愚蠢地服从封建残余势力，他们并不知道，只要他们动一动手指头，就可以赶走封建残余势力。可是为什么我们还容忍这种情况发生呢？整部历史讲述的都是人类可耻地剥削人类的故事，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浪费。人类本来可以利用自然，他们何必浪费自己的精力去剥削其他人呢？当一群人去压迫另一群人时，无论是压迫者还是反抗的被压迫者，都浪费了太多的精力。让压迫者停止压迫，让抵抗者停止抵抗；让他们共同致力于利用人类财富——自然——的神圣任务当中，建立、创造、形成一种物质性文化。因此，圣西门颂扬的是生产，是组织。

至于说权利，“权利”是一个非常空洞的词：只有利益存在。利益是人类无时不想得到的东西。给人类带来利益是生产者之职事。人可分两大类：无所事事的人和辛勤劳作的人，游手好闲者和生产者，有的时候，他称他们为好逸恶劳者和工作者，所谓“工作者”，他好像不是指体力劳动者，也就是无产阶级；他指的是所有工作的人，其中包括经理、工业巨头、银行家、工业家。

首先，我们必须有专业人员而非业余人士。贫穷总是源于无能，我们必须用协同一致的计划来取代竞争所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浪费：我们需要为社会制定一个中央集权的工业计划。我们想用联合取代竞争，我们想要劳动，劳动必须是义务性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因为劳动是人的目的，我们要抓住一切机会尽可能地推动科学研究以及艺术的进步，因为，除非人类的想象力被艺术家、被那些以打动人的情感为职事的人激发起来，否则什么也不会发生。在人类进步这个巨大的过程中，艺术也发挥了它的作用，这个进步过程包括控制和限制人类的情感、人类的激情、人类的精力，朝着当前时代已经很接近的目标前进，即建立一个庞大的、自动发挥作用的工业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每一个人都丰衣足食，没有人处境悲惨。而且人类的所有弊端终将消失。为了领导这一制度，我们必须有精英人物，因为人民太忙，创造不出这一制度，而且他们太忙不能亲自管理——在此，他的言论很像18世纪的百科全书学派。

这些精英都是哪些人呢？在其漫长的生涯中，圣西门的观点有所改变。一开始，他认为，这些精英人物应当是科学家。后来，他改变了观点，认为他们是银行家和工业家。早年时代，他构想出所谓“牛顿委员会”这样一个神秘机构，这是一种国际合作性的或科研性的学术机构，依靠公共捐赠和秘密投票制度来管理，它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把艺术家、工业家和数学家组织起来。到最后，他又想出一个议会，由三个部门组成。第一个部门是发明部，里面的工作人员是工程师和艺术家（画家、诗人等）、生产者、思想者，无论在科学还是在艺术领域最先闪现天才之光的人。第二个部门负责审核和细查；它由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等人组成。最后一个部门由行政人员组成——工业家、银行家，他们都是实干家，他们清楚自己所处时代的本质，因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无条件的斗争、竞争的绝对必要性已经教会他们什么东西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

他还有其他各种计划，这些计划针对的都是同一件事——我们必须生产。我们必须生产，我们必须发明。创造性是伟大的口号。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可能全方位地实现自己。中世纪时期盛行一种观念，根据这种观念，肉体应当忍受折磨，人类理想在于某种自我克制，在于主动摒弃欲望，追求内在的生活，逃避肉体的各种诱惑以及外部世界施加种种邪恶影响——让那个观念永远石沉大海吧。基督教的教义宣扬，我们将在彼岸世界得到报偿，而在此岸世界，肉体是屈从于精神的，这条教义必须废除；必须引进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和谐。没有物质的大发展，精神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没有一场精神上的大觉醒，没有一个接一个天才思想的出现，没有人类在全方位取得的进展，就不会有物质方面的发展。这幅景象很像丁托列托笔下的天堂：一大群幸福的人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大圆圈，他们兴高采烈、满心欢喜一个劲儿地跳舞，他们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欲望、所有的爱好，都得到了极大地——过度地——满足，使他们满足的是物质的丰盛，而物质的丰盛正是那些不再受古代制度和可笑的法律压迫和限制的工业家和银行家所能带来的。

当圣西门说到精英必须奉行双重道德标准的时候，他的话里带有很现代的口气。例如古埃及的祭司，他们是早期的和最初的精英人物，他们自己相信一套，而教给芸芸众生另一套，这真是了不起。这么干很好，事情就应当这么做，因为不能指望人民马上就能看到真理，而是必须逐渐来调教他们。结果，我们必须有一些工业家、银行家和艺术家构成的群体，他们逐渐脱离开人类，他们逐渐要求自己在工业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一种很熟悉的新封建主义。共产主义得以安身立命的那个伟大的说法——“各尽所能”——来自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另外，当斯大林说，艺术家（例如小说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做事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纯粹为了追求形式，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是为了塑造和影响人类，这就是一种圣西门主义思想。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是工程师，无论是无生命物质的工程师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果做到了这一步，我们就不可能遇到许多过时的、无法理喻的形而上的信条来阻碍我们。因此，圣西门设计出反民主的方案，因为靠民主做不成任何事情；伟大的计划无法完成，除非有理解他们所在时代的明智之士，权力都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能够像专家那样做事，因为只有专家才能将事情办好。只有专家才能将任何事情办好，专家永远不应被推翻；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专家，其后果是流血、混乱，还有人类可怕的倒退。

同样，自由也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口号。自由总是混乱无序；自由总是某种消极的东西，用以反抗外来的压迫。可是，在一个先进的政权之下，一切都是进步的，没有压迫，也就没有要抵制的东西，就无需使用大槌子了。自由总是一种爆破的炸药；可是，在一个建设性时期，在一个创造性而不是破坏性的时期，炸药派不上用场——无论如何不能用于那种目的。所以他大声疾呼的都是自由如何危险、必须加以镇压之类的话。

他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自由放任政策。有一段时期，他曾信奉自由放任政策，他是被他称做“神圣的斯密”那个人的门徒；可自由放任政策也会导致绝对的混乱；除非我们有计划，从中心出发指导事物，否则事情不可能办好。结果，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庞大的新封建等级制观念，银行家处在等级阶梯的顶端，工业家的位置偏下，再往下是工程师和技术员，然后是艺术家、画家和作家。每一个有想象力的、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在这个等级制阶梯上有一席之地，在这个庞大的、新的封建政权下，一切都是严格遵循秩序来安排的。这就是取得进步的办法，这就是军队行进的办法，在圣西门看来，我们就是一支部队，整个历史就是一支部队，他或多或少这样称呼。

同样，他激烈地反对平等，他认为平等是受压迫的大众发出的十分愚蠢的呼吁，它与理性的政府安排的世界无关。我们要管理的不是人而是事。管理事物即意味着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正当的目标，那就是尽可能用最佳的——最有效的办法去满足各种愿望。如果这是人类目标的话，那么，呼声最高的要求不应是平等、自由，而是博爱——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就将我带到圣西门思想的最后阶段，他的新基督教（nouveau christianisme）。在生命旅程行将结束之际，他感觉到，需要一种偶像崇拜，因为我们单凭科技无法获得认识；人的信仰必须集中在某件事物上。他说：想一想西塞罗时代，罗马宗教衰亡，但其庙宇依然有人光顾，西塞罗认为应当保留罗马宗教的外壳，虽说他本人已不再相信其内核。这是办不到的。现在许多人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不相信基督，不相信任何教义，但他们却极力利用教会，因为他们认为，教会可以抑制人类邪恶本能。可是，在信仰衰微、教会即将垮台之际，宗教可就没有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我们必须创建一门新宗教，它是符合时代需要的一种新信仰。黄金时代摆在我们面前：正是一个盲目的传统让我们看不到它；我们向它快步走去。我们的后辈将到达那里；他说，至于我们，任务是披荆斩棘，开辟道路。

我们该怎样开辟道路呢？这一点，他说得并不太清楚。首先应当以联合和爱为手段。如果人类能够理解彼此的需要，相互认同，那么他们就会充分发挥出创造性想像力，尽可能多地和尽可能和谐地去生产符合每一个人需要的商品。圣西门死后，这一门派的领军人物昂方坦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这个学派去巴黎郊区生活的时候——因为它已成为一个宗教流派，他们给自己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束腰外衣，只有在后面才能扣上，这样一来，圣西门主义这个小门派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要依赖他人。这是一种合作的标志，而不是竞争的标志，雷蒙·博纳尔有一幅精美的油画，作曲家费利西安·戴维穿着一件圣西门主义者常穿的束腰外衣，外衣前面绣着一个很大的“D”字，“D”字里面的细线很像竖琴的琴弦。圣西门主义者喜欢中世纪的浮华虚饰，他们想从工业角度重建中世纪的等级制：这的确是圣西门主义有创见的地方。

无论何时，只要有人试图利用科学来解决人类的问题，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就会清楚地看到圣西门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当然，这里的人类问题不同于18世纪，当时所面临的是解决恒定不变的常在问题，所依据的原则也是恒常不变的，因为它们铭刻在人们心中，因为它们可在自然中发现，或者通过形而上的洞察力或通过任何手段发现它们；可是所依据的价值观本身却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演进。我们问，究竟是哪一种发明影响了其他发明，哪些人影响了其他人，必须让整个人类社会和谐一致，必须从这个和谐的社会中创造出某一种有计划的实体，不允许人类放任自流，不能因为他们想怎么干就让他们怎么干，因为这很可能影响他们的能力得以实现所在的事物状态——只要他们有所认识的话，这就是圣西门主义思想。例如，它在美国的新政或战后英国的社会主义政府中呈现出温和的、人道的形式。它在指令性计划的法西斯主义社会里呈现暴力的、无情的、残酷的、狂热的形式。在这类社会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世俗性宗教观念，这个世俗性宗教是安抚大众的麻醉剂，敦促他们接受他们可能在理智上无法理解的思想，这个观念也来自圣西门。我们都是滚滚前进的历史激流一部分，因而不存在绝对的理想，任何理想都要根据它的完善程度得以估价，根据它满足当前需要而不是过去某一时代或未来某一时代需要的程度作出估计，以上这一观念与历史就是不断变化的科技的历史这一观念合并在一起，因为科技代表了人类精神最为活跃的那一部分，人类将被分为两类：工作的人和无所事事的人，游手好闲者和生产者，积极的与消极的，主动实干的和被动受影响的。

整个观念的核心是科学或科学主义——它笃信，除非在严格的纪律之下，由那些理解什么是构成世界的物质、人类和非人类的人去做事情，否则就会导致混乱和挫折。只有精英人物才能做到这一点。精英人物只能奉行双重道德标准，一套为自己，一套为别人。自由、民主、自由放任的个体主义、封建主义——所有这些没有多大意义的形而上的观念、口号、词语，必须撤出，给某些更明晰、更大胆、更新的东西让路：大商业、国家资本主义、科学组织、世界和平组织、世界议会、世界联邦。这些都是圣西门主义性质的。

圣西门不相信革命，因为他已经见过一场革命。他相信诱导的力量。不过革命不需要成为诱导的手段。他最为深切关注的一件事就是，人类本身最终应该满足自己的愿望。他在临终之际对自己的门徒说：“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们说：彼此相爱，彼此相助。我这一生可用一条思想作出总结——保证所有人的能力得到最自由地发展。”还有，“应当建立工人政党[他认为应当由从事生产的‘工人’来建立]——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后来工人的政党建立起来了，不过它可能并不完全像最开明、最慷慨、最乐观和说到底也是最天真的圣西门所相信的那样。

圣西门在临终之际嘱咐朋友以及整个人类的这番话中，谈到了博爱、爱和联合以及组织，那么自由呢？这不是他所说的18世纪的律师们所使用的空洞的自由，用于反击封建主义残余的自由，而是真正的自由，公民的自由。人类在一定限度内为所欲为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圣西门的见解比他的其他见解听起来更让人感到恐惧，因为他的确反对自由。他不在乎是谁在推行他的思想，或者他们以何种程度上的压迫方式来推行。不管推行者是拿破仑，还是神圣同盟，还是路易十八，对于他们，他的诉求一视同仁。他说，已经让中产阶级如此狂躁不安的自由，对于下层阶级来说，已经成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在当前的文明状态下，任意使用权力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很大。这些小人物、下层阶级、人类最大多数的和最穷困的阶级，没有他们，就无法重建人类——这些人不在乎自由；他们厌倦了公正，正如俄国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个世纪末所说的那样。人民想得到的不是议会、自由和权利。这些东西是资产阶级迫切需要的东西。人民所要求的是靴子，这种对于面包、靴子而不是对大量的自由及自由口号的大声呼吁，已经成为所有强硬的左翼政党主要重复的老调。这个多少散发着邪恶气息的语调，可能也会追溯到温文尔雅、博爱仁慈、道德高尚的圣西门。 i1sZ1vl9jHTUKlr/0dDJN9KIbWuoHKrIPdAZG1qlYZ4Rf+Dpdn7nqjIpGaFer5y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