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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问题是全球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它已经日益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影响到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工作危机一样，发展、人口以及民主等方面日渐加剧的不均衡状况为迁移提供了有力的动机。富国的劳动力市场细分加大了对移民劳动力的需求。对于潜在移民来说，通讯领域的革命使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各种不均衡的状况，同时也看到了机遇，而交通方面的发展也使迁移更为便宜和便利。移民网络迅速扩大，从而使移民越发便捷。新的个人权益让有些人出国并留居海外变得更加容易。移民产业的壮大更是助长了国际移民的发展势头，即便是在那些未经官方允许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总之，本章将说明，为何移民的原因及方式较以往都已大大增加。
发展是一个难以衡量的概念。联合国发展计划（UNDP）已经出台了一个广为采用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该指数综合收入、健康及教育三个方面对各国进行了排序。根据2005年的报告，尽管所有发达国家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HDI均有上升，但最为贫穷的一些国家还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十八个国家2005年记录的HDI都低于其1980年的记录，其中十二个国家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在恶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差距也日渐加大。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而又富有争议的概念。全球化问题的杰出理论家戴维·赫尔德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全球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进程（或一系列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结构在广度、深度、速度以及影响等各方面都发生着转变，还导致了各种跨洲或跨地域的活动、交往以及权力行使网络的形成”[《全球性变革》（政体出版社，1999），2]。这种种进程业已引起了货物、思想、信息和资本的跨境流动，同时不少评论家也认为，全球化也增加了人口的跨境流动。
事实上，UNDP提供的有些统计数据非常令人沮丧。全球约有五亿五千万在业人员每天还挣不到一美元。全球范围内，有八亿五千万人，包括三分之一学龄前儿童都营养不良。超过十亿人缺乏安全的饮水条件，二十六亿人没有足够的卫生条件。全球约一亿一千五百万儿童缺乏最基本的基础教育——大多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女孩所接受的教育平均比男孩少一年，而在南亚则是两年。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仅有百分之五十八的女性不是文盲，而男性则有百分之六十八不是文盲。
发展不足又因为日益加大的人口压力而雪上加霜。近五十亿人，即全球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目前生活在贫穷或者最多是中等收入的国家。全球许多富裕国家的人口持续减少，而许多贫穷国家的人口却在不断增加：当前，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目前，每位非洲女性平均生5.2个孩子，而每位欧洲女性平均只生1.4个。这种趋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所要养活的世界人口比重仍将进一步加大。发展中国家如此高的出生率也使其年轻人的比例远远大于发达国家。
许多贫穷国家同时也是民主进程脆弱、法治无力、腐败盛行的国家，这倒绝非巧合。人们试图通过移民来保护自己还有家人免受经济不景气、市场不稳定的影响，并借此远离政治危机、武装冲突以及其他风险。在有些情况下，由于政府已经无法保护他们免受冲突的影响或是免遭迫害，人们被迫以难民的身份逃离本国。最糟糕的是，有些政府本身就是这些侵害的罪魁祸首。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导致移民的并不一定就是发展不足、人口过多或者统治不善本身，而更应该是世界各地的差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最广的、表示国民收入的经济指标，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发展中国家的高六十六倍。目前，出生于布基纳法索的儿童比出生于日本的儿童会少活三十五年，而出生于印度的人比出生于美国的人要少活十四年。穷国的学校教育有限，文盲比例高，而富国的学校教育几乎完全普及，也几乎没有文盲。此外，最腐败、最不民主的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分布在最贫穷的国家。
移民最强烈的动机之一就是找工作。虽然存在一些明显差异，但总体说来，近些年来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有所下降。与此相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要么是有所上升，要么就是居高不下。在全球主要地区，最高的失业率出现在中东和北非，达到百分之十二以上，而工业化经济区域的失业率仅有百分之六左右。
失业并不是当下全球工作危机的唯一一个方面。许多人都没有充分就业。通常这些人在一些非正式行业工作，就业形势难以预料。机会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常是按季节变化，有时则是按周甚至是按天变化，而工作条件也可能极为恶劣。即便受雇佣，所得工资也往往不足以维持生计。按照UNDP的估计，尽管贫穷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一问题将依然比较严峻，2015年约有三亿八千万人仍将以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全球工作危机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处于强迫劳动的工作状况当中。
在发展中国家，依赖农业作为收入来源的人群压力尤其巨大。他们约占整个劳动力的一半，即十三亿人左右。不少人拥有小农场，却因商业扩张和环境恶化而受到威胁。由于政治地位低下，他们需要缴纳的税金也高得离谱。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农业与非农活动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急剧扩大。结果之一就是，随着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涌向城市，由乡村转入城市的移民明显增加。对其中很多人来说，涌向城市的这种内部移民只是走出国门成为国际移民的第一步。
劳动力市场的细分日渐成为高收入经济区域的一大特色。劳动力市场的某些部门工资行业水平低、安全保障状况差、社会地位不高，本国劳动者对其避而远之，移民工人于是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工作常被称为“3D活儿”——指的就是那些脏（dirty）、险（dangerous）、难（difficult），甚或三者皆备的活儿。这些工作集中在诸如农业、伐木业、种植业、重工业、建筑业及家政服务之类的行业。调查表明，即便在经济低迷时期，本国劳动者也不愿意干这些活儿，因此不论经济发展如何，这些行业对移民工人总有持续需求。
图3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在农场劳作的无证移民劳工
通常从事这类工作的移民不是没有证明文件就是没有正常地位，他们比别人更愿意做这些工资很低、条件又不安全的工作。在美国通常是墨西哥的非常规移民在从事农业劳动，在俄罗斯使重工业得以正常运转的也是非常规移民，而在英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建筑行业、食品行业还有许多服务行业也都得依赖非常规移民。如果你昨天晚上买的比萨饼价格低廉，令人欣喜，那很可能是因为做饼的师傅没有正常的移民身份，挣的钱低于最低工资。对雇主而言，非常规移民雇佣起来既灵活又便宜，而移民本人则经常遭受剥削和虐待。
通讯革命是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因素。很多有关全球化问题的学术文献都集中关注了近些年爆炸式发展的高新技术，如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电子公告牌和卫星电视台，还有手机和廉价的国际电话。比如，据估计1990年到2000年之间全球电话线路从七亿条增加到二十五亿条，而互联网用户的人数则从不到一百万发展到超过十亿。这种革命使全球互通性进一步增强并在实质上缩短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距离。说它与移民问题有关有两个原因：一，它使人们意识到了差别，知道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二，它使人们看到了迁徙并在国外工作的机会。
非洲的手机革命
据估计，全球现有二十四亿手机用户，且每分钟还会产生一千名新客户。发展中国家的手机用户占到百分之五十九，使手机成为历史上第一种发展中国家的使用人数超过发达国家的通讯技术。手机用户在非洲的增长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快，从两年前的六千三百万跃增为今天的一亿五千两百万。仅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国的手机用户就有三百二十万，且每天还有八千新用户注册入网，而该国的传统陆线只有两万条。
图4 印度班加罗尔一家网吧旁边坐着的一位
同时，通讯革命也有可能被夸大。严峻的全球“数字鸿沟”依然存在，数字鸿沟指的是穷国与富国在享用信息资源方面的差距。这一点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2000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说，“全世界有一半人至今还没有打过或接过电话”，但是这个数据之后一直备受争议。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认为跨越数字鸿沟对于实现全球平等、加大社会流动性、促进民主及发展经济都很重要。
全球化文献中另外一个时常提到的“革命”是在交通领域。这种“革命”一方面指的是国际旅行的选择范围扩大，另一方面则是指费用降低。这主要是由航空公司之间竞争的扩大引发的。要再次说明的是，如果据此认为这项革命已经遍及全球那就错了，不过不管怎么说，现在只需花费两千五百美元就可以合法地在全球任意两地间旅行。在第五章我们会看到，尽管非法旅行的花费要高出很多，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说通讯革命使许多潜在移民认识到了移民的必要，那么交通革命则令移民更为切实可行。不过，还是得说，对这种影响的重要性也不可高估：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国际旅行仍然贵得令人望而却步，而且还有不少人在获取护照及签证等方面面临管理上的障碍。
大部分移民都是迁移到有自己朋友或家人扎根的国家，从而形成通常所说的跨国移民网络。有这么一种看法，即当今移民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可使自身周而复始、长存不衰的移民网络。移民扩张意味着朋友或家人中移居国外的人越来越多，而移民地理分布的变化则意味着穷国的潜在移民与富国的潜在目的地之间的联系更为频繁。
移民网络促进移民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提供信息，通常是借助上述的通讯新技术；二，通过向潜在移民借款为其提供旅途费用；三，通过向新移民提供落脚的住所，帮助他们找工作以及提供其他经济及社会帮助，移民网络在帮助新移民安身立命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调查显示，移民网络各有特色、差别明显，这取决于当地的移民历史、国家状况以及移民的社会文化特点。不管怎样，关于移民网络的一个普遍而且重要的评述是，它们将不大受目的地国的经济繁荣水平的影响而继续运作。同时，调查也表明，要用政策来干预以移民网络为依托的移民的发展势头并不容易。
较之以前，有些人可以更加容易地跨越边境，留居异国，他们的这种权益如今已经明显地得到了扩大。比如，欧盟（EU）内部边境的开放使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可以在该地区自由迁徙，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地区性经济协定也包含一些能使劳动者自由迁徙的条款。此外，诸如商人、学者、学生、运动员及演艺人员等人士通常并不需要签证，或者即便需要，程序上也有快捷途径可走。比起以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允许长期移民工人的直系亲属与他们团聚。而且，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已经签署了195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该公约保证身处异国的难民能够得到保护和帮助。
不过，这些新权益波及的范围也可能会被夸大。欧盟之外的大部分地区性经济协议都未能实现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在美国，安全方面的忧虑影响到了移民政策，以致“9·11”以来签发给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这样的外来移民的H1-B签证的数量缩减了一大半。申请家庭团聚的移民也面临越来越严格的行政程序。对于其他诸如专业技能低下以及寻求庇护之类的人员，流动性方面的限制也越来越多。
移民因个人以及代理机构而变得便捷，如招募人、移民律师、旅行社、代理人、住所提供人、汇款代理、移民及海关官员等，还有各个移民机构也为移民提供了便利。这些机构包括，通常负责移民运输和为难民提供正式的重新定居或回国计划的国际移民组织（IOM），以及一些为移民提供帮助和居所的非政府组织（NGO）。有些分析家将其说成是一种新的移民“产业”或者移民“生意”，就像其他任何行当一样，目的就是为了赢得商业利益。第五章将会说明，移民产业也有其不合法的地方，包括人口贩卖和移民偷渡。
历史视角下的移民产业
移民产业并不算新，尽管其在规模和利润方面有新的特征。1977年，写到十九世纪末自意大利迁往美国的移民活动时，历史学家罗伯特·哈尼造出了“移民商业”这个词，当时他写道：“很明显，官僚、公证人、律师、客栈老板、放高利贷的、乡村商人、港口城市的走私者、代理人甚至火车上的乘务员都有赖于移民交易”（《移民商业》，摘自《加拿大民族研究》，9：42）。若热·杜兰德也对移民招募者做过描述：他们将墨西哥中西部的劳动力与美国西南部需要这种劳动力的产业联系起来，十九世纪末在促进移民由该地区迁往美国的活动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
据说，移民产业从移民活动中所获取的巨大利益极大地推动了移民进程。同时，移民产业越来越复杂，组织性很强的集团与来源国、中转国及目的地国的小经营者和二级代理相互勾结，使旨在降低其影响的政策干预难有成效。
本章简要说明了全球经济中一些关键的结构性变化，正是这些变化的共同作用为人们的移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动机和机遇。但是也应综合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全球仅有百分之三的人口才算是国际移民。鉴于种种不平等的现象日益增多，在异国他乡过上好日子的机会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交通也越发方便快捷，我们理所应当地要问：为什么移民人数如此之少？
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间接提到过。那些最为贫穷的人受全球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最大，根本就没钱迁徙。许多真正因为穷愁无计而背井离乡的也只是局限于国内，一般是从乡村到城市而不是迁往国外。对于贫穷国家的失业者或未充分就业者来说，工作机会远远不够，即便是在富裕经济区域那些细分了的劳动力市场上也是如此。通讯和交通革命并不像有些评论家认为的那样影响深远，移民网络也一样。迁徙的权益大体上也只属于少数有特权的人。移民产业依利而存，因此有心使移民费用居高不下。
从文献中至少还可以得出其他三个原因。最为重要的是惯性。大多数人安土重迁，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自己熟悉的文化，于是便留居自己的出生国。另外一个原因是，政府会控制移民。一些国家曾惯于阻止人民出境，但前苏联解体以及冷战结束之后，这种情况几乎不复存在。现在更为常见的是目的地国对移民的控制（尽管它们的努力并不总是有效）。还有一个原因是，随着国家的发展，投奔异国他乡的移民最终会减少。不管本章开篇之初的统计数据多么令人悲观，全球大多数国家还是在不断发展（尽管有时步履沉重而缓慢）。下章将转而讨论移民与发展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