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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形容，我会说：不幸的家庭。要是你耐住性子听我用两个以上的词来形容，那就请你坐下来读我的书。
在我看来，家庭是世界上最为奇怪的机构，在人类发明中最为神秘，最富喜剧色彩，最具悲剧成分，最为充满悖论，最为矛盾，最为引人入胜，最令人为之辛酸。因此，我主要描写单一的主题，不幸的家庭。
我写《爱与黑暗的故事》以揭示一个谜：聪慧、慷慨、儒雅、相互体谅的两个好人——我父母——怎么一同酿造了一场悲剧？怎么竟是如此怪诞的方程式，也许好和好相加等于坏？
我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没有找到谜底。《爱与黑暗的故事》的读者，若是你希望在读过六百多页之后发现究竟是谁犯下罪愆，那么最好去读别的书。
有些人撰写回忆录或自传为自己开脱，证明自己的敌人有罪；或者证明作家本人一贯正确，其反对派永远错误；或证明作家是一个出色的人，倘若他并不出色，便会归咎于可怕的童年及其令人生厌的双亲，那么无人可以期待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这种痕迹，你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丝毫也找不到。我写书并非是跟我的父母清算，也不是驱除我家庭和童年时代的恶魔。我来告诉你某些充满悖论的东西：我的童年是悲剧性的——但一点也不悲惨；相反，我拥有一个丰富、迷人、令人满足而又完美的童年，尽管为此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写书并非是跟父母告别。相反，当我觉得看见父母仿佛看见子女，看见祖父母仿佛看见孙儿孙女时，我才开始写。确实，在家庭悲剧发生之际，我父母比我现在的两个女儿还要年轻。因此我可以以父母之父母的身份写这部书，怀着怜悯、幽默、哀伤、讽刺，以及好奇、耐心和同情。
我写此书把死人请到家中做客。此次，我是主人，而他们，死者，则是客人。请坐。请喝杯咖啡。吃蛋糕吗？也许吃片水果？我们必须交谈。我们有许多话要说。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你们。毕竟，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一次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谈论过你们的过去，也没有谈论过你们单恋欧洲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屈辱；没有谈论过你们对新国家的幻灭之情，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梦想和梦想如何破灭；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对世界的感情，没有谈论过性、记忆和痛苦。我们在家里只谈论怎样看待巴尔干战争，或当前耶路撒冷的形势，或莎士比亚和荷马，或马克思和叔本华，或坏了的门把手、洗衣机和毛巾。
那么请坐下，亲爱的死者，跟我说说以前你们从未向我说起的东西，我也会讲述以前不敢向你们讲述的东西。之后，我将把你们介绍给我的夫人和孩子，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你们。他们和你们相互之间了解一些或许是件好事。而后你们结束来访，将会离去。你们不会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只是要常来看看，坐上一会儿，而后离去。
不，《爱与黑暗的故事》既非回忆录，又非传记，它是一个故事。比如，当我写父母，写我父母的父母，甚至父母、祖父母的卧室，我当然不能以研究为依据进行写作。我只能问询我的基因和染色体：亲爱的基因，请把死者的秘密告诉我。基因向我讲述了一切，事无巨细——毕竟我的基因与他们的相同。
我的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以色列。《爱与黑暗的故事》反映了他们在新家园的生活情形，同当时统治那片土地的英国人、同后来试图毁灭以色列国的阿拉伯人抗争。它并非一部黑白分明的小说，而是将喜剧与悲剧、欢乐与渴望、爱与黑暗结合在了一起。
他们对欧洲充满失望的爱。如果要我们评判希伯来文学，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色列全然充满了渴望、创伤、侮辱、梦魇、历史性的希望和单恋——单恋欧洲，或单恋东方，单恋《圣经》时代的乌托邦，或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或小资产阶级乌托邦。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欧洲人，他们是热诚的亲欧人士，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倡导欧洲文化和遗产，推崇欧洲风光、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
我父亲总是苦涩地打趣：三种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种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第三种就是我们，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也有南斯拉夫人——然后是我们，犹太人。
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理解在这连珠妙语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
我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我母亲讲四到五种语言，但他们非常严格，只教我希伯来语。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不想让我懂任何欧洲语言。也许他们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门欧洲语言，一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就会诱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前往欧洲，在那里遭欧洲人杀害。
整个童年，父母都在告诉我，我们的耶路撒冷成为真正城市的那一天将会来临，不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而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他们所说的“真正城市”是什么意思。像我这样的小孩不知道其他城市，甚至特拉维夫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而今，我理解了，家人所说的“真正城市”是指城中央有小河潺潺，各式小桥横跨其上：巴洛克式小桥，或哥特式小桥，或新古典式小桥，或诺曼式的小桥，或斯拉夫式的小桥。
我将告诉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犹太人和欧洲人的对话尚未结束，万万不能结束。我们有许多东西要探讨，我们确实有许多东西需要争论。我们有理由痛心，有理由愤怒，但是更新我们和欧洲谈话的那一刻已经来临——并非在政治层面。我们需要谈论现在与未来，也应该深入谈论过去，但有个严格条件：我们始终提醒自己，我们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未来。
我非常高兴能把这部作品奉献给中国读者。中国和以色列位于亚洲大陆的两端，代表着两种古老而深邃的文明，拥有许多共同之处，相互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了解。希望此书能够对以色列人—中国人之间进行的一场深层次谈话尽一点绵薄之力。
阿摩司·奥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