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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惊愕地朝四周看了一眼，立即迸出一句名言，在她日后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二十五年间，这一名言化作箴言：黎凡特到处是细菌。

于是，爷爷不得不每天早晨六点或者六点半起床，拿着地毯拍子使劲地给她敲打床垫和寝具，晾晒被罩和枕头，给整个家里喷洒杀虫剂，帮助她无情地用开水煮蔬菜、水果、毛巾和厨房器皿。每隔两三个小时，他不得不用氯消毒液给厕所和洗涤槽消毒。这些洗涤槽的出水口总是用塞子堵上，底下洒些氯液或者是来苏尔水，像中世纪城堡的护城河，以阻挡净想从阴沟钻到房间里的蟑螂和其他有害物质。就连洗涤槽的溢流孔，也用肥皂挤扁而成的临时塞子堵住，以防敌人试图从那里渗透。窗子上的纱窗总是有股杀虫剂味，屋子里始终飘散着消毒气味。空中弥漫着消毒灵、肥皂、乳膏、喷剂、毒饵、杀虫剂和爽身粉的浓雾，有些是从奶奶皮肤上飘出来的。

然而，偶尔也会在傍晚时分邀请两三个知识分子型的商人或是大有可为的青年学者。应该承认，再没有比阿里克、车尔尼霍夫斯基，再没有盛大的晚宴聚会。有限的资金，拥挤的环境，以及日常艰辛迫使奶奶的目光变得短浅了。汉娜和哈伊姆·托伦，埃斯特和以色列·扎黑，杰尔塔和雅可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偶尔有一两个在敖德萨和维尔纳时期的朋友，以赛亚街上的申德莱维茨，大卫·耶林街上的店铺老板卡察夫斯基，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成为著名科学家，在哈加纳中担任令人费解的职务，要么就是梅库尔巴鲁赫大街上的巴尔—伊兹哈尔（伊茨莱维茨）夫妇，他是个忧郁的零星服饰用品商，她为顾客制作女人假发和紧身胸衣。二人都是忠心耿耿的右翼犹太复国主义修正主义者，从骨子里仇恨工党。

奶奶把吃的东西一一排列在厨房桌子上，好像在做军事指挥，一遍又一遍派遣爷爷投入战斗，端盘子，送冰镇罗宋汤，汤上漂着一大块酸奶油，剥新鲜的克来门氏小柑橘、时令水果、胡桃、杏仁、葡萄干、无花果干、水果蜜饯、陈皮、各种各样的果酱和罐头、罂粟籽巧克力、果冻、苹果馅卷饼，以及她用奶油面团制作的精美果馅饼。

他们在这里再次讨论时政，讨论犹太人和世界的未来，痛斥腐败的工党，痛斥工党中那些持失败主义和合作主义观点的领袖，为讨好异族压迫者而逢迎拍马。至于基布兹，从这里感觉就像是危险的小牢房，是无政府虚无主义者，放荡不羁，无法无天，到处泛滥，有损于国家一切神圣的事物，花大家钱肥了自己的寄生虫，掠夺民族土地的吸血鬼……那年月，对耶路撒冷我奶奶家里的客人们来说，日后激进中东犹太人中的敌对势力对基布兹的大肆攻击已经“铸成事实”了。显然这些讨论并没有给参加者带来多少乐趣，不然为什么他们经常一看见我就陷于沉默，或者就用俄语，或者把客厅和我在爷爷书房里造的样品箱城堡之间的门关上呢？

他们在布拉格小巷的那套小型住房是这样的：有一个俄式风格非常突出的客厅，塞满了笨重的家具，各式各样的物件和箱子；散发着浓烈的煮鱼、煮胡萝卜和馅饼味，与杀虫剂和来苏尔水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墙壁四周挤满了箱子，凳子，一个黑色大衣柜，粗腿桌子，一个装满装饰品和礼品的餐具柜；白色平纹衬垫、网眼纱帘、绣花垫子、礼品充斥着整个房间。在每个可利用的表面，甚至在窗台上，都是一堆堆的小玩意儿，比如说有条银制鳄鱼，你扬起它的尾巴，它就会张开嘴巴，咬碎一颗坚果；如同真狗般大小的白色卷毛狗，一个黑鼻子、圆眼圈、温和安静的动物，总是卧在施罗密特奶奶的床下，从不叫唤或者要人放它出去，到黎凡特人那里去，从那里没准儿会带来昆虫、臭虫、跳蚤、虱蝇、蠕虫、虱子、湿疹、杆菌，还有其他致命的瘟疫。

这个和蔼可亲的动物名叫斯达克或斯达谢克或斯达申卡，是最为温和、最为顺从的狗，因为它是羊毛做的，体内塞满了碎布片，忠实地追随克劳斯纳一家从敖德萨移居维尔纳，又从维尔纳移居到耶路撒冷。考虑它的健康，这条可怜的狗每隔几个星期就得吞下几个樟脑丸。每天早晨，它得任凭爷爷向它喷洒消毒剂。夏天，它不时地被放在敞开的窗前，透气，晒太阳。

斯达克会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窗台上，一动也不动，凄楚的黑眼睛带着某种不可名状的渴望俯瞰着下面的大街，耸起鼻子，徒劳地闻着小街上的母狗气味，竖起毛茸茸的耳朵，试图捕捉邻里间各种各样的声音、发情的猫嚎、唧唧喳喳的鸟叫、嘈杂的意第绪语说话声、收破烂人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到目前为止运气比它好得多的自由狗们的叫声。它的脑袋若有所思地翘向一边，短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中间，目光悲戚。它从来不对过往的行人汪汪叫，不向大街上的狗们叫喊求助，从来不狂吠，但当它坐在那里时，脸上露出某种默默的绝望，牵动着我的心弦，那无声的顺从比最为可怕的号叫更撕心裂肺。

一天早晨，奶奶连想也不想，就把斯达申卡包在报纸里，把它扔进了垃圾箱，因为她突然怀疑它带有泥土和细菌。爷爷无疑十分难过，但不敢发出任何抱怨。我不原谅她。

这间非常拥挤的客厅，气味与颜色都是深棕色的，有爷爷的两个卧室那么大，通往爷爷那苦行者的小书房，那里有坚硬的沙发、办公架、一堆堆样品箱、书架和一张小书桌，永远那么干净整洁，就像奥匈帝国的轻骑兵在早晨列队行进，光彩照人。

在耶路撒冷这里，他们也是靠爷爷不稳定的收入聊以度日。他又一次从这里买来货物，又卖到那里，夏天把货物储存起来，秋天拿出来卖，携带他的样品箱在雅法路、乔治王街、阿格里帕街、伦兹街和本—耶胡达街的布店里出没。差不多每月去一次霍伦、拉马特甘、纳塔尼亚、皮塔提克瓦，有时甚至去海法，与毛巾工厂主人交谈，要么就是和内衣制造商或成衣供应商讨价还价。

一个又一个早晨，爷爷在出去巡回之前，给各个交易站弄好一包包衣服或者布匹。有时他给一些批发商或工厂当地区业务代表，这一职位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他不喜欢做贸易，也不是很成功，只不过能够让他和奶奶生活罢了，他真正喜欢的是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走来走去，始终穿着那套沙俄外交官西装，举止优雅，上衣口袋里露出三角形的白手帕，系着银色袖口链扣。他喜欢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咖啡馆里，表面看来是为做生意，实则是为了与人谈天说地，争论不休，喝杯热茶，草草浏览一下报纸和杂志。他也喜欢在饭馆里吃饭，对待侍者们，始终像个极其特别而又宽宏大量的绅士。

“请原谅。这茶凉了，请你立即给我拿来热茶，热茶，也就是说其香气本质应该是非常非常热的。不光是水。非常非常感谢你。”

爷爷最乐意出城做长途旅行，在沿海城市的商号办公室里谈生意。他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商业名片，烫有金边，印有两个互相交织的菱形六面体作为标志，像一小堆钻石。名片上写着：“亚历山大·兹·克劳斯纳，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进口商、指定代表、总代理和指定批发商。”他会怀着歉意掏出名片，孩子似的微微一笑：

“咳，那什么，人总得生存吧。”

可是他的心思与其说放在生意上，不如说放在天真而不正当的风流韵事和浪漫渴望上，像个七十岁的中学生，怀着朦胧的渴望和梦想。要是让他重新活一次，按照他的个人选择和心中真正倾向，他肯定会选择爱女人，被女人所爱，深入理解她们，与之乐游于大自然怀抱中的避暑胜地，泛舟于雪山下的湖泊，抒写激情澎湃的诗歌，容颜俊美，一头鬈发，热情奔放，有男子气，让大家所喜爱。做车尔尼霍夫斯基，要不就做拜伦。要不，最好还是做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融崇高诗人和杰出政治领袖于一身的奇妙人物。

他终生向往爱情和情感恣肆的世界。（他从未把爱和崇拜区分开来，渴望得到充足的爱与崇拜。）

有时，他不顾一切地摇动锁链，打碎嚼子，在孤独的书房里喝下白兰地，尤其是在苦涩无眠的夜晚，他喝上一杯伏特加，忧伤地抽烟。有时他独自一人，在天黑后走出家门，在空寂的大街上溜达。出门对他来说并非易事。奶奶拥有高度发达、超灵敏的雷达屏幕，她从那上面追寻到我们大家的行踪。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查看详细记载，准确地了解到我们每个人的去处：罗尼亚坐在塔拉桑塔楼四层国家图书馆的书桌旁，祖西亚坐在阿塔拉咖啡馆，范妮娅坐在巴奈巴里特图书馆，阿摩司正和最好的朋友爱里亚胡在邻居弗里德曼工程师家玩，弗里德曼住在右边一楼。只有在她屏幕的边缘，在消失了的银河系后面，在某个角落，她的儿子兹尤兹亚，还有玛尔卡和她从未见过、从未清洗过的小丹尼爱拉，可能会隐约出现，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她看见的都是一个黑洞。

爷爷头戴帽子，在埃塞俄比亚大街溜达，倾听脚步的回音，在干燥的夜空中呼吸，浸透在松树与岩石中。回到家后，他会坐在书桌旁，稍微喝些东西，抽一两支烟，作一首情真意切的俄文诗。自从他在去纽约的船上恋上别人，有过羞耻的失足以后，奶奶不得不把他拖到拉比那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反叛：他站在奶奶面前，像站在女主人面前的农奴，带着无尽的谦恭、崇拜、敬畏、忠诚和耐心，为她效劳。

她呢，管他叫祖西亚，偶然也满怀无限的温柔与怜悯叫他杰希尔，那时他脸上会突然一亮，好像七重天朝他敞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