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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到了前厅，我被一种敬畏之情攫住，仿佛心脏本身受命般地脱掉鞋子，穿袜子走路，踮起脚尖，礼貌地呼吸，紧闭双唇，适度得体。

在前厅里，除了一个带弯曲枝杈的棕色衣帽架立在前门口，还有一面小墙镜，一块黑色编织地毯，其他空间都被一排排的书占满：从地面直通天花板的一个个架子上放满了书。我从字母上认不出这些书是用哪种语言写成的，书直立摆放，还有一些书躺在它们的头顶，丰满而灿烂夺目的外国图书自如地舒展着身子，而其他可怜巴巴的图书则局促地挤在一起窥视着你，躺在那里，像非法移民挤在外国轮船的上下铺里。厚重体面的图书用烫金皮革封面装订，稍薄一点的书籍用薄纸，俨然光彩照人气度庄严的绅士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它们周围、中间和身后的是一本本汗流浃背的小册子、传单、活页印刷品、选印本、期刊、日报和杂志，犹如总是聚集在随便哪个广场和市场的嘈杂人群。

前厅里有扇窗子，透过令人想起隐居者小屋的铁把手，观看着花园里忧郁的叶子。琪波拉伯母在厅里接待我们，也在这里接待所有的客人。她是位可人的老太太，神采奕奕，笑容可掬，身穿一条银灰色长裙，肩披一条黑色披肩，非常俄国化，一头白发挽在脑后，梳成整整齐齐的小髻，迎上双颊依次接吻，和蔼的圆脸朝你露出欢迎的微笑，总是先向你问好，通常不等你回答，就直接切入我们亲爱的约瑟夫的情况，要么说他又是彻夜未眠，要么就是旧病复发后胃又恢复了正常，要么就是刚从宾夕法尼亚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那里收到了一封特别好的来信，要么就是明天以前得给拉维多维奇的杂志完成一篇重要的长文，要么就是决定对希伯来文学批评家艾西格·希尔伯施拉格的再次伤害不予理睬，要么就是终于决定对“和平契约” 那些领袖的谩骂予以毁灭性还击。

消息公告发布后，琪波拉伯母甜美地一笑，带我们去见伯伯本人。

“约瑟夫正在客厅等着你们呢。”她向我们宣布时会发出一阵笑声；不然就是“约瑟夫已经和科鲁泊尼克、内塔尼亚胡夫妇、约尼特赫曼先生和肖赫特曼一家待在客厅里了，还有一些贵客正在赶来”。有时她说：“从早晨六点他就囚在书房里，我甚至得把饭给他送过去，可没关系，没关系，你们现在尽管去，去找他，他肯定会高兴的。他看见你们总是那么高兴，我也高兴，让他稍微停一下工作，休息一会儿对他比较好，他在毁自己身体哩！他一点也不在意自己。”

前厅开有两扇门。一扇直通向客厅兼饭厅，窗格玻璃上有花纹雕饰；另一扇沉重而阴暗，把我们引向教授的书房，有时书房又被称作图书馆。

约瑟夫伯伯的书房在我这个孩子的眼中，像通往某座智慧之宫的前厅。爸爸一次悄悄对我说，在伯伯的私人图书馆里，有两万五千多册藏书，其中包括无价的古代巨著，我们最伟大作家和诗人的手稿，为他个人签名的首版书，采用各种手段偷运出苏维埃敖德萨的经卷，价值连城的收藏品，宗教与世俗书籍，近乎所有的犹太文学作品和大量的世界文学作品，伯伯在敖德萨购买的图书，或者是在海德堡得到的图书，他在洛桑发现或在柏林和华沙所找寻到的图书，他从美国订购的图书，以及只在罗马教廷图书馆才有的图书；其语言包括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叙利亚语、古希腊语、现代希腊语、梵语、拉丁语、中世纪阿拉伯语、俄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波兰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我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的语言和方言，比如说乌加里特语、斯洛文尼亚语、马耳他语以及古教会斯拉夫语。

图书室有种庄严肃穆，数十个书架那笔直的黑线条从地面伸向天花板，甚至伸向门道和窗户，某种沉静庄重的辉煌，不允许草率和轻浮，对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压迫感，就连约瑟夫伯伯本人，在这里说话也总是轻声细语。

伯伯那巨大图书室里的气味将会伴随我整个人生：七种隐藏的智慧那散发泥土气的诱人气味，献身学术的恬静世俗生活气味，还有秘密隐士生活从最深的智慧井里滚滚涌出的幽灵般的沉寂，先贤们的窃窃私语，埋没已久的学者们的秘密思想迸发而出，对前代人欲望的冷峻抚慰等气味。

也是从书房，透过三个高高的窄窗，可以看到过于繁茂的幽暗花园，花园墙外便是满目荒凉的朱迪亚沙漠，嶙峋的石丘滚滚泻向死海。花园外围柏树参天，青松瑟瑟，苍松翠柏中不时长有欧洲夹竹桃、野草，未经修剪的玫瑰花丛，布满尘埃的金钟柏，昏暗的沙石小径，一张花园木桌历经多次冬雨后已经腐烂，一棵弯弯曲曲的老楝树已经半枯。即便是在夏季最炎热的日子，这座花园里也有几许俄罗斯式的冬意，令人沮丧。没有子嗣的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用厨房里的残羹剩饭喂养园中的猫，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出来到哪里漫步，也没看见他们谁会在徐徐晚风中坐在那两把褪色的长椅上。

在那些安息日的午后，只有我在花园中漫步，总是孤身一人，躲避客厅里学者们那索然无味的谈话，在矮树林里猎豹，在石头下挖掘，寻找贮存的古老羊皮卷，梦想着用我部队的猛烈炮火征服墙外光秃秃的山丘。

图书室四面高大宽阔的墙壁被拥挤而错落有致的书占据，一排排蓝、绿、黑色珍贵的书籍饰有金银雕花。有些地方的书放得特别挤，两排书被迫一前一后站在承受重负的同一格书架上。有些部分带有华丽的哥特式字母，令我想起尖塔和移动塔车，有些部分是犹太圣书、塔木德著述、祈祷书、律法大纲和密德拉西汇编。一架是西班牙出的希伯来文图书，一架是意大利出的；还有一部分是柏林或什么地方的希伯来启蒙运动图书，还有望不到边际的犹太思想、犹太历史、早期近东历史、希腊罗马历史、古今教会历史，以及各式各样的异教徒文化；伊斯兰教思想、东方宗教、中世纪历史，还有令我感到神秘的大片斯拉夫区域、希腊区域，再有一片是灰棕相间的四眼活页夹、卡纸板文件夹，鼓鼓胀胀夹满选印本和手稿。就连地板上也让一堆堆的书覆盖了，有些书翻开来放在那里，有些书里夹满小书签，而另一些则像惊恐的绵羊在为客人准备的高背椅上甚至窗台上挤作一团。一架小黑梯子可以沿着金属轨道在图书室里移来移去，好够到上面紧挨着高高天花板的书架。偶尔，我被允许小心翼翼地推着橡胶轱辘上面的它从一个书架到另一个书架，没有图片、植物或者装饰品，只有书，许许多多的书和沉寂盈满了房间，还有股奇妙的气味，那是皮革封面、发黄的纸张、霉菌散发出来的，有点怪异，像海草和旧胶水的气息，智慧、秘密和尘埃的气息。

在图书室中央，伫立着克劳斯纳教授的书桌，仿佛一艘黑漆漆的大驱逐舰在高山环绕的崖湾内抛锚，整个书桌堆满了一堆堆的参考文献、笔记本、各种各样的钢笔，蓝的、黑的、绿的、红的，铅笔、橡皮、装满回形针的盒子，橡皮圈和订书钉，暗黄色的信封、白色信封，以及上面贴有好看的彩色邮票的信封，纸张、散页印刷品、笔记和索引卡片，打开的希伯来文书上堆放着外文书，时不时插入从螺圆活页本上撕下来的纸张，上面是我伯伯那密密麻麻的细长字迹，到处涂涂抹抹修修改改，像黑色的死苍蝇，到处是小纸片，约瑟夫伯伯的金边眼镜放在一堆东西上边，仿佛在天空中飞翔，而另一副眼镜则放在椅子旁边小推车上的另一堆书上，第三副眼镜则在黑沙发旁小箱子上，透过一本打开了的小册子的书页偷看你。

约瑟夫伯伯本人就待在这张沙发上，以一种灾难性的姿势蜷缩在那里，肩上披一条苏格兰裙似的红绿格毯子，不戴眼镜，他的脸显得光秃秃的，充满了稚气。他身材瘦削，像孩子那样纤巧，那双细长的棕色眼睛看上去既喜悦，又有几分失落。他用那只几乎透明的白手和我们微微握手，咧开八字须和山羊胡子，露出淡粉色的微笑，说些诸如此类的话：“请进，亲爱的，进来，进来呀！”（即使我们已经走进房间，已经站在他面前，然而依旧靠近房门，爸爸妈妈和我挤作一团，像一小群迷失在陌生牧场里的牲畜。）“请原谅我没有站起来迎接你们，不要对我过于苛刻，因为我已经三天两夜没有离开写字台了，没有合眼，问问克劳斯纳夫人，她会为我作证，我没吃没睡，甚至没有溜一眼报纸，只想把这篇文章写完，它的发表会在我们的国土上引起强烈反响，不光是在这里，整个文化世界将会屏息注视这场争论，这一次我相信我会让蒙昧主义者永远哑口无言！这一次迫使他们表示赞同说阿门，或者至少承认他们无话可说，他们大势已去，他们的游戏结束了。你们怎么样？我亲爱的范妮娅？我亲爱的罗尼亚？还有可爱的小阿摩司？你们好吗？你们有什么新情况？你们给亲爱的小阿摩司读几页我写的《当民族为自由而战》了吗？我亲爱的人，在我看来，在我写的所有东西中，《当民族为自由而战》最适合给亲爱的阿摩司和我们整个杰出的一代希伯来青年做精神食粮，或许还包括我的《第二圣殿史》中对英雄主义和反叛的描述。

“亲爱的，你们呢？你们一定是走着来的。路是不是太远了？从你们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家里？我现在想起来了，三十年前我们还年轻时，住在风景如画、真诚的布哈拉人居住区，我们经常在安息日从耶路撒冷走到贝特拉或是阿那托特，有时会走到先知撒母耳墓地。亲爱的克劳斯纳夫人现在要给你们拿些吃的喝的，请你们跟随她去，我把这段难写的话写完就过去。沃伊斯拉夫斯基家和诗人尤里·兹维，以及埃文—扎哈夫今天可能也来。亲爱的内塔尼亚胡和他迷人的妻子差不多每个安息日都来看我们。现在过来一下，我亲爱的人们，过来亲眼看看，我亲爱的小阿摩司你也过来，看看我写字台上的草稿——我死后，应该让一拨拨、一代代学生到这里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作家为艺术奉献所遭受的痛苦，我平生的奋斗，不遗余力追求简约、流畅和明晰的风格，看看我每行字中删去了多少，我打了多少草稿，有时甚至有六遍以上的不同草稿，此后仍觉自己的东西不尽如人意。成功来自汗水，灵感来自勤奋。古语说得好，祝福既上自天堂，又下至万丈深渊。当然，我只是开个小玩笑，女士们，请原谅。现在，我亲爱的，跟克劳斯纳夫人去解解渴，我不耽误你们了。”

从图书馆，你可以出去，来到又窄又长的走廊，那是住房的结肠地带。走廊右边是浴室和贮藏室，而照直走则是厨房、食品贮藏室和可说是厨房分支的用人住的房间（尽管从来就没有过用人）。你也可以立即左拐走进起居室，而照直走到走廊尽头，则是我伯伯、伯母那装饰华丽的洁白卧室，里面有一面镶铜边的大梳妆镜，两边则放有装饰性的蜡烛架。

因此你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到起居室：当你走进家门时从前厅左转，或者径直走进书房，出来后进走廊，立即左转，就像约瑟夫伯伯通常在安息日里所做的那样，或者直接走到几乎有整个起居室那么长的黑餐桌头上的贵宾席。此外，在起居室一角有一低矮的拱形门道通向休息室，休息室的一面是圆形的，像座角楼，休息室的窗子俯瞰着前花园、华盛顿蒲葵和安静的小街。阿格农先生的住宅就耸立在街道对面。

休息室也被称作吸烟室。（在安息日，克劳斯纳家里禁止吸烟，然而安息日并非能永远阻止约瑟夫伯伯写文章。）这里有几把沉重、柔软的扶手椅，有铺着绣有东方风格图案坐垫的沙发，一条软绵绵的大地毯，一大幅油画（波兰画家莫里西·格特里夫画的？），画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佩戴经匣，肩上披着祈祷披肩，手上拿着本祈祷书，但这个犹太人并没有读祈祷书，因为他双眼紧闭，嘴张开，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虔诚和精神亢奋。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位虔诚的犹太人了解我所有见不得人的秘密，非但没有指责我，反而默默地请求我修正我的道路。

那时，整个耶路撒冷到处是一居室半的住房，或者是两居室的住房，由两家相互争斗的家庭合住。克劳斯纳教授的宅邸在我看来成了苏丹或罗马皇帝皇宫的样本，我经常在入睡之前，躺在床上幻想大卫王国复辟，希伯来部队为塔拉皮尤特的宫殿站岗放哨。1949年，国会反对派领袖梅纳赫姆·贝京以自由运动的名义提名约瑟夫伯伯为候选人和哈伊姆·魏茨曼竞争以色列总统，我罗织出这样的意象：伯伯在塔拉皮尤特的总统府四周是希伯来士兵，每一入口的黄铜牌下，两名浑身闪光的哨兵分立两侧，令所有的走近者确信，犹太人和人道主义价值将会永远联合在一起，彼此不会发生冲突。

“那个神经病孩子又在住宅里跑来跑去了。”他们说，“你们看看他，没完没了地跑，上气不接下气，脸涨得通红，浑身是汗，好像吞了水银。”他们责骂我：“你怎么回事？你吃红辣椒了吗？你在追赶自己的尾巴吗？你当自己是哈努卡节的陀螺吗？是飞蛾吗？是螺旋桨吗？你把自己的漂亮新娘给丢了？你的轮船沉了？你让我们大家头疼。你净给琪波拉伯母捣乱。你干吗不坐下来安静一会儿？你干吗不找本好书看看？要不我们给你拿来纸笔，你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给我们画张好看的画？不干？”

但我已然如此，从客厅疯跑到走廊，到用人房间，再到花园，再跑回来，充满了幻想，摸摸墙壁，敲一敲，以找到隐匿的寝室、看不见的空间、秘密通道、地下走道、隧道、地道、秘密夹层，或者是伪装起来的门。直至今天我仍然没有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