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的兴衰

雅典民主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抽选是衡量其兴衰的一个重要标尺。

雅典人认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忒修斯是他们的第一个国王，正是忒修斯将雅典城所在的阿提卡半岛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政治实体。

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前后，雅典一小撮有钱有势的土地贵族废黜了君主制，国王变成了三个执政官之一。起初，执政官可以任职终身，后来任期缩短为10年，继而进一步缩短为1年。再往后，又增添了6位执政官，这9位执政官由贵族会议（战神山会议）挑选，而战神山会议成员由前执政官构成，任职终身。 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确保贵族永远掌握执政权。

在贵族制统治下，贫富分化严重。遇到灾年，贫苦农民不得不以自己的田产作为抵押以换取粮食与种子。丧失一部分土地后，如果再碰到灾荒，这些农民的境遇就会更加悲惨。最后，大批雅典人完全失去了土地，变成了佃农，甚至被迫成为富人的奴隶。虽然，雅典此时也有公民大会，但底层阶级无缘参与其中，公民大会纯属贵族的玩物。这种情形严重威胁雅典的繁荣与稳定。

公元前594年，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梭伦（约前638—前559）出任雅典城邦的执政官、立法者与调停者，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经济上，改革废除了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并不再允许以人身作抵押借债。政治上，改革并没有废除贵族统治，但为平民开放了更多的参与机会。公民被划分为四个等级，最低等级的公民仍不能担任任何公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人民法庭。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为400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皆可当选。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人民法庭更加开放，受理并裁决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无论公民属于哪个等级。以前，解释法律的权力在9位执政官手中，现在它转到人民法庭手中。

正是梭伦改革在雅典政治中引入了抽选。 人民法庭的审判员在所有等级的公民中抽签产生。 至于其他公职人员，先由各部落在符合财产资格的人中投票预选出各官职的候选人，然后在候选人中抽签产生任职人员。9位执政官也采取同样办法产生：4个部落先各自在最高等级的公民中预选10位候选人，共40人；然后，从40人中以抽签方式产生9位执政官。这样做的结果是，削弱了少数家族垄断执政官的机会，但执政官依然掌握在贵族阶级手中。

梭伦改革并未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在公元前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平民、贵族、地方派系之间相互冲突不断，导致僭主政治大行其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生于公元前570年前后）借助平民的支持上台担任执政官为止。克里斯提尼推动一系列政治改革。在希罗多德看来，正是这些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 克里斯提尼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重划行政区，打散原有4个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部落，设立139个“德谟”（demos）作为最基本的政治组织。 这些德谟以抽签方式划分给30个“三一区”（trittyes），每个三一区内含互不搭界、数目不等的德谟，分布在市区内外。而30个三一区分成10个新组成的、以雅典神话英雄命名的部落（phylai），每个部落都有3个三一区。这种行政区划改革的目的是消除地方主义，打破显贵大族之间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

伴随行政区划改革而来的是，平民参政的机会大大增加。德谟有各自的大会，每个公民既可以参加德谟的大会，也可以参加全雅典的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议事会由400人扩充至500人，其成员由每个部落以抽签方式选出来的50名代表组成。

尽管引入了这些改革，贵族的残余势力依然强大，他们可能与外部势力相勾结，复辟僭主政治。为了防止这种风险，克里斯提尼创造了一项由公民大会控制、执行的陶片放逐法，矛头直指那些怀有复辟僭主政治野心的政客。每年，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是否实施对政治人物的放逐，如果大会决定实施放逐，几个月后会举办放逐投票：每位公民在一块陶罐碎片（选票）较为平坦处，刻上他认为应该被放逐者的名字，投入本部落的投票箱。如果有六千人以上参加了投票，得票最多的人士即为当年放逐的人选，放逐期限为10年。在公元前488年前后，陶片放逐法开始发挥作用，此后数年间驱逐了一批势力过大的人。这种独特的制度设计让贵族、官员、显赫之士如坐针毡，时刻处于现实的威胁之下，从而大大提升了平民的政治地位。大约同时，即从公元前487年起，执政官的抽选被重新引入，并将候选资格开放给次高等级的公民，并最终开放给第三以及第四等级的公民。

雅典民主最后确立的标志是，在公元前462年，战神山会议的大部分权力被移交给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人民法庭。此前，即使经过梭伦改革，由贵族掌控的战神山会议依然权力巨大，它可以惩治、处罚公民，可以支配政府开支而不对任何机构负责，可以监督法律实施与公职人员的行为，可以对官员进行弹劾。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梭伦改革后的雅典是个三合一政体：人民法庭体现民主制，选举产生的执政官体现贵族制，而战神山会议体现寡头制。 而公元前462年的改革剥夺了战神山会议所有的职能，仅保留处理几类案件（如谋杀或宗教类犯罪）的审理权。至此，这个本来权重一时的贵族机构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刑事法庭。而其他案件则需交由人民法庭审理。与此相适应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为担任公职（例如参与人民法庭审理工作）的公民支付津贴，让穷人不必为参与政治生活顾此失彼。这意味着，平民第一次真正有机会亲身参与政府主要权力机构（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人民法庭）的运作。

从公元前462年到公元前332年是雅典民主的兴盛期，其间它曾遭遇两次短暂的寡头政治复辟（前411—前410年和前404—前403）。民主体制于公元前403年恢复以后，它本身又经历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变化，直至公元前332年被马其顿征服者废止。

有关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的留存文献最为丰富，因此以下有关雅典民主制度以及抽选的讨论将集中在这一时期。 i0Buh8vdljjQLctHhAoo8NEfUvXKIOwkY5zhf9P5chleGO+oWJrlYJ7qvThfXN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