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一本有关民主、共和的书，但它与大多数有关民主、共和的书非常不同。这本书告诉大家，民主、共和原本与抽签（而不是选举）有着极大的关系。这种说法恐怕会颠覆很多人对民主、共和的理解与想象。这本书想告诉人们，实现民主、共和理念的方式有很多，并不限于当今流行的票选方式；人们有必要拓展自己对民主、共和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民主”与“共和”这两个词，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尤其是“民主”，是一个极其时髦的词，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听到它。媒体上有它，课堂上有它，研讨会上有它，政府文件中有它，游行队伍里有它，日常对话中有它，互联网上它更是随处可见。夸张一点说，“民主”这个词在现代社会几乎无所不在。

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不仅普通人这么看，学者也不例外。实际上，普通人对民主的理解，就来自学者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灌输。不仅中国人这么看，西方人更是这么看。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其实来自西方不厌其烦的说教。

当代西文讨论民主的著作和论文汗牛充栋，随便翻翻相关书目或论文，映入眼帘的尽是这一类标题：“定义民主：决策中的投票程序、选举与治理”; “设计民主：设计选票与选举”; “选举与民主：代表与问责”; “多党民主：选举与立法政治”。对中国民主的研究也同样聚焦选举，如“中国农村民主：乡村选举的作用”; “被驯服的乡村民主：当代中国农村的选举、治理与裙带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相当多的学者根本无法想象，不谈选举，民主还剩下什么？

由于确信选举是实现民主的不二之途，西方学界衡量世界各国民主程度的第一个标准往往就是选举。例如，自1972年以来，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之家”每年发布各国民主程度排行榜，它所使用的十项衡量指标中，六项与选举相关。另外西方还有两个经常被媒体广泛引用的民主程度排行榜：一个是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自2006年以来隔年公布的“民主指数”排行榜，另一个是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隔年公布的“贝塔斯曼转型指数”排行榜。两者衡量民主程度最关键的指标同样是选举。

如果说以上三种民主排行榜主要面向媒体、面向公众，为的是塑造、固化普通人对民主的理解，那么西方学术界衡量民主的三个最常用的数据库其实做法也差不太多。第一个数据库是芬兰学者万哈伦创立的“万哈伦民主指数”，它使用“竞争”与“参与”两类指标，全部由选举数据算出。第二个数据库是被学界更广泛使用的“政体IV”，其“政体”指数等于“民主”指数减去“专制”指数，而衡量“民主”“专制”的主要指标都与选举有关。第三个数据库是ACLP政治经济数据库，该数据库采用民主、独裁两分法，其判断标准是所谓民主的“下限”，即有没有竞争性的选举。

说到当代民主，人们往往把它与选举挂钩；很多人更是以为，民主从来都是以选举的方式实现的。不久前，香港一家著名媒体发表了一位著名专栏作家的文章，题为“一人一票，穷途末路？”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自古希腊城邦发明民主……”且不论民主是不是古希腊城邦发明的（本书第一章将对此有所讨论），这句话似乎想告诉大家，古希腊民主就采取了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这当然是错得离谱。

本书将告诉大家，被很多人奉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不仅没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且选举根本就不是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那么，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什么呢？是随机抽签！在成千上万有关民主历史的著作和文章中，读者可能找不到有关抽签的讨论；即便找得到，也往往是只言片语、一笔带过而已，仿佛它可有可无、无关紧要。本书试图向读者展示，直到18世纪末，抽签在民主与共和制度中都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缺少了抽签，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也许完全出乎意料，甚至有些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抽签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负责的。而这本书试图告诉大家，如果摆脱20世纪以来流行的“民主”“共和”观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它们与抽签联系在一起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是有道理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实现民主、共和理念的。即使在现代世界，对于诊治漏洞百出的西式代议民主，抽签恐怕也不啻一剂良药。

让我们先回到民主的本源。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的《历史》一书， “民主”（，Democracy）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 (demos）意指“人民”, （cracy）意指“权威”或“统治”；合在一起，“民主”的含义是：人民由自己执掌权力、治理国家。那么，谁是“人民”呢？这个词有多重含义，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层意思：一是指全体公民，二是指平民或穷人。到底“民主”是指前者的统治，还是后者的统治呢？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的一句话道破了其中奥秘：“寡头和民主政体的主要分别不在人数的多少。两者之间真正的差别是贫与富。任何政体，其统治者无论人数多少，如以财富为凭，则一定是寡头政体；同样地，如以穷人为主体，则一定是民主政体。” 这就是说，民主的原义是指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直接（而不是通过任何形式的中介人士、中介机构）当家做主的政体。

与“民主”一样，古希腊也出现了“抽选”（ ,election by lot）一词，指在符合资格的人群中以抽签的方式挑选担任公职的人。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学者）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抽选”这个词，更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可能让他们更为吃惊的是，原本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抽选，而不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选举。

其实，当希罗多德最初讨论“民主”时，他马上就指出人民直接当家做主的重要特点便是抽签：“一切职位都由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 历史记载中第二位使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是伪色诺芬（或“老寡头”), 同样，他也把民主与抽签联系在一起：“所有人都应分享经由抽签或选举担任公职的平等机会，任何公民如若愿意都应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最早讨论民主的人，不约而同地将民主与抽签联系在一起，这绝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几乎所有古希腊谈到过民主的思想家都把抽选看作民主的标志，不管他们是喜欢民主还是厌恶民主。如柏拉图（约前427—前347）理解的民主就是“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由抽签决定”。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把有没有抽选看作区别民主与非民主的分水岭：“抽签分派官职可以说是平民（亦即民主）政体的做法，而选举各种官员则具有寡头政体的性质。” 根据当代古希腊史最权威的专家之一莫恩斯·赫尔曼·汉森（Mogens Herman Hansen）的研究，这种分野在古希腊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剑桥古代史》对此的概括是：“所有的古代权威都同意，抽选是一种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实现机会平等的民主设置。”

不仅古希腊如此，一直到两千多年后的18世纪中后期，抽签依然广泛被看作民主政体的特征。例如，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一段话几乎与亚里士多德的话一模一样：“用抽签的方法选取是属于民主政治的性质；用挑选的方式选取是属于贵族政治的性质。” 卢梭（1712—1778）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对孟德斯鸠的说法明确表示赞同：“抽签的办法最具有民主制的性质。”

由上面简短的回顾可以看出，在过去2500多年的历史中，至少在前2300多年里，抽选（而不是选举）一直被人看作实现民主理念的主要方式。

上面谈到的是民主与抽选的关系。那么，共和与抽签又有什么关系呢？本书第二章将讨论“共和”的原初含义。与今天人们对“共和”的理解不同，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共和”一直被理解成一种混合政体，一种混杂有君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成分的政体。既然含有君主制、寡头制的成分，共和政体中的官员就不可能主要由抽选产生；但同时，既然含有民主制的成分，共和政体也不能完全排斥抽签的作用。我们将在第二、第三、第四章看到，从古罗马共和国到18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共和政体的运作一直离不开抽签，抽签对维护那些政体的共和性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尽管抽签在实现民主、共和理念方面曾扮演过关键角色，遗憾的是，不管是在西文还是中文世界，几乎难以找到对民主、共和与抽签关系的系统研究。即便有些专著会提到历史上曾经有政治体制使用过抽签，也往往是一笔带过，论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抽签看作过去时代可有可无的小摆设，似乎不值得深究其内在价值，不值得思考其潜在功用。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本书试图为读者提供一部有关抽签与民主、共和之间关系的简史。

本书第一章聚焦雅典民主，讨论抽选是否与民主同步出现？抽选的理据是什么？抽选适用于雅典哪些基本政治机制？什么人有资格参与抽选？抽选具体如何进行？什么人成为抽选的赢家？哪些人反对抽选？他们拿出了哪些反对的理由？这些理由站不站得住脚？抽选在何种意义上推进了雅典民主？

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我们将以三章的篇幅讨论抽签在共和制下的运用，包括古代的罗马共和国、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两个最大的意大利城邦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与威尼斯共和国。欧洲历史上还有其他一些实行过共和制的城邦，我之所以选取这三个案例，是因为不少人在追溯民主历史时，往往会把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作为现代民主的先驱。当然，共和体制并不等于民主体制，它或多或少包含着民主制的成分，也夹杂着大量君主制与贵族制的成分。但值得注意的是，抽签在共和制运作中扮演过十分关键的角色。这三章要讨论的话题包括，在共和体制下，抽签适用的范围发生了哪些变化？抽签的目的是什么？抽签如何与选举搭配？关于抽签产生过哪些争议？抽签对共和体制的运作有哪些贡献？

这本书描述的内容将会让读者看到，为了实现民主与共和的理念，雅典人、罗马人、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曾经如何出神入化地把抽签融入他们的政治体制中，其创意之缜密、设计之精巧，不仅令人叹为观止，还时常会让人为其中蕴含的丰富政治智慧而击节叫好。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归纳出政治上使用抽签的两类做法：抽签的民主用法与抽签的共和用法。读完这本书，读者会发现，我的潜台词是，抽签是实现民主与共和理念的利器，对古代的民主、共和如此，对当代的民主、共和也理应如此。不了解这一点，会极大地限制人们对民主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令人困惑的是，从18世纪末开始，“共和”“民主”的声势似乎越来越强，但抽签却悄然隐去。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抽签之所以被腰斩，也许正是因为作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过于锋利，危及统治精英。

今天的人们普遍接受“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我们不应忘却，从民主诞生之日起，它就一直遭到统治精英的责难。在这些精英眼中，民主是个地地道道的坏东西。在过去2500多年的历史中，至少有2400多年，民主一直背负着骂名。

20世纪最有影响的古代史学家A.H.M.琼斯（1904—1970）发现雅典民主时期存在一个鲜明的反差：广大民众对民主深感骄傲、热情支持，但几乎所有留下文字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与政论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力挺寡头制。写《雅典政制》小册子的伪色诺芬对民主充满敌视，因此被人奉上美号“老寡头”。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批评雅典民主是外行治国。柏拉图对民主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伊索克拉底（前436—前338）晚年的哲学著作对雅典体制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愤慨。亚里士多德的态度看似公允，对各类政体的优劣分析得面面俱到，但他的理想是一种社会基础比较广泛的寡头制。

雅典的历史学家对民主的态度也大同小异，只有希罗多德算得上是民主派，不过他的观点影响有限，因为其著作涉及的是民主制尚未完全立足的时期。修昔底德（前460—395）崇尚的是一种深度限制公民参与权的体制。色诺芬（约前427—前355）则是斯巴达政体的拥趸。正如政治思想史专家约翰·麦克里兰所说，在西方，“政治理论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凸显民主（亦即人民自己统治自己）必然导向群氓统治……如果说存在某种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话，其起源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反民主偏向”。古希腊的精英们为什么不喜欢民主？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抽选让所有人能够平等地享有担任公职的机会，参与政治不再是精英们的专属特权。

后世精英对民主的立场可谓与古希腊思想家的立场一脉相承。从西塞罗时期的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再到经历革命的美国与法国，民主制似乎从未受到过精英们的喝彩。20世纪初，《美国主流思想》一书的作者帕灵顿（1871—1929）曾这样概括道：“回想一下[美国立宪]大辩论唇枪舌剑中不断被提及的那些权威们吧。除了马基雅维利、瓦泰尔、普芬道夫、孟德斯鸠外，其余都是英国理论家，如霍布斯、哈林顿、弥尔顿、锡德尼、哈利法克斯（George Savile,1st Marquess of Halifax,1633—1695）、休谟和布莱克斯通。对民主派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些伟大人物中，没有一位不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 同样在20世纪初，法国政治思想史家埃米尔·法盖（Emile Faguet,1847—1916）感慨道：“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当我写《19世纪的政治家与道德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一个民主派，尽管我很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便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20世纪，反民主实际上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一以贯之的主流倾向。

不过，按照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27—2008）的说法，在19世纪初，世界迎来了第一波“民主浪潮”。然而，他所说的“民主”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主。19世纪是风云激荡的岁月，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随着他们活得更长、身体更壮、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容易团结在一起、战斗力更强，他们对“当自己的家、做自己的主”的要求也日益高涨。我曾在《民主四讲》一书中谈这个时期发生的变局：

1848—1849年间，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继爆发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虽然这些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大大震动了欧洲的精英阶层。此后这些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难以阻挡，托克维尔和穆勒便是其代表人物。托克维尔（1805—1859）的观察是，“到处都在促进民主”。在托克维尔辞世那一年，穆勒（1807—1873）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人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他的判断是，民主潮流的兴起“并不是思想家们鼓吹的结果，而是由于几大股社会群体已变得势不可当”。精英一方面害怕民主，另一方面认识到民众的民主要求难以逆转。在这种背景下，谈“民主”的人多起来，“民主变革”也接踵而至。当然有产者对民主怀有极大的戒心，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面对民主潮流且战且退。但他们对自己的底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要尽可能地维护私有产权。为此他们不得不“打着红旗反红旗”，用在民主前加漂亮修饰词的方法来阉割民主、驯化民主。我们常常看到“自由民主”“宪政民主”“代议民主”“程序民主”之类的提法，实际上这些修饰词都不是随便加上去的，而是一些人刻意加上去的。每个修饰词都是对民主的限制。有意思的是，在典籍充斥着对民主诅咒的时候，“民主”一词前面很少出现修饰词。一旦有产者和他们的代言人开始拥抱“民主”时，民主的本质没人谈了，大家谈的都是带修饰词的民主，而且修饰词比“民主”来得更重要。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从19世纪开始，民主的含义慢慢地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原本具有明确含义的“民主”慢慢变为一个歧义很多的词，不少人有意无意地把它与共和、代议、人民主权、自由、宪政、多元、平等、独立、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少数、有限政府、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最重要的是，民主与抽选绵延两千多年的内在关系被剥离、割断了。抽选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曾被历代思想家看作寡头政治标志的选举变成了“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争取普选权。而选举说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治国。“民主”不再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做主，而意味着人民拱手将治国理政的权力交由一小撮获得较多选票的精英打理。民主的实质被抽空了，换上华丽的外套；偷梁换柱之后，民主已变为选主。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在此前近两百年中，抽选这个曾经的民主、共和的利器失传了。法国旅美学者曼宁1997年出版的《代议政府的原则》专门有一章讨论“选举的胜出”，他用“令人震惊”（astonishing）来形容这个对民主釜底抽薪的突变。当然，感到震惊的也许只是那些了解民主制度史、思想史的人，其他人（包括那些为争取“民主”摇旗呐喊、著书立说的人）则不假思索地把民主与竞争性选举联系在一起，仿佛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天然关系。到19世纪末英国历史学家杰姆斯·黑德勒姆（1863—1929）出版《雅典的抽选》一书时，绝大多数西方人已经被彻底洗脑，视抽选为天方夜谭，黑德勒姆这本书并没引起人们多大兴趣。也是到19世纪以后，共和与抽签的内在关系才被切断了。这也很容易理解：既然民主都被消除了与抽签的关系，更何况作为混合政体的共和制呢？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本书是我关于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系列思考的第一卷，在接下来的两卷中，第二卷《选举与民主的变异》（暂定名）将首先追溯选举的政治与宗教起源，展示为什么现代以前的思想家都把选举看作寡头制的标志。不过，第二卷重点关注在近现代选举如何取代抽选，变为当代民主的特征。它将介绍近现代欧美政治生态出现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局？有产阶级与知识精英如何评估、回应这种变局？抽选如何在18世纪末以后逐步销声匿迹？选举为什么受到他们的青睐？抽选（或抽签）的建议为什么被压抑与忽略？以选举为特征的现代民主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了民主的实质，演变为精英阶级精致的统治工具，演变为选主，而不再是民主？

抽签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要等到革命呼声风起云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时，曾在很多国家被作为奋斗目标的普选权最终得到了落实。然而，不少人发现，在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下，政治权力实际上仍然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于是，作为对代议民主的补充或替代，人们开始提出“参与民主”“商议民主”“直接民主”之类的主张。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抽签再次成为一种选项。在世界各地对民主治理的探索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抽签的实践。尤其是近十年来，抽签试验的适用范围变得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在抽签试验遍地开花的同时，对抽签的理论探索也在一步步深入。进入21世纪之后，涉及抽签的理论探索大幅增加。从过去四十余年的演变可以看出，一度失传的抽选（或抽签）似乎有可能失而复得。

第三卷《抽签与民主的重生》（暂定名）把目光投向最近几十年，描绘抽签如何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卷土重来的抽签最初出现在哪里？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出现过哪些重要的抽签试验与实践？抽签主要被运用到哪些领域？主要采取什么形式？它们的效果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弥补了选主体制带来的问题？除此之外，第三卷还将从理论上讨论抽签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为什么说抽签具有民主性？在当今世界，什么样的抽签最具适用性？中国应该如何利用抽签推进民主？

这本书与接下来的两卷，将追溯民主、共和与抽签、选举的历史演化过程。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证明抽选是实现民主理念的唯一正确方式，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甚至无数种方式，根本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选也不是。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如果这本书与接下来的两卷有助于释放大家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我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