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派集成”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斐然，道路独特，特别是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体现了对中国自主发展与文明复兴的追求。

2015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推出了中国道路出版工程，其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我们组织力量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从分析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问题意识出发，在研究中国特色的制度、道路、模式的基础上，努力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化总结。目前已经出版了几十部著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2018年下半年，我们在《经济导刊》杂志开辟了“中国学派”专栏，围绕一些重要的议题，陆续组织相关学者进行高端访谈和开放性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组织编辑出版“中国学派集成”系列丛书，在理论战线积极促进中国学派的原创性研究，为社会科学领域构建中国学派的思想阵地助力。

什么是“中国学派”？为什么要提出发展中国学派？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怎样推进中国学派的发展？这些问题存在多种认识和争议，不同的认识对于探索构建中国学派都具有启发意义，也将在本丛书的讨论中贯穿始终，逐步深化。

现代中国最丰富的思想和经验绝大多数是从中国发展的实践中产生的，当代中国学者在中国实践理论化方面一直在进行持续的自觉努力，构建中国学派也一直是学界努力的方向，这是艰难的基本建设工作，需要进行尝试和努力。这种努力和推动形成了动力，包含了一种期待，在发展中国学派的过程中构建相应的学术共同体。

改革开放40年来，全球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究竟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人们不仅要看西方学者怎么说，更要看中国学者怎么说。瓶颈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一直存在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现状，一些学术研究既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更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理论指导，对中国道路的实践缺乏研究动力。我们需要改变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破除那种在学术研究中严重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以西方的问题代替中国的问题，以西方的方法代替中国的方法，以西方的标准代替中国的标准所形成的思想桎梏。我们要敢于挑战和打破各种流行思维和迷信，包括所谓的“洋教条”和新自由主义。

任何学派的产生都是特定时代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对那个时代重大问题的思想回应，也是对那个时代特点的理论概括。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特别强调，任何一种理论都需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我认为，近现代以来，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联系，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学习、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时加写了一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一直倡导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发展出的理论经验，根据新的条件加以修正和运用。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学派的推动者，他推动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为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发展、理论发展和学术发展创造了条件。1978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邓小平为文章题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理论不是从教条中来，而是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总结、提高，形成新的方略，其实践性带有从实际出发的创造性。习近平是新时代中国学派的引领者，他站在理论的最前线、思想的最前线，他是中国学派的代表和旗帜。

学术研究和国家的发展是互动的，学术研究也是建立在国家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2日到北京大学考察时说，什么是一流？要在中国特色下评价。过去讲，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先是要让国家达到一流水平，其他都将服务于国家一流。这个说法归纳起来就是“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一种较狭隘的想法，认为学术一流才能国家一流。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国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能力和水平，由此，学术就有条件赶超一流国家的能力和水平，我们要有自信，要把学术研究建立在国家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做到知行合一。

谈到发展中国学派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视野更开阔，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非常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形”。在2018年两会上，习总书记再次担任国家主席时发表演讲，他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由此，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中国的大“势”正在推动中国学派的形成。

我们所谈的中国学派不是狭义的、学术流派意义上的学派，而是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中国人看问题的视角和观点，同时包含不同的理论流派，包含与国内外各派学者的竞争和相互借鉴。中国学派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也要进行世界性的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国家越来越强大，还使很多学者有条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国际比较研究，从中国视角放眼看世界。中国学者对“中国特殊性”要有深刻理解，能够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以中国为立脚点，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彰显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独特精神。

让世界对中国思想、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所了解，这也是中国学者的使命。多年来，国际上通常以现有的西方学者创造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世界，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的发展模式，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现象。中国学派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这并非是拒绝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西方，但是要打破西方思想的理论禁锢，要创造性地理解和吸收。理论的适用与否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我们要扬弃的是照抄照搬现象，逐步增强“自信”，破除“他信”。

为什么过去很多人只承认西方的学术体系是科学体系？难道中国的诸子百家就不是我们古代的中国学派？我们曾经批评过将西方的“普世价值”植入替代中国的“普世价值”的思想和做法，并不是否定西方在自身的实践和道路上形成的理论，然而我们不能妄自菲薄。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我们的先贤那里走到今天，我们不可能放弃本土的学术追求，否定中国自己的理论特色。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几千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发展中国学派不可多得的丰厚底蕴。近百年来，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以及实践中形成的思想成果，是中国学派进行研究的根基，世界各国在人文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都可以成为中国学派的有益滋养。认识没有终结和边界，我们应突破固有的知识框架和概念体系，而不是教条式地顶礼膜拜。有学者提出，我们推动发展中国学派，是否可以理解为是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它既是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传承和发展，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中国学派的发展，从根本上不能脱离中国发展的基本点和归宿。真知蕴藏在实践中。不能解释中国实践的理论，就不可能正确指导中国的实践。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要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论。近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历经艰难曲折，这是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迥然不同的伟大实践，无法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因而，我们要站在“此岸”而不是站在“彼岸”来认识问题。采取正确的认识路线是第一位的，解决问题要在此岸，离开中国的实际、离开实事求是，认识路线就跑到彼岸去了。我们不是简单地囿于西方理论，也不是简单地囿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学说，所有的理论，实践性应该是最高品格。我们要结合中国现实问题，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中国学派要有平视世界的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和学术自强，以中国视角去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识社会。有了这样的历史传承和现实创新，有了这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学派的发展就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学派应该有学术报国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学派发展的重大历史时代背景，而不是一群学者聚在一起搞脱离实际的纯学术讨论，把学术看成一种独立的、脱离中国实践的追求，这样是无立足之地的。

中国学派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为我们国家提供认识中国、认识世界的基本理论，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如果做不到这点，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位。

中国学派要以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以创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以中国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世界的研究体系和学术队伍，这种新时代的理论诉求，催生了中国学派发展的必然性。

我们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发展改革中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习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需要新思想、新理论的新时代，发展中国学派正当其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机遇，把发展中国学派作为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