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共和国的兴衰

罗马共和国的兴起一般从公元前509年算起，那一年，王政时期的最后一位国王被贵族推翻，并被驱逐出罗马。罗马共和国的衰落一般认为到公元前27年为止，那一年，新立的元首制让手握实权的所谓“第一公民”成为事实上的皇帝。

当共和国建立时，罗马只是一个小小城邦，人口总共十二三万，从市中心到边界不过三四十里地。 到帝国替代共和国时，罗马城已成为古代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城市，拥有近百万人口，比现代以前欧洲任何城市都大得多。它的势力范围急剧扩展，东至小亚细亚、西至英吉利海峡、南至埃及、北至莱茵河（见图2.2），公民规模达到六七百万（包括奴隶的话则超过八百万）; 其影响力更可称无远弗届。这时“罗马公民”的概念不再限于居住在罗马城及周边的公民，而是包括了所有意大利的自由公民。

与规模同样经历了巨变的是共和体制本身。共和制并不是理性设计的产物，也不是个别伟人努力的结果。在长达约五百年的历史中，这个混合政体内的各种成分不断此起彼伏，演变动力来自持续、交织的内外双重矛盾：内部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外部是罗马与邻邦的矛盾。

文艺复兴以来，史学家一般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共和早期 （前509—前280）。在此期间，外部，通过征服与结盟，罗马从一个不时受到邻邦威胁的小城，变为整个意大利半岛的霸主；内部，平民与贵族展开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斗争，制度变动频繁。

贵族推翻最后一任国王后，当务之急是防止王政复辟。为此，设立了由两人担任执政官。在不再是君主制的意义上，这时的罗马政制也许可以称为“共和”；但除此之外，罗马政制其他方面的变化也许很小。当两位执政官齐心合力时，他们行使的权力与过去的国王无异。

早在王政时期，罗马社会就是一个二元社会，其二元性反映在两个相关概念上：一是“人民”（populus），一是“平民”（plebs）。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它还包括贵族（patricians）。绝大多数公民当然都是平民，但“人民”往往用来指称贵族，而不是平民。

在共和初期的罗马政制中，虽然君主制的成分被执政官制度的设立削弱，但平民仍然无处发挥政治影响力。这个二元社会只有一套贵族以“人民”的名义运作的政治体制：元老院是贵族的一统天下，贵族身份是担任官员的必要条件，公民大会中的各种投票由贵族把持。

围绕土地分配、债务负担以及参政权利，平民以各种方式与贵族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所谓“等级斗争”,the Struggle of the >Orders），包括三次大规模的脱离运动（分别启动于前494年、前450年、前287年），以摆脱罗马、另立政治实体的姿态迫使贵族让步。

作为第一次脱离运动的成果，平民获得了从自己人中选举“保民官”（plebeian tribunes）的权利。大约20年后，平民的斗争取得另一项重大成果：在原有的库利亚大会（Comitia Curiata）和百人队大会（Comitia Centuriata）之外，单独设立排除贵族参加的“平民大会”（Comitia Plebis），并规定保民官由平民在这种会议上选举产生。大约与此同时，平民自己设立的市政官也得到正式承认。这样，在原有贵族主导的政治体制之外，又形成了一套平民政治体制。通过这套体制，平民可以选举自己的官员，做出自己的决议，制定自己的法律。起初，贵族主导的体制与平民体制并行不悖，偶有交叉。

在以后两百年的岁月里，虽然平民与贵族之间斗争的激烈程度时强时弱，但几乎从未停息。斗争给罗马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结构带来不少深刻的变化，如通过了一系列对平民有利的法案，对平民开放包括执政官在内的一些官职（随着疆域扩大和国家职能增加，设置的官职与官员数量不断增加），确立平民会议通过的决定对全体公民都具有法律效力（但做出决定之前需得到元老院的认可），富有平民变成新贵，平民上层通过担任执政官进入元老院等。

公元前287年，平民的最后一次脱离运动带来了一项重大政制变化：平民会议通过决定之前，不再需要得到贵族元老院成员的事先批准。这等于剥夺了贵族对平民的最后一项政治控制工具。这些变化使得原来的平民体制逐渐成为正式体制的一部分，但平民体制依然保留着抗衡氏族贵族的特色。随着世袭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被逐步打破，到公元前3世纪初，“平民”取得了与“人民”大致平等的法律地位，两者在词义上的差别因此也渐渐消失。

共和中期 （前279—前148）。对外，这是罗马共和国作战最频繁的时期，通过发动皮洛士战争、三次布匿战争、四次马其顿战争，罗马变成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内部，作为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结果，原氏族贵族逐渐衰落，平民新贵（nobiles）势力逐渐壮大，两者合流，形成新的统治阶级。在共和中期，初期形成的各种制度已大致定型、相对稳定，没有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只是因应领土的扩大，对已有政治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

第一项变化是公元前241年，在原有29个乡村部落的基础上，增加两个新的部落，再加上城区四个部落，使部落总数达到35个。更重要的是，此后，部落的数量不再增加。领土扩张导致公民数量大增，但所有新的公民都编入原有35个部落，不过无产者与获得自由的奴隶只能在4个城区部落登记。这使得部落不再是按空间地域划分，变成了也许跨越好几个地域的行政单位。

第二项更大的变化是公元前241年对百人队大会进行的改革。作为该大会的组成单位，百人队原来主要按财产多寡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百人队的成员也许来自不同部落。改革把百人队与35个部落挂起钩来，每个百人队内的所有成员都来自同一个部落，各个部落的百人队数目则相等。

这两项变化与第三个变化也许相关，这就是部落大会（Comitia Tributa）逐渐取代了百人队大会，变为罗马政制中的主要机构，在立法、司法与选举官员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第四项主要变化也与罗马不断扩大的版图有关，即建立行省并任命其首长。在共和中期，罗马先后在地中海区域建立了9个行省，包括西西里（前241）、撒丁（前238）、山南高卢（前222）、伊利里亚（前219）、远西班牙（前197）、近西班牙（前197）、阿非利加（前146）、马其顿（前146）、亚细亚（前133）。

共和晚期 （前147—前27）。在此期间，虽然罗马继续对外扩张，但由于已确立在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地位，战事舒缓，不再需要大量士兵。过往的侵略与掠夺给罗马带来了巨额财富和大量奴隶，也导致罗马社会严重分化，各种内外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不断激化。内忧外患加剧了罗马上层精英内部的矛盾，改革与反改革势力争相出招角力，并动员裹挟下层平民卷入其中，这使得罗马政制在这个时期急剧变动，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最终，近20年的内战导致共和制的彻底崩溃。

关于共和早期的史料严重不足，很多史料来自几个世纪以后的学者的回顾性描述（如李维、狄奥尼修斯），很难排除把共和晚期的情况投射到共和早期的嫌疑。有关共和晚期的史料则相当丰富，其中不少是当时的记载，如波利比乌斯、西塞罗留下的文字，以及作为铭文流传下来的罗马法律。一般认为，共和晚期的主要制度特征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二、三世纪，而大部分对罗马政制的研究也试图排除那些发生在共和晚期的变动，聚焦罗马共和国在其鼎盛期（中期）制度运作的全貌。 因此，本章讨论的主要是共和中期的情形。 Nuc8aGa9iT9bskg3opzCvVkrTgDyFz6iOfWn7AHdonZgAP+yyl5kch/Q4DsBji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