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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狂潮渐渐平息之后，我们欣慰地发现，全世界对精神分析研究的兴趣并未减退。但是，并不是这一学说的各个部分都受到了平等的待遇。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甚至连与我们观点相悖的人也开始关注和研究潜意识、压抑作用、导致病理的冲突、病态的影响、病症形成的机制等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分析学中的纯粹心理学的课题和研究现象。与之相反的是，本书中所含的关于这一理论涉及与生物学相交叉的部分，却一再引起争议，致使一部分一度热心研究精神分析的人也放弃了它，转而寻求从其他的途径来定义性因素在正常和病态的精神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精神分析的这一部分相较于其他部分就是不切实际、无凭无据的。通过我的积累和不断对研究内容的检验，我更加确信，这部分的理论和其他理论一样，是基于我小心翼翼和客观公允的观察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们具有可靠坚实的事实基础。
人们之所以对我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不同部分区别对待，或偏重这一点，或看轻那一点；或接受一部分，或反对另一部分，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要认识和追溯人类性生活的源头，研究者必须有专业的技术，同时需要高度的耐心去分析病人童年早期的生活，这与医学实践的迅速显效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另外，只有那些拥有精神分析理论基础的医生，才具备相关的知识，从而能够不受自身喜恶和偏见的影响，作出专业的判断。假使人们早就知道并且有意识地直接观察儿童期，那我也就根本不必再去写这些文章了。
我想，造成精神分析学一开始就遭到那么多强烈反对的主要原因，还是本书中强调的“性欲是人类取得一切成功的源泉”的观点，并尝试将性的概念拓展。这让一部分学者开始批评精神分析学的“泛性论”，甚至彻头彻尾地反驳它以性来解释一切问题。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早就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人可以在情感作用下混淆是非，甚至选择性遗忘。
早在很久以前，哲学家叔本华就在他的著作中明确指出，人类活动总是要受到性冲动的影响。我相信，这在当时振聋发聩的论断至今也不至于销声匿迹、毫无说服力吧。
另外，关于性概念内涵、外延的扩展，这是在分析儿童和性倒错现象时所不可避免的。那些自视清高、对精神分析指手画脚的人，都应该回想一下精神分析所拓展的性学观念，与先哲柏拉图所说的“爱欲”是何其相似。
弗洛伊德
维也纳，19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