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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起来，催眠术与许多事物有着相同的发展历程，早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就对它有所了解，或者说有了对它认识的萌芽。下面我们就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人们对催眠术的认识历程。
自远古以来，人类就着迷于（有时是恐惧）心灵的力量。古往今来，发掘人类意识秘密并发挥其潜能的探索者层出不穷。古代，埃及、希腊、罗马以及其他一些文明古国所采取的技术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催眠术极为相似，但这都处在萌芽阶段。
到了中世纪，一些伟大的医师仅仅通过触摸就可以达到治疗效果。之后，随着理性时代的来临，先驱科学家们试图理解并解释意识的奥秘。安东·梅斯默和詹姆士·布莱德，甚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置身于先驱者的队伍之中，使催眠最终成为最具疗效的工具之一，为催眠的广泛应用做出巨大贡献。
翻过漫长的历史书卷，进入现代，催眠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不难发现，催眠已经真正成为一门有理有用的应用科学。现在，在很多国家有名望的大学、医院里，都设有催眠研究室，并积极地把催眠应用于医学、教学、产业等领域，进行可行性研究。
乍一看，催眠给人以神秘、魔术般的印象，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认真研究一下催眠就会知道，催眠不是像魔术、占卜那样虚幻的东西，也不仅仅是催眠、被催眠这一简单的过程，实际上，它有着非常严密、完整的理论，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大有作为的科学。
催眠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是什么新鲜产物。
据心理治疗学家查考，尽管走上科学化道路是在西欧，催眠术的最初发源地却是埃及、印度和中国。当时埃及人似乎使用了一种医疗方法：当病人“入睡”时，或者至少是闭上双眼时，牧师讲话并把手放在病人身上，借助语言来治疗病人，使其得到快速康复。这一技术在3000多年前就已得到应用。古代中国和印度也被认为使用过这种医疗方法。
在古代的东方，这种“类催眠”现象是举不胜举的。像中国古代的江湖术士所惯用的让人神游阴间地府等，事实上都是借助于催眠术的力量，使人产生种种幻觉或进入自由书写状态。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在周穆王时期，就有西极幻术师来中原，能投身于水火、贯穿金石、移动城邑、变万物的形态、解他人的忧虑。这些传说中自然有不实之处，但仍可窥见催眠术的迹象。
希腊人有一种被称为睡眠神庙的建筑，病急求医的患者躺在这里睡一觉，在睡觉时，疾病的治疗方法就会在梦境中出现。最受欢迎的神庙是供奉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庙。阿斯克勒庇俄斯是约公元前1200年的一位医师，他杰出的医术使他受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尊崇，人们称他为“医神”。
古罗马的僧侣每当从事祭祀活动的时候，就先在神的面前进行自我催眠，呈现出有别于常态的催眠状态下的种种表现，然后为教徒们祛病消灾。由于僧侣们的状态异乎寻常，教徒们疑为神灵附体，故而产生极大的暗示力量。古罗马的一些寺庙还为虔诚的教徒们实施祈祷性的集体催眠，让他们凝视自己的肚脐，不久就会双眼闭合，呈恍惚状态，这时可以看到“神灵”，还可听到神的旨意，等等。不过，较早有意识地将催眠与暗示运用于疾病治疗的，当推古希腊和古埃及的医生们。他们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比较广泛地以此作为治疗疾病的手段了。譬如，古希腊的著名医生阿斯克列比亚德就曾亲自从事过这一方面的实践。
整个罗马史上，这些睡眠神庙一直存在，并被认为是再平常不过的求医途径。当时的人们相信神会入梦并传授治疗方法，随时随地直接治愈病人，或者病人可以遵循医疗指示自行治疗。传说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病人不顾他人的怀疑到神庙求助，当他睡觉时，一个神出现在他眼前，熬了一些药草，涂抹在他失明的眼睛上，当他醒来时，那只眼睛便重见光明了。
当然，我们不能草率地把这些古代做法当成催眠。但是，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古代人也许已经认识到了大脑和想象力可以用于治疗疾病，催眠已经初露端倪了。
御触现象备受关注，很多人能够通过碰触患者治愈疾病，其中就包括希腊的伊庇鲁斯王皮拉斯。他因与罗马交战赢得的两次胜利而闻名，皮拉斯还有另一样了不起的本领：他可以用大脚趾碰触病人而治愈其疾病。此外至少还有两位罗马皇帝——维斯巴西安和哈德良以拥有同样的本领而著称，但他们不是用脚触碰。
催眠的应用早在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就已经开始，古代
距离我们的时代更近的英国忏悔王爱德华和其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菲利普一世都拥有碰触治疗的本领。这种碰触治疗其实指的是如今所说的暗示力量，即病人对自己会被治愈深信不疑，而这种信念会反过来帮助身体自行疗伤。对皇室、神职人员和其他显要人物可以碰触治疗的信仰贯穿中世纪始末并一直延续至近代。英国立宪君主查理二世在统治期间曾上千次使用“御触”。
瓦伦丁·格瑞特里克是众所周知的“抚摩师”，因具有用双手治愈疾病的惊人本领而著名。17世纪，这位出生在爱尔兰的士兵、政府官员因其超凡的能力而声名远播，他可以治愈包括淋巴结核和疣类等疾病。有趣的是，在他的治疗过程中，一些病人仿佛进入了深深的恍惚状态而感觉不到疼痛。与之相吻合的是，现代催眠中，一些患者在恍惚中也会丧失痛觉，感觉不到疼痛。格瑞特里克在当时受到了一些科学家和国王查理二世的关注。他的主要治疗手法就是隔着病人的衣服进行抚摩，有时候也使用药剂。格瑞特里克有可能无意识地“催眠”了病人，使其收到了会被治愈的心理暗示。
中世纪时，学术界和伟大的思想家们一直在思索心灵的力量，尤其是想象力和意志力是如何影响治疗过程的。14世纪的作家彼得·阿巴诺认为单凭语言就可以治愈病人。之后，乔治·匹克托里斯·凡·维灵根声称，如果治疗者和病人都发挥想象力的话，符咒或咒语会收到更好的医疗效果。这一理论听起来跟我们现在的安慰剂效不无相似之处，即尽管病人没有服用任何药物（有时服下一颗糖丸），疾病最终还是被治愈。这是因为病人认为自己吞下了一颗真的药丸，使心灵意念作用到身体上，从而达到治愈效果。
这种想象力疗法的另一位拥护者是生于瑞士的医师、科学家和炼金学家帕拉赛索斯。他是倡导化学物质和矿物治疗的医学先驱者之一。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了心灵的力量，将想象力称为治疗“工具”。帕拉赛索斯认为：“围绕病人的精神氛围大大影响到病情。当然并非诅咒或者福佑发生了作用，而是病人的思想、想象力带来了疗效。”但是，想象力并不能主宰一切。
帕拉赛索斯提出一种理论——磁铁能够以吸引铁的方式吸引疾病。这一理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被众多科学家进一步发展完善，其理念是人体中有一种有磁性的液体，这种液体一旦出现缺陷（发生损伤）就会引起疾病，而磁铁可以治愈疾病。
将这个观点发扬光大的人当属18世纪的天文学家和牧师麦克斯米伦·海尔神父。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后来成为当时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皇家天文台台长。他也对帕拉赛索斯的磁铁治疗观很着迷。同时，人们在18世纪中叶发现磁铁可以人工合成，这也促进了他对磁铁疗法兴趣的高涨。海尔发现，他可以通过在病人周围以各种方式摆放磁铁来治愈或缓解很多疾病，其中包括他自己所患的风湿病。尽管海尔似乎在治疗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若不是另一位维也纳医师于1774年前来拜访的话，他也无法在催眠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位拜访者就是弗兰茨·安东·梅斯默。至此，现代催眠学就要拉开序幕了。
伽斯纳神父曾在18世纪70年代因为高超的医疗本领而名噪一时。他相信自己可以通过驱散患者体内的邪恶精灵而达到治愈目的。他具有表演天赋，在广受欢迎的“表演”中，他身着长斗篷，手拿巨大的十字架，嘴里念叨着拉丁咒语。他告诉病人当他驱魔时，他们会倒在地上死去，一旦恶鬼被驱走，他们就会起死回生，疾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伽斯纳神父的医术是催眠术的先兆：先使患者进入恍惚状态，然后运用暗示的力量使他们确信自己的疾病或者问题已经解决了。弗兰茨·安东·梅斯默认为神父不知不觉间使用了动物磁流，伽斯纳神父却相信自己是借助了上帝的力量驱除了恶鬼。
Mesmerizing（实施催眠、迷惑的）和mesmeric（催眠的、迷人的）这两个单词，它们都得名于弗兰茨·安东·梅斯默。梅斯默于1734年出生于靠近今天德国和瑞士交界处的康士坦茨湖畔。梅斯默性格古怪，被当时的很多人认为是骗子。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的有些理论确实奇怪，但是他仍然被尊为催眠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梅斯默似乎从未理解过心灵的真正力量，如果他仍然在世的话，也肯定会将当今有关心灵力量的观点拒之门外，但是他的荣誉、人格魅力乃至其所用方法的显著疗效，都极大地鼓励着后世的先驱者们前仆后继、孜孜不倦地探索催眠的真正原理。
梅斯默的父亲是一位猎场看守人，年轻的梅斯默先后攻读了神学和法律，之后逐渐对成就他一生事业功名的领域——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于1765年毕业于享有声望的维也纳医学院。这位年轻的医生对行星和潮汐等自然现象很是着迷，这使他潜心钻研了外界自然力对人体的影响。他在大学论文中写道（之前也有其他科学家写过了）：世间存在着某种无所不在的引力流体。以该流体为媒介，行星等大型天体可以对包括人体在内的其他物体施加影响。尽管这对我们来说比较怪异，但在当时却并非标新立异或特别罕见。梅斯默由此迈出了探索之路的第一步，这也就是后来世人所知的“动物磁流学说”。
起初，梅斯默在维也纳是一名普通的从业医师，他与一个富有的寡妇玛莉亚·安娜·冯·宝施成婚，生活宽裕。这时他结识了年轻早熟的作曲家莫扎特，便和妻子步入了上流社会。1774年的一场风波永远改变了梅斯默的生活。他的一个病人弗朗西斯卡·奥斯特琳身患神经紧张病，对常规治疗毫无反应。好奇心大作的梅斯默决定试用一个同时代医师——麦克斯米伦·海尔神父的非正统治疗方法。他让奥斯特琳喝下含有铁的液体，然后把磁铁附着在她的身体上。几个疗程后，病人重获健康。
这对于梅斯默来说是个转折点，他深信自己发现了磁性的力量。不久，他开始将自己关于普遍流体的理论与这一新发现结合起来。他断言宇宙间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的磁流，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联系在一起，这样，“动物磁流学说”就诞生了。梅斯默坚信，疾病是由于人体内的磁流不畅、出现阻塞而引起的。他尝试使用磁铁来对病人体内的磁流施加影响，疏通阻塞，治愈疾病。
梅斯默相信自己使用磁铁和铁棒的疗法可用物理原理进行解释。他认为世间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的磁流，人体内也存在着类似的流动磁力。梅斯默相信自己通过操纵这一磁流可以治愈包括神经紧张在内的多种疾患。他还认为对疗程施加影响的是自己强有力的动物磁性，他只是把这一磁性传导给病人。他的目标是在治疗者和患者之间建立一种“磁极”。梅斯默的病人几乎都是女性，而治疗的一部分就是抚摩病人——他的动机遭到怀疑。
梅斯默坚信他的治疗原理是纯生理的，与心理无关；他认为是磁流产生了疗效。在治疗过程中，他完全忽视了病人的心灵或想象——现代催眠学说的基石之一。
梅斯默的新型治疗手段使他一夜成名。名门望族（尤其是妇女）成群结队地来拜访他，他开始当众进行治疗表演。除此之外，他还免费为穷人们提供医疗服务，帮助妇女战胜分娩的痛苦。梅斯默的声誉达到巅峰。然而，他仍不被科学界信服，人们仍然对他的医术持怀疑态度。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迫使梅斯默背井离乡。来自维也纳的玛丽亚·特丽莎·帕拉迪斯是一名歌手兼钢琴师，18岁的玛丽亚备受皇后的宠爱。她从小双目失明，在众多知名医师试图为她恢复视力都以失败告终后，梅斯默于1777年开始为她治疗。治疗工具是稀奇古怪的东西——金属和玻璃棒、盛满了水和铁屑填充物的浴室，很显然这是想要将磁流集中。这种治疗似乎有些成效，据梅斯默所说，玛丽亚的视力确实有所恢复。这让那些之前为玛丽亚医治却未见效果的医生大发嫉妒，他们互相勾结，怂恿玛丽亚的父母将女儿带离梅斯默的看护。结果，玛丽亚再次陷入完全失明的状态，梅斯默的声誉也一落千丈。沮丧而愤怒的梅斯默被迫离开维也纳，到了巴黎。
有一段时间，梅斯默认为巴黎是孕育他特殊理论的肥沃土地，据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他的研究很感兴趣，然而他古怪奇异的理论再次让他惹祸上身。主流科学家坚持认为梅斯默是个骗子，而看起来花里胡哨的梅斯默催眠术也全都是骗局。为解决争议，国王路易十六于1784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动物磁流学说，最后得出了动物磁流根本子虚乌有的结论。这一诋毁性结论给了梅斯默重重一击。
再次遭到科学界的唾弃之后，这位时运不济的医生离开巴黎，踏上了旅行之路。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理论，仍然治疗病人，但再也无法向科学界证明自己的价值。梅斯默的后半生生活舒适却默默无闻，于1815年在家乡附近的小村庄逝世。
为何梅斯默这样一个行为怪异的医生在催眠史上如此受推崇呢？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在于，他能够利用对恍惚中的病人进行暗示的力量。他在治疗中使用的玻璃棒、磁铁和铁屑本身都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但是它们可以帮助病人全神贯注地接受暗示，相信自己会痊愈。这才是梅斯默的治疗手段产生疗效的真正原因。对梅斯默的医疗方法感兴趣的医师们渐渐认识到，成功的关键并非磁性或动物磁流，而是心灵意念的力量。因此，尽管梅斯默自己搞错了理论根据，但他在这一领域的先驱工作为后世开启了大门。他的成就激励着后世去探索心灵以及催眠的真正力量。
梅斯默去世后，动物磁流学说依然没有销声匿迹。一些狂热者摆脱了怀疑的眼光，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使这一主题得以延续。最为重要的先驱者之一当属法国贵族地主普赛格侯爵阿尔曼德。普赛格侯爵曾经短期学习过梅斯默的疗法，并在他的工人身上进行了试验。使他大为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可以使一个叫作维克多·瑞斯的年轻牧羊人进入类似睡眠的状态，同时自己又可以同他交谈。侯爵显然是发现了催眠性恍惚。他肯定没有意料到会有此发现，因为作为梅斯默的忠实信徒，他相信患者会经历一次危象和数次痉挛。侯爵称这种恍惚状态为梦游——现代催眠学说中称之为“磁性睡眠”。然而，梅斯默的这位学生很快开始怀疑这种现象的基础原理是基于磁流的存在的理论，于是，他重点强调了两项重要的心理素质——意念和信仰，认为同时拥有这两种素质的治疗者就会获得成功。这一观点使他远离了梅斯默等人使用的浴室、玻璃棒和类似道具，也使他摆脱了梅斯默引起的危象和痉挛。侯爵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当病人处于恍惚状态时，他与其对话，并对其疾病进行暗示。这是催眠疗法的起源。
继普赛格的发现之后，其他磁力说的实践者也纷纷发现自己可以诱导病人进入恍惚状态，而且还发现了现代催眠中的其他状态，譬如肢体僵硬症（在恍惚状态中部分肢体暂时性无法动弹）和健忘症。普赛格直到今天还不为人熟知，但他是催眠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无名英雄。
磁力学说渐渐传播开来，但认为这是一个以磁流从治疗者到患者传导为基础的生理过程的人愈来愈少。意念和心灵的运用愈来愈受到重视，葡萄牙神父荷西·法里亚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法里亚爱出风头，但他提出了催眠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观点。首先，神父让病人凝视一个固定不动的物体——通常是他的手，这种催眠诱导方法在以后得以广泛应用。其次，法里亚强调了类睡眠状态（恍惚）的重要性在于心灵对暗示的接受能力强。这也是现代催眠学说的一个关键特点。
然而，法国科学界——当时世界的科学中心之一——对磁力学说漠然视之、不为所动，催眠术的演变史暂时转向他处。
催眠史上更为著名大师是詹姆士·伊斯岱。伊斯岱于19世纪40年代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家医院工作。当时外科手术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找不到有效的麻醉法。对此，伊斯岱采取的解决方案是利用当时仍被广泛称为梅斯默术的催眠方法对患者实施麻醉。伊斯岱从欧洲听说了这一非正统的医术而且认为并无风险，大可一试，结果引人注目。伊斯岱和其他医师使用催眠术在这家医院里进行了3000多例手术，术后死亡率从以前的50%降至5%。最令人称道的一次是，对一个男病人的瘤切除手术，病人后来完全恢复并声称在瘤切除时没有感到任何疼痛。然而，伊斯岱的巨大成功并没有为催眠术在医学上的使用带来突破，他的方法遭到很多欧洲同行的怀疑。19世纪40年代，醚和氯仿先后被发现，利用二者制造的麻醉剂开始盛行，催眠术被束之高阁。
在英国，梅斯默术的医学使用同样激起了疑云重重。约翰·伊利欧森在催眠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当他开始对这一主题产生兴趣之时，他已经是医学界德高望重的领头人物了。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人士公开拥护磁流学说，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英国医学界的激烈辩论。一个名叫拜伦·杜波德的法国人在19世纪30年代将奇妙的梅斯默术介绍给了伊利欧森。鉴于自己亲眼所见，身为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资深医师的伊利欧森，开始将这一技术用于手术麻醉。他的具体操作是将一枚磁化金属（比如镍币）在患者身上移动，这叫作磁力移动或梅斯默移动。伊利欧森在正统医术著作中报告了他使用梅斯默术所获得的巨大成果，同时他相信这是纯粹的生理过程，与心理无关。在一个病例中，他声称一位患乳腺癌的妇女在几个疗程后完全康复。然而，医学机构对此再次置若罔闻，原因并非催眠术没有疗效，而是没有人可以进行有理有据的解释。
在欧洲，催眠术被广泛应用于外科手术，发展十分繁荣。之所
尽管医学机构对梅斯默术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社会上很多人对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进行的一些梅斯默术表演深深着迷。在英国，1851年被称为“梅斯默狂热年”。借助于铺天盖地的书籍、宣传册、报纸、杂志报道以及游行表演者，人们对催眠的兴趣空前高涨。
弗兰茨·安东·梅斯默固然是催眠史上最为瞩目的名字，但“催眠之父”的桂冠当属苏格兰医师詹姆士·布莱德。布莱德具备了梅斯默所不具备的一切。他头脑冷静、实事求是，进行系统化的科学研究，不为表演技巧或夸大的语言所动摇。他的一个不朽成就是发明了“催眠术”的固定说法，该名得自希腊睡眠之神海普诺思。不过他后来认识到使用这个意思为“睡眠”的字眼并不是最恰如其分的选择。同样重要的是，布莱德非常清楚催眠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他反对来自梅斯默的磁流和磁性学说，认清了催眠的心理本质。
1841年，布莱德对催眠产生兴趣之时正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工作。他观看了卖弄张扬的法国梅斯默术师查尔斯·得·拉封丹纳的表演，起初是半信半疑。然而，在后来与拉封丹纳及其同事的一次私人会面中，这个法国术师使其追随者陷入了深深的恍惚中，这使布莱德深信其中确实存在着值得研究的科学现象。布莱德急于弄懂他的亲眼所见，对梅斯默术进行了两年试验后，他出版了以此为主题的书——《催眠学》。他在这本出版于1843年的书中首次使用了术语“催眠术”。
布莱德是第一位真正的现代催眠学家。他没有将这种现象与超自然联系起来，他不相信内在原因是磁流或动物磁性。他不像任何梅斯默术师一样进行抚摸，而是让患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物体上——通常是他放置手术刀的盒子——从而引发恍惚。他还清楚地认识到心灵的力量可以影响到身体，而且按照恍惚的不同程度加以区分。
尽管布莱德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医师，但他的催眠观点在英语国度里并没有被立即接受。不过，他的观点在后来大大影响了一些国家催眠术的发展进程。
源于欧洲的梅斯默术于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美国盛行一时。众多欧洲梅斯默术师在19世纪30年代将梅斯默术引入美国，从而使其迅速流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法国人查尔斯·波殷·圣·索沃尔。美国的医师很快吸纳了这一思想，并发明了自己的技术和对这一现象的命名。美国最著名的先驱者是拉·罗伊·桑德兰德，他对观众讲述这一话题直至将其中很多人催眠。另一位梅斯默术的实施者是菲尼艾斯·奎姆贝，他发现可以通过把自己实施催眠并将“精神能量”移到患者体内达到治愈目的。
19世纪中期，美英两国对催眠一度高涨的兴趣日益消退，这时法国一马当先，充当了领路人。这源于两个偶发事件。第一个是在1860年，苏格兰催眠学先驱詹姆士·布莱德的一篇研究论文在巴黎的一次科学聚会上宣读。当时在场的有一位名叫安勃罗斯·奥古斯·赖波的医生。赖波亲手试验了布莱德论文中描述的催眠方法并发现了其有效性。事实上，这位乡村医生发现自己甚至不必像布莱德推荐的那样让患者凝视某个物体，只要赖波相信并暗示恍惚或者一种睡眠状态，他就可以成功地将患者导入恍惚状态并借助于暗示的力量治愈疾患。这种催眠方式与现代催眠手段极为相近。然而赖波却默默无闻，毫无声望。为了将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众，赖波出版了一本书，然而这本书在数年之中仅卖出5本，赖波对催眠学做出的巨大贡献似乎要永不为人所知了。
这时，第二件事情发生了。南希大学的一位知名医学教授得知了赖波的观点并被深深吸引，这位教授就是希波列特·伯明翰。他将一个“无可救药”的病人“推荐”给赖波，初衷是想证实赖波是个骗子。结果恰恰相反，他对赖波能够治愈病人坐骨神经痛的医术大为赞叹，盛情邀请赖波到大学里与他一起工作。两人一起成为催眠学“南希学派”的创始人。他们相信催眠更加倾向于心理反应，而非生理，暗示的力量至关重要。两人还坚信在医生与患者之间建立亲和关系的重要性，这与很多现代催眠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由于伯明翰德高望重，人们对催眠学的信任度也与日俱增。
影响更大的是当时的医学泰斗马丁·夏柯特对催眠学的接纳。身处巴黎的夏柯特专攻神经病学，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和内科医师。这位极具人格魅力的法国人被称为“神经病学的拿破仑”，他被催眠深深吸引，并在患者身上加以应用。他的这一举动使催眠最终成为一个严肃的研究课题。不过，夏柯特的催眠观点与南希学派以及大多数现代观点南辕北辙。夏柯特认为催眠是歇斯底里症（癔症）的一种形式，在有些情况下催眠疗法甚至会带来危险。两大阵营——伯明翰、赖波带领的南希学派和夏柯特带领的巴黎学派——就催眠的真正本质苦苦相争。尽管夏柯特才华出众、声望颇高，最终却是南希学派占了上风。催眠作为一个争论的问题和研究的课题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然而，他们无法预见的是，夏柯特的一个弟子不久就要扭转乾坤，将催眠再次推回到科学疑云中去。
南希学派和巴黎学派僵持不下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在恍惚状态中能否被游说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伯明翰认为被实施催眠的对象会顺其自然地成为一个机器人，完全依从催眠师的指挥。巴黎学派则坚持认为人们在催眠状态中不会丧失本性，只是会沉迷于演戏之中。
其实，从现代对催眠术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的催眠学家认为，人们在催眠中是无法被迫违背自己的本质信仰和道德观说话或做事的。只有你想要达到无意识行为的一种变化时，才能达到这种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达到那种变化或者做出那种行为，那么反映你真实想法的潜意识就不会要求你去做。的确，在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有一个坚守不移的任务，那就是保护自己。每个人的内在都有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自我保护机制，从而使人们不会因外界的引导和刺激而做出潜意识里并不认同的事情。
众所周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心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不为人熟知的是，这位心理学分析的始祖在事业早期曾经是催眠学的倡导者。
弗洛伊德早在19世纪80年代在巴黎学医时便开始接触催眠，而当时将催眠介绍给他的正是他的导师——法国权威精神病学家让-马丁·夏柯特。事实上，弗洛伊德很早便对这个课题产生了兴趣。当时他在维也纳学医，碰巧观看了备受赞誉的丹麦舞台催眠术师卡尔·汉森的表演。他在催眠秀中的亲眼所见使他坚信了催眠现象的真实性。
师从夏柯特数年后，弗洛伊德成为催眠学的公开拥护者，并在自己的治疗中加以运用。他对病人使用直接暗示，他还与同样身为科学家的朋友约瑟夫·布洛伊尔合作，对病人实施催眠疗法。二人最为著名的病例是对安娜·欧的治疗。安娜患有当时被列为癔症的一系列症状。布洛伊尔发现，当她被催眠后，她可以将这些症状追根溯源到现实生活中，并由此得以治愈。
弗洛伊德对大脑的隐秘部分——潜意识及其对人体的影响几近痴迷，催眠学理论帮助他进一步探索这一课题。然而，19世纪90年代中期，他抛弃了催眠学，代之以自由联想方法。
为何他摒弃了催眠学而选择了其他领域呢？原因肯定不是他怀疑催眠的有效性，因为弗洛伊德多次成功运用这一技术，必然清楚其有效性。不过，他发现催眠中使用的暗示效果不能持久，同时他还担心患者会通过将自身的强烈情感移到治疗者身上（这一过程叫作移情）而对后者产生过度的依赖感。
一些批评者提出，弗洛伊德并不十分擅长催眠术，因此才想出自己擅长的一项新技术——自由联想。也许，更大的可能性是弗洛伊德对当时实施催眠术的专断方式不甚满意：患者以一种极其直接的方式被告知自己将要进入睡眠状态，而今天更受欢迎的方法是间接的所谓容许性的手段。
无论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最终结果是，弗洛伊德的抉择使催眠学在19世纪来临之际丧失了成为大脑科学前沿学科的机会。
20世纪初期，科学界对催眠学的兴趣与日递减，部分原因是弗洛伊德与其他一些科学家在心理分析领域引领了新方向。催眠术不再被当成理解大脑技能的工具，也不再被用来治疗患者。这样，催眠术在历史上又一次被杂耍艺人和表演术师们用来哗众取宠，而科学再次将其拒之门外。直到今天，舞台催眠师仍然坚称是他们的前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持了催眠学的生命。
不过，仍然有一些医学专家一如既往地支持催眠事业的发展，法国人皮埃尔·简列特就是其中之一。简列特认识到他所称的“潜意识”是与意识并存的永久性状态。他认为，大脑在催眠中被分离，即分裂为意识和潜意识。而在深度恍惚中，潜意识实施有效控制。简列特认为一个人遇到的问题可以被强迫进入他的潜意识中，出现癔症症状。这个观点以及简列特的潜意识理论都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很相似。与其同时代人不同的是，简列特依然相信催眠的作用。1919年，他虽不得不伤感地接受催眠被忽略的现实，却预言道：催眠终有一天会再次成为严肃科学的研究领域。
另一位对催眠兴趣不减的专家是美国心理学家波里斯·萨迪斯。他在1898年出版了一本对心理学意义重大的著作《暗示心理学》。在英国，约翰·米尔恩·卜兰威尔于1903年出版了著作《催眠术：历史、实践与理论》。这本书使学术界对于催眠术的兴趣得以延续。
当时，催眠学的最主要人物是美国学者克拉克·赫尔，他是当时最受尊崇的心理学家。赫尔于1918年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学位，并在接下来的15年中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催眠术，尤其是暗示感受性。他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他于1933年出版了著作《催眠与暗示感受性》，这本书直至今天仍然是该领域的重要文献。赫尔的首要成就之一是鼓励各大学和研究所进行催眠学研究。在此之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由个体治疗催眠师在接受催眠的患者身上进行的，因此缺乏科学严密性和精确度，而科学机构对催眠仍持怀疑态度。1930年，身在耶鲁的赫尔被禁止在学生身上进行催眠实验，因为学校当权者害怕这会带来危险。
在1923年的一次讲座上，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位年轻的心理学学生对克拉克·赫尔的催眠术展示大为着迷，他将受催眠者拉到一旁，自己进行了亲身实验。这名学生就是米尔顿·艾瑞克森。由此开始，他踏上研究催眠的征程，最终成为美国催眠学界的泰斗。他既是研究者又是从业者，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对数千人实施了催眠。艾瑞克森出身贫寒，在世的大部分时间疾病缠身，但他却出类拔萃，极具人格魅力，一直把催眠术用作治疗工具。他最为重要的观点之一是无意识的心灵是自我治愈的无比强大的工具。他相信，我们每个人体内都蕴藏着自我帮助、自我修复的能力。
艾瑞克森在个人成长道路上跨越了无数障碍，最终成为美国最负盛名的催眠学家。他出生于内华达州的一个贫苦家庭，17岁时身患小儿麻痹症，行动大大受限，医生诊断说他将永远失去行走能力，但他凭借顽强的抗争证实了医生论断的错误性。在以后的生命中，艾瑞克森受到病魔的一次又一次攻击，经历了小儿麻痹症的数次病变，除此之外，艾瑞克森还是色盲和音盲。但他从未退缩，与疾病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他说，由于年轻时患病导致行动受限，他对肢体行动以及人们如何进行语言和非语言交流非常敏感，这使他能更好地观察和理解病人的反应。他所遇到的麻烦不仅是生理方面。在事业早期，当时不相信催眠术的医学权威威胁他，要没收他的行医执照。
艾瑞克森对催眠术做出的最大贡献是研发了诱导恍惚和对无意识大脑进行暗示的有效技巧。在他之前的恍惚诱导方法十分单一、教条，接受催眠的患者只是被告知自己感到困倦、将要进入恍惚状态。艾瑞克森没有完全摒除这一方法，但主张根据患者个体的个性和需要对治疗师的手法加以调整。他研发了被称为间接催眠或“容许性”催眠的技巧，通过运用语言使患者融入双向过程中去。他们会有效地将自己导入恍惚状态。其中一个著名手法是“混乱”技术，即通过在混杂的句子中使用毫无意义的词语，使有意识的头脑发生涣散，继而使患者进入恍惚状态。艾瑞克森还在催眠中使用隐喻和讲故事的手法，对他来说，语言的想象性使用非常重要。他总是在治疗手法上极为创新，并且相信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被催眠。艾瑞克森写下了大量催眠著作，但成为他永久性遗产的仍然是这一实用而创新的催眠疗法。当今的许多从业人员都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启发。
美国催眠治疗师大卫·艾尔曼是一位舞台催眠师的儿子，研究出了迅速有效的恍惚引导技巧。他着重于绕过大脑的判断技能而导入恍惚。与艾瑞克森一样，他的催眠技巧和手段也被当今催眠师广为采用。
20世纪初期，科学界对催眠学的兴趣与日递减，部分原因是
20世纪后半期，催眠的医疗运用——催眠疗法——越来越普遍。与此同时，关于催眠性质的两种互相冲突的理论也在发展之中。
论战的一方认为人们在催眠中的意识状态发生变化。另一方则是学院派（也称自由主义思想流派），他们坚称催眠状态根本不存在，催眠中发生的一切都可以通过现存的心理现象得以解释。学院派中有部分美国学术界人士，西奥多·色诺芬·巴伯尔就是其一，他认为接受催眠的患者在催眠中的所作所为源于“任务动机”，即患者高度合作的意愿。他还认为患者在催眠状态下的行为来自于自身的想象。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一些理论学家，比如已故的欧内斯特·希尔加德，他是斯坦福大学的资深心理学教授，20世纪后半期催眠科学研究的先驱者。希尔加德认为，被催眠的人们会做出一些自身特有的行为。他规避了“状态”这个词，而是代之以“催眠范畴”。这场关于催眠性质的论战一直延至今日。
20世纪催眠学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柯盖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乔治·埃斯塔布鲁克，他与艾瑞克森正好相反，提倡传统的直接催眠诱导法。他的典型做法就是对患者说诸如“你马上要睡着了……我叫你时你才会醒……”的话。他还相信，在福利事业和间谍领域利用催眠具有潜在可能性。
在1943年出版的著作《催眠术》中，埃斯塔布鲁克指出被实施催眠的敌人队伍会危害到美国国防。两年后，他协助撰写了一部名为《心灵之死》的小说，小说中，德国人催眠了美国军人，使其自相残杀。
21世纪来临时，催眠术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它最初起源于弗兰茨·安东·梅斯默的动物磁流学说，前景并不被看好，而如今催眠学已正式成为一个合法的科学研究领域，还是一种宝贵的治疗工具。每天世界各地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使用催眠来戒掉坏习惯、缓解疼痛或进行其他治疗；运动员、政治家、媒体明星和商界精英纷纷借助催眠来赢得更大成功。然而，仍然有很多人对其半信半疑。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社会上各种媒体对催眠的报道和描绘；还有部分原因应归咎于一些催眠术的不当使用者，他们将催眠术用于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些人不愿将催眠看成一个严肃课题的另一原因是，科学家们还不能充分解释其作用机制。就连学术界都对催眠的性质甚至其真实性争论不休，那么大众感到迷惑也就大可以原谅了。
值得庆幸是，催眠正在稳步赢得医学界的认可和接纳。早在1958年，美国医学学会就宣布它是安全的，没有任何副作用。此前3年，英国医学学会也做过类似声明，证实催眠是一个有效的医疗工具，可用于治疗精神神经病、缓解病痛。同时，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众多医院也纷纷开始使用催眠缓解病人的疼痛，并借此帮助病人适应其他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