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

◎东北的灾情很重

◎现在山区农民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白面

◎吃商品粮的人知多少

◎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个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

◎粮贩子连青苗也抢着买

◎北京、天津的面粉不够供应

◎有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和生猪买粮食

严峻的粮食问题，出现在1953年。

本来，中国人口众多是好事。人多，热情高，干劲大。但人多嘴也多，喂饱肚子的绝对量也大得惊人。所以，新中国成立时，曾有人预言，中共领导不了经济。国外更有人对中国粮食上的困难幸灾乐祸，断言新中国政府无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物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稳定粮食价格的斗争。1950年3月，平抑了第四次物价波动的同时，也结束了自抗日战争以来持续十几年的粮食市场剧烈动荡，把人民群众从解放前粮价一日数涨的痛苦中解救出来。此后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粮食、棉花这两种最主要的农产品生产一年好于一年，出现了连年增长的喜人局面。到1952年，粮食产量达到3278亿斤，是1949年的144.8%（1949年产量为2264亿斤），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1936年增长18.2%（1936年产量为2774亿斤）。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全国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26亿元，增长到1952年的484亿元，三年增长幅度为48.5%，平均每年递增14.2%，是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取得的第一个阶段性的伟大成就。

但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产生了。谁能料到，1952年粮食大丰收，紧接着的是1953年粮食不够用。

粮食紧张，原因多多。

首先是东北的灾情很重。东北1953年因水灾减产，计划产量440亿斤，实际产量最多只有370亿斤。计划收购100亿斤，只能收购76亿斤。东北上调中央的粮食数应是42亿斤，现只能上调26亿斤，减少了16亿斤。中央掌握的粮食是96亿斤，减少16亿斤，就占1/6，数目可观。

二是土改后粮食产量虽有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农民生活改善，增产的粮食中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4斤。同三年前相比，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粮食74斤。全国农村人口5亿多，加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370亿斤。仅新增加消费的就有这么多。1953年11月7日，薄一波在华北作了几十天调查之后，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薄一波的调查与粮食部的分析是一致的。

三是农民生活水平相对提高，还导致一个变化：他们有的为了防备灾荒，把余粮贮存起来（有的地方农民有存粮如存金的心理）或者囤积惜售，待价而沽。因此，国家需要的商品粮不仅没有随着生产量的增长而相应地提高，相反却在下降。公粮和商品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28.2%，1952～1953年度下降为25.7%。

四是粮食需求量急剧增加，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1953年城镇人口达到7800多万，比1949年增加2000多万，比1952年也增加了660多万，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13.3%。城镇人口的增加，除自然增长的以外，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在农村时吃粮自给，进城后则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而同时，随着经济建设和发展工业的需要，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和其他缺粮农民增加到1个亿，也都需要国家供应粮食。1953年返销农村的粮食多达317亿斤。这使得国家承担的社会粮食供销量越来越大，在前三年曾有所缓和的粮食产需矛盾骤然又尖锐起来。

粮食形势已经如此紧张，粮贩子和投机商还趁机兴风作浪，抢购粮食，火上浇油。

当时的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农民除缴纳农业税（即公粮）外，粮食可以自由上市。经营粮食的，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外，还有私营粮商。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粮食年度是指在流通领域中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7月1日起到下年6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4月1日起到下年3月底止）内，全国上市粮348亿斤，国家和供销合作社收购69.9%，私商收购30.1%，接近于1/3。粮食形势一吃紧，私商同国家争夺粮源的斗争立时趋于尖锐。在江苏省苏南地区，投机商利用变相提价、拦路收购等方式争购新稻，1952年10月至11月间，个别粮点私商收购比例高达90%以上。江西省吉安市，1952年12月18日至22日的5天内，上市的稻谷全部被私商收去。江苏徐州专区是江苏省黄豆主要产区，黄豆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50%以上。徐州专区各县1952年黄豆收割时，大江南北粮商蜂拥而至。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以合理的价格挂牌收购，不法私商勾结当地粮商和粮贩子，深入农村抢购。无锡的私商王雨农在邳县、新沂等县的集镇上安排了十多家“代理店”，收买了20多个小驴贩子，先后抢购黄豆和杂粮30多万斤（其中黄豆有20多万斤）。有个叫陈生的则用抬高价格的办法，一次就抢购黄豆6万多斤。在交通不便的农村，他们就杀价收购，使农民吃亏很大。不法私商甚至还在农村大肆买青苗和禾花谷。1953年青黄不接时，湖北省潜江县腰河乡被私商买去青苗谷13万多斤。石首县有一私商，令其女儿先后拜了八个农民为干爹，以这种方式抢购大批青苗。浙江省温州专署粮食局在温州蒲江乡36个村调查，有74%的农民卖了青苗或禾花谷。粮食投机商预购青苗的价格，一般比牌价低20%～30%，有的则低了40%以上。

各地私商抢购粮食还有一套与国营粮食部门作斗争的策略：从集中转向分散，从公开转向隐蔽，从城市转向农村。私商买走粮食，虽然也可以满足市场需要，但抬高了粮价。当时私商活动频繁的地区，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20%～30%。那时，人民收入偏低，很难承受这样的价格。大批粮贩子活动于小城镇与乡村之间，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个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如果波动两三个月，粮贩子就可以增加几百万。这种情况又助长了农民不肯卖粮的惜售情绪。

由于以上原因，国家粮食收购计划不能完成，销售计划大大突破。1952年下半年，全国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河南省洛阳、许昌等地群众纷纷出售棉花、生猪，抢购小麦。12月，抢购之风，由局部地区蔓延到河南全省。到1953年上半年，各地抢购之风继续发展。河南省南阳市各地粮食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竟发生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的事情。抢购之风，造成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这年春天，江苏省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河南、江西、安徽、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的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10%～20%。粮食市价高于牌价，使国家在产粮区也收购不上粮食。如江西省赣州地区稻谷牌价每百斤5.05元，而私商抬高到5.50～5.80元。国家粮食收购比重由原来占上市量的70%，下降到只占2.9%。湖南、湖北两省的粮食产区，国家收购的粮食所占的上市量亦由60%～70%下降为10%～30%。 到夏季，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在受灾地区和小城镇，已发生混乱现象，有的地区有数千人乃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店排成长龙争购粮食。国家粮食部门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1953年10月，全国粮食销售量比1952年同期增加了31.3%，而收购量却不能完成任务，1953年9月份只完成计划的80.1%，西北地区只完成月计划的46%。过去规定全国供应京、津23亿斤粮食，其中面粉16亿斤，结果实际掌握的只有10亿斤。从7月1日到10月初的三个月已卖出5亿多斤，其中9月份销售面粉154万余袋，而同年1月份只销售93万袋，从10月份到1954年6月的七个月只剩4亿多斤。由于面粉销售量上升过快，生产和库存极为紧张，供销矛盾十分尖锐，一些不法商贩又趁北京城市面粉价格低于郊区价格之机，向京郊附近各县倒卖面粉牟取暴利，每天市内外流面粉达3000～4000袋。京、津面粉供应严重不足，“出现了令人担心的情况”。 5YMq37WetBFPQjZxiszDGVhOtMPG4weOdqsZWaQiCDsooOzfbnMXXFJMieOZNu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