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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被邀请参加国际会议
◎“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
◎这是一个正规戏，又是第一次唱
◎中南海西花厅，午夜以后
◎对苏联的工作访问
◎专机暂停乌兰巴托
◎莫斯科的“圆桌会议”
◎阵容整齐、人才济济的中国代表团
◎模拟的记者招待会
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就毅然出兵抗美援朝。像很多历史事件一样，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利弊兼有，得失同在。战争影响了中国恢复经济的进程，也给中国在物质和人员上造成了重大损失，志愿军战士牺牲和负伤36万多人，消耗各种物资560万吨；开支战费人民币62亿元，几乎等于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但是中国人民敢于同世界头号强国较量，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正如彭德怀所说的：“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主持正义，勇于承担国际主义义务的精神，最终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令全世界刮目相看，国外史学家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冒险付出的代价确实很高。但由于安全得到保障和中国国际威望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超过了代价。”
比抗美援朝略早一些的援越抗法斗争同样如此。
1945年8月，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越南人民举行了总起义，于9月2日宣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任国家主席。当时的法国政府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在英国的支持和美国的同意下，派兵在越南登陆，发动殖民战争，随即又进兵老挝、柬埔寨，使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形成了互相联系、内部又有区别的反法大战场，这就是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50年初，应胡志明的要求，中国政府在自己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援越抗法，决定尽力为越南提供抗法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包括越南部队所需要的轻重武器、弹药、运输车辆，乃至服装、粮食、医药等。选派军事干部组成顾问团，协助越军组织指挥作战，允许其主力部队开入中国境内换装，并帮助其训练。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是唯一给予越南无偿援助的国家。
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使得中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具有的发言权，成为新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个契机。朝鲜停战以后，亚洲紧张局势开始缓和，相关的遗留问题需要协商谈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关系格局处于变化调整之中，而朝鲜和越南问题就是两个敏感而又关键的问题。这就是日内瓦会议的由来和中国能够应邀参加这个重要会议的大背景。
1953年9月28日，苏联政府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议召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局势的措施。1954年1月25日，中断将近八年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又在柏林举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再次提出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建议。尽管美国反对中国参加，但英、法都倾向于召开这一会议，特别是希望在这一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也不得不改变态度。四国外长会议最后决定，于1954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程参加会议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派代表分别参加涉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会议委托苏联政府把这个建议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作出积极的反应。2月27日，他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时说：“柏林会议有一点收获，就是要举行日内瓦会议，从远东的具体问题来解决一些国际迫切的问题，尤其是远东和平问题，这就是一个成就。这将推进国际和平，首先是朝鲜和越南的和平。”
3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答复苏联政府，接受邀请，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会议，也是一次极其复杂的多边外交斗争。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并立即进行精心的准备。
在所有的准备工作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莫过于对会议所面临的形势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准确的估计，据此制定出明确的方针。
二三月间，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初步意见》），使中国代表团出席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关于朝鲜问题，《初步意见》提出：“我方应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的口号”，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在会上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这些建议“显然都不可能为对方所接受。争到最后，我们应在承认维持南北朝鲜现状，分期撤退外国军队和恢复南北朝鲜交通贸易等问题上谋求解决办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初步意见》提出：“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即使不能达成任何协议，也要使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谈判不致完全中断，形成边谈边打局面，以增加法国内部的困难和法美间的矛盾，而有利于印度支那人民解放斗争局势的开展”，“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具体问题上，就地停战不如划定南北停战线如十六度之类”。
新中国成立五年来，国际社会听到新中国的声音并不是很多，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也是一次打开中国外交局面的极好时机。因此，《初步意见》还提出：“等到会议中，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我们除朝鲜和越南问题外，还必须准备其他有关中国、远东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
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份《初步意见》成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纲领。
在方针政策的准备上，主要是弄清楚英、法、美的目的何在，有哪些有可能解决或应该争取解决的问题，要采取何种策略；如何加强会议期间的外交活动，怎样配合会议的进程进行国际宣传，应该拟定什么样的方针和计划；另外，还需要和苏联、朝鲜、越南等国协商，力求取得一致的看法，以便协调步骤。
这些准备工作，全都由周恩来直接负责。周恩来事无巨细，小到文献资料，厨师的配备，全都一一过问。他经常让外交秘书陈浩把有关人员找到中南海西花厅去，一谈就谈到午夜以后。
为了提高有关人员对这次会议的认识，周恩来向周围工作人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也有过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这次是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登上国际舞台了，又是一个大国，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要本着学习的精神去做。
3月下旬，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北京就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交换了意见。
当时，中国和英、法、美都没有外交关系，中国是受苏联邀请参加会议的，中苏又是同盟关系，中国同苏联必须磋商，以协调双方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对会议的进展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和估计。
4月1日，周恩来率少数人员离京赴莫斯科进行工作访问。专机起飞后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师哲对这件事有一个生动的回忆：
这次出国，原计划在伊尔库茨克稍事停留后直飞莫斯科。但因飞机发生了故障，不得不在乌兰巴托作一次计划外的降落。我随总理走进机场休息室。
一会儿，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打电话到机场询问：何人的飞机，为什么飞来飞去，不打招呼？
机场领导向他汇报了情况，然后要我去接电话。我告诉泽登巴尔：是周总理的飞机。本来没有计划在这里降落，因发生故障而不得不作计划外的降落。
泽登巴尔说：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照理，降落时，应向我们打个招呼，这样也便于我们迎接和招待。
我回答说，泽登巴尔同志，我们是老熟人了，大家都不必客气，一切礼节也可以免去。你们什么时候愿意到北京来都可以，我们都欢迎。关于今天咱们的谈话，我立即向周总理汇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我向他转达。
泽登巴尔说：我们今天不能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同志了，因为事前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准备，现在来不及了。好吧，请向他问好！
我把上述情况向总理汇报以后，他沉思了一下，说：我们应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一次正式访问。7月9日，周总理再次在乌兰巴托作短暂降落时，泽登巴尔亲到机场迎接。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正式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4月2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下榻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八号公寓。中苏双方即开始进行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中方是周恩来和驻苏大使张闻天。会谈是围着圆桌进行的，赫鲁晓夫称这次会谈为“圆桌会议”。
双方首先相互交换有关情况并提出一些新问题。然后，赫鲁晓夫谈对会议的设想和看法。他说：这是一次带政治意义的会议，但对它不要抱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然而，我们是从另一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我们利用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我们的方针政策，对有关事态作出声明、解释和澄清，就是一种政治收获。
莫洛托夫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他认为，在国际斗争和外交场合中，很难预料出现什么问题，尤其不可设想一切都会按照我们预定的方针或计划进行。因此，任何一个问题、一件事，都不要认为它会按照我们的想法和愿望去发展，尽管我们对一些问题事先有自己的看法、设想、要求、愿望。因此，我们事先只应有一个大致的设想或意欲达到的目标。自然，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毫不含糊的明确立场、态度和原则，但同时必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预见性、机动性。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恰到好处，达到预期的目的。总之，需要边走边看，随机应变，找到对策，灵活运用。
周恩来在讲话中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校正口径，协同动作。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就是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虽与中国有切身关系，但却并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别要小心谨慎，严肃对待。这就是说，问题涉及的是主权国家，中国的作用再大，也不能越俎代庖，包办代替。这一点很重要，说明新中国一走入国际舞台，就清醒地摆正自己的位置，没有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周恩来还指出，我们对苏联同西方国家关于这次会议磋商的前前后后和整个经过还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作个介绍。对这些要求，苏方都给以肯定的答复。
周恩来还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思，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是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仔细品味周恩来的话，与苏方是有差别的。周恩来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力争使某些问题得到解决，而不仅仅满足于能够出席一次国际会议。双方还约定，中国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听取苏方向我代表团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以及在斗争中须注意的各项事宜。
在苏联期间，于4月上旬周恩来参加了有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四国领导人出席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磋商参加此次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进一步明确要尽力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
4月12日，周恩来回到北京。
4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名单：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秘书长王炳南，顾问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熊向晖、章文晋、浦寿昌、陈浩等，加上工作人员，有180多人，是仅次于苏联的大代表团。
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在外交部集中后，周恩来作动员讲话。他说：这好比是梅兰芳的大戏，各个角色都要齐全，要成龙配套。周恩来此言不虚。中国代表团阵容整齐、人才济济，包括了各方面人士和专家。这样做一方面表示重视这场斗争，另一方面是要练兵，借机锻炼队伍，因此，凡是与此有关的干部都参加了。李克农主要负责代表团的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王炳南出席会议主席召开的各代表团的秘书长会议，研究决定会议议程、会务等具体事宜。宦乡、乔冠华、陈家康组成政治组，负责起草文件，特别是周恩来的发言稿。起草发言稿是难度较大的工作，既要符合中央的精神，又要针对会议变化的情况，还要及时，不能拖沓。师哲是俄文翻译，负责把周恩来的发言、提议等译成俄文，同苏联代表团交换，再将他们的文件译成中文。宦乡、蒲寿昌、杨承芳组成英文翻译小组，杨负责笔译，蒲负责口译，随周恩来参加会议。外贸部长雷任民率领一大批外贸工作人员随代表团出国，是利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机会，开展我国同西欧和世界各国进行贸易的探索。吴冷西、吴文焘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负责人，他们负责新闻报道，同国内新闻机构联系。新闻发言人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和黄华，马列是周恩来的秘书，俄文很好，担任代表团的联络员，负责同莫洛托夫的秘书联系，安排、接洽中苏两国代表团之间的会晤。后期会议谈到法越双方停火问题时，应越方的邀请，中苏越三方军事顾问组成军事参谋会议，代表团团长中方是雷英夫，苏方是费登科中将，越方是谢光宝，马列是中方代表之一，负责同苏方的将领联系。
为了通过这次会议打开中国外交局面，使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代表团还专门找了两个有特长的厨师，以备在会议期间请客交朋友。
代表团动身前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夜以继日地工作，光是资料就铺了一地。为了对付记者招待会上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代表团专门在内部召开模拟的记者招待会，进行实战“演习”。集中懂英语的新华社记者，扮演外国各通讯社记者，尽其所能地提出各种问题，挑衅性的，侮辱诽谤性的，威胁恫吓的，“据理”质问的，刁钻古怪、尖酸刻薄、五花八门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新闻发言人面对这些“外国记者”，从容镇定，一一予以回答、解释或反驳。据担任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回忆说：“那种群策群力、热气腾腾的场面，实在令人感动。”
这种“演习”连续搞了三次。这种锻炼使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表现非常出色。
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工作十分重视，作了五条原则规定：
（一）来者不拒，区别对待。
（二）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
（三）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
（四）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
（五）接待中，要有问有答，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4月20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离开北京，次日下午飞抵莫斯科。在那里停留了两天，利用这个机会，请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介绍国际会议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回答代表团提出的问题。葛罗米柯的介绍对中国代表团非常宝贵，特别是他说到对手很狡猾，会利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现代技术已发展到使用各种窃听、窃照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无论驻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等装置，因此，行动要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随时注意。
4月24日，中国代表团飞离莫斯科，前往日内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