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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谈粮食，户户要统销
◎定产、定购、定销
◎“人不叫，猪不叫，牲口不叫”
◎农民称“三定”为“四定”
◎1955年11月1日起全国普遍使用粮票
◎供粮标准的九个等级
◎牲畜也有“粮票”
1953～1954粮食年度的农村统购统销采取的办法，是由上级颁发控制数字和由群众实行民主评议，这在当时是可行的。问题是核定农民的粮食余缺，缺乏具体办法，存在盲目性，导致苦乐不均，有的农民卖粮过了头，而有些落后农民，则故意少报或不报余粮。粮食供应上也有多供或少供现象。这属于新政策出台后需要完善的方面。到了1954～1955粮食年度，吸取了教训，采取了先计算粮食产量，根据产量确定农民留够多少粮，然后再算出农户还有多少余粮，结合民主评议，核定农户售粮数字。这种办法解决了上个粮食年度中存在的问题。
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核定农户售粮任务是在粮食收获后进行的，从播种到收获这段时间内，余粮户对自己该向国家交多少粮食，缺粮户对自己能向国家买到多少粮食，心中无数。加上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灾，为救灾，国家在非灾区多购了70亿斤粮食。全国统算，计划征购868亿斤，实际征购891亿斤，多购23亿斤。造成农民和国家关系紧张，以至于1954年底、1955年初，许多地方“人人谈粮食，户户要统销”。部分农村中，不缺粮的农民也和缺粮的农民一道，纷纷要求国家供应粮食，使国家粮食供应不正常增长。据河南省调查，在各类地区的41万多户中，不该供应而供应或该少供应而多供应了的占总户数的19.3%，占总供应量的23.2%。
有的地方甚至发生骚乱，如广东省中山县，发生了历时十余天，蔓延十几个乡的骚乱，被抢去粮食一万余斤，并死伤数人。
这些现象的产生，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更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因为这关系到粮食统购统销能否坚持下去。为此，陈云决定亲自到农村进行调查。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就在自己的家乡约定两位农民为长期联系人，不定期地直接向他反映农村问题。1955年1月，陈云来到江苏省青浦小蒸乡。他约见了自己的联系户陆象波和曹兴达，看了米店、粮仓，找了各界群众包括农民、店员、商人、小学教员、居民、干部座谈，征求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通过座谈，陈云发现农民有意见，主要是上一年统购时购了“过头粮”，挖了口粮，农民不够吃了。农民对于统购统销，虽然有一些意见，但经过说服教育，还是能够接受的。这里面，既有统购统销本身不够完善的因素，也有农民还不习惯统购统销的问题。农民自古都是个体小生产者，他们千百年来的习惯是交完租、纳完税以后，余粮都是自由处理的。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余粮卖给国家，农民那种对土地、对粮食依赖的心理一时还难以消除，总想买回去，买更多一点。一旦粮食出现紧张，他们就会争相排队抢购，从而造成农村虚虚实实地闹粮荒。因此，完善统购统销政策，关键在于明确统购的数量，让农民心里踏实下来。
有了第一手材料，陈云回到北京，向中央提出农村统购统销实行“三定”的政策和办法，即定产、定购、定销。自1955年起，粮食交售任务按正常年景的产量评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国家向余粮户统购粮食，一般只占其余粮数量的80%～90%，按单一比例规定定购率，不累进。缺粮户粮食供应量，每年核定一次。这一办法得到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提出：粮食定产要低于实产，要使农民多留一点，多吃一点，多喂一点，多自由一点，做到“人不叫，猪不叫，牲口不叫”。
1955年3月3日，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粮食“三定”，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各地在春耕开始前，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并将国家对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公布，使每一农户都知道自己是余粮户还是缺粮户，使每一余粮户知道该卖给国家多少粮食，使缺粮的农户知道自己能够向国家购买多少粮食，做到家家心中有数。同时决定，下一个粮食年度的征购任务，由929.7亿斤减为900亿斤（后来又核减两次，最后定为830亿斤），以缓和紧张关系。4月28日，为配合“三定”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专门发出指示，要求整顿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并在全国派出几十万干部到农村，对要求供应粮食的农户，从实际情况出发，评议审核，该供则供，不该供的不供。
“三定”的提出，得到农民普遍的拥护和欢迎。浙江省萧山县小桥村农民闻听此讯，全村立即欢腾起来，奔走相告，又说又笑，都称：“真摸透了我们庄稼人的心思！”当天晚上，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和单干的农民分别开座谈会，讨论粮食“三定”政策，会场气氛热烈，中农汪福康说：“实行‘三定’办法好，我准备在今年增加两亩小株密植，在田里施十船泥肥，争取多打粮食。”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说：“有了这个办法，今年我们社里就能更顺利地改种连作稻了。”会后，这个社在三天内就组织三十多个社员到萧山街上打扫垃圾三船，合一万多斤，增加了春耕生产的肥料。
实践证明，粮食“三定”对于稳定农民情绪，促进农业生产作用很大。这样，国务院于8月25日正式发出《关于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把粮食“三定”以法令的形式颁布执行。
各地都开展深入的宣传，认真调查摸底，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了解和掌握每一个农户的土质、历年和当年的产量，每一农户具体算账，然后民主评议，定案落实。由于工作细致，切合实际，因而进展顺利。许多地方农民称“三定”为“四定”，不仅粮食的产、购、销定了，心也定了。北京郊区一个农民兴之所至，书写了一副楹联：“毛主席号召‘三定’，人人高兴；共产党规定‘四留’
，个个不愁。”横批是“努力生产”。这反映了亿万农民对粮食“三定”政策的拥护。
统购统销的另一头是城镇的粮食供应。
城镇的粮食计划供应大部分于1953年12月底以前付诸实施。供应办法是先粗后细，开始仅凭户口册发给购粮证，实行凭证买粮。在凭证买粮时，由居民自订用粮计划，报送有关机关审批。但这个办法一则工作量大，所谓审批，往往流于形式。二则无供应标准可循，一般都以居民自订计划为准，不少居民超出需要多买粮食，有的还将粮食流入农村，有的地方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形成“嘴巴进城，粮食倒流”现象。据北京、天津、上海三城市的统计，从1954年9月到1955年4月的8个月中，人口增加5%，而粮食销量每月平均增加12.64%，除人口自然增长部分和必须增加的建设用粮以外，很大一部分是不应销售的而销售了。对流动人口的供应，放任自流现象更明显。比如，各地船民，凭船民证、户口簿、选民证、乡村证明等都可以买粮。有的船民就凭这些证件，重复购买，套购粮食。这说明，供应工作漏洞较多，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955年4月28日，发出《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在全国各城镇对粮食供应进行整顿，将原来凭证买粮，改为“按户核实”供应。粮食不正常销量开始降下来了。据对238个城市的统计，6月份粮食销量比5月份减少8%，以后两个月继续有所减少。这个办法堵住了一些漏洞，但仍有待完善。
为了更有效地贯彻粮食计划供应，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公布施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制定了居民口粮分等定量、工商行业按户定量、牲畜饲料用粮分类供应的制度。
居民口粮的定量供应，就是对所有的市镇居民，以户为单位，发给购粮凭证，凭证分为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俗称“粮食本”）、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每个人的粮食定量是根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等情况，按以大米为主食和以杂粮、面粉为主食的两类不同地区各九个等级分开。
第一等为特殊重体力劳动者，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平均每人每月50市斤，以杂粮、面粉为主食的地区平均每人每月55市斤；
第二等为重体力劳动者，平均标准分别为：40市斤和44市斤；
第三等为轻体力劳动者，平均标准分别为：32市斤和35市斤；
第四等为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平均标准分别为：28市斤和31市斤；
第五等为大中学生，平均标准分别为：32市斤和35市斤；
第六等为一般居民和十周岁以上儿童，平均标准分别为：25市斤和27.5市斤；
第七等为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周岁的儿童，平均标准分别为：20市斤和22市斤；
第八等为三周岁以上不满六周岁的儿童，平均标准分别为：13市斤和14市斤；
第九等为不满三周岁的儿童，平均标准分别为：7市斤和8市斤。
这个等级供应标准是国家根据人体需要的营养标准和两年来城市粮食供应实际，并参照一批典型调查材料所反映的不同年龄、不同劳动情况的城市居民粮食的实际消费水平，经慎重研究后拟定的。各等定量的标准基本符合正常消费需要。
工商行业的用粮，比如酿酒业、熟食业、糕点业、副食品业等，也都采取计划用粮，核发供应证的办法。其中熟食业出售的米饭、面食以及加工业出售的挂面、切面、米粉、年糕等，都凭粮票购买。糕点、馄饨、汤圆等一开始明确规定“均不凭粮票食用或购买”，到后来，也都用粮票购买了。只是用量标准稍低一些，比如买一斤糕点收六两粮票。
对出门在外乘火车、轮船的旅客，规定“在车船中用餐，可不凭粮票购买”。这一点基本上坚持始终。
对外国驻华使、领馆，外国代表团人员，外国来宾、专家、顾问、教授及其家属，进港外轮人员等的粮食供应，按实际需要量，凭外事机关或主管机关证件供应粮食。对一般外国侨民，由外事机关出具证明，同本国居民一样，按人定量供应。
牲畜饲料用粮，也实行定量供应。其标准是：
马、骡——每日每头原粮4市斤至7市斤；
驴、骆驼——每日每头原粮2市斤至4市斤；
奶牛——每日每头原粮4市斤至6市斤；
猪——在不超过附近农村饲料标准范围内酌量规定。
供给饲料包括麦麸、细糠及豆饼等。
牲畜或动物（指供科学研究试验或供展览、表演、配种用的）外出或外运时，由饲养户凭饲料供应证按量领取地方料票，凭票于沿途大车店、骡马店或国家粮店购买饲料。这就是说，牲畜也有“粮票”，名叫“料票”，即饲料粮票。
至此，国家对市镇粮食供应工作，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和切合当时实际的机制。
现在回过头去看，很多事情不是谁事先设计好的，不过是一步一步走到那个田地。票证的出现，也是这样。过去人们出门在外，除了记住带钱之外，千万不要忘记带粮票，否则就无法生存，粮票几乎成为过去时代的象征。其实，粮票并非共和国与生俱来，它只是在1955年才出现，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