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其内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囊括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并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加在一起共有294卷，其中数隋唐五代的部分所占比重最大。

《资治通鉴》全书约300万字，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文化、人物评价等多个方面。其所取材料除了正史以外，还有不少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周密而完备。和司马光一同编写该书的刘攽、刘恕、范祖禹都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中刘攽负责战国、两汉部分；刘恕负责三国、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负责隋、唐、五代部分。他们对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辨析、选择，然后再交由司马光取舍要点、编辑定度、制成初稿。这样，在保证全书内容的丰富性和准确性的同时，又让彼此独立的材料系统化。

《资治通鉴》所引之书多达数百种，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但因为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它又并非一部单纯叙述历史事件的书，而是有很强的政治功用。这还要从《资治通鉴》诞生的背景说起。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中唐以后开始的战乱局面，再一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然而，北宋的君主、大臣都十分清楚：于内，国家政治积弊甚多；于外，边疆地区又极不稳定。对此，司马光、范祖禹等大臣心急如焚，他们试图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方式，以求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1066年司马光献给宋英宗一本书——《通志》，即《资治通鉴》的前身。该书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195年的历史，讲述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七国的兴亡。司马光希望宋英宗能够从这本书中得到治世启发。

宋英宗对《通志》非常满意，遂命司马光写作《历代君臣事迹》。为此，他特地下诏设置书局，拨出专款，要司马光自选助手，专事编写，并允许司马光阅览皇家图书。司马光大为感动，用了19年的时间，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将该书编写完成。不过，宋神宗并没有沿用当年英宗所定的书名，而是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为该书定名“资治通鉴”。

由于这个缘故，《资治通鉴》的选材非常讲究，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即使不抱任何目的地阅读它，人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自己的历史观，以善为法，以恶为戒。而其在叙事之后，还有议论，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议论了解司马光所在时代的价值观。这些议论共186篇，司马光所作的占102篇，为“臣光曰”。历史学家陈垣认为，司马光“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

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在文学史上，《资治通鉴》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学双璧”。宋元之交的史学家胡三省称它：“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评价它：“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一部伟大的史书不只可以帮助人们知悉过去，它就像一条深沉舒缓的大河，人们可以临河照影，也可以以身涉河，于其中攫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许还会得到自己想都未曾想过的宝藏。而纵览它的奔流之貌，人们还能借它来推求未来。

当然，读完3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既需要坚强的毅力，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因此本书精选了其中具代表性的篇章，让人们能够以精达全、深入浅出地体悟整部《资治通鉴》的精神。在精选的同时，本书完好地保留了《资治通鉴》的通史体例，就确保了整部作品灵魂的完整性。

此外，阅读古代经典，语言文字是一大难关，古人的行文方式和今人有很大区别，再加上《资治通鉴》的语言虽然简繁得宜，飞扬生动，却并不通俗浅显，很多人对其望而却步。因此，本书在原文后面搭配了注释、译文，帮助读者理解，并对全书进行了精编精校，保证了原文、注释、译文的严谨性、准确性。

阅读既是获取知识、充盈思想、陶冶身心的过程，也是一种美妙的精神享受的过程。本书将原文、注释、译文、插图有机地结合起来，层次清晰，赏心悦目，将阅读古代经典由一件枯燥耗神的事变成一种愉悦身心的美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