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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厦门的名字还是在四五十年前。首先是来自历史课，讲郑成功收复台湾，就是以厦门为基地，从厦门出发的。其次是钢琴，从报上看到著名的钢琴家殷承宗出生在厦门鼓浪屿，又从《旅行家》杂志上看到对这座音乐之岛的介绍。1961年陈嘉庚逝世时，从各种报道得知他与厦门的关系，以及他创建的集美学校。尽管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才有机会亲历厦门，可以说是向往已久。此后到过厦门多次，事先知道的地方都一一参观。我的游踪颇广，国内名山大川、城市乡镇到过不少，对多数地方的印象往往还不如看介绍。但厦门属少数例外，身临其境后觉得比别人介绍的还好，每次都觉不虚此行。
因此，当我收到五大册《厦门市志》时，就急于要翻翻，还有哪些我没有到过的地方，哪些我不了解的情况。不过，当葛向勇兄要我对《厦门市志》做评论时，我却迟迟不敢动笔。对这样一部大批专家学者、专业和业余的方志工作者花费20年时间精心编纂的巨著，在没有认真看完这600多万字之前，我是没有资格对全书做出评论的。但对这样一部高质量的新编地方志，以及这样一批敬业尽责的地方志工作者，引为同好、同道的我自然不应无动于衷。即使无法对《厦门市志》做总体性的评价，也要写下几点读后随感。
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在时，我曾有幸多次随他参加全国性的地方史志会议或学术活动。1981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太原召开成立大会，先师应邀做了学术报告，事后整理成《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一文，发表在多种刊物，在地方史志学界有广泛影响。在比较地方史与地方志的差异时，先师指出地方志“是以记叙现状为主的，当然也需要追溯一下过去”。地方志“至少是对自然和社会两者并重的，应将当地的地形、气候、水文、地质、土壤、植被、动物、矿产等各个方面都科学地记载下来。同时对社会现象的记载也与地方史不同：史以大事为主要线索，记录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志则分门别类，面面俱到；史的体裁接近于纪事本末体，志则用书志体，对农、林、牧、副、渔、工、矿、交通、人口、民族、风俗、制度、职官、文化、教育、人物、古迹等，一一予以叙述”。
先师的意见，在当时并非没有争议，但方志学界逐渐统一认识，实际上全国已经完成的新修地方志基本上都采用了这样的原则，即新修地方志应以现状为志，追溯过去，其内容应该包括该政区所辖空间范围内自然、人文、社会各方面的状况，是当地的一部百科全书。
《厦门市志》从结构看，完全符合这样的原则。在《总述》和《大事记》外，49卷正文覆盖自然、人文、社会的全部领域，厦门市辖境内的包罗无遗。以《自然环境》为例，虽然仅占一卷，但7章涵盖了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野生动植物、自然灾害，如地貌一章下设陆地、海域两节，海域节中有海域划分、海岸与滩涂、海岛与岩礁、海底地貌与沉积。此外还附有人物、附录及编纂始末。在体裁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分别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不同形式，以最简洁明了的方式记载最大限度的信息。
《厦门市志》这样的结构和形式，既满足了存史、资治内容多多益善的要求，也便于读者按图索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获得某一具体领域的详尽资料。对于想要一般性地了解和时间有限的读者来说，完全可以用不多的时间读一下《总述》，或者在《大事记》中获得线索。
以往的文人往往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或者只考虑文采和欣赏价值，一味强调地方志要简，被他们树为样板的《朝邑县志》《武功县志》等，有的甚至只是一篇长文章。其实，这样的志书即使能成为文学名篇，也不会是一种合格的地方志，因为它们连地方所需要的基本内容都不具备。如果都像这些方志那样编纂，中国历史，特别是地方史的很多内容、重要原始资料就会因此而失传。
到了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我们又会为信息爆炸所困扰。互联网固然方便，只要键入关键词或词组，相关的网页就会像潮水般涌来。但如何从信息的海洋中找到有用的部分，如何总结归纳出最重要的基本内容，还得靠相关专家的编纂。如要了解20世纪及此前的厦门，《厦门市志》无疑是胜过任何网页和搜索引擎的最佳工具书。
地方志不同于总志。关于这一点，先师于1984年4月在洛阳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地方志顾名思义是记载一个地方的事情的。地方志所记载的地方可大可小，大的一个省一种志，古代的大到一个州一种志，小的不管是一个县、一个镇，也可以有县志或镇志。尽管可大可小，但总而言之是一个地方一种志。”
既然是地方志，其重点自然应该在本地，所以涉及全国性的内容而并非本地特色的，就可以适当简略，一般只要记载与本地有关的部分，只要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种制度、一次运动、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阶层，本身往往是全国性的，或者虽是地方性的，却涉及好几个政区。作为地方志就要处理好这些关系，掌握主次，该详则详，当略则略。凡与本地无关的，或属全国性、大区域性的，只要交代来龙去脉，点到即止。而对本地的内容，只要有保存和参考价值，就应不厌其详，尽量不要遗漏。
所以地方志中最宝贵的，是地方特色。在这一方面，《厦门市志》也没有让我们失望，除了在各卷中都注意体现地方特色外，还专门设立了《华侨》《厦台关系》《厦港关系》三卷，《民俗》《方言》《文化》《文物》《宗教》等卷也都有强烈的地方色彩。
厦门人移居海外，自元末明初即见于记载。至1995年，移居东南亚和欧美等43个国家和地区的厦门籍华侨、华人有45万人，居住在厦门的归侨和华侨、华人眷属达25万人。厦门的历史和社会都离不开华侨、华人，近代华侨、华人对厦门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厦门市志》设立专卷是完全必要的。这一卷的内容包括华侨移居海外的过程、分布、侨居地社团，华侨在海外创业的经商、经营种植业、创办工业与交通运输业、创办金融与房地产业，创办学校、报刊等，也包括归侨和侨眷的数量、组织等基本状况，还以突出的篇幅记载了华侨报效祖国，如参加政治斗争、经济活动、文化与社会公益活动的巨大贡献，对侨务机构、保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安置救济与组织生产、奖励与辅导回乡投资、辅导侨生升学、接待联谊活动也做了全面的概述。本卷还附有不少精确实用的表格，如1875—1949年厦门口岸出国人数情况表，1969—1995年厦门出入境的华侨、华人情况表，1950—1959年厦门和同安县华侨在国外分布情况比例表，1980—1989年厦门籍华侨、华人居住地分布情况表，1935—1940年厦门新加坡和槟榔屿华侨人数统计表，1947—1949年自厦门赴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人数统计表、若干年份自厦门赴印尼的华侨人数统计表，1950—1990年厦门市侨汇金额指数一览表，1951—1988年同安县侨汇金额指数一览表，1979—1995年难贫侨救济情况表等，这些资料和数据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与同仁在研究和撰写《中国移民史》时，对海外移民那部分常常苦于找不到可靠的资料，特别是缺乏必要的统计数字。如果各地的新方志都能编纂得像《厦门市志》那样，这一难题在很大程度上能得到破解。
又如，在《厦台关系》卷中，对厦门与台湾两地间的迁徙有较全面的叙述。两地间的迁移叙述都包括移民的迁出地点、出发地点、迁移的过程、移民定居的地域和职业分布等方面，完全符合移民史研究的要求。所附表格不仅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和内容，而且显示了厦门的地域特点。如民国15年（1926年）台湾北部大陆移民祖籍分布情况表，列出了台北市及邻近地区大陆移民祖籍地前七位的百分比。厦门移民冠籍地名和冠姓地名表罗列台湾桃园、屏东、台北、台南、台中、彰化、新竹、云林、高雄等地所存厦门路、厦门街、同安村、同安里、彭厝、苏厝、溪湖等地名。这些都是研究厦台移民史的宝贵资料。
这样一部卷帙浩繁、成于众手的巨著免不了会出现某些通病，如体例还不够一致，繁简标准不够统一，某些章节的文字稍嫌粗糙，有的分类不太恰当。虽然瑕不掩瑜，但如能精益求精，则定能更臻上乘。
由于我还来不及通读全文，只能就注意到的列举一二。
如《宗教》卷第二章《道教》后附《道教经典》，介绍了《道德经》《太上感应篇》《保生大帝真经》《太上说慈济真君救世妙经》《太上说慈济仙姑救产妙经》。这些并非厦门地区所特有，不必专门介绍。而且其他宗教各章后都没有这项内容，在体例上也不一致。
《厦台关系》卷中叙述了日本侵占台湾期间厦门在台移民与返回厦门的台湾人士的反抗斗争，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据我了解，在此期间日本侵台当局也利用厦门和厦门籍台湾人士进行侵略破坏，有的罪恶活动就在厦门进行。对此，《厦门市志》也应有所涉及，以全面复原历史，达到存史、资治的目的。
本书《凡例》第八条规定“本志综合性数据一般采用厦门市统计局提供的相关资料，行业（部门）数据采用各撰稿单位上报的资料”；第十条说明“本志资料均采自历代正史、方志和各类档案、图书、报刊。为减少篇幅，除引文和个别有争议的资料注明来源外，一般不注明出处”。这样的体例并无不妥，但在运用时还应具体掌握。如有些涉及历史内容的表格或数据，如能简要注明出处，就能具有史料价值。有些表格显然并未出于一处，已经过编纂者综合加工，如能略加说明，也便于读者理解和引用。
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