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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底，凤凰卫视邀我参加中央电视台与凤凰卫视联合摄制的《走进非洲》摄制组，担任北线队的嘉宾主持。12月3日，钟大年来北京饭店（我在京开会住地）与我具体商定。16日在北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开始做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办理各种手续，如报批、申领护照、签证、接种疫苗、买保险等。2003年1月18日专程到北京，与本队其他成员讨论准备，19日我还以主持人的身份去友谊宾馆专家楼采访一位伊拉克专家，由本队摄影师拍摄、编导制作了一段样片。其间正值我按原定计划于1月23日起在香港城市大学讲课3个月，除与香港城市大学商定将课程压缩在2月20日前上完外，不得不来往于香港、上海、北京间，尽可能兼顾非洲之行的准备工作。
2月21日晚上到达北京，22日晚上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起步礼”（出发会），23日上午开始“走进非洲”，乘飞机经阿姆斯特丹到达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此后，历经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八国，于5月29日从内罗毕乘飞机，经迪拜、香港，于30日回到上海。全部旅程98天，在非洲时间96天。其中，除由卡萨布兰卡至阿尔及利亚、从阿斯旺往返于阿布辛拜勒、从亚的斯亚贝巴至内罗毕和从内罗毕往返于拉穆岛这四段是乘飞机的外，其他旅程都是乘越野车。
这是我第一次去非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连续到8个国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如此连续地乘长途汽车旅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当那么长时间的电视节目嘉宾主持。还创造了我除长期出访外最长的出国纪录，超过了我从2000年12月18日至2001年2月参加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去南极长城站的时间（全部旅程69天，在长城站停留59天）。还有很多更具体的“第一”和“最”的纪录。
当时我正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所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校虽然破例批准我请假3个月，但明确不能影响行政、教学与科研工作，我也做了这样的承诺。尽管日常工作由副所长和办公室主任代劳，同仁们也支持配合，但不少事是别人帮不了忙的。我有8位在读的博士生，其中4位的博士学位论文当年6月要答辩，须由我审阅改定后才能送评阅。我主编并撰写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刚出校样，等着付印。我只能委托博士生周筱赟代看，但遇到重要校改，还得由我自己决定。我们所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北京的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准备在9月召开的国际会议已发了一号通知，后续的筹备工作不能停顿。我主持的与哈佛大学等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我主持的及我们所承担的科研项目也不能停顿。
我还承诺在旅途为《北京晨报》、上海《外滩画报》等报刊写报道，为后方网站提供稿件，与作家出版社约定回来后出书。
这些都离不开通信联系和信息传递，但在当时却有我们今天意想不到的困难。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只能通话，而且收费昂贵，每分钟的通话费要10—15美元。我们一个队只有领队黄海波配了手机，只有公务才能用。私事基本不能用，只是后来国内“非典”（那时我们在国外都称为“SARS”）疫情严重，才增加了问候电话的次数。所以每到一地，得赶快找网吧收发邮件，因为多数旅馆无法上网，能上的收费都很贵。非洲国家网吧的绝大多数电脑是不能显示中文的，个别情况下允许先下载中文接收软件，但这本身就得耗费不少时间，而且往往不成功，所以基本上都只能将邮件用U盘（那时叫USB插件）下载到自己的电脑上读出，发邮件时只能事先写好拷在U盘上，到时以附件方式发送。或者只能事先约定，双方都用英文写邮件。而除了领队配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外，只有我自带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发照片更麻烦，一张不到1兆的照片有时花半小时也发不了。
外出期间，国内“非典”暴发，疫情加剧。我们得不到确切消息，只能从国外新闻中分析真相。当北京已成“空城”“死城”、上海已出现死亡等消息传来，由不得我们不担忧、不思念家人。外界风声鹤唳，也给我们带来困扰。进肯尼亚前就听说一架国航飞机被机场禁止下客，原机返航。到内罗毕机场时，海关人员一定要我们测体温，甚至扬言要隔离，我们让他们仔细查验护照上的出入境记录，证明我们在2月已经离开北京，才顺利过关。
3月20日我们在突尼斯时，美军对伊拉克开战，到4月9日美军攻占巴格达时，我们刚离开利比亚进埃及。为了增加安全系数，我们特意在车上贴了醒目的标志——用阿拉伯文写上“中国”。到非洲后住的第一家酒店——卡萨布兰卡君悦酒店，在我们离开后发生炸弹爆炸。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全部行程，都在警察的严密保护之下。原来计划开车经埃塞俄比亚南部进入肯尼亚，却因水灾与安全问题而取消，改乘飞机。进入肯尼亚前一度收到恐怖活动警报，结果倒是太平无事。
离开突尼斯边境，还没有踏上利比亚的土地时，就见卡扎菲的巨幅画像。在利比亚的12天中，更是无时不感受到这位领袖无所不在的影响。我们采访拍摄了展示和学习他著作的“绿皮书中心”、他下令建造的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工运河工程、他的家乡即利比亚的“政治首都”的宏大设施。在拍摄他上学的小学时，还让我坐在他曾经使用的课桌椅上采访他当时的同学。在的黎波里的兵营深处，当我们拍摄被美国炸毁的卡扎菲的住所时，还让我们产生“领袖”会突然现身的悬念。16年后再看当时的记录，真有隔世之感。我一直把自己的行走看成目击历史、感受巨变的机会，这无疑是一个可靠的证据。
这次“走进非洲”，我有较详细的日记，旅途中还写了一些报道。这些报道大多已在报刊发表，其后结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走非洲》一书。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我曾将在利比亚这12天的日记整理出来，在《历史学家茶座》上发表。近日翻阅这些日记，发现还有不少内容没有包括在那些报道中。近年来到过这些国家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摩洛哥、突尼斯、埃及更成了旅游热点，但我们的独特经历绝大多数人不可能重复，我们到过的一些地方多数人还是无法到达的。所以我将全部旅程的日记整理出来，与大家共享。
202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