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万里路》自序

“航旅纵横”网上显示，从2011年开始至今，我乘坐国内航班的里程已经超过60万公里。如果加上此前乘的和乘坐外国航班的里程，再加上使用汽车、火车、轮船等其他交通工具，我的行程肯定已超过百万公里。古人将行万里路当作人生的目标，托现代交通工具之福，今人已可轻易做到。当然如果只计步行所及，多数人反不如古人，我自己的步行里程一定离万里远甚。

1945年我出生在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尽管这是一个以“四象、八牛、七十二墩黄狗”众多巨富著称的千年古镇，我家却是从父亲开始迁来的孤零外来户。离外婆家不远就是汽车站，自幼就远远听到汽车喇叭声，或看着汽车绝尘而去。离我家不远的“大桥”（通济桥）下是码头，每天都有几班轮船停靠或出发。到1950年初，我才第一次有机会离开出生地，就是在“大桥”下乘的船。失业在家的父亲回绍兴故乡过年，想卖掉祖屋作为谋生的资本，之所以带上我是因为我已能自己行走又不需要买车船票。记得那天一早我随父亲坐上轮船，忽然见在岸上送别的母亲与其他人向后退去，就这样我开始了平生的首次旅程。船到杭州，换乘汽车到萧山，再乘轮船到离故乡最近的马鞍镇，步行到家。返程乘船到西兴，乘渡轮过钱塘江到杭州，再乘船回南浔。但我直到1956年迁往上海，就再也没有外出的机会，连县城湖州也没有去过。

或许是5岁时的首次旅行激发了我对外界的兴趣，我对一切描述外界的文字和图画都会贪婪地阅读。偶然获得一本通过一个小学生随母亲乘火车从上海去北京的过程介绍铁路旅行常识的小册子，看了不知多少遍。以致1966年第一次乘火车经南京到北京，我竟对火车上的一切和沿途设施似曾相识。

转学到上海后，见闻渐广。特别是进了中学，可以凭学生证到上海图书馆看书，以后又找到外借的机会，可以随心所欲地找书读了。记不得在哪本书、哪篇文章中见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它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且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愿望。但与在南浔镇上一样，直到1966年11月，尽管那已是我正式当中学教师的第二年，我还是没有踏出上海一步。11月间，我所在中学的党组织已经失控，“革命小将”与“革命教师”纷纷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或投入“革命大串连”，我也挤上北行火车，在北京西苑机场见到毛主席。但那时一心“革命”，到了北大，连不远的颐和园都不想去，见了毛主席后就赶回上海继续“革命”。

1967年，学校继续停课，“造反派”夺了权后，我这个“保皇派”无所事事，住在空教室里当起了“逍遥派”，整天练英文打字（用的是英语版《毛泽东选集》或《毛主席语录》）、游泳（响应毛主席号召），晚上悄悄装裱从地摊上淘来的旧碑帖。“文革”初“破四旧”时，为避免损失，我与图书室管理员将一些容易被当作“封资修”的书籍刊物转移到储藏室。此时我从中拣了一册《旅行家》的合订本，不时翻阅，眼界大开，却只能心向往之。

当年秋，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清理阶级队伍”设立“材料组”（或称为专案组），吸收我为成员。以后“军宣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接管材料组，我被留用。我校的审查对象中有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当过记者，交游广，经历复杂，还涉及中共高干与上层统战对象。为了查清他的问题，我先后去了广州、重庆、内江、成都、西安、铜川、石家庄、保定、邢台、北京、天津等地，还去了好几个县城和劳改农场。有几位审查对象原籍苏北，还有一位原籍山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山东当过警察，我几乎跑遍了苏北各县和大半个山东。我严格遵守外调纪律，绝不趁机游山玩水，仅顺便参观过革命纪念地，如重庆的红岩村、石家庄的白求恩墓。另一方面，各地的名胜古迹、自然景观不是遭破坏就是被封闭，也无处可去。但我一般随身带着那套《旅行家》，至少预先看过与沿途和目的地有关的内容，增加了不少知识，有时还纠正了其中的错误。

1978年成为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才有了专业考察的机会，第一年在地理、考古教师指导下去南京、扬州实习，第二年去内蒙古、山西、陕西、山东考察。1982年我与周振鹤成为首批博士生，9月去新疆、青海考察，研究生院特批我们从上海乘飞机去乌鲁木齐和喀什。1981年起我担任谭先生的助手，直到他1991年最后一次去北京，除了我去美国一年外，他绝大多数外出都是由我陪同的，10年间我又到了以前未涉足的昆明、贵阳、遵义、都江堰、三峡、武汉、壶口瀑布、沈阳、抚顺、长春、长白山、南宁、中越边境、桂林、洛阳、郑州、安阳、济南、曲阜、包头等地。我自己也有了各种参加学术会议、工作会议、讲学、评审、考察参观的机会，如1986年在兰州召开的历史地理年会组织了从兰州沿河西走廊到敦煌的考察，1987年夏天我与同学专程去青海、西藏、四川考察。到21世纪初，我已到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包括与越南、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朝鲜接壤的边境。

1985年我40岁时首次走出国门，去美国哈佛大学访学，至今已到过五大洲49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机遇、个人的努力和幸运还使我获得了几次可遇不可求的旅程：

1990年8月去西班牙马德里参加国际历史学大会，我从北京往返，全程乘坐火车，历时一个月，到了莫斯科、柏林、巴黎、马德里、巴塞罗那、海德堡、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维也纳、日内瓦、洛桑、布达佩斯等地，由二连浩特出境，从满洲里入境。

1996年6—7月，由拉萨出发去阿里地区，详细深入考察了札达等处的古格遗址、土林和冈仁波齐神山。

2000年12月至2001年2月，以人文学者身份参加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去南极长城站，途经智利、阿根廷。

2003年2—5月，应中央电视台和香港凤凰卫视之邀，我担任《走进非洲》北线嘉宾主持，在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七国采访拍摄，其中从卡萨布兰卡至亚的斯亚贝巴基本都乘越野车经行。

2006年10—11月，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组织的“重走玄奘路”文化交流活动，由新疆喀什出发，乘车经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到达印度新德里和那烂陀寺遗址。

2011年7月，应邀至俄罗斯摩尔曼斯克，乘坐核动力破冰船“五十年胜利号”到达北极点。

2015年2月，专程去坦桑尼亚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到达4750米处。

这些都是我幼时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也一次次超越了我成年后和中年后的梦想。

我曾经将游踪与感受写成《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剑桥札记》（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和《走非洲》（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等书和长短不一的文章，通过数十次演讲与听众分享。“行万里路”的收获则与“读万卷书”的成果交融，支撑着我的学术研究、教学教育和社会活动，丰富我的人生，滋养我的精神，不断引发我回忆和思索。

在友人的鼓励和支持下，在这些书以外，我选编出版了《读不尽的有形历史》（岳麓书社，2009年版）和《四极日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也将这些书修订编入《葛剑雄文集·南北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但梁由之兄一再怂恿我编一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编成初稿后又建议我将读书和行路方面的文章分编为两本，于是产生了这本《行万里路》和另一本尚在选编的《读万卷书》。趁本书问世之际，写下这些文字，作为以往行路的介绍，也为了向所有鼓励、支持、帮助我行路的人表达感激，并感谢梁由之兄和出版界的友人。

2016年4月 NOtX6Zl4nV16DsnVZNQxFBOUJjvDMSlbQtfmpBsWC+cXrv8XBYOS3I8QjVeCBXM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