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

我已经喋喋不休地说了十多页了，但至此我的唯一目的还只是把我自己介绍给读者，并为这个我将要叙述的故事烘托一个背景。我并非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担当本书男主角的荣誉属于我的外甥汤姆·伍德，我已故妹妹琼的独子。我三岁时妹妹出世，我们把她叫作“小琼虫”。正是她的降生促使我们的父母把家从布鲁克林的逼仄公寓房搬到了长岛的加登城。妹妹和我始终是忠实的朋友，二十四年后（我们的父亲去世后六个月）她结婚了，是我陪伴她走过教堂的通道，把她交给了她的丈夫、《纽约时报》商业版记者克里斯托弗·伍德。他们生了两个孩子（我的外甥汤姆，外甥女奥罗拉），但十五年后他们的婚姻破裂了。又过了几年，琼再婚，又是我把她护送到圣坛之前的。她的第二任丈夫菲利浦·左恩是新泽西人，一个富裕的股票经纪人，他的“包袱”包括两个前妻和即将长大成人的女儿帕梅拉。后来，在她四十九岁这个早得令人心痛的年纪，8月中旬一个燠热的午后，她在花园里干活时突发大面积脑出血。第二天太阳重又升起之前，她去世了。作为她的哥哥，这是他从未受到过的最沉重的打击，即使几年后他自己患了癌症、临近死亡时，他也没有感到像他妹妹去世时所感到的悲痛。

妹妹的葬礼之后，我和家里失去了联络。直至2000年5月23日，我才在哈里·布赖特曼的书店里偶然遇到了近七年未见的汤姆。他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孩子，即使在他还是个小淘气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将是个出类拔萃、不同凡响、这一生会取得重大成就的人。不算琼葬礼那天，我们的最后一次交谈是在他母亲的新泽西州南橘镇家里。汤姆刚以优异成绩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即将前往密歇根大学用四年的奖学金攻读美国文学。我为他预见的一切正在变为现实。我记得那次有如温馨盛会的家宴，全家人都高举酒杯，为汤姆的成功干杯。我在我外甥这个年龄的时候，曾希望自己走一条类似他所选择的路。像他一样，我的大学专业也是英语，心怀攻读文学或许也试读一下新闻的秘密愿望，可结果这两门我都没有勇气去学。我的生活成了这个样子：当兵两年，工作，结婚，家庭责任，必须挣更多更多的钱——如果我们缺乏自我奋起的精神和劲头，我们就会陷入所有这些淤泥而不能自拔。但我从未失去对书本的兴趣。读书是我的消遣，我的安抚，我的慰藉，影响我抉择的力量：为纯粹的乐趣而读，为环绕你四周的幽静而读，你听见作者的话语在你的脑海里回响。汤姆一直与我有同样的爱好，从他五六岁时，我就决定一年送他几回书——不仅是他的生日或圣诞节，还有我偶然想到他会喜欢的时候。在他十一岁那年，我就向他推荐了爱伦·坡。因为坡是他大学毕业论文论述的作家之一，他要向我谈谈他的论文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我愿意听他讲讲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时家宴已经结束，其他人都到后院去坐着了，但汤姆和我留在了餐厅，喝着剩下的葡萄酒。

“纳特舅舅，为你的健康。”汤姆举着酒杯说。

“为你的健康，汤姆，”我答道，“也为《假想的伊甸园：美国内战前的精神生活》。”

“很抱歉地说，这个题目很玄虚。可我想不出更好的了。”

“玄虚好。这就要教授们熬夜写批语。你得了个A+，是吗？”

汤姆总是很谦虚。他把一只手在空中一挥，好似为了贬低这分数的重要性。我接着说：“你说，你一部分写的是坡。那另一部分写的是谁？”

“梭罗。”

“坡与梭罗。”

“埃德加·爱伦·坡与亨利·大卫·梭罗。你不觉得‘O’这个韵母不吉利吗？这些‘O’都把嘴撑大了。我常想有人会震撼得处于永久的惊讶状态。Oh（噢）！Ohno（噢不）！OhPoe（噢坡）！Oh Thoreau（噢梭罗）！”

“有点儿麻烦，汤姆。人们要是读坡而忘记梭罗，这是一种悲哀，你说是吗？”

汤姆开怀而笑，再次举起酒杯：“祝你健康，纳特舅舅。”

“祝你健康，大拇指博士。”我说。我们每人又抿了一小口波尔多葡萄酒。我一边把酒杯放回桌子，一边叫他概括一下他的论点。

“是关于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我外甥说，“一项心灵庇护所的研究，一个不再可能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所前往之地的地图。”

“精神。”

“没错。先写坡，分析他的最被忽视的作品中的三部：《家具哲学》、《兰多的小楼》和《阿恩海姆的领地》。单独来看，每一部只是写得离奇古怪而已。把它们放在一起，你得到的是一个精心而确切构建的人类渴念体系。”

“我从没读过这些作品，我想连听也没听说过。”

“它们所描写的是理想的房间、理想的房子和理想的风景。然后，我又跳到梭罗那里，查看在《瓦尔登湖》里出现的房间、屋子和风景。”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研究。”

“还没有人同时谈论过坡和梭罗。他们俩站在美国思想的截然相反的两头。而那就是美妙之处。一个是来自南方的酒鬼——政治观点反动，举止风度有贵族气派，想象力奇幻莫测。另一个是来自北方的绝对戒酒主义者——政治观点激进，行为有如苦行僧，作品清晰犀利。坡灵活狡诈，午夜在单人套间里郁郁寡欢。梭罗单纯简朴，在户外满面喜色。尽管有这些差异，他们的年龄仅相差八岁，这使他们成了同代人。两人都是英年早逝——一个四十，另一个四十五。两人都没有过上单身老人的生活，都没有留下孩子。梭罗入土时完全可能还是个处男。坡和还是少女的表妹结了婚，但这一婚姻在其岳母弗吉尼亚·克莱姆去世之前是否实际完成至今还是个疑问。称他们俩为平行线，也可称他们俩为重合，但这些外在事实的重要性比不上他们各人的内心真相。两人都以各自怪异的方式把重塑美国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坡在其评论文章中为新颖的本土文学而战，要让美国文学摆脱英国和欧洲大陆文学的影响。梭罗的作品对现状进行无休止的攻击，为寻找新的美国生活方式而战。两人都相信美国，又都认为美国越来越糟，正被逐渐增高的机器和金钱之山压得死去活来。人怎能在喧嚣声中思索？他们俩都想远离尘世。梭罗迁居康科德市郊，自称是自我放逐于林莽——不为别的原因，只为证明此事可为。一个人只要有胆识拒绝社会要他干的事情，他便可以过上按自己意愿过的生活。目的何在？自由。自由的目的又何在？读书，写书，思考。能自由地写一本像《瓦尔登湖》这样的书。坡则脱离现实，进入完美之梦。看一看《家具哲学》，你会发现他的想象之室是为完全同样的目的设计的。也就是一个阅读、写作和思考的地方。这是一所让人沉思默想的拱顶屋，一个寂静无声、可让灵魂最终找到一定程度的和平的圣所。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吗？是的。但这也是当年局势下的一种明智抉择。因为事实是，美国真的变得越来越糟。国家一分为二，我们都知道仅仅十年之后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四年的死亡和毁灭。就是那些我们原以为可以使大家幸福富裕的机器，引发了人类的血战。”

汤姆这么聪明，口才这么好，这么博学，这使我感到把自己当作他家族一员的荣耀。近几年来伍德一家人经历了够多的风波，但汤姆看来经受住了他父母婚姻破裂的痛苦，也经受住了他妹妹的青春期反叛风暴——她反对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十七岁时离家出走。汤姆以清醒、冷静而不是茫然自失的态度对待生活。我赞赏他始终脚踏实地的作风。他父亲离婚后迅即迁居加利福尼亚州，在《洛杉矶时报》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和他父亲很少，甚至没有联络。他也像他妹妹一样（尽管以温和得多的态度）对琼的第二任丈夫没有多大好感或尊敬。他和他母亲很亲近，与母亲有如同舟共济的伙伴，他们经历了奥罗拉离家出走的戏剧性事件，承受同样的绝望和希望，同样的殷切期待，同样的无穷忧虑。罗莉一向是我认识的最有趣、最讨人喜欢的小女孩之一：她是一阵唐突言辞和豪壮行为的旋风，一个无所不知的万事通，一台不倦的任性而为和恶搞的马达。她两三岁时，伊迪丝和我就常叫她“笑妞”，而她在伍德家里就如表演家——一个始终机智伶俐、笑语喧哗的丑角一般长大成人。汤姆只大她两岁，但他总是悉心照看她，在他们的父亲离开家庭舞台后，他就成为她生活中的坚稳力量。在他去上大学后，罗莉便失去了控制——先是逃到纽约，后来在同她母亲短暂和好后又消失了，跑到人所不知的地方。在举行庆贺汤姆毕业的家宴时，她已经生下那个非婚生女孩（她叫露西），回家把这婴儿往她母亲腿上一撂，随后就又不见了。十四个月后琼死了。汤姆在葬礼上告诉我说，奥罗拉最近回家来接孩子，两天后又走了。她没有在她母亲葬礼上露面。汤姆说，她可能回来了，可谁也不知道怎样或在哪儿与她联络。

尽管家里风波迭起，尽管他二十三岁时就失去了母亲，我始终相信汤姆会在这世界上获得成功。他具备极多的有利条件，因而不会失败；他性格极坚强，因而不会被不可预测的苦难和厄运的风暴抛出轨道。在他母亲的葬礼上，他悲痛万分，茫然自失，神情恍惚地来回走动。我或许应该跟他多说些话，但我自己也惊骇悲恸，不能给他更多的安抚。拥抱一下，一起流泪，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了。后来他返回安阿伯的大学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我主要是责备自己，但汤姆年纪也够大了，可以主动跟我联系，随时给我来个片言只语。或者，不给我，也可以给他的表姐——雷切尔当时也在中西部，在芝加哥读研究生。他们自幼相知，总是相处甚欢，但他也没有往她那儿去走动走动。岁月消逝，我总不时地感到有点儿内疚，但我自己处境也不顺（婚姻问题，健康问题，金钱问题），过于分心而不能想他很多。每次念及他，我便想象他在学习道路上稳步前进，攀登着学术梯子，井井有条地发展事业。2000年春天，我心里断定他已在伯克利或哥伦比亚这样的名校找到工作——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新星已在写他的第二本或第三本书。

那就请想象一下我走进布赖特曼阁楼所感到的震惊吧。那是5月里一个星期二的上午，一进书店我便看见我的外甥坐在柜台后，正给一个顾客找钱。幸好是我先看见汤姆，他后看见我。要是我没有这十秒或十二秒的工夫把我的惊讶压下去，天知道从我嘴里会溜出什么样可悲的话来。我不仅是指这个我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他在那儿，在一个旧书店当一名下手，而且也是指他外貌的彻底变化。汤姆的身材一向属于壮实型。大家都笑他生就一个宽肩膀农民的体格，可挑千斤重担——这是他那个缺席的半酒鬼父亲给他的遗传。即使如此，我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体形还是比较好的。是的，他很胖，但也强壮、有力，步伐像运动员一样矫健。然而现在，七年之后，他的体重足足增加了三十到三十五磅，看上去既肥胖又矮小。他下颌长出了双下巴，连他的双手也变得粗短厚实，一般只有中年水管工才有这样的手形。这是一幅悲伤的景象。曾在外甥眼里闪亮的火花已经熄灭。他身上的一切都意味着失败。

等那买书的顾客付完账，我悄悄走到她刚腾出的地方，把双手放在柜台上，身子往前靠了靠。这时汤姆正好弯下腰找一枚掉在地板上的硬币。我清了清嗓门，说道：“喂，你好啊，汤姆，好久不见。”

我外甥抬头一看，起初一刹那，他看来完全糊涂了，我担心他认不出我来。但一会儿他就笑了。随着他笑逐颜开，我看到了与先前一样的汤姆式笑容，心头感到很振奋。他的笑容也许多了一丝忧郁，但还不足以把他改变得像我所担心的那么严重。

“纳特舅舅！”他喊了起来。“哟，你在布鲁克林干什么？”

还没等我回答，他就从柜台后冲出来，伸出双臂抱住了我。我自己也没想到，泪水很快湿润了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