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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当1988年我那本关于他电影的书出版时，海克特·曼已经失踪了将近六十年。除了一小撮历史学家和老电影迷，几乎没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个人。1928年11月23日，《兼得或落空》，他在默片时代末期所拍的十二部喜剧短片中的最后一部，在好莱坞上映。两个月后，没有对朋友同事道一声再见，没有留下哪怕一张字条或泄露任何口风，海克特突然离开了自己位于北橘道的出租公寓，从此杳无音信。他那辆蓝色的德索特还停在车库里；他房子的租约还有三个月才到期，租金也已经付清。厨房里有食物，酒柜里有威士忌，卧室衣橱里的衣服原封未动。据1929年1月28日的《洛杉矶先驱报》报道，看起来似乎他只是出门散会儿步，随时都有可能回来。但他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一刻起，海克特·曼仿佛从地球表面消失了。

在他失踪后的几年里，有关他的故事和传言层出不穷，但没有一个得到证实。其中听起来最有可能的猜测——他自杀了，或是成了某个非法活动的受害者——也找不到任何依据，因为从未发现过他的尸体。而其他对海克特命运的揣测则更富有想象力，更充满希望，也更具浪漫色彩。一种说法是，他已经回到了故乡阿根廷，如今是一个地方小马戏团的老板。另一种说法是，他加入了共产党，正用假名在纽约州尤蒂卡的牛奶场工人中从事地下组织工作。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成了一个搭火车四处游荡的破产流浪汉。如果海克特是个名气更大的明星，这些流言无疑将会持续下去。他会活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中，并渐渐变成那些标志性的传奇人物中的一个，一个关于青春、梦想和残暴的命运转折的典型。但这些并没有发生，因为事实上当海克特的电影生涯结束的时候，他在好莱坞才刚刚起步。他出道太晚，还没来得及充分发挥他的才华，他在电影圈待的时间又太短，对于他是谁、他能干什么，还没来得及给人们留下一个持久的印象。几年过去，大家一点一点地把他忘在了脑后。到了1932或1933年，海克特已经基本上属于一个被抛弃的世界，如果说哪里还能找到他的蛛丝马迹，那也就是某本没人要读的晦涩书本上的一条脚注。电影现在会说话了，默片里那种闪烁不定的无声表演已成为过去。不再有什么小丑，不再有什么哑剧，不再有漂亮的轻佻女郎踏着听不见的乐队节拍翩翩起舞。它们不过才消失了几年时间，但感觉上却已经成了史前的玩意，就像那些人类穴居时代曾在地球上四处漫游的古老生物。

我在书里对海克特的生平着墨不多。《海克特·曼的默片世界》是一本研究他电影的专著，而不是传记，书中所提到的任何关于他银幕外活动的细小花絮都来源于标准途径：电影百科全书、回忆录、好莱坞早期的历史资料。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和别人分享自己对海克特作品的热爱。对我来说，他的生平故事是次要的，较之去推测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宁可专注于研读他的电影。既然他出生于1900年，并从1929年起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任何理由会认为他还活着。死人是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而且就我所知，也只有一个死人才能把自己藏那么久。

我的那本小书由宾州大学出版社在十一年前的3月出版。三个月后，就在第一轮书评开始出现在电影季刊和学报上不久，我的邮箱里突然收到一封信。信封比一般商店里卖的要更大更方，是用厚重的特种纸做的，因此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那里面大概是一份婚礼喜帖或满月酒请柬。我的名字地址用优雅的花体字横写在信封正面。这样一手好字即使不是出自职业书法家之手，也肯定是某个崇尚书法艺术的行家所写，而且此人想必受过老式的社交礼仪教育。邮票上盖着新墨西哥州阿尔博科奇市的邮戳，但背面封口上的回邮地址却表明这封信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写的——假如真的有这么个地方，有这么个小镇。地址只有简短的两行：蓝石农场；新墨西哥州苏埃诺镇。当时看见这两行字我大概有点哑然失笑，不过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没有寄信人姓名，我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卡片，闻到一丝淡淡的香味，一种极为微妙的薰衣草香味。

尊敬的齐默教授，卡片上写道，海克特拜读了大作，希望能同您会面。不知您是否有兴趣到寒舍一游？芙芮达·斯贝林（海克特·曼太太）谨上。

我把手里的卡片看了六七遍。然后我放下卡片，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又走回来。再次拿起那封信的时候，我简直都不能确定那些字迹是否还在纸上。即使它们还在，我也怀疑那些句子是否还跟刚才一模一样。我又看了六七遍，还是一头雾水。准是个恶作剧，我想。但不一会儿，我就对自己的想法充满了怀疑，再过了一会儿，我又对自己的这些怀疑产生了怀疑。一个想法总是伴随着另一个相反的想法，而一旦第二个想法推翻了第一个想法，马上第三个想法就会冒出来推翻第二个想法。因为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我开车去了邮局。美国的所有地址都列在邮政黄页上，如果黄页里找不到苏埃诺镇，那么我就可以把那张卡片一扔了事。但我找到了。我在第一卷的一千九百三十三页上找到了苏埃诺镇，它夹在阿玛瑞拉镇和提耶镇之间，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小镇，有一间邮局和五位数的邮政编码。当然，这并不能证明那封信就是真的，但至少多了一点可信度。等我回到家，我知道我必须写封回信。你无法对那样一封信置之不理。一旦你看了，你就知道，要是不坐下来写封回信，你这辈子都将不得安宁。

我没有保留回信的副本，不过我记得我是手写的，措辞尽量简短，只有寥寥几行。几乎下意识地，我也采用了来信那种平淡而神秘的语气。大概，我觉得这种写法比较安全，比较不会被策划这场恶作剧的家伙当成傻瓜玩——如果这确实是一场恶作剧的话。除了个别的字词可能稍有出入，我的回信内容大致如下：尊敬的芙芮达 · 斯贝林女士，我很乐意同海克特 · 曼先生会面。但我如何能确认他还健在？据我所知，他已经失踪了半个多世纪。请提供详尽资讯。戴维 · 齐默谨上。

我们都有一种相信不可能事物的倾向，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总希望会有奇迹发生。由于我写了有史以来唯一一本关于海克特·曼的书，有人可能会以为，知道他也许还活着，我会感到欢欣鼓舞。但我根本不可能欢欣鼓舞。至少我觉得我不可能。我的那本小书诞生于巨大的伤痛之中，即使现在书写完了，那伤痛也仍挥之不去。写书不过是个借口，就像是为了缓解体内的痛楚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吞服某种药片。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奏效了。但芙芮达·斯贝林（或者假扮成芙芮达·斯贝林的不管谁）不可能知道这些。她不可能知道1985年6月7日，就在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之前的一个礼拜，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她或许看到了书里的题词（献给海伦、托德及马可 —— 本书为了纪念他们而作），但这些名字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就算她能猜到他们对于作者的重要性，她也不可能想到，这些名字实际上代表了他生命中的一切——三十六岁的海伦、七岁的托德、四岁的马可，随着他们的死去，他的大部分也已经死了。

他们当时正在去密尔沃基探望海伦父母的途中。我一个人留在佛蒙特批改试卷，并为刚结束的学期最后打分。那是我必须完成的工作——我在佛蒙特州汉普顿市的汉普顿大学任比较文学教授。本来我们会在二十四五日左右一起动身去密尔沃基，但海伦的父亲刚刚动手术切除了腿部的一块肿瘤，所以我们一致认为她和孩子们应该尽快赶过去。为了让托德能够获准缺席二年级期末最后两周的课，临行前夕我们还在煞费苦心地与校方磋商。校长虽然很不情愿，但她最终还是表示理解并同意放行。那是我在事后反复想起的事情之一。要是她拒绝了我们的请求，托德就会不得不跟我待在家里，托德就不会死。至少他们中有一个会逃过一劫。至少他们中有一个不会从七千英尺的高空坠落，而我也不会被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在原本四个人住的房子里。当然，还有其他事情，还有其他各种可能性，它们纠缠着我折磨着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同样的死胡同。每件事情都被联系起来，因果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成了灾难进程的一部分——从我岳父腿上的恶性肿瘤到那一周中西部的天气到订机票的旅行代理的电话号码。最糟的是，是我坚持要开车把他们送到波士顿，这样他们就可以直飞到密尔沃基。我不想让他们从伯灵顿走。那意味着先要乘一架十八座的螺旋桨飞机到纽约再转机，我对海伦说我不喜欢那些小飞机。它们太危险，我说，我受不了让她和孩子们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乘坐那种飞机。所以他们没坐——为了不让我担心。他们去坐了更大的飞机，那架飞往地狱的飞机。更可怕的是，我几乎是争分夺秒地把他们送到那儿去的。那天早晨堵车堵得很厉害，当我们终于开到斯普林菲尔德上了麦斯派克高速的时候，我不得不超速行驶才及时赶到了洛根机场。

我不太记得那年夏天我是怎么过的。连续好几个月，我都陷在自哀自怜的酗酒泥潭里不能自拔，我几乎足不出户，不吃东西不刮胡子不换衣服。我的大部分大学同事在8月中旬之前就离校了，因此免去了许多来访，以及连带的那套安慰悼念的陈词滥调。他们当然是好意，无论何时有朋友过来，我总是请他们进屋坐坐，但那些眼泪汪汪的拥抱和漫长尴尬的沉默实在于事无补。我发现还是让我一个人待着比较好，还是让我一个人在黑暗中自生自灭比较好。有时候，我既没有喝醉也不想瘫在起居室沙发上看电视，我就会在房子里到处乱走。我打开孩子们的房间，坐在地板上，让他们的玩具围绕在自己四周。我已经无法在脑海里直接或有意识地回忆出他们的样子，但是当我玩起他们的拼图板和乐高积木，当我把那些积木砌成复杂的巴洛克模型，我感到自己仿佛又重新拥有了他们——仿佛通过重复他们生前的动作，他们小小的魂魄又回到了这里。我翻阅托德的童话书，把他的棒球卡片按次序排好。我把马可的动物玩具按品种、颜色和大小分别归类，并且每次进去都变一下分类方法。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便回到起居室再喝上一杯。难得有几晚我没在沙发上过夜的话，我一般都睡在托德床上。在我自己的床上，我总是梦见海伦在旁边，而每每我伸出手想去抓住她的时候，就会从梦中猛然惊醒，醒来后我两手颤抖大口喘气，感觉就像要被淹死一样。虽然天黑以后我就不再踏进卧室，但白天我常在那儿流连徘徊，我站在海伦的走入式衣橱里抚摩她的衣服，整理她的夹克和毛衣，把她的套装从衣架上拿下来铺在地板上。有一次，我把其中一件套到自己身上，还有一次我甚至穿上她的内衣，用她的化妆品给自己的脸部化妆。那是一次美妙的体验，但经过尝试之后，我发觉香水比口红和睫毛膏的效果更好。香水的气味能更活生生地、更持久地把她召唤回我的身边。值得庆幸的是，我在3月份她生日时送了她一瓶新的香奈儿5号香水。我规定自己一天只能用两次，一次一小滴，这样那瓶香水一直撑到了夏天结束。

接下来的秋季学期我请假没去学校，但我不想出门旅行，也不想看心理医生，我宁愿自暴自弃地继续窝在家里。9月底10月初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每晚都要喝掉大半瓶威士忌的地步。酒精使我感觉麻木，同时也使我彻底丧失了对将来的希望，而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指望的人，无异于一个死人。不止一次地，我发觉自己正在想象着吞下安眠药或打开瓦斯。我从来没有真正走到那一步，但现在每次回想起来，我便会意识到我曾经离死神有多么近。安眠药就摆在药柜里，有三四次我已经把药瓶从架子上拿下来了，我甚至已经把一把药片放在了手里。如果那种状态持续得再久一点，我很怀疑自己是否有力量能抵挡住死的诱惑。

正是在那种状态下，海克特·曼出其不意地闯入了我的生活。我对他是谁一无所知，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见到过他的名字，那是在冬天即将开始前的一个夜里，外面的树枝已经变得光秃秃的，第一场雪蓄势待发，我在家里看电视，碰巧看到了一部他拍的老电影的片段，它看得我笑了起来。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但那是我自6月份以来第一次对着某样东西发笑，当我突然感到一股震颤从胸口涌起变成回荡的笑声时，我意识到我的人生还没有走到尽头，我的一部分自我还想继续活下去。笑声从头到尾持续了不过几秒钟，既不太响也不太久，但我还是被自己吓了一跳。我竟然没有对那笑声产生抵触感，我竟然没有为暂时忘记了自己的不幸而感到羞愧，我只能得出结论，在我内心里还存在着某种超出我想象的东西，某种还没有死透的东西。我并不是在说什么隐约的直觉或者对未来的渴望。我的发现完全是经验主义的，缺乏任何精确的论据。既然我还会笑，那就意味着我还没有彻底麻木，意味着我还没有把自己同这个世界彻底隔开，刀枪不入。

那是在晚上十点多一点。我跟往常一样缩在沙发的老位置上，一手拿着杯威士忌，一手拿着遥控器，心不在焉地变换着电视频道。我看到那个节目时它已经开始了几分钟，但我很快就断定那是部关于喜剧默片的纪录片。有很多熟面孔——卓别林、基德、劳埃德——不过也有些我以前从未听过的不太知名的片子和演员，比如约翰·巴尼、拉里·西蒙、拉皮诺·莱恩和雷蒙德·格里菲思等等。我半看半不看地盯着电视屏幕，当然谈不上聚精会神，但脑子也不至于走神开小差。海克特·曼直到节目很后面才出现，只有一个两分钟的场景片段，选自他的电影《银行出纳奇遇记》。故事发生在一家银行，海克特在里面饰演一个辛勤工作的银行职员。我不知道为什么被它一下子抓住了，他穿一套白色的夏装，留着撇黑色的小胡子，正立在柜台前清点一沓钞票，他效率极高，动作快如闪电，表情全神贯注但又透露出某种狂躁不安。我看得目不转睛。楼上，装修工正在给银行经理的办公室安装新地板。房间对面，一名漂亮的女秘书坐在办公桌上一台巨大的打字机后边涂指甲油。一开始，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海克特分心。但接着，渐渐地，一连串的锯屑开始掉到他的夹克上，几秒钟后他终于瞥见了那个女孩。一个笑点突然变成了三个，从那一刻起，他就开始像来回转圈一样，在工作、虚荣心和欲望组成的三角形之间转来转去：一边忙着继续点钱，一边要保护自己心爱的外套，一边还迫不及待地想跟那个女孩眉目传情。时不时地，他的小胡子便惶恐地抽搐一下，就像是插入情节的一声叹息或一句旁白。但与其说这是一出混乱的闹剧，不如说是一曲流畅的交响乐——外在物件、内在大脑和身体语言完美地融为一体。每次海克特点钱被打断，他就得重新开始，而那只能迫使他更飞速地运动手指。每次他抬头看天花板上灰尘从哪儿掉下来，工人都恰好刚刚用块新地板挡住洞眼。每次他向那个女孩抛飞眼，她就碰巧看到别的地方。但即便如此，海克特仍在设法竭力保持镇静，竭力不让这些小干扰妨碍他工作或破坏他良好的自我感觉。也许它并非我所看过的最有趣的喜剧片段，但我完全被它迷住了，当海克特的小胡子抖到第二或第三下时，我不禁笑起来，事实上，是大声笑起来。

有个画外音在旁白，但我太沉浸于海克特的表演，没怎么听清他在说什么。我想大概是有关他在电影界的离奇消失，好像还提到他被认为是喜剧短片时代最后一个重要的滑稽演员。到了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绝大多数成功而又富有创新精神的滑稽演员都已经转向了故事长片，这导致了喜剧短片的水准直线下降。海克特·曼并没有在艺术上做出什么新的贡献，那个画外音说，但他被公认为是一位具有非凡肢体控制力的天才型演员，一位值得关注的新人，如果他的电影生涯不是结束得那么突然，他想必会拍出一些重要的作品。这时那个电影片段结束了，我开始更加认真地听那个画外音的评论。几十名喜剧演员的剧照一张接一张地在屏幕上闪过，那个声音哀叹着，为这么多默片的湮灭而惋惜不已。它们有的被扔在地下室任其腐烂，有的被付之一炬化为灰烬，有的则被当成垃圾不知流落何方，随着电影中声音的出现，大量的默片永远地消失了。但尚存一线希望，那个声音补充道。偶尔也会有一些老电影重见天日，近年来就有不少令人瞩目的发现。海克特·曼就是一个例子，他说。直到1981年为止，全世界只能找到三部他的电影。他的其余九部作品都遗失了，只能通过各种二手资料——新闻报道、影评、电影剧照、剧本梗概——略知一二。然而，1981年的11月，一件匿名包裹寄到了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电影档案馆。包裹显然寄自洛杉矶市中心的某处，里面是一份近乎原版的电影拷贝：《跳娃娃》，海克特·曼的第七部作品。接下去的三年里，八件类似的包裹被陆陆续续地寄到世界各地的各大主要电影档案机构：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伦敦的英国电影学会、罗彻斯特的伊斯曼纪念馆、华盛顿的美国电影学会、伯克利的太平洋电影档案馆，以及又一次，巴黎的电影档案馆。及至1984年，海克特·曼的全部作品都已被这六家机构收藏。每件包裹都发自不同的城市，从克利夫兰到圣地亚哥，从费城到奥斯丁，从新奥尔良到西雅图，这些地方全都风马牛不相及，加上包裹里从未有过片言只语，因此捐赠人的身份始终无法确认，他是谁，他住哪儿，甚至就连推测一下也无从着手。谜一样的海克特·曼身上又多了另一个谜，那个画外音说，不过无论如何，电影界对这个神秘人的礼物感激备至。

我对谜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但就在我坐在那儿望着电视上的片尾字幕时，我意识到自己很想看看这些电影。这十二部影片散布在欧美六座不同的城市，要想全看的话，非得花上一大把时间才行。起码好几个礼拜，我推算，甚至可能要一个或一个半月。在那一刻，我根本没料到自己会写一本关于海克特·曼的书。我只是想找点事做，在准备好回学校上班之前，我想先找点无害的杂事来充实自己。已经有将近半年时间，我眼看着自己一步步潦倒堕落，我很清楚，再这么下去，我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无论那是什么事，无论我是否能从中得到些什么，都无关紧要。在那种情况下，任何选择其实都是随机的，只不过那天晚上恰好有个念头闪过脑海，于是在两分钟电影和一声短笑的刺激下，我决定浪迹天涯去看那些默片。

我并非一个电影人。二十多岁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就开始教授文学，从此我的所有工作都跟书本、语言和文字联系在一起。我翻译了一些欧洲诗歌（洛尔迦、艾吕雅、莱奥帕尔迪、米修），给报章杂志写评论，并出版了两本书。《战地之音》，我的第一本书，是一部研究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论文，主要内容是分析汉姆生、塞利纳和庞德的作品与他们“二战”期间亲法西斯行为之间的关联。我的第二本书，《通往阿比西尼亚之路》，可以看作是某种对沉默的思考，在书中我重点评述了那些放弃写作、陷入沉默的作家。比如兰波、达西尔·哈米特、劳拉·瑞丁、J. D. 塞林格，以及其他一些不那么有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他们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终止了写作。海伦和孩子们去世的时候，我正在计划写一本有关司汤达的新书。并不是说我对电影有任何反感之处，只是它们对我从来都不那么重要，在超过十五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一次也没想过要就电影说点什么。我跟其他普通人一样喜欢看电影——作为一种消遣，一种无伤大雅的娱乐，一种放松。不论有时电影画面多么美轮美奂，多么引人入胜，它们都无法像文字那样让我从心底感到满足。它们提供的信息量太多了，我觉得，没有给观众的想象力留下足够的空间，这造成了一种悖论，电影模拟现实世界模拟得越像，它表现现实世界的能力就越弱——世界不仅仅在我们周围，同时也在我们脑中。那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本能地喜欢黑白照片胜过彩色照片，喜欢无声电影胜过有声电影。电影是一种视觉语言，它通过投射在二维银幕上的图像讲故事。声音和色彩的加入增添了图像的三维感，但同时也剥夺了它们的纯粹性。图像不再需要担负起所有的功能。但声音和色彩并没有把电影变成某种完美的综合媒体，变成某种反映所有可能性世界的最佳手段，它们反而减弱了图像语言本来所应具有的力度。那天晚上，看着海克特和他的同行在我佛蒙特的起居室里来来往往，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目睹一门已经死亡的艺术，一门已经彻底灭绝并且永不再现的艺术。然而，即便如此，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时代变迁之后，他们的作品却仍像当初刚出现时一样鲜活，一样生气勃勃。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那套独特的语言已经了如指掌。他们发明了用眼神造句，他们创造了一套纯粹的肢体语言，除了影片背景中那些服装、汽车样式和古老的家具，那套语言永远都不会过时。在那种语言里，思想转化成了动作，人们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因此它通行于所有时代。大多数的喜剧默片甚至都懒得讲故事。它们就像诗，就像对梦的翻译，就像令人眼花缭乱的灵魂的芭蕾舞，也许是因为它们已经死了，它们似乎对现在的我们比对它们那个时代的观众显得更为深刻。我们隔着一条巨大的遗忘的深渊观赏着它们，而把我们与之分开的东西，其实正是它们如此吸引我们的东西：它们的无声，它们色彩的贫乏，它们那一阵阵的、加快了的节奏感。这些都是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增加了我们观看的难度，但同时也把图像从模拟真实世界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有了它们拦在我们与那些默片之间，我们就不用再假装自己正在观看一个真实的世界。扁平银幕上的那个世界只存在于二维空间里。第三维在我们的脑中。

我决定第二天就整装出发——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我已经请了一学期的假，再下个学期要到1月中旬才开学。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事实上，如果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我可以一直走下去，走过1月，走过9月，走过所有的9月和1月，只要我愿意。这就是荒谬残忍的命运对我的嘲弄。自从海伦和孩子们遇难时起，我就成了一个阔佬。第一笔钱来自我在汉普顿大学开始教书后不久与海伦一起商量买下的人寿保险—— 求个心安，那个保险推销员说——因为保费不高，又跟大学的保健福利挂钩，我们每个月只用付一点无关痛痒的小钱。飞机失事后我甚至都不记得有这笔保险，但不到一个月后，一个男人找上门来，交给我一张几万美元的支票。紧随其后，航空公司又付给每个遇难者家庭一笔抚恤金，作为在空难中失去三个亲人的家属，我最终获得了一大笔赔偿费，一大笔为意外死亡和天灾而支付的补偿金。

海伦跟我一直在靠我的工资和她自由撰稿挣来的零星稿费拮据度日。在那个时候，哪怕千把块的外快都会大大改善我们的生活。现在我有了成千上万的千把块，但却已经毫无意义。钱到账后，我汇了一半给海伦的父母，但他们把钱又寄了回来，他们谢谢我的好意，但明确表示不想要那笔钱。我给托德的小学买了一套新的操场运动器械，向马可的托儿所捐赠了价值两千美元的童书和一座高科技的游戏沙池。我又成功说服我妹妹和她那在巴尔的摩当音乐老师的丈夫接受了一笔来自“齐默死亡基金”的大额现金捐款。要是家族里有更多人的话，我会把那些钱都送光的，但我父母早已不在人世，而德波雅是我唯一的妹妹。于是，我以海伦的名义在汉普顿大学设了一个基金：海伦·马克汉姆旅行基金。基金的运作方式很简单，每年都会有一笔现金奖励给当年在人文学科表现最优秀的毕业生。这笔钱必须被用于旅行，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附带的规定、条件或要求。奖金获得者由大学几个不同系科（历史系、哲学系、英文系和外语系）教授组成的不固定的评委会来选定，获得马克汉姆奖金的学生可以用那笔钱做任何他或她认为合适的事，没有人会过问——只要钱是被用作支付出国旅行时的费用就行。启动这个计划当然需要一笔数目可观的投入，但那点数目（相当于我四年的工资）现在对我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而且即使在我想了这么多点子花了这么多钱之后，剩下的钱还是多得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是一种极为怪异的感觉，一种超常的病态的富有，因为那里面的每一分钱都是用鲜血换来的。如果不是计划突然改变的话，我也许会继续送下去，直到一无所有。但就在那个11月初寒冷的夜晚，我决定要去做一次旅行，没有那些钱做后盾，我绝不可能这么心血来潮地说走就走。在此之前，那些钱对我除了是个负担什么都不是。而现在我把它看成是一剂特效药，一种防止我内心彻底崩溃的止痛膏。在外住酒店吃饭将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平生第一次我不用再为是否付得起钱而操心。除了绝望与不幸，我还拥有自由，而且因为囊中充实，我可以自由支配我的自由。

有一半海克特的电影我可以开车去看。罗彻斯特在西边，大约六小时车程。纽约和华盛顿则笔直向南——纽约大概要五个小时，再五个小时到华盛顿。我决定从罗彻斯特开始。冬天已经逼近，我越是推迟去那儿的时间，就越有可能遇上暴风雪，从而被困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到伊斯曼纪念馆，要求观看他们的馆藏电影。我根本不知道像这种事情该怎么开口，为了使自己听上去不至于太傻，在电话里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自己是汉普顿大学的一名教授。我希望这个头衔够分量，能让她以为我是个正经人——而不是某个哪里冷不丁冒出来的怪家伙，虽然实际上我就是那样一个怪家伙。噢，电话另一头的那个女人说，你是不是要写关于海克特·曼的文章？她说话的口气听起来似乎这个问题根本毋庸置疑，稍作停顿，我只好顺水推舟地嘟哝了几句。是的，我说，没错，正是如此。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他的书，为了做研究我需要看看这些电影。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幸亏开始得早，因为一看完罗彻斯特馆藏的两部影片（《赛马俱乐部》和《包打听》），我就意识到自己并非仅仅在打发时间。海克特的天才和技艺跟我预计的毫无二致，如果他的其他十部影片也有这两部的水准，那么完全值得为他写一本书，将他重新挖掘出来。因此，从一开始，我就不仅仅只是在观赏海克特的电影，我是在研究它们。假如没有与罗彻斯特那个女人的那番对话，我也许永远都想不到要走这一步。我的原计划要简单得多，我估计原计划顶多只能让我忙过圣诞节或来年年初。而事实上，直到2月中旬我才把海克特的那些电影全部看完。我原本的打算是每部电影只看一遍。但结果每部我都看了好多遍，本来一个地方只要花上几个小时，现在我却要停留好几天，我用平台式剪辑机和摩维拉，从早到晚接连不断地看，我不停地进带倒带，直到眼睛都睁不开为止。我做笔记，查参考书，巨细无遗地记下所有的心得，从镜头切换到拍摄机位到灯光位置，我对每个场景的方方面面都仔细地进行分析，哪怕最次要的因素也不放过。每到一地，不待到胸有成竹，不待到对电影的每一寸胶片都了如指掌，我绝不离开。

我没去想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我把这当成是我的工作，对我来说唯一要紧的就是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并确认它得到了落实。我很清楚海克特只不过是个二流角色，只不过是那些失败者和倒运的竞争者名单上的一个小小遗漏，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被他的作品所深深折服，并乐在其中。那些电影都是他在一年时间里以每个月一部的速度拍摄出来的，它们的制作成本是如此低廉，与筹拍一般喜剧默片中常见的那种大场面和惊险镜头所需的费用相差如此之远，以至于他能拍出任何东西都是个奇迹，更别说是十二部光彩夺目的电影了。我在资料上看到，海克特是以道具师和布景师的身份在好莱坞起步的，非常偶然地，他开始渐渐在一些喜剧片里担任小角色，而最终让他有机会执导并主演自己电影的，是一个名叫西摩·汉特的人。汉特是一名来自辛辛那提，一心想打入电影界的银行家，1927年初来到加利福尼亚组建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万花筒电影公司。此人的性格暴躁和两面派作风众所周知，他根本不懂该怎么制作电影，甚至对简单的商业运作也不在行。（万花筒电影公司在成立一年半后即告关门大吉。汉特被起诉股票诈骗和贪污，案件还没有开庭审理，他就上吊自杀了。）为了拍电影，海克特饱受折磨：资金短缺，人手不足，外加汉特没完没了的插手干涉，但即便如此，海克特还是抓住了这次机会，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没有剧本，当然，也没有什么事先的计划。只有当海克特跟另外两个叫安德鲁·墨菲和朱尔斯·布劳斯坦的喜剧作者凑在一起时，他们才会临时即兴创作剧本，他们常常夜间在借来的摄影棚里拍摄，工作人员无精打采，机器设备则都是二手货。他们根本没钱拍摄十几辆汽车相撞或一头牛受惊狂奔之类的镜头。在他们的电影里，房子不会倒塌，大楼不会爆炸。没有洪水，没有飓风，没有异国情调。就连临时演员也非常珍贵，假如一个场景拍坏了，他们可不敢奢望能在电影结束以后重新补拍。一切都必须按进度准时完成，根本没时间斟酌掂量。喜剧默片中搞笑的指导原则是：一分钟要让观众笑三次，这样他们才会掏钱看电影。在这种种不利因素的干扰之下，面对强加到他身上的诸多限制，海克特却显得游刃有余。他的作品都很朴实，但里面却蕴涵着一种亲切感，使你被它吸引，并不由自主地产生共鸣。我开始明白了为什么那些电影学者都对他的作品尊敬有加——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同时他们谁也没有对这些作品产生特别的兴趣。他没有开拓出任何新的艺术领域，很明显，那个时代的历史并不会因为这些电影的重新出现而需要被重写。对于人类艺术而言，海克特的电影不过是个微小的成就，但它们并非微不足道，看得越多，我就越喜欢它们，它们充满了优雅而灵巧的机智，它们的表演既滑稽又动人心弦。很快我就发现，还没有一个人曾把海克特的所有影片全部看过。他的最后几部作品才刚刚被发现没多久，而且没人会为了看完他的电影而专程到位于世界各地的有关档案馆和博物馆去转上一圈。如果我能实现我的计划，我将会是第一人。

离开罗彻斯特之前，我打电话给史密茨，汉普顿大学的系主任，告诉他我想再请一学期的假。一开始他有点难以接受，声称我的课已经被排在课程表上了，于是我对他撒谎说我正在接受心理治疗，他随即表示道歉。那是个拙劣的谎话，我觉得，但那时我正挣扎在生死关头，实在没力气向他解释为什么观看默片突然变得对我如此重要。结果我们又友好地寒暄了几句，最后他祝我一切顺利，虽然我们都装作以为我还会在秋天返校，但我想他已经感觉到了我的去意，我的心已经不在那儿了。

我在纽约看了《丑闻》和《乡村周末》，接着又赶到华盛顿看了《银行出纳奇遇记》和《兼得或落空》。我通过杜邦圆环区的一家旅行代理为余下的行程订了票（坐“美铁” 去加利福尼亚，再乘“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邮轮去欧洲），但第二天早上，我突然一阵心血来潮，取消了订票，决定改乘飞机。这么做的确很蠢，但我想既然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就应该趁热打铁才对。哪怕为此我将不得不说服自己去做一件已经决定永不再做的事情。我不能让步调变慢，如果一定要借助药物解决问题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吞下那些药片，不管需要多少。一位美国电影学会的女士给了我一个医生的名字。我原以为那顶多不会超过五到十分钟。我会告诉他我为什么需要那种药，他会开张处方，如此而已。毕竟飞行恐惧是常见的病症，因此没必要跟他说海伦和孩子们的事，没必要对他袒露心声。我所需要的只是把我的中枢神经系统暂时关闭几个小时，因为那种药你没法在药店柜台上直接买，所以他唯一的作用就是给我开一张上面有他签名的处方单而已。但事实证明辛格医生是个细心严谨的人，他一边替我量血压听心音，一边问我各种问题，结果使我在他的诊所里待了足足三刻钟。他太聪明了，不可能被骗倒，于是一点一点地，真相水落石出。

我们每个人都会死，齐默先生，他说。是什么让你觉得你刚好会死在飞机上呢？如果你相信统计学告诉我们的数据，你坐在家里的死亡几率要大得多。

我不是说我怕死，我回答道，我是说我怕坐飞机。这不一样。

但如果飞机不失事，你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因为我无法再相信自己。我怕我会失去控制，我不想出洋相。

我不敢说我听懂了。

我觉得自己只要一登上飞机，甚至还没走到座位上，我就会发作。

发作？你指什么方面的发作？精神上的？

是的，我会当着四百名陌生人的面垮掉，失去理智。我会发狂。

你认为你会怎么做？

看情况。有时我会尖叫。有时我会打别人的脸。有时我会冲进驾驶舱想要掐死飞行员。

没人拦住你吗？

当然有了。他们蜂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他们把我揍得屁滚尿流。

你最后一次跟人打架是什么时候，齐默先生？

我不记得了。当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吧，我想。十一二岁。校园里的愣头青。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班上流氓的欺负而大打出手。

那是什么让你觉得现在你又要开始大打出手了呢？

没什么。那只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仅此而已。如果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惹恼了我，我就会变得无法自控。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但为什么偏偏是在飞机上？为什么在地面上你就不怕自己失去控制？

因为飞机很安全。这点人所皆知。飞机安全、快捷、高效，一旦你升上天空，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到你头上。那就是我为什么害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会死——而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死。

你曾经试过自杀吗，齐默先生？

没有。

那你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吗？

当然有。是人都会有。

那是否就是你到这儿来的原因？这样你就可以揣着开有某种强效致命药品的处方出去自行解决？

我需要的是遗忘，医生，而不是死亡。药物会让我睡着，只要我失去意识，我就不用去想我正在做什么。我在那儿，但我又不在那儿，只要我不在那儿，我就能被保护起来免受伤害。

免受什么伤害？

免受我自己的伤害。免受知道什么都不会发生到我头上的那种折磨。

你希望有一段安稳的风平浪静的飞行。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会让你觉得害怕。

因为运气在我这边。我会安全地起飞，安全地降落，一抵达目的地，我就会活着走出飞机。那很好啊，你会说，但一旦我那样做了，我就会对我所信仰的一切都嗤之以鼻。我那样做是对死者的侮辱，医生。我把一出悲剧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倒霉事故。现在你明白了吗？我等于是在告诉死者他们死得毫无意义。

他明白了。我并没有说太多，但这位医生敏感而老到，他能自己猜到剩下的话。J. M.辛格，这位皇家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乔治城大学医院的内科住院医师，带着一口精确的英国口音和一头过早谢顶的头发，终于突然领会了我在那个狭小的、亮着荧光灯和耀眼的金属表面反光的隔间里想向他表达的意思。我还坐在检查台上，一边系衬衫扣子一边低头望着地面（我不想去看他，我不想万一流泪让他看到，那会让人很难堪），就在这时，经过一段感觉漫长而尴尬的沉默之后，他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对不起，他说，实在对不起。

那是数月来第一次有人碰到我的身体，我发觉那很别扭，我很反感自己被变成一个某人怜悯的对象。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医生，我说，我只需要你的药片。

他轻轻皱着眉头后退几步，然后坐在角落的一张凳子上。当我扎好衬衫，我看见他从他的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本处方簿。我可以给你开药，他说，但在你起来离开之前，我希望你能再慎重考虑一下。我想我能理解你的想法，齐默先生，我不愿意让你像这样自我折磨。还有很多别的旅行方式，你知道。也许你现在还是不要坐飞机为好。

我已经骑虎难下了，我说，我已经横下一条心。路程实在太远了。我的下一站是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再接着我要去伦敦和巴黎。去西海岸的火车要花三天时间。来回就是六天，再加上往返横渡大西洋的十天，也就是说我至少要浪费掉十六天。我该怎么打发这些时间？呆呆地望着窗外看风景？

放慢节奏并非一件坏事。那会有助于缓解压力。

但压力正是我所需要的。现在只要我一松懈，我就会崩溃。我就会土崩瓦解，我就会灰飞烟灭，我就永远再也无法复原。

我说这些话的样子是那么激动，我的声音是那么诚恳而热切，以至于医生差点都笑了——或者至少是在忍住笑意。那好吧，我们都不想那种事情发生，不是吗？他说。如果你这么一心一意地想飞，那就去飞吧。但要保证只朝一个方向飞。说完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他从袋里拿出一支笔，在处方簿上潦草地写了一串难以辨认的字符。给你，他说，撕下第一张递到我手里。你的赞安诺航班的机票。

没听说过有这种药。

赞安诺。一种十分危险的强效药。只能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齐默先生，你会变成一个傻子，一个完全失去自我意识的物体，一具行尸走肉。你可以靠这玩意飞越所有的大陆和海洋，我担保你甚至都察觉不到自己已经离开了地面。

第二天的下午三点左右，我人已经在加利福尼亚。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我走进太平洋电影档案馆的小型放映厅观看了另外两部海克特的影片。结果证明，《探戈之乱》是他最狂野、最令人兴奋的作品之一；《家园》则属于最精致的那一类。我花了超过两周的时间在这两部电影上，我每天早上十点整准时抵达档案馆所在的大楼，甚至在他们闭馆时（圣诞节和元旦），我也待在宾馆里继续工作，我阅读相关的书籍，整理充实所做的笔记，为旅行的下一站做好准备。1986年1月7日，我又吞了几颗辛格医生的魔法药片，从旧金山直接飞往了伦敦——连续六千英里的恐惧号航行。这次需要的药量比上次要大，但我担心那还不够，就在临上飞机之前，我又多吃了一颗药。我本该知道最好不要违反医嘱，但在飞行中途醒来的想法使我胆战心惊，结果我差点让自己永远睡过去。我那本旧护照上的印戳证明我在1月8日到了英国，但我对下飞机、过海关以及如何到宾馆，全然一无所知。直到1月9日早上，我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我的人生才又重新开始。我从未如此彻底地失去知觉。

现在还剩下四部影片——伦敦的《西部牛仔》和《隐形人》；巴黎的《跳娃娃》和《道具师》——我意识到这将是我看到它们的唯一机会。必要的话我随时可以重新造访美国的电影档案馆，但重回英国电影学会和法国国家电影档案馆则机会渺茫。我好不容易才来到欧洲，我不想再有下一次。出于这个原因，我在伦敦和巴黎待的时间长得超出了预计——总共大概有七个星期，简直就像某种半个冬天都在地下疯狂挖洞的穴居动物。我的投入和专注就是到了那样的地步，但渐渐地这项工作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变成了一种近乎着魔状态的一意孤行。我的表面目的是研究和分析海克特·曼的电影，但事实上我是在教导自己如何集中精力，训练自己如何只去考虑一件事情。那是一种偏执狂式的生活，但那是当时唯一能让我免于崩溃的办法。当我终于在2月份返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先是靠赞安诺的效用在“飞机旅馆”上睡了一觉，然后接着，第二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供长期停车的停车场取了汽车，直奔纽约。我不打算再回到佛蒙特。如果我要写书，我就要找个地方躲起来，而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里，纽约最让我动心，因为纽约最有可能消除我的神经质。我花了五天时间在曼哈顿寻找公寓，但一无所获。当时正值华尔街股票暴涨的最高峰，离1987年的大崩盘还有整整二十个月，出租和转租的公寓都非常短缺。最终，我开车过桥到了布鲁克林高地，租下了我看到的第一个地方——一套位于皮诺庞特街，那天早上才刚刚挂牌的一居室公寓。那里又贵，光线又暗，装修也很糟糕，但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我买了一张床垫放在卧室，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放在另一个房间，然后就搬了进去。租金付了一年。租期从3月1日开始，正是从这天起，我开始写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