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

文｜荞麦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什么人。”

我第一次看 库斯图里卡的《地下》 ，想当然地以为导演早就死了，或者说接近于死亡，是个老人。这种想法也不知道从何而来，大概因为当时他受到了太大的赞誉。那是2001年，新世纪的第一年，每个人都想去一个更广阔更辽远的世界，却别无他途。他既得过法国的金棕榈，又是什么鬼地方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的。这里面出现的几个词我们都很喜欢。1999年美国炸了南斯拉夫大使馆，而从新闻里看来，萨拉热窝似乎没有一天不在打仗。我们莫名其妙地觉得那里既炎热又危险，很适合产生天才。库斯图里卡，五个字我们经常读错：图斯库里卡，库图斯里卡。

我们在一个破电视机上接一个破VCD，看着模模糊糊的画面，翻译一塌糊涂。可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看懂了。“我们”的意思是：我，和我当时的男朋友，还有他的室友—一个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的夜班新闻编辑。我的男朋友是个记者，我是个新闻学院的学生。当时我二十岁，男朋友二十四岁，我觉得他已经老得不像样了。

我们昼伏夜出。南京的夏天热得要死人。我们只有一台很破旧的小空调。房间里充斥着可乐带着苦涩的甜味。一觉醒来，烟灰乱飞。要饿得不行我们才会出门，在楼下小吃店点一份十五块钱的酸菜鱼，冰可乐。我们无需吃米饭。青春不需要碳水化合物。一日三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消夜。晚上九点，才陆陆续续有人约，白天的寂静消失了，人一个一个冒了出来。晚上还是很热，但又能够承受得了。大家的工作现在再看都挺正常的：有在外贸公司的，有当公务员的，还有记者编辑什么的，甚至还有个小学老师，女的。但当时却怎么也无法把这群人跟正常职业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我根本无法想象这群人工作时是什么样子。我认识的他们都在开心地大笑、喝酒、抽烟、骂脏话。我们谈论电影、小说、音乐这些非现实的话题，虽然谈论的内容现在一句也不记得了。

隔了很多年我不得不承认我过了一个还算比较快乐的青春期。虽然同时又是浪费的、贫穷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当时差不多就是生活在某一种“地下”，与“地上”的生活有着显而易见的鸿沟，简直像是无法跋涉的时间之河。有段时间我觉得我的二十岁到二十五岁，都生活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中。那个平行时空因为有太多参与者的同时又缺乏见证人，而慢慢塌缩及至消失了。等那个时空消失之后，我们都来到了地上。

地上的一切都是干燥的、坚硬的，令人诧异。我们与很多人告别，然后与另一些人结婚生子。每个人的命运并不跌宕起伏，但偶尔也曲折离奇。从地上再往地下看，比当时清楚很多，却也充满了不确定、不明白，还有错乱迷糊的记忆。

先回到地下吧。回到新世纪初。回到现场。

当时南京是文艺重镇，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网友聚会，最喜欢安排在南京，北京和上海都不算什么，没什么了不起，不聚气。文艺青年们千里迢迢往南京赶。这里人多好客，小饭馆多（便宜量大），有几个很有名的碟店（红帆、秋明）供应小众电影，这里遍地遍地，都是文艺青年。在南京的每个地方随时都有可能碰见韩东、朱文这些领军人物。不止是他们，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可能出现在南京。我曾在一个乱七八糟的酒吧碰见了朴树，他自我介绍说：“前著名歌手朴树。”带他来的是电台主持人吴宇清，被称为“南京地下音乐之父”，但最出名的技能是买单。2017年，他在南京最繁华的新街口跳楼自杀。断了联系很久之后，我无法想象那个又叫“外外”的男人，买单从不手软，对什么人都抱有一种强迫症似的好意，好像没有什么烦恼，却原来早就不堪重负，破碎了。

南京是我整个青春期的浓缩。我的青春期跟南京混杂在一起，都再也回不去了。我们也无法重返那个南京。也无法重返当时蒙昧的我。蒙昧的激情，构成了南京和青春期共同的魅力。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之后在新世纪的十几年后被统统消耗、瓦解、转变。

我还记得我是怎么进入了那个状态里：我交了一个在业余时间写小说的记者男朋友。我跟着他读了韩东、朱文、鲁羊的小说。我在大学里去上了鲁羊的课，他用沙哑低沉的迷人嗓音给学生们读《铁皮鼓》。“断裂”言犹在耳，文艺青年们都欢欣鼓舞，强烈支持这一议题。他们把韩东、朱文等一众人当作精神上的教父，投射出无限的爱戴。所以，可以想见，有一天我因为一个奇特的原因终于在KTV这一暧昧场合见到了韩东他们时，我的男朋友比我还要兴奋，而不是对有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产生担忧或者疑虑。那个时候我立刻明白了：他因此感觉自己与精神教父们产生了一种更深刻的连接。我当时二十岁左右，发现这一点使我对周围的一切产生了抗拒和轻蔑。

在场的人，名字在小圈子里可谓如雷贯耳。但现实生活中见到，如果慎重地抛开那层隐约的光环，不过是一群无所事事毫无魅力的中年男人。仔细算的话，他们当时差不多三十多岁，韩东年长一些，四十岁而已。不管多少年轻人觉得他们是领袖、才华惊人的前辈，他们都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正经历的应该更多的是迷惘、躁动、不安，尤其还在三十多岁到四十岁这个重要的关卡。没有钱，辞了工作，期刊发表的途径几乎被堵死，是依靠着网络初期的传播招揽着教徒。无数人模仿着他们的语气、腔调，也模仿着他们的感受。对于这些二十出头的模仿者来说，现实是可以承受的，可以拿来抒情。但他们都已经不是二十多岁了。

或许因为缺乏现实世界的抚慰，他们对权威的蔑视和对教徒的依赖导致了自我的双重不协调。我的一个女朋友，曾经带着讽刺的语调讲起他们其中的一个：“既嘲笑权威，又等着自己粉丝的供奉。”

我在那次的KTV聚会上，像被发牌一样发给角落里一个人，也是一个青年作家。按道理我们应该谈谈文学，并有一些亲密的举动，用来熬过这个夜晚。但我表示出了不合时宜的不耐烦，他因而生起气来：“她看不起我！”整个场面异常可笑。而另一边，来自成都的一个男作家几乎是性骚扰地正在挑逗着另一个女生。

泛滥的荷尔蒙。近乎滥交的男女关系。然后这些进入小说，成为文本：鲜活，但带着腥气。是了，就跟海鲜一样。

很多年之后，我才在各种小说里反思，妄图准确地定位身为女性在其中的感受 ：耻辱、轻蔑，同时，又有一种奇特的满足。在这个圈子里，女性是至为纯粹的客体，在男性的目光下，女性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同时又是一种贬低，她可以被奉为女神，又可以廉价而下贱。这些矛盾的意识反复纠缠在一起。如果要确切地描绘，最经典的就是 朱文那篇《段丽在古城南京》 。

那个傻B善于钻营，对机会的把握就像动物一样敏捷。当时我们对他也没什么了解，见他疯了似的以爱的名义追求一个被上百个男人搞过的女人感到诧异，诧异之余还肃然而起敬意。段丽没有答应他。那个傻B深受刺激，寻死觅活的，也没能感动段丽，但是把我们给感动得够呛。于是大家一起来给他打气，给他出谋划策。就我们对段丽以往的了解，我们认为她是经不住被人长时间追求的，果然一个月没到，段丽心软了下来。心一软，身体更是全方位地软了下来。

段丽的月经周期像新闻节目之后的天气预报一样，路人皆知。作为她多年的朋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时的段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滥货。

大概灌了十二三瓶啤酒以后，段丽突然一拍桌子，指着我们的鼻子大声骂道：“别的不说！你们一个个自己心里算算！跟我睡过多少次！每次我就收一百块钱吧，算算！你们一个个该给多少钱给我！跟我在钱上计较，妈的B，要我怎么说你们！”当时在座的有十几号人，都被骂懵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这样的场面连我看了都觉得意外。我原以为至少坐在我旁边的那两个自视甚高的朋友是肯定和段丽没关系的，因为这两个人平常提起段丽就一脸的不屑，对我这个公开承认和段丽有关系的人也侮辱有加，我一直都忍了。我站了起来，把椅子往后踢了踢，抬手就给了那两个家伙一人一记耳光，宣布和他们断交。那天的聚会就这么乱了，打得一团糟，大家也没有精力再去过问段丽的事情。

朱文笔下的这个女人愚蠢、盲目、傻逼、世俗。他既瞧不起她，又想在她身上写出一种献身于命运和男性还有艺术的单纯，还要写出一种友爱。故事的高潮竟然是一场荒诞、变态、悲哀，简直令读者难以忍受的群交描写。

这篇文章如果从现在这个女性主义意识极其强烈的时代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可以说没有一句话不在侮辱女性。可以说这种侮辱简直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你会觉得作者非常无情、残酷，然而这种残酷又不仅仅针对女性。小说里的男人又好到哪里去呢？这篇小说简直就是一篇极端的檄文，把女人的蠢和男人的猥琐都写尽了。但，就像真实的世界一样，女性才是最终命运的承受者：

不管怎样，我衷心希望段丽在外面能混得好。混得不好也没关系，但是得混下去，千万不要再回来。因为只要一回来，她就在劫难逃！一个肮脏、无耻的命运正不急不躁地等待着她。

与此同时的女性写作者在干什么呢？欲望的解放显然不仅仅针对一个性别。“用身体写作”。探索最极限的词语。商业一点的卫慧和安妮宝贝正在营造城市的幻觉，爱和性，星巴克和酒吧。文学一点的女性差不多就是“断裂”这一群人身边的那些女人，是朋友，也或许是其他。他们一起反对消费主义，嘲笑规范的生活，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巫昂那首《青年寡妇之歌》里写：“被盯得更恶毒／教育得更放荡／舍不得再嫁”。整个创作环境宽容、团结、互相促进，是女性主义的盛开，但这种盛开在今天看来是有点微妙的，可能是“另一种男性眼光下的盛开”。

男人们不再歌颂处女了，他们歌颂“天真的荡妇”，但“天真的荡妇”的内心和身体又有可能是纯洁的处女。就像《段丽在古城南京》，经过前面各种过度的渲染之后，忽然作者怀着一种根本不可能的逻辑，写道：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才第一次听当事人提起那个夜晚，但是仍然表达得相当隐晦，他是这样说的，谁又能想到呢，段丽原来是个处女。

这段话非常奇怪，首先从任何逻辑来说，段丽都不可能是处女。这个朋友这样说也可能是一种玩笑。但很显然，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还是觉得段丽有一种近乎可耻的单纯和天真。一种男性端详中的无知和可爱。

所以奇怪的是：即便他的语句和用词这么过分，到最后竟然也不觉得他就一定是男权主义者或者鄙视女性，反而觉得他对女性有另一种接近上帝目光的温柔。这种温柔令人没有办法从性别角度去批评。

就像当年的第六代导演一样，他们也非常喜欢写到“小姐”这个职业。 韩东有一篇著名的《美元硬过人民币》 ，提到的N市当然就是指南京，因为里面写到的“蓝旗街”正是南京的一条街。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生活很不如意的单身汉，带着老同学嫖娼的故事。这个人自己这么说：

多年来他都忙活了些什么呢？睡觉吃饭，靠给报纸副刊写一点狗屁文章勉强度日，跟在有钱的或者有权的后面蹭一些小快乐。

他住在蓝旗街，传说中的“红灯区”，自己却不知道。他没找过小姐，却要装作是个懂行的人，好像已经是尝遍快乐滋味的老手，带着老同学开开荤。“找小姐”这件事竟然成为他唯一可以跟老同学炫耀的技能，而他竟然还根本不具备这个技能。整个故事相当滑稽，过程从女性角度看来也是猥琐不堪，但总体来说体现了当时他们创作的几个重要主题：钱、女人和自尊的三重缺乏。

女性在他们笔下，更加类似于一种资源。如果占有这种资源，是对他们社会性失败的补偿。或者说只有这种资源还是带着一种感性的，而其他那些都更为难以获得。女性是虚无世界的一点温存，但无论以爱或者性的名义，她们都很难取得与男性同等重要的位置。

隔了将近二十年后我再次阅读他们的小说，我一边惊讶于这确实是华语文学中难得的、如同刚被捕上岸还在跳跃的鱼那样鲜活的语言，一边惊讶于小说中人们生活状态的悬空。小说里的“我”大多时候都无所事事，是边缘化的人物，偶尔写到主流的人，就充斥着范本化的想象。作者完全不想去理解那些真正处于生活中的人，只是加以调侃。调侃别人，也调侃自己。他们放松、无用，对社会的疏离，几乎就是新世纪一代文艺青年的共同状态。这样一种舒适的社会空间，现在不再有。甚至之后这种写作风格的继承者们，也不再有这种松弛的心态，反而无一不对被主流生活隔离充满了怨愤，觉得社会被权力、金钱和虚伪控制，而自己一无所获。

如果从现在掉头去看，更近乎奇迹。比如现在，如何想象还有三十多岁接近四十岁的男人，既不成家立业，也不折腾创业，而是闲晃着吗？没有了。现在的男人想要的是：两套房子和两个孩子，妻子全职在家。扎扎实实的生活。闲晃？不存在的，不可能的。

然而不管多么放松，他们也毫无疑问正被另一种野心烦恼，这种野心很显然跟女性没有关系，而是在于创作文学的新版图，掀翻一个旧世界。当时仿佛一切都是可能的，甚至就近在咫尺。

几乎就好像是唾手可得的一刹那，一切仿佛旋转球一般以加速度离开了。这不仅是关于文学，而是关于时代，关于未来……这也是我们那代人的共同感受。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残酷的结论。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文学所有的先锋实验都失败了。至少是：强度完全不够。至少是：没有一个真正完整的成果。与此同时，整个流派也以分崩离析而告终。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之前我跟朋友都在讨论村上春树为什么不能获奖，得知是莫言获奖后，我们这些无知的人，都在一厢情愿地说：“还不如给村上春树。”

之后就是比莫言小说更为荒诞的后续，比如莫言老家的萝卜都被拔光了，比如奖金还不够在北京买房。莫言从此变得更为谨慎沉默。

当时的我已经告别了漫长的媒体生涯，转而去做电影。那是新的权力场，核心在北京。也是因为这种文化的转移，南京渐渐被螺旋着抛出去，成了一个怀旧的城市。虽然我的前男友热爱写作，而且写得也不错，最后出了几本并不重要的书的人却是我。可能80后就是比70后更懂得一些生存的技巧。

我恰巧在2012年，也可能是2013年，因为工作关系见到了朱文。那个曾经生猛无比的年轻人，如今慈眉善目。他当然讲了一个关于莫言的笑话，但也没有多谈。比起以前，他可以说是心平气和。此时，他住在北京略远的别墅里，与妻子、心爱的狗，过着大概是安宁（或许也不乏焦虑）的生活，喜欢谈论佛教，喜欢去凯宾斯基买面包。

虽然我在年轻时就跟韩东他们熟悉过一阵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朱文。他存在于一些女人关于爱情的回忆里，存在于各路文艺青年的崇拜中，他及时撤出了文学圈，进入了影视圈。其敏捷程度，展示了一种聪明和果断。

朱文是不会一直待在南京的，而韩东会一直待在南京。如果要仔细想，一切都是清楚的。南京是什么？是温室，是故乡，是家。他们与南京的关系走向如果核对彼此的性格，简直昭然若揭。无论朱文多么温情地提起他跟韩东当年住在一条河的两岸，但事实上他不会留在这个城市，因为对他来说，如果这个城市是河流的话，那他肯定是条海鱼。他是个精力充沛的工科男，你在他的小说里看不到什么软弱或者踟蹰。他自信，心中有大海的方向。

我对这些人当时的真实状态或者恩怨情仇完全不了解。这一年我三十岁出头，再见到年轻时的偶像，却仿佛是一种迟来的自我省视，一种发人深省的端详。

我想的竟然是：我在二十多岁时应该去读更基础的文学。我应该去学习。我应该锻炼自己的文字。我应该去看世界。我本来不应该把那么多的时间放在南京的每个角落，我不应该在文艺的外衣下虚掷青春。

也就是在这个年纪，我才知道了自己的种种不足。而我的这种不足，大概不仅仅存在于我一个人身上，可能是一代文艺青年共同的问题。文艺这件衣服披上去非常简单，让一切庸俗的事物都有了颜色，当时的环境也鼓励我们这么做。一个好的世界确实应该有很多无用的人。但文艺本身无法掩盖人的平庸和浮躁。我在三十岁左右才清晰地了解到“文艺青年”和“文艺工作者”的区别。

闲晃者必须往前走。我当时的前男友，在我生小孩的同一年，也有了一个女儿。据说照顾了女儿一个月之后，他率先累得进了医院。就像他的精神偶像们曾经的小说里那些被调侃的男人一样，他稀里糊涂地进入了家庭生活。但又不同于小说里写的那样，成为一个平面的可笑的形象。我想他反而是鼓足了勇气。人到中年之后，与生活认真战斗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勇士。

也是在这一年，我从朋友圈得知吴宇清自杀的消息，还读了一个女孩子写的跟他恋爱的经历，事无巨细，像一篇小说。他带她去咖啡馆，去看电影，去台城长久地散步，他赞美她。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个时候，这些每天每天都在一对对的男男女女中发生。

韩东开始赞美外外的诗歌，说他是个诗歌天才，虽然在他生前，没有人对他的诗歌有任何兴趣，即使朋友间可能出于友谊评论过几次，也仅仅是敷衍吧。他的死产生了另一个想象的维度：一个一直以买单者身份游走在作家圈边缘的人，竟然比所有人对文学更为虔诚。他写诗，竭尽全力地写诗。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抱怨过说他情商不高，有一次在公开谈话上忽然猛烈抨击另一个人的诗歌，“虽然他说的是对的，但是那种场合……”没有人因此意识到他的认真。因为他之前把自己隐藏得太好了，仿佛一个玩票的人。这种对比或许只有我一个人感到了震撼。

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可能一钱不值，却渐渐成为了我们的命运。韩东在很多年前 《小城英雄之英特迈往》 出版接受采访时说：

“断裂”在当年是一个集体行为，今天已成为我个人的一种宿命。为什么？比如你采访我时要问我有关“断裂”的问题，别人也经常问起我有关“断裂”的问题，我就是一个“断裂”作家嘛。所以，我不想“断裂”都不可能了。既然是一种命运，我就只有拥抱它。我的“断裂”就是和非文学的干扰因素保持距离，有足够的警惕和机警。当初也许是我的选择，而现在我也只能这样走下去，勇往直前、英特迈往——开个玩笑。

如果把时间拉回到新世纪初，我们都不会想到韩东和朱文以后的生活是如此的平静，平静得甚至缺乏谈资。他们都结了婚，但都没有生小孩。妻子看上去都是乖巧贤良的形象，而且都不是文艺女青年。

不约而同地，朱文和韩东都开始进入了影视，因为文学的边缘化，其疆域日渐缩小，而影视的疆域却越来越大，能容纳更多。影视圈就是多年前的文学圈，还是那样， 韩东的《在码头》 就是小说气质的《在码头》，但朱文却想走得更远，他做了一点实验，又想拍更主流的电影，但主流的电影何其之难，就像主流的文学何其之难。

电影《在码头》的豆瓣短评有几条：“总体来说可以看出导演的审美品位，直男的视角贯彻全篇了。”“离自己的生活太远，没有办法打通任何一处共鸣的经脉。”“陌陌时代的影迷观众，根本无法再回到手机之前、朦胧诗之后的世纪初年代。”“本片是国产中年男诗人的群像，把这些玛丽苏病深度患者，盲目自信，热爱微笑展现得淋漓尽致。姑娘们啊一定多读书，一定远离诗人。”……如果时间回到新世纪初，我会根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什么叫“直男视角”，什么叫“离自己的生活太远”，什么叫“陌陌时代”，什么又叫“姑娘们一定要远离诗人”？然而现在，他们说的我都懂。不管是不是赞同，我知道自己已经切切实实处于曾经科幻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年份：2017。2018。2019。

我一直记得也反复想起那个场景：那天我让朱文在公司的办公室休息，再次推门进去，他正在半空中打坐。就在那一刹那，我惊呆了，我心想：“他浮起来了！他为什么能浮起来？！”我差点要叫起来，感觉往昔所有的岁月一起涌来跟我说“真的可以”……然后我发现他其实是坐在宜家那四十九元的白色方形茶几上，茶几上铺着的布恰巧遮住了茶几以及它的四条腿，一眼看去，他就像坐在布上浮在空中一样。

这不是一个关于幻灭的故事。这是关于所有那些美好的瞬间和幻觉。我们一代人两代人曾经一起拥有过。关于南京，关于青春，关于文学，关于一切无用阴郁却又美好的事物，它们统统过时了。但它们确实存在过，就在一米深的地下。

说回库斯图里卡。2017年的上海电影节上，宁浩宣布将携手电影大师库斯图里卡，以中国为拍摄背景合作新片。宁浩现场表达了对库导电影的喜爱：“昨天一见面我就说我是看你电影长大的。听说他要来，我赶紧说有没有计划合作？我太喜欢库导了。”对此，库斯图里卡说：“我是最坏的那只坏猴子。因为我能从各种奇怪的角度看到生命当中的力量。我同宁浩合作的这部电影，可能会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故事。”（以上来自新闻稿）库斯图里卡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并且会越来越近，渐渐地我在朋友圈看到他，他做了我某个朋友一部电影的监制， 我另一个朋友出版了他的自传 。他在2017年，也就是接近二十年后也不过才六十三岁。

怎么说呢，我对世界曾经有多么大的误解啊。我以为世界大到没有边，而我们的未来将在无法预测的地方。最后，当所有曾经遥远的东西慢慢靠近的时候，我们终于学会了在地上行走。 A2SZnXYkcTr4RkNPprplq9Uk/2m5//zTfMA+1tnj279OtJ6ImxK58Nw1531sDw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