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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原处
包慧怡·专栏
离开上海的深雪，重新滑行入海波尼亚的凛冬。剥开石楠的枯骨踏足那座二月的骨花园，夜晚的鹅卵石路闪烁不可言喻的光华。暮色中的圣三一学院美得令人心悸，灰色雉堞和钟楼的侧影勾勒着鬼魅的外形。都柏林，在这座灰色城市居住多年，此刻却是我第一次栖身它灰色的深心，在离开近三年后的今天。虽然严冬夺走了所有的树叶，学院的深心却翻动着青翠的碧意，早春即将在花瀑中炸响，但此刻一切静默，一切含雨，一切无色。
抵达当日，女孩们带我坐在满是镜子、甜品塔、花朵墙纸的Ladurée喝下午茶，马卡龙上的树莓和玫瑰花瓣仍沾着露珠，即使不再能带来往日光阴，马德莱娜小蛋糕仍散发危险的香气。此前，F和我在Parfumarija 再次吸入MDCI的美丽海伦、五月心、红衣主教之罪，最后却买下了带有利摩日瓷像的托普卡匹琥珀，一座男香；她则买下Frédéric Malle的一轮玫瑰，“此玫瑰之后再无玫瑰”。所以只是为了再次被美好的物质包围，再次和女孩们继续三年前未说完的絮语而重返吗？生命寂静无光，离开海波尼亚后，我只能在死去的物象中做梦。夜晚降临，S带我穿过格拉芙顿大街两旁的迷宫小巷，进入一家镜子更模糊，枝形灯更高，杯盏汇成水晶河流的法餐厅，天花板垂下捕梦的圆球，第一杯酒沾唇之前我已回到Belle Époque，回到那个凭着青春的幻觉和天才的错觉就能活过所有灾难的年代。时差在永恒中消失，或者永恒在时差中显现，我的心中流淌着疲惫的温柔，对那晚说了什么一无所忆。
Fil súil nglais fégbas Érinn dar a hais;noco n-aicébá íarmothá firu Érenn nách a mná
有一只蓝眼睛将回眸看着爱尔兰；
它将再也看不见爱尔兰的男男女女……
——11世纪中古爱尔兰语匿名抒情
但是X，那个我视作海波尼亚之光的小姐姐，她在寒夜里逃离她完美的婚姻，完美的丈夫和儿子，滑入我跳动着虚假火焰和真实暖意的壁炉客厅，蜷缩在沙发一头落地灯的伞状光晕下，告诉我她在新工作中的绝望，她和女友的性，她和肤浅而美貌的爱尔兰年轻男孩的爱，以及多年来她的婚姻如何是一场心照不宣的open marriage。她用诱引、空白、言语的倒影、不可追问的隐喻，将我织入叙事之网。我摸不到这份绝望的核心，只能隐约触碰到它外缘的冰凌，无言以对，内心又充满怜惜。在海波尼亚，为了活下去，一切都可以并且应当被解构、重塑和重述，不是么。十年前我过着类似的生活，却再未能像二十岁那样抱着死的欲望去爱。百合心（coeur d'artichaut）——一种外表杂，内心空洞的生物——不是应该译朝鲜蓟之心么？依稀记得零八年是我的百合心之年，正午和一个男孩分开（因为他承认“无法在六月为我种出黄水仙”之类荒唐又正当的理由）午夜就躺在下一个的床上，手指抚过后者宿舍里顶天立地的书架上一排排古希腊语精装本的书脊，想着身下简陋的板床会在哪一瞬散架；没多久又和黄水仙男孩坐十六小时火车去了西安，在空无他人的午夜影院后排抚摸他的性器，心里思念着某个两年前就放弃我的人。裹挟一颗百合心行走的人步伐总是狐狸般轻盈，轻到让自己害怕，轻到万物成为一切更重之事的先声和惩罚。那一年我不快乐，一点也不，只是写了很多诗。王尔德说有两种悲剧，得不到渴望的和得到渴望的一切，后一种自然是更绝望的。那一年我仍被学院保护着，只是学院再也不能让我看见希望。
我也以我的方式小心翼翼地爱着X，她实在太闪亮，就算有裂痕，也是暖着玫瑰茶的温润瓷壶，谁不想在那样的瓷上留下刻痕呢，一个指甲印也好。我知道她终会获得新生。S也是。那天晚上我们在两年前接吻的街口告别，S要回到丈夫和比天使更柔嫩的女儿身边，我则回那片王尔德与贝克特躺着看黑鸟的三一学院的草坪。十多年前我已发现女孩的嘴唇吻起来比男孩更甘甜，绵软又有弹性，吻的时候仿佛四片云在打招呼，仿佛打开云的深渊，但在S之后我没有再吻过别的女孩。三十岁之后，罗曼司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植根于文献、丈夫和猫，还有飞行。飞行一次次把我带离原地，投放到地球各个角落的一个又一个原地，至少在降落前，我仍相信自己正去往未知。
但是和H爷爷的会面令人心碎。去年夏天他从海波尼亚飞到英国看我，我们一起在勃朗特姐妹故居用铅笔抄写《呼啸山庄》，漫步于艾米莉心爱的哈沃斯荒原，看狂风撕扯沼泽棉花的白发，然后一起前往泰德·休斯出生的乡村，很费劲地找到了荒草丛生的普拉斯墓。那是一座新墓园，休斯的家人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未能接受这个因自杀而让休斯背上骂名的诗人媳妇，将她迁出了家族墓地；一如她的读者至今未能原谅休斯，一再从她墓碑上（刻着他为她选的墓志，出自《西游记》的句子）刮去他的名字。隔壁的教堂墓地正举行社区摇滚节，对自己的美貌毫不在意的少女们盘腿背靠着墓石咀嚼三明治，小孩子们叉开腿骑在一座座雕着天使的石棺上……这是摇滚节的最后一天，墓地里飘散着残余的香肠和啤酒味，我们在墓碑丛中度过了宛如永生的一天。回国后他很快寄来了新写的诗，我却整整七个月完全没有回信，对诗的珍重也不足以解释这样的失礼。此刻我只有尬笑着道歉：“这半年我活在深屎里……”“没事，我已经了解你的节奏了。你浮上来吸一口气，然后潜下去，最终你会再次出现在某处水面。”坐在我们长谈过无数次的Neary's酒吧，喝着不知道第几杯hot port，我听他说着妻子的眼疾、妻子姐姐刚做完的大手术（“下周二就会知道，是否还能够化疗”）、九十岁母亲日益丧失的行动力和倔强的脾气、过去几个月在北爱与爱尔兰之间无暇喘息的往返：“人们倾向于以为，疾病只是‘常态’之间的插曲，是一个只要挺一挺就会过去的阶段。而我逐渐意识到，从今往后或许它就是常态。”
我没有告诉他几个月前做的噩梦。在梦中，我和爸爸一起踩着一辆双人脚踏车，妈妈坐在后排，我们正赶路去别处。我一直踩一直踩，只觉得越来越费劲，仿佛身边的爸爸完全没有用力，仿佛爸爸已经不在了——然后在梦的褶中恍然意识到，爸爸当然已经不在了，二十多个月前就永远不在了。迟钝地意识到这个事实，身体和心彻底空了。在梦的结尾，我依然一个人不停地踩着踏板，心里想着妈妈啊，我们是所谓的孤儿寡母了。妈妈真可怜啊。
H说，兰花和柠檬树都还活着，植物总有更坚韧的生命。他和妻子住在一座教堂里，确切说是教堂的一部分中——整座教堂被改建成十几间公寓于是每户人家都拥有了信仰的某个部件，玫瑰窗、祭坛、中殿墙的残骸—柠檬树养在原先唱诗班安置管风琴的悬石上，每到深冬就结出由绿转黄的果实，隐匿在窗玻璃后，躲开崩坍中的世界，一宗私人奇迹。H在诗中写过，“黄色是我的色彩”。我以为能够在二月初的都柏林看见第一批绽放的黄水仙，然而没有，倒是临走前在凤凰公园有鹿群出没的老松树底下看见了第一批星罗棋布的芽——准确地说是叶片，深绿，厚，笨拙地向上抽着水分的黄水仙叶片，谁能想象这些圆叶尖中孕育的泪滴状春天？
两年前的毕业典礼之后，我以为近几年不会再踏上海波尼亚的国土。可是重返的契机总会随时出现：偶然间与一名来访复旦的爱尔兰教授交换了诗集（他送我他编辑的阿什贝利，我送他我翻译的毕肖普），然后在双方同事的促成下有了这次研讨会——会议主题和的专业一点关系也没有，“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这个词要到17世纪中叶才初次在英语中出现，中世纪研究者轻言这个词便是犯了年代误植的错误——可我还是写了这篇名为《中世“世界主义”：中古英语抒情诗中的异域》的论文（好吧，其实是在前往都柏林的飞机上才写完，确切说是研讨会当天凌晨四点才在旅舍写完最后一段）并蹭进了会议，为了去岛上“探望导师，再和老朋友们喝几杯”（真的吗），或者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把它译成中文投给某期刊（哈！）。那位教授甚至在会议之外安排了我和H爷爷，以及另两任爱尔兰国家诗人的诗歌朗诵会，多少令人不安，因他们都是我穷尽一生只希望多少可以接近的写作者。其中唯一的女性P见到我便握着我的手说，你记得吗，今天恰好是圣布丽吉特节。
我当然记得。布丽吉特是爱尔兰女性的主保圣人，诗歌、井水和矿物的守护者，她的节日也被称作“诗人之春”（Imbolc）。两年前的圣布丽吉特节前夕，收到P从都柏林寄来的组诗《堪舆》八十一首中的最后两首，并附言：“我将《堪舆》献给圣布丽吉特，一位藏在多重伪装下的异教缪思，也愿她对你的劳作充满善意。”那夜，上海落着罕见的鹅毛大雪，但没能像今年这样积起来。P不知道那时还没出版的《堪舆》英文版将由另一名我们都不相熟的女编辑交到我手中（这位爱尔兰姑娘后来嫁给了上海新郎），也不知道收到她邮件的时候我正在给手头刚译完的她的诗集写序；我则不知道，不多不少一个月后的这一天，我将以P多年前一样的方式失去父亲，带走他们的是同一种疾病。
我只是还没有办法像她一样，用诗歌去诉说这份丧失。也许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那样也好，诗是遗忘居住的地方，而我选择铭记。
临走前两天是乔伊斯的生日，天晓得这个人怎么会是水瓶座（2月2日）。虽然近在咫尺，四年多中竟然一次也没有去过乔伊斯中心，“因为《芬尼根守灵夜》没读完啊”；“老实说，《尤利西斯》也没读完”。在都柏林的第三年，出版社给我寄了《芬尼根守灵夜》中译本的第一卷，我读到了比读原文时更往后的章节，但依然没读完，而且还在回国前把书送给了药店老板。这家名叫Sweny's的药剂店仍像一个半世纪前那样坐落在林肯小广场，出售各种用古董棕瓶装的神奇液体，以及《尤利西斯》中令布鲁姆魂牵梦萦的柠檬香皂，用的还是19世纪中叶的老方子——真的特别好闻每次回国前我都会买上一打，送人和洗手之外，放一块在书桌上，走神的时候拿起来吸一鼻子，骗自己说获得了乔伊斯的专注力加持。2015年布鲁姆日那天，我刚交了论文在等答辩，那日就和S一起头戴圆草帽，穿着放荡的曳地裙跑去Sweny's听朗诵（乔伊斯中心安排的布鲁姆日庆祝的一部分），大部分时间我都醉得没听进一个词。但是药店老板从一只老抽屉里取出一块柳树皮放到我们鼻子下：“百年老药材！……”又攀上梯子从药剂柜顶拿下各种语言的《尤利西斯》译本给我们看，自豪地说中译本是译者本人送他的。于是我一冲动就把书包里死沉的《芬尼根守灵夜》第一卷送给了他（为什么会随身背着啊），等我想起来这书不是我译的（戴从容老师对不起哦），已经在对面酒吧边喝第五还是第六轮燕麦酒边听一位美貌绝伦的女演员斜倚在沙发上表演“莫莉的独白”，我们头上的帽子早已不见踪影……
还是没有完整读完他《都柏林人》外的任何作品，倒是对他写给诺拉那封命名了十多种屁的露骨情书印象深刻。一起来开会的同事是乔伊斯专家，所以终于与她一起来到这个中心，乔伊斯并没有在这里住过，但大门是从不远处的埃克莱斯街7号（书中布鲁姆的真实地址）拆下来的……文学朝圣总是无法摆脱滑稽的成分。但逡巡于此地幽暗的房间内，穿梭于旧照片、旧衣物、旧手稿的鬼魅丛林中，还是想起了乔伊斯与天主教爱尔兰决裂后再未踏上故土，想起诺拉爱上并终身追随的是乔伊斯那副美妙的男高音歌喉而不是他的小说，想起了玛利亚在《泥土》（《都柏林人》的第十个故事）结尾颤抖着唱出的那支歌——在本该唱第二节的地方，玛利把第一节歌词又唱了一遍，但是没有人纠正她：
我梦见居住在大理石厅堂身边簇拥着诸侯和仆佣，在四壁围起的所有人中我是那骄傲与希望；
我的财富数不胜数，能夸耀一个古老高贵的姓氏，
但我还梦见（这最叫我欢喜）你依然爱我如初……
是的，我希望能让爱重现，在一切的一切中。我不那么在意获得爱，因为所谓被爱的意思不过是成为特定的人生命中一个特定时刻做梦的原料，但我需要亲自去做完我的梦，去梦见所有的死者，去梦见所有正缓缓步入死亡的美丽生者，去梦见，去深爱所有的异乡和故土。